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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博望烧屯》是排演三国故事的元杂剧中较为典型的代表，无论就其自身的戏曲价值，还是对研究三国故事在元代的传播、演变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剧中存在着不少移花接木、张冠李戴的现象。通过对该剧及相关剧目中这些现象的研究，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元代普通民众的正闰思想。因此，对《博望烧屯》中存在的这种现象进行研究是进一步研究该剧的前提基础。
关键词：元杂剧 《博望烧屯》 移花接木 帝蜀寇魏
《博望烧屯》是元杂剧中仅存的9种三国戏文之一，无名氏所撰，相较于所谓元明之际的三国戏而言，是为数不多可以确定为元代的作品之一。在诸多的文献资料中虽然常有提及，但对该剧的专门研究却十分鲜见。
一.《博望烧屯》中的移花接木
杂剧《诸葛亮博望烧屯》在《录鬼簿续编》、《也是园书目》、《今乐考证》、《曲录》等著作中均有著录。现在存世的有《元刊古今杂剧三十种》本、脉望馆钞校本、《孤本元明杂剧》本、《元曲选外编》本。该剧重点表现的是诸葛亮初出茅庐后指挥的第一次抗曹战役，体现了诸葛亮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全剧共分为四折：第一折写诸葛亮在刘、关、张三兄弟的第三次拜谒中出山：第二折写面对夏侯惇率领的十万曹军，诸葛亮是如何分兵派将。第三折写夏侯惇十万大军先后被赵云、刘封、关羽杀的落花流水，水淹火烧之下，只剩下一百人，在骗过奉令截击的张飞后逃回；第四折写曹操使管通来作说客招降诸葛亮，双方斗智，管通被囚，双方罢战。
但事实上剧中所演是一个被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的故事。无论是发生时间还是人物，都与史实不符。
首先是人物的不符。三国历史上，火烧博望坡、计败勇将夏侯惇的是刘备，并不是诸葛亮。
《三国志·先主传》记载：“（刘表）使拒夏侯惇、于禁等于博望。久之，先主设伏兵，一旦自烧屯伪遁，惇等追之，为伏兵所破。”[1]
另《三國志·李典传》记载：刘表使刘备北侵，至叶，太祖遣典从夏侯惇拒之。备一旦烧屯去，惇率诸军追击之，典曰：“贼无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狭窄，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听，与于禁追之，典留守。惇等果入贼伏里，战不利，典往救，备望见救至，乃散退。[2]
据以上历史资料可知，是刘备在博望烧屯，引曹操的大将进入了伏击圈。
其次是时间的不符。三国历史上，火烧博望发生在诸葛亮出山之前，而不是在此之后。
据《资治通鉴·卷六十四》记载：（建安七年）刘表使刘备北侵，至叶，曹操遣夏侯惇、于禁等拒之。备一旦烧屯去，惇等追之。裨将军巨鹿李典曰：“贼无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狭，草木深，不可追也。”惇等不听，使典留守而追之，果入伏里，兵大败。典往救之，备乃退。[3]
随后，《资治通鉴·卷六十五》才记载：（建安十二年）徐庶见备于新野，备器之。庶谓备曰：“诸葛孔明，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备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备由是诣亮，凡三往，乃见。[4]
可见火烧博望是建安七年发生的事，而三顾卧龙则是在建安十二年才发生的事，两事相隔五年之久。
无论是从火烧博望坡的过程来看，还是从战役发生的时间来看，我们都看不到诸葛亮的影子。显然，他没有为这场战役出谋划策，更不可能是这场战役的主导者与策划者。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一部写火烧博望的戏，非要在第一折先叙述刘关张第三次去卧龙冈请诸葛亮出山，随后才是博望烧屯。因为历史上博望烧屯时，诸葛亮尚未出山，所以为了剧情需要，剧作家只有移花接木，将诸葛亮出山时间提前在博望烧屯，这才能为随后的剧情发展张本。[5]
