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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古代公文的评价除了运用传统的文学作品评判思维之外，还应从文体学的角度，挖掘作品本身包含的信息。公文的形式是公文区别与其它文章的重要特征，在评价公文时可以运用“从形式深入意义”的方式进行探究。
关键词：公文学；古代公文；形式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4--02
正如文学作品需要文学批评来介入、引导和推动一样，古代公文同样需要客观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才能更好地发现公文作品中蕴含着的公文文体、格式、语言、制度、演变等知识，增强对古代公文的感性认识。本文将从公文评价的角度入手，探讨“从形式深入意义”的可行性，并通过对古代公文实例的分析，透视出这种研究方法在公文评价中的应用。
以往我们常常习惯于运用传统的思维方式对古代公文作品进行评析。在评价文学作品时，我们会以思想标准和艺术标准对其进行审视。其中，思想标准是用来评价文学作品思想性的尺度。艺术标准被用来评估文学作品的艺术维度。它首先着眼于文体的评价，即对特定文体语言、结构、手法、体裁样式的特殊性和创造性的分析和评价，看看它是否符合该文体的要求以及实现该文体功能的程度。其次是看作品的形象，及形象的塑造是否鲜明、生动、富有创造性和高度概括性。最后是对作品意蕴的评价，也就是说它是否巧妙和恰当地表达了深刻而丰厚的意蕴。[1]
这样的一套评价准则也被运用到了古代公文评价中。例如王铭的《公文选读》一书选取了我国各个时期的代表性公文，着重分析评价公文的行文关系、修辞手段、写作风格、写作要领、整体写作特点，以及在公文学上的理论指导或借鉴意义，再适当指出其缺失，必要时简要论述其社会意义。这样的解读满足了文学评价的思想和艺术标准，但面面俱到中似乎又少了些公文学的特色。因此，我们在评价古代公文时，除了传统的评析方式，更需要从文体学的角度，挖掘出作品本身所包含的客观信息，阐明作品的内在根源。
一、古代公文的形式
“公文程式也称公文格式，是公文内容各部分的逻辑结构和文面各种要素的布局格式。程式的有无，是公文区别与其它文章的一个重要特征。”[2]公文的形式不仅表现为外观的语言、文字结构，内部的逻辑结构也是很明显的程式化特征。因此，我们把公文程式区别为表层程式和内部程式两个层面。明清公文程式是我国古代公文发展最成熟的时期。公文表层程式可以大体分为发文责任者官衔、姓名；正文；结束语；发文者官府、职衔或姓名；行文年月日、印章；文种名称和发文者签押这七个部分。与公文外部形式的发展相比，内部程式遵循大致相同的规则，即正文通常由三部分组成：依据、引申和归纳。例如，清朝《福建水师提督施琅请攻台湾奏本》中，发文者官衔姓名为“提督福建水师总兵官右都督臣施琅”。在奏本中，前衔的字数不限定多少，可以调整字距疏密，写满首行即可，最后“谨”字落底，文种“奏”换行书写。事由为“为边患宜靖逆贼难容谨陈荡平机宜以效忠款以奠永安事”。正文针对施琅攻打台湾的“必要性”、“可行性”和“效益性”进行具体陈说。结束语为奏本的固定套语。该奏本以“谨具奏闻伏候敕旨”作结。其中“闻”字是请求皇帝闻知，为表示尊重，要求到下一行抬写。行文年月日是成文日期和作者署款连书。成文日期中的年号“康熙”平行书写。
二、从形式深入意义
公文形式固然极其重要，但在评价具体作品时，如何突破就形式论形式的陈旧框架而进入意义的层面显得尤为关键。无论如何，公文的内容总是和社会、历史、制度、文化等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把公文评价与这一切切断开来，必然会导致研究的繁琐与单薄，通篇都是对结构、语言、符号等纯语言式的分析和统计学上的归类，破坏文本的整体性和统一性。从来就没有纯粹的形式，也没有无形式的内容，作者的主体意识必将通过形式与内容的结合体现出来，评价的方式也必将由公文的形式分析进入意义剖析的层面。二者的并重才有可能揭示公文的价值特征。
从古代公文文本这一角度来说，意义的获得在某种程度上就有赖于对文本的形式结构的精细分析，因为意义常常潜藏在文本的形式结构之中。例如郝春文教授在研究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生活方式时，他指出敦煌僧尼过的不是集体生活。其中一个重要的依据来源就是敦煌文献中保存的一批《当寺转帖》。择一件录文如下：
1 当寺 转帖
知 知 知 知
2 何老宿 李老宿 孙寺主 李上座 宝积 氾法律
知 知 知
3 史阇梨 吴判官 神会 善藏 崇光 善胜
知
4 崇睿 绍戒 善惠 智真 保护 道润 □□[3]
当寺转帖是类似于通知单的文书，以便寺院举行活动时用来通知所有的僧侣。上面列有被通知者的姓名。接到通知后，被通知者在自己的名字右下角写上“知”字或作上某种表示已知的记号，并将其“转”给下一个人。如此依次下传，直到 “转”回到发帖者手中。由于是“当寺转帖”，僧侣应来自同一个寺院，但孙寺主、李上座、吴判官、神会、善胜、保护、绍戒的名字都出现在《辛末年（911）正月六日沙州净土寺沙弥善胜领得历》，位于净土寺名下。由此可知当时不少僧尼僧众并不住在寺院中。可见，文书的形式结构与意义的建构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而且也进一步说明，从形式的分析深入意义是可行的。
