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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社会风气正直、廉洁、健康、向上。虽然不富裕，但人们朴实善良勤俭节约，生活上因陋就简却处处用心自珍。“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养，即人们所受的教育、人们的学识、开明和品格的高下。这才是利害攸关的力量所在。”
一个警察看两头
往事如昨，50年代的石家庄市分桥东和桥西，从东到西也不过十里地，马路上没有几辆汽车行驶，所以警察也不过三五人。
我家位于中山路与中华大街交叉口，可以说相当繁华了。最近设置的交警格外显眼。他们身穿一套说蓝不蓝、说灰不灰的制服，雪白雪白的长套袖和长长的裹腿十分耀眼，锃亮的皮鞋和手握一根一尺多长的红白相间的指挥棒。他们站在一个两层圆岗台上，踩上去还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
一天，我要画一幅交警图，就仰着脖子站在岗台前观察，累得脖子都疼了，也不来一辆汽车。十几分钟后来了一辆汽车，却停在岗台前与警察聊天，原来他们是老乡。事后我画的交警图是描写这个场景的。警察一见就开怀大笑了。
牲口戴粪兜
听起来很新鲜。解放初，中小城市基础设施较差，形容一个公园两只猴、一个警察看两头，一点儿也不过分。石家庄中山路大马路，五十年代刚刚分了上下道、汽车、三轮车、大马车混行。
为了保持道路清洁卫生，规定牲口拉车，必须戴粪兜，不得让牲口随便拉在马路上。
一天，一位首次赶马车来市区的大叔，不管那一套，他大摇大摆地坐在马车上，只管扬鞭赶路，见了警察也不下来。警察见状，有些生气，心想：：您也太不给我面了，当众给我个好看。便大喊：赶马车的下去。上前说：为什么不戴粪兜、罚款。
大叔也纳闷，说：在家乡大骡子大马哪个拉屎在田间地头，谁个还戴个大粪兜，把粪提到家里炕头上不成？围观的人说：大叔讲的有道理，管天管地，还管牲口拉屎放屁吗？警察听得似乎也有道理，一时语塞说：算了，不罚你了。大叔也幽默地说：下次我一定戴粪兜，牲口戴一个，我也戴一个，省的您看见就罚款。
我家住在同庆街17号
父亲卞以周，只上过几年私塾，十几岁开始跟人学做生意。没过几年，靠着自己天资聪明，吃苦耐劳、肯动脑筋，从上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开始发迹，不久当上了“大丰公记”商号经理。在石家庄桥西区同庆街17号买了一处二进院，有18间房子，卧砖到顶的宅子。
大院北屋要比院子高一米，前檐伸出二米多，并有立柱支撑，北屋地面是洋灰浇筑的，院里有自来水、旱井。每间房屋有带灯罩的电灯，每间屋门窗装玻璃，门窗双开，外面有纱门、纱窗，合页是转轴的，能开180度。院内种有紫藤架遮凉，还有沙杆立柱上搭苇席的天棚，遮住太阳直接照射。大院夏天也很凉快，直到中秋节后才将天棚收起。院里各种奇花异草，还有两口大水缸，平时养金鱼，遇大灾可拎水救灾。
通向大街的两扇乌黑大门平时是关闭的。大门外顶部有电灯，大门上方有电铃，来客先按电铃，门房去开大门，然后告诉主人客人身份放进大院。大门旁一间屋子，窗台很宽，是专门放信件、报纸和文件的。平时二门是敞开的，便于门房接待客人，南屋是会客厅，设有沙发、茶几、电话、电风扇、电唱机。
大门外，根據需要，停放自己专用的人力车，可以随时去柜上（买卖的地方）联系。
小院平时也是关闭的。这是客房和专门做饭的厨房。厨房屋顶设有带玻璃的天窗，流动空气和排烟排风。
临街的房间都开带钢架的小窗，房顶周围有一米来高的、带花格的女儿墙。平时除了冬天雪厚上房扫雪，一般不准孩子上房玩耍。
