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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62.6文献标识码：A
摘要：知识产权是一种特殊的财产权，其具有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的双重属性，对知识产权进行适度的私权保护具有合理性。本文运用法律经济学对知识产权制度内在的经济理性进行分析，试述对知识产权进行有限制保护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关键词：知识产权；经济分析；保护限制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其著作《经济学》中表明：经济学研究的是一个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生产有价值的物品和劳务，并将他们在不同的人中间进行分配。[1]经济学的出发点是：一、假定行为主体是经济人、主体的行为是理性的、主体的目标是效用的最大化；二、假定资源稀缺。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研究知识产权，无疑也需要讨论资源的稀缺性及权利最优分配。
一、知识产品的性质
知识产权的内容，大卫·D·弗里德曼认为，著作权法保护的是表达而不是思想，专利法保护的是思想而不是表达方式。[2]那么，作为知识的表达方式（著作权）或者思想（专利权）为什么可以被保护？知识为什么应当受到保护？而作为无形资产的知识，为什么有些可以被个人拥有，而另外一部分不可以？
法经济学之所以认为知识是一种资源是因为它具有经济属性（1）知识具有效用性，包括知识的经济效用、权利效用、技术效用、信息效用和竞争效用等。（2）知识具有可交易性，知识这种智力成果能通过交易而实现其财产性的权利。[3]（3）知识具有稀缺性，知识信息不是一种天然生成的资源，人们可以不断的获取知识，然而知识供应在一定时期内是有限的、稀缺的。同时，法经济学认为知识具有公有与私有双重性质。一方面，知识资产具有一定的公共性。一个人对知识的使用并不减少或排斥他人对该知识的使用，而且其自然属性或技术属性意味着要排他使用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另一方面，知识资产又具有一定的排他使用性。对一定时期内有限知识资产的争夺使得保密成为必要并使得排他性使用（在特定的时空下只能为某一特定的主体所使用或消费）的实现成为可能。[4]
二、关于知识产品的两种假设
知识在一定时间内是稀缺的、有限的，并且同时具有公有与私有的双重性质，那么如何对知识资产界定产权才是有效率的呢？
巴塞尔认为，专利制度会造成很多人为了竞争专利权而展开争先恐后的重复研究，而专利权只授予最早的申请人，这种重复即争先的费用对社会是有害的。[5]那么，假如我们把知识产品当做公共产品的话，其边际成本为零；如果将知识资产私有化，则边际成本增加；基于节约社会成本的角度考虑似乎把知识产品全部公共产品是合理的。然而，一项经济活动会给行为人以外的人带来正负影响。知识产品公开社会公众就可以通过学习而获得，该行为同样会产生正负外部性。以企业为例。非创新企业可免去创新成本，从而生产出更多质优价廉的知识产品，使整个社会财富都增加，即知识产品外部性的正效应。同时，创新企业和非创新企业之间进入博弃，在这个博弃当中，选择知识生产就等于亏损，那么就在根本上抑制了企业知识生产的积极性，整个社会福利也随之下降。因此，将知识产品完全公有化表面上是节约社会成本，实际上造成了很严重的负外部性。
那么将知识产品完全私有化是否可行呢？答案是不行的。第一，特定思想的表达若被私有化将违背知识产品保护的初衷。正如大卫·D·弗里德曼所言，新单词新语法若被赋予财产权，那么与说和写相关的交易成本在语言私有的世界里是非常高的。同样的，一个新的计算方法被私有化，可以想象作为理性的主体，大家宁愿使用旧的计算方法，这将严重阻碍知识的传播与发展。第二，当排他使用代价高昂时，理性人将主动放弃私有。一个知识产品刚被创造出来，因为有怎样的应用前景无法准确估计。所以，这个时候保护起来就容易得多，保护成本远远低于保护收益。当该知识的应用逐渐受到人们的肯定，就会有更多的企业想要加入进来分享其利益，直至保护成本高于保护收益。在这种情况下继续知识产品的私有化是不理智的。第三，出于利益均衡而对知识产品进行使用。正如罗伯特考特、托马斯·尤轮在《法和经济学》中所讲的那样“没有合法的垄断就不会有足够的信息生产出来，但是有了合法的垄断又不会有太多的信息被使用”。[6]当知识产品被用于不正当竞争时，国家有权利为了社会公共福祉而对权利人进行干预，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知识财产权的一种干预。[7]
