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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若我国漕运从春秋算起到废止，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明代漕运史占重要地位，它的形成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意义。明代漕运分民运和军运，有“支运”、“兑运”及“长运”三种方式。明代漕运对当时的社会发展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也有消极的阻碍作用。
关键词：明代；漕运；形成；方式；影响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4-044-02
我国漕运如果从春秋开始算，到1901年漕粮全部改折为止，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其中明代二百七十多年的漕运史在中国漕运史发展中占重要的地位。
漕运这一词，在封建时代是指人民在赋役形式下，向政府提供粮食的一种运输方式。“所谓‘漕，水转谷也，车运曰漕’，我国漕运可分陆运，河运和海运三种，史称‘自古漕运所从之道有三：曰陆、曰河、曰海’。陆运以车，水运以舟，但从漕运发展史来看，河运一直占据主要地位，实际上已成为‘漕运’的同义词。”①
一、明代漕运的形成
漕运之所以产生，主要是以我国历史上的封建地主经济及中央集权国家两个前提为条件。由于封建社会各地区之间经济存在发展不平衡的状态，出现了封建的政治重心在地区上分离的矛盾。明朝自成祖迁都北京以后，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分离的现象最为明显。因为自东汉末年以来经济重心就逐渐南移，南方经济区经过东晋以来历朝的发展，到南宋时已经基本上确定了它在全国经济中十分重要的地位。明朝时北方田瘠收薄，除输正粮无余物，江南地区则粮米生产丰富充裕，这就为南粮北调提供了物质基础。明代的漕运则供应朝廷和京城人口。正是由于“百司庶府，卫士编氓，一仰漕于东南，因此，漕为国命命脉攸关，三月不至则君相忧，六月不至则都人啼，一岁不至则国有不可言者”。② 这在当时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漕运也是为了担负这一历史任务出现的。明代漕运不仅有经济意义还存在政治意义。明初，为了遏止北方蒙古贵族政权的南侵，明朝在北方边境集结了数十万军队，庞大的军需粮饷必须依靠富庶的江南，因此决定“命浙江、江西及苏州等九府，运粮三百万石于汴梁”，③不久又下令“海运饷北平，辽东为定制。”④此外，漕运当时还起着维持封建政府对国家经济重心的东南地区的统治和军事镇压等作用。“明初专门设置漕运运使，总督漕运总兵官，督运参将和漕运御史等官职专门管理漕运事物。”⑤由于当时东南地区是明朝的中央财政的主要来源，封建政府直接使用卫军运粮以保证漕粮的顺利运送之外，也还需要加强对这个地区和运河沿线的军事控制。因此，明代漕运在当时扮演重要角色及有其深刻的意义。
二、明代漕运的运输方式
具体来说明代漕运分两类：一类为军运，一类则为民运。按运输方式的不同可分为：“支运”、“兑运”和“长运”三种。
（一）支运
据《明史•食货志》记载：“自浚会通河，帝命都督贾义，尚书宋礼以舟师运。礼以海船大者千石，工窳辄败，乃造浅船五百艘，运淮、扬、徐、兖粮百万，以当海运之数。平江伯陈瑄继之，颇增至三千余艘。时淮、徐、临、清、德州各有仓。江西、湖广、浙江民运粮至淮安仓，分遣官军就近挽运。自淮至徐以浙、直军，自徐至德以京卫军……以次递运，岁凡四次，可三百万余石，名曰支运。支运之法，支者，不必出当年之民纳，纳者，不必供当年之军支。通数年以为裒益，期不失常额而止。”⑥这段记载表明：“支运”是各地民运粮到达所指定的各个官仓后，再由各卫所官员分段接力，以此运至京师。每年四次，运粮的数额达到三百余万石。“支运的办法是军民分任其劳。担任支运的粮户不必出本年的民粮既出本年民粮之户便无须亲供应本年的军支。支运的费用就计算在运粮之内，这一个粮额是根据几年来的平均数来制定的。”⑦
（二）兑运
据《明史•食货志》记载：“瑄言：江南民运粮诸仓，往返几一年，误农业。令民运至淮安，瓜州，兑与卫所。官军运载至此，给与路费耗米，则军民两便。是为兑运命群臣会议。吏部蹇义等上官军总兑运民粮加耗则例，以地远近为差。每石湖广八斗，江西、浙江七斗，南直隶六斗、北直隶五斗。民有运至淮安兑与军运者，止加四斗，如有兑运不尽，仍令民自运赴诸仓，不愿兑者，亦听其自运。”⑧明代把“支运”改为“兑运”，规定各地百姓可运粮到附近府、州、县水路兑给卫所官军，由此运载至京。民户交兑时，以路程的远近为标准，给与官军路费耗米。“军既加耗，又给轻赍银为供洪闸盘拨之费，且得附载他物，皆乐从事，而民亦多以远运为限。于是兑运着多，而支运者少矣。”⑨这样的方式使得民户避免了遥远的运粮路上的艰辛，也增加了官军的收入。