然而，《博望烧屯》却不是元杂剧中唯一一个对火烧博望坡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的。从王实甫《西厢记》第二本第一折的唱词“则没那诸葛孔明，便待要博望烧屯”来看，“博望烧屯”故事在元代早期就已移植为诸葛亮故事了。[6]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杂剧家们为何要把刘备的功劳移植到诸葛亮的身上？
一般性的研究认为，将历史上一场由刘备指挥的原本规模、战果都不大的火烧博望坡进行夸大处理，写成一场辉煌的以少胜多的重要战役，并把功劳转到诸葛亮身上，主要是为了塑造诸葛亮的智者形象，充分表现他神鬼莫测的军事指挥才能。剧中的诸葛亮智慧超乎寻常，才能出类拔萃，远非常人可及。这显示出在一些元人心目当中，诸葛亮是有着近乎神仙般的声名和威望的。[7]
如果把关注的目光从诸葛亮转回到刘备身上，我们可以发现，杂剧的移花接木更多的是“帝蜀寇魏”民族情节的体现和对刘备宽仁厚德的仁君形象的赞美。
二.“帝蜀寇魏”思想对剧本创作的影响
在历史上，关于蜀魏的正统之争从未停止过，即便是同为司马氏建立的东西两晋和赵氏家族建立的北宋与南宋，对待蜀魏正统地位的态度也是不同的。在西晋时，由于中国悠久历史上有以统治中原者为正统的传统，因此陈寿的《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蜀、吴为僭伪。后来，中原地区被羌、鲜卑、匈奴、氏、羯的统治者占据，史称“五胡乱华”，司马睿在建业（即今江苏南京）建立了新朝廷，史称东晋。在这种少数民族占据中原的复杂形势下，东晋政权为了给自己寻求一个正统的地位与名份，在历史上首倡“帝蜀寇魏”论，以“血统”定正统，提出“蜀以宗室为正，魏武虽受汉禅晋，尚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为汉亡而晋始兴焉。”[8]
而北宋时，无论是以“五德终始”说为由，还是从欧阳修、司马光等人的“功业”标准来看，都是进魏为正统的。而靖康之变后，金人统治北方，宋王室南渡，偏居江南，其正统观念标准由北宋的注重“功业”标准转向以“名分”、“道德”为正统标准。因此在魏蜀正闰问题上便以“名分”和“道德”标准进蜀为正统。[9]
而元代与东晋、南宋有其相似之处，也出现了“夷狄主中华”的局面。元朝统治者推行野蛮的民族歧视政策，把人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还作出一些极其不平等的规定。在这种社会环境与民族政策统治下的社会各个阶层尤其是南宋遗民，在对待魏蜀“正闰”问题时，与东晋、南宋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普遍有着一种“帝蜀寇魏”的情绪，人们更加喜欢和怀念具有仁德之名的刘备。 正是出于对刘备的这样一种特殊情结，元人在三国故事的传播中往往会刻意的把刘备塑造成仁君圣主、道德楷模的形象。他礼贤下士、宽厚仁德、以复兴汉室为己任。试想，如果由这样一位近乎完美的仁德之君亲自策划一场烧死淹死近十万人的战争会是怎样的残酷？这将是对刘备形象的破坏，是元人尤其是底层的普通受众无法接受的，他们更愿意相信这样残酷的战争和仁慈的刘备没有直接的关系。
于是，为了迎合观众们的喜好，杂剧的创作者们便把原本残酷的战争做了如下的三個处理：第一，第一折里插入第三次访贤请贤的内容。这样就对诸葛亮的出山时间进行了移花接木，为诸葛亮指挥火烧博望提供了可能；第二，将指挥者换成诸葛亮。这样既可以充分表现诸葛亮神鬼难测的军事指挥能力，用事实证明“三顾茅庐”的付出是值得的，又使刘备避免了直接参与和策划如此血腥的战斗，起到了维护刘备良好形象的作用；第三，处处设置笑料，营造轻松愉快的氛围。尽管刘备集团取得了军事上的阶段胜利，但只要有战争，必然会令人感到血腥。因此，从第一折开始，张飞就时时处处插科打诨，第二折赌头挂印更是令人捧腹，第三折又有夏侯惇出来跳梁，第四折则又有管通出场，备受愚弄。每一折都使观众完全沉浸在轻松欢快的氛围中，丝毫不会觉察到战争的残酷，从而削减了战争的残忍对刘备形象的损害。