三、我国对知识产权的限制保护原则
由上可知将知识产品完全共有或私有都是不理智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采取私有保护与私有限制双重原则。具体到我国来看，体现在权利保护期限及合理使用、强制许可等制度上。
（一）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和保护时间。一项智力成果要得到法律的保护必须满足：商业价值与社会收益之和大于产权受到保护的社会成本与社会因赋予权利人独占权所导致的损失。因而不是所有的智力成果都会受到知识产权立法的保护，我国明确规定了不受保护的知识产品种类，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五条规定“本法不适用于：（一）法律、法规，国家机关的决议……公式。”因为法律保护这类知识产权，会赋予这些知识产品极高的交易费用或者造成比较大的负外部性，阻碍交易的顺利进行。同时，知识产权法对于不同的知识产权规定了不同的保护期，一方面是为了促进知识生产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实现产品利用的最大化。
（二）合理使用制度。一般来说，知识产权交易是使用者和创造者通过谈判而进行的，当交易成本小于收益时，产权交易实现；但是当因交易而产生过多的交易成本，致使交易成本大于收益时，产权交易失败。交易成本的增加阻碍了交易的进行，降低了知识产品的使用效益。因此，法律明确规定当使用者使用作品获得的利益大于因使用作品而对著作权人的损害时，不用经过与所有者谈判就可直接使用，以促使知识产品的交易顺利进行。合理使用制度是对知识产权部分权益的让与，表面上，似乎是只对使用者有利，但事实上，合理使用使社会大众容易接近知识产品，促进了文化的传播和知识的增长，也就保障了创作者的利益。
（三）强制许可制度。强制许可使用是指在特定条件下，使用者通过申请就可有偿使用他人的产品。法定许可使用，是指根据法律的直接规定，某一使用者可以通过特定的方式有偿使用他人作品，但不得损害权利人的其他权利。从成本角度看，一方面减少了使用者寻求所有权人许可同意的成本，另一方面，国家制定了统一的付酬办法，也减少了交易成本，增加了双方当事人成功进行交易的可能性。
从效益角度看，一方面简化交易程序为使用者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吸引了更多的人来使用知识产品，扩大了权利人的收益；另一方面，因为法定许可使用和强制许可使用对于知识产权的限制作用，使更多人可以接近知识产权，促进知识和信息的传播，增加了社会公众的利益。因此，从总体上增加了知识产品使用的效益。
四、结语
知识产品是一种稀缺的资源，并具有双重性质，其创造成本和风险较高，公布后传播费用又很少，尤其是在通信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获得和利用知识产品的代价远远低于创造成本。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与限制既激发了权益人的创作热情又促进了知识产品的生产和流转，进而达到平衡并协调了知识产权人的利益与社会公众利益的效果。
参考文献：
[1]萨缪尔森， et al. 经济學.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1.
[2]大卫. D· 弗里德曼[J]. 经济学语境下的法律规则， 2004， 5.
[3]李涛. 知识产权保护与侵权的经济学分析[D]. 中南大学， 2006.
[4]张勤. 论知识产权之财产权的经济学基础[J]. 知识产权， 2010 （4）： 3-20.
[5]宁立志. 知识产权权利限制的法经济学分析[J]. 法学杂志， 2012， 32（12）： 34-38.
[6]罗伯特， 考特， 托马斯， 等. 法和经济学[J].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4.
[7]王先林. 知识产权滥用及其法律规制[J]. 法学， 2004 （3）： 107-112.