父亲生意很好，娶了两房太太。大的我们叫她“妈”，二房我妈我们叫“娘”。大妈生有两男一女，我娘有两男两女四个孩子。解放后根据婚姻法的一夫一妻制，父亲与大妈离婚了。父亲对我说：这回你娘成太太了。
同庆街分两段。东边一段在中华大街东边，我们这一段百十来米长有七八个大院。都有些来头。房子都是卧砖到顶，都是二进、三进院。有山西开煤矿的，有太原来石开中西大药房的，有开纱布厂的，有卖钢笔用的红蓝墨水的，还有开卫生橡皮膏卫生材料厂的，还有开酱菜园、修理手表的、剧团当演员的，都是衣着得体、说话斯文的有身份的人家。
父亲的货栈在解放初期就走下坡路了。1950年前后，举家北上定居天津还干杂货钢铁老行，没两年又回石家庄了。不久在大院开了个“福大肥皂工厂”，也没干成。雇了十几个工人，也没赚了什么钱……一个人干生意，养活十几口人。
不久，父亲病倒了，精神失调，疯了一年多，要账的一大群。家中开始变卖房产、金银首饰，最后连家具也卖了。
这期间大众美术编辑租赁我家印刷厂，也租赁我家房屋印刷年画，我开始较多地接触画家和编辑，逐渐对美术产生极大兴趣……
父亲病好以后，开始摆小人书摊子，一分钱一分钱地挣。
后来又看自行车，两分钱、两分钱地挣，养活一大家人口。
他穿着貂皮大衣、戴着金丝眼镜，在风雪地里看自行车，冻得手脚又肿又裂，从未叫过苦。大丈夫，能伸能屈的精神也深深影响着我。他常说：走哪说哪，走哪干哪，靠自己劳动不丢人！
家里有多少钱我也不知道，只是亲眼见过，他自己的一张人寿保险，上写着：大洋一万块呀！
福大肥皂工厂
1952-1953年，父亲卞以周从天津货栈返回石家庄不久，又在自家大院办起了工厂。别看他只有小学水平，他认准的事情就一定想方设法地去干成。他四处招聘技术人员及工人，在前院地下埋了口大铁锅煮肥皂水，在大院支起盒子板灌肥皂水晾干成型，切割成小块再到北屋机器上压模花成型。忙了就用邻居们帮忙打工、包装运输送货出厂。父亲不管生意如何，对待工人从来没赊欠他们的工资。
讲卫生、大扫除
我记得五六十年代，在街道和大院都要定期大扫除搞卫生，清洁爱美蔚然成风。
一个警察看两头
往事如昨，50年代的石家庄市分桥东和桥西，从东到西也不过十里地，马路上没有几辆汽车行驶，所以警察也不过三五人。
我家位于中山路与中华大街交叉口，可以说相当繁华了。最近设置的交警格外显眼。他们身穿一套说蓝不蓝、说灰不灰的制服，雪白雪白的长套袖和长长的裹腿十分耀眼，锃亮的皮鞋和手握一根一尺多长的红白相间的指挥棒。他们站在一个两层圆岗台上，踩上去还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
一天，我要画一幅交警图，就仰着脖子站在岗台前观察，累得脖子都疼了，也不来一辆汽车。十几分钟后来了一辆汽车，却停在岗台前与警察聊天，原来他们是老乡。事后我画的交警图是描写这个场景的。警察一见就开怀大笑了。
牲口戴粪兜
听起来很新鲜。解放初，中小城市基础设施较差，形容一个公园两只猴、一个警察看两头，一点儿也不过分。石家庄中山路大马路，五十年代刚刚分了上下道、汽车、三轮车、大马车混行。
为了保持道路清洁卫生，规定牲口拉车，必须戴粪兜，不得让牲口随便拉在马路上。
一天，一位首次赶马车来市区的大叔，不管那一套，他大摇大摆地坐在马车上，只管扬鞭赶路，见了警察也不下来。警察见状，有些生气，心想：：您也太不给我面了，当众给我个好看。便大喊：赶马车的下去。上前说：为什么不戴粪兜、罚款。
大叔也纳闷，说：在家乡大骡子大马哪个拉屎在田间地头，谁个还戴个大粪兜，把粪提到家里炕头上不成？围观的人说：大叔讲的有道理，管天管地，还管牲口拉屎放屁吗？警察听得似乎也有道理，一时语塞说：算了，不罚你了。大叔也幽默地说：下次我一定戴粪兜，牲口戴一个，我也戴一个，省的您看见就罚款。