其中的两项处理都是移花接木，第一处将诸葛亮出山移到火烧博望之前，在第一折中，为人们塑造了一个求贤若渴的明君形象；第二次移花接木把火烧博望的主人公设置为诸葛亮，刘备不再是战争的策划者与实施者，避免了在他身上体现战争的血腥与残酷。甚至历史上多次冲锋陷阵、临战迎敌的刘备在此时也没有和关、张等人一样冲入杀场，而选择了留守后方。这都表明了元人为塑造一位宽厚温和的谦谦君子而抹去其身上的负面影响而作出的努力。
除了《博望烧屯》的移花接木现象外，元代其他排演三国故事的杂剧也会使用移花接木的方式将刘备的故事转移到其他人的身上，使刘备与替代者的形象更加深刻、集中、生动，使情节发展更为合理。把“鞭打督邮”和“斩蔡阳”分别转嫁到了张飞和关羽的身上便是这种现象的典型代表。
综合来看，以《诸葛亮博望烧屯》为代表的元代三国戏，对刘备存在着不少的移花接木现象。如果孤立地分析单个剧本，似乎可以认为这种现象是为了突出该剧主人公如诸葛亮、关羽或张飞的形象而为之，但如果把这些剧目综合起来分析，我们会发现，原本骁勇善战、有勇有谋的刘备变成了谦谦君子的形象，他的那些与这一特质不符的行为被转移到了其他人的身上。这一些现象的产生显然是受到了当时社会环境下的“帝蜀寇魏”思想的影响。
注 释
[1]（晋）陈寿撰.《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2011
[2]（晋）陈寿撰.《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2011
[3]（宋）司马光撰.《资质通鉴》.北京：中华书局.2011
[4]（宋）司马光撰.《资质通鉴》.北京：中华书局.2011
[5]朱明辉.相看两不厌——元杂剧三国戏与《三国志》对比研究.[D].湖南科技大学.2015
[6]涂秀虹.元明小说戏曲关系研究.[M]上海三联书店.2004.
[7]刘大印.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诸葛亮形象流变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8]（唐）房玄龄.《晋书·列传第五十二·习凿齿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
[9]金洪成.宋、金时期魏蜀正闰观研究.[D]宁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
关键词：元杂剧 《博望烧屯》 移花接木 帝蜀寇魏
《博望烧屯》是元杂剧中仅存的9种三国戏文之一，无名氏所撰，相较于所谓元明之际的三国戏而言，是为数不多可以确定为元代的作品之一。在诸多的文献资料中虽然常有提及，但对该剧的专门研究却十分鲜见。
一.《博望烧屯》中的移花接木
杂剧《诸葛亮博望烧屯》在《录鬼簿续编》、《也是园书目》、《今乐考证》、《曲录》等著作中均有著录。现在存世的有《元刊古今杂剧三十种》本、脉望馆钞校本、《孤本元明杂剧》本、《元曲选外编》本。该剧重点表现的是诸葛亮初出茅庐后指挥的第一次抗曹战役，体现了诸葛亮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全剧共分为四折：第一折写诸葛亮在刘、关、张三兄弟的第三次拜谒中出山：第二折写面对夏侯惇率领的十万曹军，诸葛亮是如何分兵派将。第三折写夏侯惇十万大军先后被赵云、刘封、关羽杀的落花流水，水淹火烧之下，只剩下一百人，在骗过奉令截击的张飞后逃回；第四折写曹操使管通来作说客招降诸葛亮，双方斗智，管通被囚，双方罢战。
但事实上剧中所演是一个被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的故事。无论是发生时间还是人物，都与史实不符。
首先是人物的不符。三国历史上，火烧博望坡、计败勇将夏侯惇的是刘备，并不是诸葛亮。
《三国志·先主传》记载：“（刘表）使拒夏侯惇、于禁等于博望。久之，先主设伏兵，一旦自烧屯伪遁，惇等追之，为伏兵所破。”[1]