作者简介：罗晓丹，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法学理论方向硕士。
摘要：知识产权是一种特殊的财产权，其具有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的双重属性，对知识产权进行适度的私权保护具有合理性。本文运用法律经济学对知识产权制度内在的经济理性进行分析，试述对知识产权进行有限制保护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关键词：知识产权；经济分析；保护限制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其著作《经济学》中表明：经济学研究的是一个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生产有价值的物品和劳务，并将他们在不同的人中间进行分配。[1]经济学的出发点是：一、假定行为主体是经济人、主体的行为是理性的、主体的目标是效用的最大化；二、假定资源稀缺。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研究知识产权，无疑也需要讨论资源的稀缺性及权利最优分配。
一、知识产品的性质
知识产权的内容，大卫·D·弗里德曼认为，著作权法保护的是表达而不是思想，专利法保护的是思想而不是表达方式。[2]那么，作为知识的表达方式（著作权）或者思想（专利权）为什么可以被保护？知识为什么应当受到保护？而作为无形资产的知识，为什么有些可以被个人拥有，而另外一部分不可以？
法经济学之所以认为知识是一种资源是因为它具有经济属性（1）知识具有效用性，包括知识的经济效用、权利效用、技术效用、信息效用和竞争效用等。（2）知识具有可交易性，知识这种智力成果能通过交易而实现其财产性的权利。[3]（3）知识具有稀缺性，知识信息不是一种天然生成的资源，人们可以不断的获取知识，然而知识供应在一定时期内是有限的、稀缺的。同时，法经济学认为知识具有公有与私有双重性质。一方面，知识资产具有一定的公共性。一个人对知识的使用并不减少或排斥他人对该知识的使用，而且其自然属性或技术属性意味着要排他使用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另一方面，知识资产又具有一定的排他使用性。对一定时期内有限知识资产的争夺使得保密成为必要并使得排他性使用（在特定的时空下只能为某一特定的主体所使用或消费）的实现成为可能。[4]
二、关于知识产品的两种假设
知识在一定时间内是稀缺的、有限的，并且同时具有公有与私有的双重性质，那么如何对知识资产界定产权才是有效率的呢？
巴塞尔认为，专利制度会造成很多人为了竞争专利权而展开争先恐后的重复研究，而专利权只授予最早的申请人，这种重复即争先的费用对社会是有害的。[5]那么，假如我们把知识产品当做公共产品的话，其边际成本为零；如果将知识资产私有化，则边际成本增加；基于节约社会成本的角度考虑似乎把知识产品全部公共产品是合理的。然而，一项经济活动会给行为人以外的人带来正负影响。知识产品公开社会公众就可以通过学习而获得，该行为同样会产生正负外部性。以企业为例。非创新企业可免去创新成本，从而生产出更多质优价廉的知识产品，使整个社会财富都增加，即知识产品外部性的正效应。同时，创新企业和非创新企业之间进入博弃，在这个博弃当中，选择知识生产就等于亏损，那么就在根本上抑制了企业知识生产的积极性，整个社会福利也随之下降。因此，将知识产品完全公有化表面上是节约社会成本，实际上造成了很严重的负外部性。
那么将知识产品完全私有化是否可行呢？答案是不行的。第一，特定思想的表达若被私有化将违背知识产品保护的初衷。正如大卫·D·弗里德曼所言，新单词新语法若被赋予财产权，那么与说和写相关的交易成本在语言私有的世界里是非常高的。同样的，一个新的计算方法被私有化，可以想象作为理性的主体，大家宁愿使用旧的计算方法，这将严重阻碍知识的传播与发展。第二，当排他使用代价高昂时，理性人将主动放弃私有。一个知识产品刚被创造出来，因为有怎样的应用前景无法准确估计。所以，这个时候保护起来就容易得多，保护成本远远低于保护收益。当该知识的应用逐渐受到人们的肯定，就会有更多的企业想要加入进来分享其利益，直至保护成本高于保护收益。在这种情况下继续知识产品的私有化是不理智的。第三，出于利益均衡而对知识产品进行使用。正如罗伯特考特、托马斯·尤轮在《法和经济学》中所讲的那样“没有合法的垄断就不会有足够的信息生产出来，但是有了合法的垄断又不会有太多的信息被使用”。[6]当知识产品被用于不正当竞争时，国家有权利为了社会公共福祉而对权利人进行干预，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知识财产权的一种干预。[7]
