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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必要的乌托邦，从事教育事业需要怀揣梦想，并能不断地将学生引向“梦想之地”。特殊教育也应当追寻自己的“乌托邦”。16年前，特殊教育还未走进王冉冉的视野中时，她不会想到自己有一天将会成为这么多残疾孩子的“筑梦者”。“正视社会的偏见，直面并尝试解决问题，坚持并充满热情”，王冉冉将从教经历带给自己的成长与感悟，教给她的學生们。
“特殊教育的春天要来了”
8月28日，济南特殊教育中心偌大的校园中没有一个学生。暑假期间，校园里只有装修的工人和正在准备开学事宜的老师。
王冉冉看着刚刚翻新过的校园、高科技的触屏黑板、教室里生机盎然的绿植，回想起自己刚刚分配到这所学校的情景。彼时，学校的条件简陋，地是水泥地，桌椅板凳陈旧，学生们穿的也都脏脏破破的。倏忽16载，王冉冉已在通往理想教育的道路上前行了很久、很久。
幼时的王冉冉就是全家的骄傲，她乖巧懂事、弹得一手好钢琴。1999年，王冉冉从家乡考到山东师范大学的音乐系钢琴专业。读师范，对王冉冉来说是“很小就决定了”的。但成为一名特殊教育老师，是她从没想到的事情。
2003年，王冉冉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济南特殊教育中心任教。“十几年前，大部分残疾孩子，是没做到优生优育的产物。他们所出生的家庭往往比较贫困、文化水平低，疏于家庭教育”。面对着从未接触过的残疾孩子们，王冉冉仿佛被当头棒喝，“这里能实现我的教育理想吗？”
跟王冉冉同一批入校的几个大学生，最后走了一半。很长时间，王冉冉陷入了一个矛盾中，一方面她有自己的骄傲，担心自己的专业在这里发挥不了;另一方面残疾孩子更需要教育资源去改变他们的命运。最终，王冉冉选择了加入特教的行列。
社会对特殊人群的偏见根深蒂固，直到近十年，才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六年之前，济南特殊教育中心招聘的特教老师开始被要求是“研究生以上”学历;大前年，一位北师大数学系的研究生加入了学校;连体育老师也都是相关专业的高材生……从学校的变化上，王冉冉看到了社会对特殊教育的包容和尊重。
社会的关注，国家的政策扶持，残疾孩子的世界逐渐有了“光源”。“我相信这些老师能来学校，不仅仅是冲着事业编，而是把学校当成一个有发展、有前途，可以展示自己职业理想的一个平台。这是一种转变，整个社会对残疾人群态度的转变，我们学校再也不是那种‘不招人待见’的学校了。”
在王冉冉看来，“特殊教育的春天要来了。”
“老师，花是蓝色的”
优秀的教育者能够看到孩子差异背后的教育差异，继而调整自己和学生们的相处方式。拥有这个能力，王冉冉费了不少功夫。
2003年，王冉冉第一次站在讲台前，为了这一刻她精心地备课、设计了整堂音乐课流程和细节。走进教室前，她还想象着孩子们从一节轻松、快乐的音乐课上获取知识与力量。但站上讲台的那一刻，她突然有点蒙，面对着一个班的视障儿童，她突然无从发挥。
那节课是王冉冉上得最漫长的一节课，她试图向孩子们解释音乐中的情境。她说“想象你正身处在一个花园中”，一个孩子抢答道“老师，我知道。我见过花，花是蓝色的。”这些全盲的孩子没见过色彩，事实上，花的颜色是他们“背”出来的。
王冉冉感到心痛，喉咙发紧，同时被深深的无力感围绕着。
这堂课后不久，王冉冉接到了准备民乐队演奏参加济南市残疾人艺术节的任务。那个暑假，整整两个月，王冉冉和孩子们形影不离。排练时，王冉冉就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地教给孩子们，一整段音乐需要分成很多小节学习，最后再合在一起。普通孩子短时间能学会的谱子，视障儿童需要多花费三四倍的时间，往往一个小节就要讲上一天。
与孩子们的形影不离使王冉冉与他们的感情迅速升温。孩子们看不见指挥，王冉冉就每天用手拍桌子为他们打拍子。有一天，一个孩子送给她一根木头，说“老师，你用这个打拍子，用手的话会很疼。”
一开始，王冉冉很在乎自己的措辞，避免使用“看见”这样的词语，但她慢慢地发现，孩子们其实并不忌讳，他们常常问她“老师你看见那个东西了吗，我能感受得到它。”
想要教好这群孩子，“要把自己也当成一个盲人”。有一次，王冉冉在办公室，外面一个盲生喊报告，王冉冉下意识地喊请进。学生进门时却撞在了门边上，王冉冉非常自责，反复在心里嘀咕“我怎么能忽略了，我应该把他领进来”。
从此，王冉冉与人沟通形成了一个惯有的模式，在和她的学生相处的时候，她会迅速把方位和周围情况告诉孩子，观察他们每一个动作;面对普通人的时候，她就切换到一个“正常模式”。但习惯成自然，偶有切换不及时，王冉冉总会下意识地想一下。