（三）长运
据《明史•食货志》记载：“至成化七年，乃有改兑之议，时应天巡抚滕昭，令运军赴江南水次交兑，加耗外，复石增米，一斗为渡江费。后数年，帝乃命淮、徐、临、德四仓支运七十万石之米，悉改水次交兑。由是悉变为改兑，而官军长运遂为定制。”⑩“长运法的实质就是进一步减少民运，讲应天、苏、松等府原民运瓜、淮二处的漕粮，改由江北运军过江兑运，百姓将粮米兑军时，除按当地兑运加耗标准给耗外，另加过江脚米一斗。”B11
三、明代漕运的影响
（一）正面影响
漕运保障了京师的正常经济生活，为封建政府军队的生存提供保障，使边防得以巩固，对于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统治和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为了确保漕渠、运河的畅通，统治者重视开凿运河，疏通河道，这些工作使长江和黄河得以相连，有效的发展了水路运输，造福了两岸的百姓。
漕运的发展带动了造船业的发展，同时也促进相关制造业的发展。
漕运不仅担负着运送漕粮的任务，还在南北物质运输交流中也起到信息交换的作用。对运输途经的城市起到促进工商业发展，繁荣市场的作用。
（二）负面影响
漕运运行则需要一种庞大的运输队伍，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它以民运为基础，军运为主力。运输中所需的费用虽是由国家承担，但更主要是由民户承担，这也正是封建政府对广大农民进行赋、役的榨取。
为了漕运的顺利进行，明政府抽调大量的军人参与其中，甚至将一部分军人变成了专职的漕运人员称为漕军，这样一来，消弱了军队的实力，加重了军队的负担，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
明朝为漕运的运行顺利，采取疏通河道、治理运河、发展水利，但这些工程以保障漕运通畅为最终目的，对其它与漕运无关的水利工程予以放任和忽视的态度，因而不利于水利工程建设的全面发展。
在漕运管理过程中，一些掌管运粮和治河的官员，以修整运河为名加重对下边的搜刮，中饱私囊。并且挪用国家治河费用，把负担转嫁到农民身上，因而增加了农民的负担，同时也形成了一群贪官污吏集团危害着国家和社会。
由于明朝完全依赖南粮北运，只重视南方的农业发展，忽视北方地区的农业发展，采取放任，不加指导的态度，导致南北农业发展不平衡。
纵使漕运在明朝有这样或那样的弊端，但就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漕运适应了当时的历史发展，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着不可取代的作用。
四、小结
明代的漕运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有其一定的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漕运在明代分军运和民运两类，有“支运”、“兑运”及“长运”三种方式，漕运在当代适应了历史的发展，巩固和加强了明王朝的统治，促进了社会的发展，然而也给当时的社会带来很多负面影响，给人民的生活带了沉重的负担。
注释：
①⑤鲍燕邦.明代漕运研究[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
②⑩B11成刚.明代漕运管理初探[J].财经研究，1993，（3）.
③④⑥⑧⑨明史•食货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6.
⑦李天佑，蒿峰.明代漕运的几个问题——读《明史•食货志•漕运篇》札记[J].山东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2，（01）.
参考文献：
[1]鲍燕邦.明代漕运研究[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
[2]成刚.明代漕运管理初探[J].财经研究，1993，（3）.
[3]明史•食货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6.
[4]李天佑，蒿峰.明代漕运的几个问题——读《明史•食货志•漕运篇》札记[J].山东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2，（01）.
[5]刘清平.明代漕运史浅谈[J].沧桑，2005，（Z1）.
[6]赵全鹏.明代漕运中的商业思想[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5，（01）.