我家住在同庆街17号
父亲卞以周，只上过几年私塾，十几岁开始跟人学做生意。没过几年，靠着自己天资聪明，吃苦耐劳、肯动脑筋，从上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开始发迹，不久当上了“大丰公记”商号经理。在石家庄桥西区同庆街17号买了一处二进院，有18间房子，卧砖到顶的宅子。
大院北屋要比院子高一米，前檐伸出二米多，并有立柱支撑，北屋地面是洋灰浇筑的，院里有自来水、旱井。每间房屋有带灯罩的电灯，每间屋门窗装玻璃，门窗双开，外面有纱门、纱窗，合页是转轴的，能开180度。院内种有紫藤架遮凉，还有沙杆立柱上搭苇席的天棚，遮住太阳直接照射。大院夏天也很凉快，直到中秋节后才将天棚收起。院里各种奇花异草，还有两口大水缸，平时养金鱼，遇大灾可拎水救灾。
通向大街的两扇乌黑大门平时是关闭的。大门外顶部有电灯，大门上方有电铃，来客先按电铃，门房去开大门，然后告诉主人客人身份放进大院。大门旁一间屋子，窗台很宽，是专门放信件、报纸和文件的。平时二门是敞开的，便于门房接待客人，南屋是会客厅，设有沙发、茶几、电话、电风扇、电唱机。
大门外，根據需要，停放自己专用的人力车，可以随时去柜上（买卖的地方）联系。
小院平时也是关闭的。这是客房和专门做饭的厨房。厨房屋顶设有带玻璃的天窗，流动空气和排烟排风。
临街的房间都开带钢架的小窗，房顶周围有一米来高的、带花格的女儿墙。平时除了冬天雪厚上房扫雪，一般不准孩子上房玩耍。
父亲生意很好，娶了两房太太。大的我们叫她“妈”，二房我妈我们叫“娘”。大妈生有两男一女，我娘有两男两女四个孩子。解放后根据婚姻法的一夫一妻制，父亲与大妈离婚了。父亲对我说：这回你娘成太太了。
同庆街分两段。东边一段在中华大街东边，我们这一段百十来米长有七八个大院。都有些来头。房子都是卧砖到顶，都是二进、三进院。有山西开煤矿的，有太原来石开中西大药房的，有开纱布厂的，有卖钢笔用的红蓝墨水的，还有开卫生橡皮膏卫生材料厂的，还有开酱菜园、修理手表的、剧团当演员的，都是衣着得体、说话斯文的有身份的人家。
父亲的货栈在解放初期就走下坡路了。1950年前后，举家北上定居天津还干杂货钢铁老行，没两年又回石家庄了。不久在大院开了个“福大肥皂工厂”，也没干成。雇了十几个工人，也没赚了什么钱……一个人干生意，养活十几口人。
不久，父亲病倒了，精神失调，疯了一年多，要账的一大群。家中开始变卖房产、金银首饰，最后连家具也卖了。
这期间大众美术编辑租赁我家印刷厂，也租赁我家房屋印刷年画，我开始较多地接触画家和编辑，逐渐对美术产生极大兴趣……
父亲病好以后，开始摆小人书摊子，一分钱一分钱地挣。
后来又看自行车，两分钱、两分钱地挣，养活一大家人口。
他穿着貂皮大衣、戴着金丝眼镜，在风雪地里看自行车，冻得手脚又肿又裂，从未叫过苦。大丈夫，能伸能屈的精神也深深影响着我。他常说：走哪说哪，走哪干哪，靠自己劳动不丢人！
家里有多少钱我也不知道，只是亲眼见过，他自己的一张人寿保险，上写着：大洋一万块呀！
福大肥皂工厂
1952-1953年，父亲卞以周从天津货栈返回石家庄不久，又在自家大院办起了工厂。别看他只有小学水平，他认准的事情就一定想方设法地去干成。他四处招聘技术人员及工人，在前院地下埋了口大铁锅煮肥皂水，在大院支起盒子板灌肥皂水晾干成型，切割成小块再到北屋机器上压模花成型。忙了就用邻居们帮忙打工、包装运输送货出厂。父亲不管生意如何，对待工人从来没赊欠他们的工资。
讲卫生、大扫除
我记得五六十年代，在街道和大院都要定期大扫除搞卫生，清洁爱美蔚然成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