另《三國志·李典传》记载：刘表使刘备北侵，至叶，太祖遣典从夏侯惇拒之。备一旦烧屯去，惇率诸军追击之，典曰：“贼无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狭窄，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听，与于禁追之，典留守。惇等果入贼伏里，战不利，典往救，备望见救至，乃散退。[2]
据以上历史资料可知，是刘备在博望烧屯，引曹操的大将进入了伏击圈。
其次是时间的不符。三国历史上，火烧博望发生在诸葛亮出山之前，而不是在此之后。
据《资治通鉴·卷六十四》记载：（建安七年）刘表使刘备北侵，至叶，曹操遣夏侯惇、于禁等拒之。备一旦烧屯去，惇等追之。裨将军巨鹿李典曰：“贼无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狭，草木深，不可追也。”惇等不听，使典留守而追之，果入伏里，兵大败。典往救之，备乃退。[3]
随后，《资治通鉴·卷六十五》才记载：（建安十二年）徐庶见备于新野，备器之。庶谓备曰：“诸葛孔明，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备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备由是诣亮，凡三往，乃见。[4]
可见火烧博望是建安七年发生的事，而三顾卧龙则是在建安十二年才发生的事，两事相隔五年之久。
无论是从火烧博望坡的过程来看，还是从战役发生的时间来看，我们都看不到诸葛亮的影子。显然，他没有为这场战役出谋划策，更不可能是这场战役的主导者与策划者。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一部写火烧博望的戏，非要在第一折先叙述刘关张第三次去卧龙冈请诸葛亮出山，随后才是博望烧屯。因为历史上博望烧屯时，诸葛亮尚未出山，所以为了剧情需要，剧作家只有移花接木，将诸葛亮出山时间提前在博望烧屯，这才能为随后的剧情发展张本。[5]
然而，《博望烧屯》却不是元杂剧中唯一一个对火烧博望坡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的。从王实甫《西厢记》第二本第一折的唱词“则没那诸葛孔明，便待要博望烧屯”来看，“博望烧屯”故事在元代早期就已移植为诸葛亮故事了。[6]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杂剧家们为何要把刘备的功劳移植到诸葛亮的身上？
一般性的研究认为，将历史上一场由刘备指挥的原本规模、战果都不大的火烧博望坡进行夸大处理，写成一场辉煌的以少胜多的重要战役，并把功劳转到诸葛亮身上，主要是为了塑造诸葛亮的智者形象，充分表现他神鬼莫测的军事指挥才能。剧中的诸葛亮智慧超乎寻常，才能出类拔萃，远非常人可及。这显示出在一些元人心目当中，诸葛亮是有着近乎神仙般的声名和威望的。[7]
如果把关注的目光从诸葛亮转回到刘备身上，我们可以发现，杂剧的移花接木更多的是“帝蜀寇魏”民族情节的体现和对刘备宽仁厚德的仁君形象的赞美。
二.“帝蜀寇魏”思想对剧本创作的影响
在历史上，关于蜀魏的正统之争从未停止过，即便是同为司马氏建立的东西两晋和赵氏家族建立的北宋与南宋，对待蜀魏正统地位的态度也是不同的。在西晋时，由于中国悠久历史上有以统治中原者为正统的传统，因此陈寿的《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蜀、吴为僭伪。后来，中原地区被羌、鲜卑、匈奴、氏、羯的统治者占据，史称“五胡乱华”，司马睿在建业（即今江苏南京）建立了新朝廷，史称东晋。在这种少数民族占据中原的复杂形势下，东晋政权为了给自己寻求一个正统的地位与名份，在历史上首倡“帝蜀寇魏”论，以“血统”定正统，提出“蜀以宗室为正，魏武虽受汉禅晋，尚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为汉亡而晋始兴焉。”[8]
而北宋时，无论是以“五德终始”说为由，还是从欧阳修、司马光等人的“功业”标准来看，都是进魏为正统的。而靖康之变后，金人统治北方，宋王室南渡，偏居江南，其正统观念标准由北宋的注重“功业”标准转向以“名分”、“道德”为正统标准。因此在魏蜀正闰问题上便以“名分”和“道德”标准进蜀为正统。[9]