[7]杨亚非.试论明代漕运方式的变革[J].社会科学战线，1986，（02).
关键词：明代；漕运；形成；方式；影响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4-044-02
我国漕运如果从春秋开始算，到1901年漕粮全部改折为止，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其中明代二百七十多年的漕运史在中国漕运史发展中占重要的地位。
漕运这一词，在封建时代是指人民在赋役形式下，向政府提供粮食的一种运输方式。“所谓‘漕，水转谷也，车运曰漕’，我国漕运可分陆运，河运和海运三种，史称‘自古漕运所从之道有三：曰陆、曰河、曰海’。陆运以车，水运以舟，但从漕运发展史来看，河运一直占据主要地位，实际上已成为‘漕运’的同义词。”①
一、明代漕运的形成
漕运之所以产生，主要是以我国历史上的封建地主经济及中央集权国家两个前提为条件。由于封建社会各地区之间经济存在发展不平衡的状态，出现了封建的政治重心在地区上分离的矛盾。明朝自成祖迁都北京以后，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分离的现象最为明显。因为自东汉末年以来经济重心就逐渐南移，南方经济区经过东晋以来历朝的发展，到南宋时已经基本上确定了它在全国经济中十分重要的地位。明朝时北方田瘠收薄，除输正粮无余物，江南地区则粮米生产丰富充裕，这就为南粮北调提供了物质基础。明代的漕运则供应朝廷和京城人口。正是由于“百司庶府，卫士编氓，一仰漕于东南，因此，漕为国命命脉攸关，三月不至则君相忧，六月不至则都人啼，一岁不至则国有不可言者”。② 这在当时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漕运也是为了担负这一历史任务出现的。明代漕运不仅有经济意义还存在政治意义。明初，为了遏止北方蒙古贵族政权的南侵，明朝在北方边境集结了数十万军队，庞大的军需粮饷必须依靠富庶的江南，因此决定“命浙江、江西及苏州等九府，运粮三百万石于汴梁”，③不久又下令“海运饷北平，辽东为定制。”④此外，漕运当时还起着维持封建政府对国家经济重心的东南地区的统治和军事镇压等作用。“明初专门设置漕运运使，总督漕运总兵官，督运参将和漕运御史等官职专门管理漕运事物。”⑤由于当时东南地区是明朝的中央财政的主要来源，封建政府直接使用卫军运粮以保证漕粮的顺利运送之外，也还需要加强对这个地区和运河沿线的军事控制。因此，明代漕运在当时扮演重要角色及有其深刻的意义。
二、明代漕运的运输方式
具体来说明代漕运分两类：一类为军运，一类则为民运。按运输方式的不同可分为：“支运”、“兑运”和“长运”三种。
（一）支运
据《明史•食货志》记载：“自浚会通河，帝命都督贾义，尚书宋礼以舟师运。礼以海船大者千石，工窳辄败，乃造浅船五百艘，运淮、扬、徐、兖粮百万，以当海运之数。平江伯陈瑄继之，颇增至三千余艘。时淮、徐、临、清、德州各有仓。江西、湖广、浙江民运粮至淮安仓，分遣官军就近挽运。自淮至徐以浙、直军，自徐至德以京卫军……以次递运，岁凡四次，可三百万余石，名曰支运。支运之法，支者，不必出当年之民纳，纳者，不必供当年之军支。通数年以为裒益，期不失常额而止。”⑥这段记载表明：“支运”是各地民运粮到达所指定的各个官仓后，再由各卫所官员分段接力，以此运至京师。每年四次，运粮的数额达到三百余万石。“支运的办法是军民分任其劳。担任支运的粮户不必出本年的民粮既出本年民粮之户便无须亲供应本年的军支。支运的费用就计算在运粮之内，这一个粮额是根据几年来的平均数来制定的。”⑦
（二）兑运
据《明史•食货志》记载：“瑄言：江南民运粮诸仓，往返几一年，误农业。令民运至淮安，瓜州，兑与卫所。官军运载至此，给与路费耗米，则军民两便。是为兑运命群臣会议。吏部蹇义等上官军总兑运民粮加耗则例，以地远近为差。每石湖广八斗，江西、浙江七斗，南直隶六斗、北直隶五斗。民有运至淮安兑与军运者，止加四斗，如有兑运不尽，仍令民自运赴诸仓，不愿兑者，亦听其自运。”⑧明代把“支运”改为“兑运”，规定各地百姓可运粮到附近府、州、县水路兑给卫所官军，由此运载至京。民户交兑时，以路程的远近为标准，给与官军路费耗米。“军既加耗，又给轻赍银为供洪闸盘拨之费，且得附载他物，皆乐从事，而民亦多以远运为限。于是兑运着多，而支运者少矣。”⑨这样的方式使得民户避免了遥远的运粮路上的艰辛，也增加了官军的收入。
（三）长运
据《明史•食货志》记载：“至成化七年，乃有改兑之议，时应天巡抚滕昭，令运军赴江南水次交兑，加耗外，复石增米，一斗为渡江费。后数年，帝乃命淮、徐、临、德四仓支运七十万石之米，悉改水次交兑。由是悉变为改兑，而官军长运遂为定制。”⑩“长运法的实质就是进一步减少民运，讲应天、苏、松等府原民运瓜、淮二处的漕粮，改由江北运军过江兑运，百姓将粮米兑军时，除按当地兑运加耗标准给耗外，另加过江脚米一斗。”B11