三、我国对知识产权的限制保护原则
由上可知将知识产品完全共有或私有都是不理智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采取私有保护与私有限制双重原则。具体到我国来看，体现在权利保护期限及合理使用、强制许可等制度上。
（一）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和保护时间。一项智力成果要得到法律的保护必须满足：商业价值与社会收益之和大于产权受到保护的社会成本与社会因赋予权利人独占权所导致的损失。因而不是所有的智力成果都会受到知识产权立法的保护，我国明确规定了不受保护的知识产品种类，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五条规定“本法不适用于：（一）法律、法规，国家机关的决议……公式。”因为法律保护这类知识产权，会赋予这些知识产品极高的交易费用或者造成比较大的负外部性，阻碍交易的顺利进行。同时，知识产权法对于不同的知识产权规定了不同的保护期，一方面是为了促进知识生产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实现产品利用的最大化。
（二）合理使用制度。一般来说，知识产权交易是使用者和创造者通过谈判而进行的，当交易成本小于收益时，产权交易实现；但是当因交易而产生过多的交易成本，致使交易成本大于收益时，产权交易失败。交易成本的增加阻碍了交易的进行，降低了知识产品的使用效益。因此，法律明确规定当使用者使用作品获得的利益大于因使用作品而对著作权人的损害时，不用经过与所有者谈判就可直接使用，以促使知识产品的交易顺利进行。合理使用制度是对知识产权部分权益的让与，表面上，似乎是只对使用者有利，但事实上，合理使用使社会大众容易接近知识产品，促进了文化的传播和知识的增长，也就保障了创作者的利益。
（三）强制许可制度。强制许可使用是指在特定条件下，使用者通过申请就可有偿使用他人的产品。法定许可使用，是指根据法律的直接规定，某一使用者可以通过特定的方式有偿使用他人作品，但不得损害权利人的其他权利。从成本角度看，一方面减少了使用者寻求所有权人许可同意的成本，另一方面，国家制定了统一的付酬办法，也减少了交易成本，增加了双方当事人成功进行交易的可能性。
从效益角度看，一方面简化交易程序为使用者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吸引了更多的人来使用知识产品，扩大了权利人的收益；另一方面，因为法定许可使用和强制许可使用对于知识产权的限制作用，使更多人可以接近知识产权，促进知识和信息的传播，增加了社会公众的利益。因此，从总体上增加了知识产品使用的效益。
四、结语
知识产品是一种稀缺的资源，并具有双重性质，其创造成本和风险较高，公布后传播费用又很少，尤其是在通信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获得和利用知识产品的代价远远低于创造成本。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与限制既激发了权益人的创作热情又促进了知识产品的生产和流转，进而达到平衡并协调了知识产权人的利益与社会公众利益的效果。
参考文献：
[1]萨缪尔森， et al. 经济學.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1.
[2]大卫. D· 弗里德曼[J]. 经济学语境下的法律规则， 2004， 5.
[3]李涛. 知识产权保护与侵权的经济学分析[D]. 中南大学， 2006.
[4]张勤. 论知识产权之财产权的经济学基础[J]. 知识产权， 2010 （4）： 3-20.
[5]宁立志. 知识产权权利限制的法经济学分析[J]. 法学杂志， 2012， 32（12）： 34-38.
[6]罗伯特， 考特， 托马斯， 等. 法和经济学[J].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4.
[7]王先林. 知识产权滥用及其法律规制[J]. 法学， 2004 （3）： 107-112.
作者简介：罗晓丹，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法学理论方向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