而元代与东晋、南宋有其相似之处，也出现了“夷狄主中华”的局面。元朝统治者推行野蛮的民族歧视政策，把人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还作出一些极其不平等的规定。在这种社会环境与民族政策统治下的社会各个阶层尤其是南宋遗民，在对待魏蜀“正闰”问题时，与东晋、南宋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普遍有着一种“帝蜀寇魏”的情绪，人们更加喜欢和怀念具有仁德之名的刘备。 正是出于对刘备的这样一种特殊情结，元人在三国故事的传播中往往会刻意的把刘备塑造成仁君圣主、道德楷模的形象。他礼贤下士、宽厚仁德、以复兴汉室为己任。试想，如果由这样一位近乎完美的仁德之君亲自策划一场烧死淹死近十万人的战争会是怎样的残酷？这将是对刘备形象的破坏，是元人尤其是底层的普通受众无法接受的，他们更愿意相信这样残酷的战争和仁慈的刘备没有直接的关系。
于是，为了迎合观众们的喜好，杂剧的创作者们便把原本残酷的战争做了如下的三個处理：第一，第一折里插入第三次访贤请贤的内容。这样就对诸葛亮的出山时间进行了移花接木，为诸葛亮指挥火烧博望提供了可能；第二，将指挥者换成诸葛亮。这样既可以充分表现诸葛亮神鬼难测的军事指挥能力，用事实证明“三顾茅庐”的付出是值得的，又使刘备避免了直接参与和策划如此血腥的战斗，起到了维护刘备良好形象的作用；第三，处处设置笑料，营造轻松愉快的氛围。尽管刘备集团取得了军事上的阶段胜利，但只要有战争，必然会令人感到血腥。因此，从第一折开始，张飞就时时处处插科打诨，第二折赌头挂印更是令人捧腹，第三折又有夏侯惇出来跳梁，第四折则又有管通出场，备受愚弄。每一折都使观众完全沉浸在轻松欢快的氛围中，丝毫不会觉察到战争的残酷，从而削减了战争的残忍对刘备形象的损害。
其中的两项处理都是移花接木，第一处将诸葛亮出山移到火烧博望之前，在第一折中，为人们塑造了一个求贤若渴的明君形象；第二次移花接木把火烧博望的主人公设置为诸葛亮，刘备不再是战争的策划者与实施者，避免了在他身上体现战争的血腥与残酷。甚至历史上多次冲锋陷阵、临战迎敌的刘备在此时也没有和关、张等人一样冲入杀场，而选择了留守后方。这都表明了元人为塑造一位宽厚温和的谦谦君子而抹去其身上的负面影响而作出的努力。
除了《博望烧屯》的移花接木现象外，元代其他排演三国故事的杂剧也会使用移花接木的方式将刘备的故事转移到其他人的身上，使刘备与替代者的形象更加深刻、集中、生动，使情节发展更为合理。把“鞭打督邮”和“斩蔡阳”分别转嫁到了张飞和关羽的身上便是这种现象的典型代表。
综合来看，以《诸葛亮博望烧屯》为代表的元代三国戏，对刘备存在着不少的移花接木现象。如果孤立地分析单个剧本，似乎可以认为这种现象是为了突出该剧主人公如诸葛亮、关羽或张飞的形象而为之，但如果把这些剧目综合起来分析，我们会发现，原本骁勇善战、有勇有谋的刘备变成了谦谦君子的形象，他的那些与这一特质不符的行为被转移到了其他人的身上。这一些现象的产生显然是受到了当时社会环境下的“帝蜀寇魏”思想的影响。
注 释
[1]（晋）陈寿撰.《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2011
[2]（晋）陈寿撰.《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2011
[3]（宋）司马光撰.《资质通鉴》.北京：中华书局.2011
[4]（宋）司马光撰.《资质通鉴》.北京：中华书局.2011
[5]朱明辉.相看两不厌——元杂剧三国戏与《三国志》对比研究.[D].湖南科技大学.2015
[6]涂秀虹.元明小说戏曲关系研究.[M]上海三联书店.2004.
[7]刘大印.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诸葛亮形象流变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8]（唐）房玄龄.《晋书·列传第五十二·习凿齿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
[9]金洪成.宋、金时期魏蜀正闰观研究.[D]宁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