三、明代漕运的影响
（一）正面影响
漕运保障了京师的正常经济生活，为封建政府军队的生存提供保障，使边防得以巩固，对于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统治和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为了确保漕渠、运河的畅通，统治者重视开凿运河，疏通河道，这些工作使长江和黄河得以相连，有效的发展了水路运输，造福了两岸的百姓。
漕运的发展带动了造船业的发展，同时也促进相关制造业的发展。
漕运不仅担负着运送漕粮的任务，还在南北物质运输交流中也起到信息交换的作用。对运输途经的城市起到促进工商业发展，繁荣市场的作用。
（二）负面影响
漕运运行则需要一种庞大的运输队伍，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它以民运为基础，军运为主力。运输中所需的费用虽是由国家承担，但更主要是由民户承担，这也正是封建政府对广大农民进行赋、役的榨取。
为了漕运的顺利进行，明政府抽调大量的军人参与其中，甚至将一部分军人变成了专职的漕运人员称为漕军，这样一来，消弱了军队的实力，加重了军队的负担，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
明朝为漕运的运行顺利，采取疏通河道、治理运河、发展水利，但这些工程以保障漕运通畅为最终目的，对其它与漕运无关的水利工程予以放任和忽视的态度，因而不利于水利工程建设的全面发展。
在漕运管理过程中，一些掌管运粮和治河的官员，以修整运河为名加重对下边的搜刮，中饱私囊。并且挪用国家治河费用，把负担转嫁到农民身上，因而增加了农民的负担，同时也形成了一群贪官污吏集团危害着国家和社会。
由于明朝完全依赖南粮北运，只重视南方的农业发展，忽视北方地区的农业发展，采取放任，不加指导的态度，导致南北农业发展不平衡。
纵使漕运在明朝有这样或那样的弊端，但就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漕运适应了当时的历史发展，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着不可取代的作用。
四、小结
明代的漕运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有其一定的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漕运在明代分军运和民运两类，有“支运”、“兑运”及“长运”三种方式，漕运在当代适应了历史的发展，巩固和加强了明王朝的统治，促进了社会的发展，然而也给当时的社会带来很多负面影响，给人民的生活带了沉重的负担。
注释：
①⑤鲍燕邦.明代漕运研究[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
②⑩B11成刚.明代漕运管理初探[J].财经研究，1993，（3）.
③④⑥⑧⑨明史•食货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6.
⑦李天佑，蒿峰.明代漕运的几个问题——读《明史•食货志•漕运篇》札记[J].山东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2，（01）.
参考文献：
[1]鲍燕邦.明代漕运研究[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
[2]成刚.明代漕运管理初探[J].财经研究，1993，（3）.
[3]明史•食货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6.
[4]李天佑，蒿峰.明代漕运的几个问题——读《明史•食货志•漕运篇》札记[J].山东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2，（01）.
[5]刘清平.明代漕运史浅谈[J].沧桑，2005，（Z1）.
[6]赵全鹏.明代漕运中的商业思想[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5，（01）.
[7]杨亚非.试论明代漕运方式的变革[J].社会科学战线，198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