“孩子们需要的从不是同情”
盲生们的音乐课怎么上？
“孩子们除了眼睛看不见之外，其他器官都可以去感受。”在王冉冉看来，孩子们看不见，所以他们更需要拥有一个丰富的、具有想象力的世界。王冉冉上的每一堂课，都会准备精美的课件，即使孩子们看不见，但他们可以感受到每一个音乐元素。
一次公开课上，王冉冉带着孩子们欣赏《春江花月夜》，她就把流水、蛙鸣的声音单独演示。她讲得兴致勃勃、手舞足蹈，孩子也兴趣盎然，发言异常踊跃。他们不仅听到了，也“看到了”，“风是温柔的，水波荡漾着，江面上青蛙露出头来。艄公喊着号子划船驶来……”
课后，观摩这堂课的老师们给王冉冉竖起了大拇指。她用自己的行动践行了：受教育的权利不仅在于受教育与否，更在于受教育的质量和厚度。
从教16年，王冉冉乐于见到很多学生凭借自己的本事在社会中立足。他们当中从事盲人按摩的人居多，他们开推拿店、结婚、生子、买房，过上了与普通人无异的生活。“现在学校诊所里最好的盲人推拿师，就是当年的毕业生。”
这些学生拥有事业和家庭，实现了自我价值，但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他们择业的局限性。
王冉冉有两个学生，从小跟她学钢琴，都天赋极高。其中一个今年刚刚职专毕业，最后依然被家人强迫选择了推拿专业。家人的理由也很充分，“毕竟，作为一个盲人，弹钢琴不具备任何优势。但推拿、按摩却能保障他以后的生活来源。”
另外一个学生，从济南特殊教育中心毕业后，到了青岛盲校就读，又从那里参加高考顺利被山东艺术学院录取。但同时，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也向他发出了录取函。虽然两个学校在专业上无法相提并论，但他最终仍然选择了以特殊人群为主要生源的北京联合大学，理由透出无奈“山艺虽好，但在普通学生中间，我怕别人瞧不起我。”
王冉冉理解他们，这都是很现实的事情。所有对残疾儿童的教育，都更偏向于“可以自食其力的技能”。对他们来说，当生存都成问题的时候，谈何梦想呢？社会接纳特殊人群的尺度，往往是他们选择人生道路的指向标。
在这样的价值体系中，作为一个教育者，王冉冉也备受煎熬。但这么多年，她“一点一点熬出来了”，面对“不幸的”学生，她倾其所有，教给他们希望与爱。让他们在生存压力之外，也感受到一些“普通人拥有的梦想”。
“我从来不同情我的学生们，因为他们走到这个社会中，需要的不是同情。我教给他们敬畏与感恩，教给他们行使梦想的权利，教给他们知识和技能，帮助他们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王冉冉如是说。
“特殊教育的春天要来了”
8月28日，济南特殊教育中心偌大的校园中没有一个学生。暑假期间，校园里只有装修的工人和正在准备开学事宜的老师。
王冉冉看着刚刚翻新过的校园、高科技的触屏黑板、教室里生机盎然的绿植，回想起自己刚刚分配到这所学校的情景。彼时，学校的条件简陋，地是水泥地，桌椅板凳陈旧，学生们穿的也都脏脏破破的。倏忽16载，王冉冉已在通往理想教育的道路上前行了很久、很久。
幼时的王冉冉就是全家的骄傲，她乖巧懂事、弹得一手好钢琴。1999年，王冉冉从家乡考到山东师范大学的音乐系钢琴专业。读师范，对王冉冉来说是“很小就决定了”的。但成为一名特殊教育老师，是她从没想到的事情。
2003年，王冉冉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济南特殊教育中心任教。“十几年前，大部分残疾孩子，是没做到优生优育的产物。他们所出生的家庭往往比较贫困、文化水平低，疏于家庭教育”。面对着从未接触过的残疾孩子们，王冉冉仿佛被当头棒喝，“这里能实现我的教育理想吗？”
跟王冉冉同一批入校的几个大学生，最后走了一半。很长时间，王冉冉陷入了一个矛盾中，一方面她有自己的骄傲，担心自己的专业在这里发挥不了;另一方面残疾孩子更需要教育资源去改变他们的命运。最终，王冉冉选择了加入特教的行列。
社会对特殊人群的偏见根深蒂固，直到近十年，才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六年之前，济南特殊教育中心招聘的特教老师开始被要求是“研究生以上”学历;大前年，一位北师大数学系的研究生加入了学校;连体育老师也都是相关专业的高材生……从学校的变化上，王冉冉看到了社会对特殊教育的包容和尊重。
社会的关注，国家的政策扶持，残疾孩子的世界逐渐有了“光源”。“我相信这些老师能来学校，不仅仅是冲着事业编，而是把学校当成一个有发展、有前途，可以展示自己职业理想的一个平台。这是一种转变，整个社会对残疾人群态度的转变，我们学校再也不是那种‘不招人待见’的学校了。”
在王冉冉看来，“特殊教育的春天要来了。”
“老师，花是蓝色的”
优秀的教育者能够看到孩子差异背后的教育差异，继而调整自己和学生们的相处方式。拥有这个能力，王冉冉费了不少功夫。
2003年，王冉冉第一次站在讲台前，为了这一刻她精心地备课、设计了整堂音乐课流程和细节。走进教室前，她还想象着孩子们从一节轻松、快乐的音乐课上获取知识与力量。但站上讲台的那一刻，她突然有点蒙，面对着一个班的视障儿童，她突然无从发挥。
那节课是王冉冉上得最漫长的一节课，她试图向孩子们解释音乐中的情境。她说“想象你正身处在一个花园中”，一个孩子抢答道“老师，我知道。我见过花，花是蓝色的。”这些全盲的孩子没见过色彩，事实上，花的颜色是他们“背”出来的。
王冉冉感到心痛，喉咙发紧，同时被深深的无力感围绕着。
这堂课后不久，王冉冉接到了准备民乐队演奏参加济南市残疾人艺术节的任务。那个暑假，整整两个月，王冉冉和孩子们形影不离。排练时，王冉冉就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地教给孩子们，一整段音乐需要分成很多小节学习，最后再合在一起。普通孩子短时间能学会的谱子，视障儿童需要多花费三四倍的时间，往往一个小节就要讲上一天。
与孩子们的形影不离使王冉冉与他们的感情迅速升温。孩子们看不见指挥，王冉冉就每天用手拍桌子为他们打拍子。有一天，一个孩子送给她一根木头，说“老师，你用这个打拍子，用手的话会很疼。”
一开始，王冉冉很在乎自己的措辞，避免使用“看见”这样的词语，但她慢慢地发现，孩子们其实并不忌讳，他们常常问她“老师你看见那个东西了吗，我能感受得到它。”
想要教好这群孩子，“要把自己也当成一个盲人”。有一次，王冉冉在办公室，外面一个盲生喊报告，王冉冉下意识地喊请进。学生进门时却撞在了门边上，王冉冉非常自责，反复在心里嘀咕“我怎么能忽略了，我应该把他领进来”。
从此，王冉冉与人沟通形成了一个惯有的模式，在和她的学生相处的时候，她会迅速把方位和周围情况告诉孩子，观察他们每一个动作;面对普通人的时候，她就切换到一个“正常模式”。但习惯成自然，偶有切换不及时，王冉冉总会下意识地想一下。
“孩子们需要的从不是同情”
盲生们的音乐课怎么上？
“孩子们除了眼睛看不见之外，其他器官都可以去感受。”在王冉冉看来，孩子们看不见，所以他们更需要拥有一个丰富的、具有想象力的世界。王冉冉上的每一堂课，都会准备精美的课件，即使孩子们看不见，但他们可以感受到每一个音乐元素。
一次公开课上，王冉冉带着孩子们欣赏《春江花月夜》，她就把流水、蛙鸣的声音单独演示。她讲得兴致勃勃、手舞足蹈，孩子也兴趣盎然，发言异常踊跃。他们不仅听到了，也“看到了”，“风是温柔的，水波荡漾着，江面上青蛙露出头来。艄公喊着号子划船驶来……”
课后，观摩这堂课的老师们给王冉冉竖起了大拇指。她用自己的行动践行了：受教育的权利不仅在于受教育与否，更在于受教育的质量和厚度。
从教16年，王冉冉乐于见到很多学生凭借自己的本事在社会中立足。他们当中从事盲人按摩的人居多，他们开推拿店、结婚、生子、买房，过上了与普通人无异的生活。“现在学校诊所里最好的盲人推拿师，就是当年的毕业生。”
这些学生拥有事业和家庭，实现了自我价值，但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他们择业的局限性。
王冉冉有两个学生，从小跟她学钢琴，都天赋极高。其中一个今年刚刚职专毕业，最后依然被家人强迫选择了推拿专业。家人的理由也很充分，“毕竟，作为一个盲人，弹钢琴不具备任何优势。但推拿、按摩却能保障他以后的生活来源。”
另外一个学生，从济南特殊教育中心毕业后，到了青岛盲校就读，又从那里参加高考顺利被山东艺术学院录取。但同时，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也向他发出了录取函。虽然两个学校在专业上无法相提并论，但他最终仍然选择了以特殊人群为主要生源的北京联合大学，理由透出无奈“山艺虽好，但在普通学生中间，我怕别人瞧不起我。”
王冉冉理解他们，这都是很现实的事情。所有对残疾儿童的教育，都更偏向于“可以自食其力的技能”。对他们来说，当生存都成问题的时候，谈何梦想呢？社会接纳特殊人群的尺度，往往是他们选择人生道路的指向标。
在这样的价值体系中，作为一个教育者，王冉冉也备受煎熬。但这么多年，她“一点一点熬出来了”，面对“不幸的”学生，她倾其所有，教给他们希望与爱。让他们在生存压力之外，也感受到一些“普通人拥有的梦想”。
“我从来不同情我的学生们，因为他们走到这个社会中，需要的不是同情。我教给他们敬畏与感恩，教给他们行使梦想的权利，教给他们知识和技能，帮助他们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王冉冉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