我们研究古代公文时，应当实现一种有“意义味”的形式分析或者有“形式感”的意义分析，在形式分析中应有意义的引导。例如清代官员樊增祥在《樊山政书》中所写的一篇《批安康县详》：
……来详所叙奸夫、奸妇供词……该刑幕公然从笔下写出，该令亦即书行签发，可谓“宾主尽东南之美”。下次详文，好生留意。切切。仍候督抚宪暨臬司、陕安道批示。缴，格、结存。[4]
文中提到了“供词”，可以看出樊增祥批复的是一篇申详。申详是案件审理后根据口供内容，相关证据、拟定的判决意见整理而成的司法公文。条理清晰且合乎逻辑是刑名幕友在撰写“申详”时的显著特点。如果“申详”结构无序、内容漏洞百出，则会被上级驳回。这不仅虚耗精力，而且会连累主官被斥责“办事不力”。因此，幕友对“申详”必须保持谨慎，在撰写文本时要条例清晰，以便上级官员一目了然，同时要仔细推敲其中的每个情节，不要出现自相矛盾的情况。只有这样，“申详”才能经得住层層考验。
此外，文中“该刑幕公然从笔下写出，该令亦即书行签发。”、“仍候督抚宪暨臬司、陕安道批示”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围绕某一具体案件的文书流转情况。安康县刑幕需要负责案件处理中的文档工作，知县负责政令的签发。陕西布政使进行批复后，仍需呈交督抚以及臬司查看。最后，文末提到的“缴，格、结存。”体现了文书管理制度，是对该篇详文的副本，即详册存档备查。
从《批安康县详》一文中，我们不仅可以从文本内容可知，这是一篇关于司法案件的批复，还能从批复的陈述格式，结尾用语，内部结构看出官府办文制度和文书管理制度，是从形式深入意义研究方法的具体表现。
综上所述，“从形式深入意义”的研究方法是评价古代公文的可行性方法。这不仅可以弥补用传统文学评价方法对古代公文评析的缺漏，更能够利用古代公文文体自身的特点，发掘公文蕴含的实际意义。
参考文献：
[1]童庆炳著.文学理论教程（修订版）教学参考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301.
[2]胡元德著.古代公文文体流变[M].扬州：广陵书社，2012：197.
[3]黄永武主编.敦煌宝藏135册[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26
[4]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六十五辑 樊山政书[M].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1234.
关键词：公文学；古代公文；形式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4--02
正如文学作品需要文学批评来介入、引导和推动一样，古代公文同样需要客观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才能更好地发现公文作品中蕴含着的公文文体、格式、语言、制度、演变等知识，增强对古代公文的感性认识。本文将从公文评价的角度入手，探讨“从形式深入意义”的可行性，并通过对古代公文实例的分析，透视出这种研究方法在公文评价中的应用。
以往我们常常习惯于运用传统的思维方式对古代公文作品进行评析。在评价文学作品时，我们会以思想标准和艺术标准对其进行审视。其中，思想标准是用来评价文学作品思想性的尺度。艺术标准被用来评估文学作品的艺术维度。它首先着眼于文体的评价，即对特定文体语言、结构、手法、体裁样式的特殊性和创造性的分析和评价，看看它是否符合该文体的要求以及实现该文体功能的程度。其次是看作品的形象，及形象的塑造是否鲜明、生动、富有创造性和高度概括性。最后是对作品意蕴的评价，也就是说它是否巧妙和恰当地表达了深刻而丰厚的意蕴。[1]
这样的一套评价准则也被运用到了古代公文评价中。例如王铭的《公文选读》一书选取了我国各个时期的代表性公文，着重分析评价公文的行文关系、修辞手段、写作风格、写作要领、整体写作特点，以及在公文学上的理论指导或借鉴意义，再适当指出其缺失，必要时简要论述其社会意义。这样的解读满足了文学评价的思想和艺术标准，但面面俱到中似乎又少了些公文学的特色。因此，我们在评价古代公文时，除了传统的评析方式，更需要从文体学的角度，挖掘出作品本身所包含的客观信息，阐明作品的内在根源。
一、古代公文的形式
“公文程式也称公文格式，是公文内容各部分的逻辑结构和文面各种要素的布局格式。程式的有无，是公文区别与其它文章的一个重要特征。”[2]公文的形式不仅表现为外观的语言、文字结构，内部的逻辑结构也是很明显的程式化特征。因此，我们把公文程式区别为表层程式和内部程式两个层面。明清公文程式是我国古代公文发展最成熟的时期。公文表层程式可以大体分为发文责任者官衔、姓名；正文；结束语；发文者官府、职衔或姓名；行文年月日、印章；文种名称和发文者签押这七个部分。与公文外部形式的发展相比，内部程式遵循大致相同的规则，即正文通常由三部分组成：依据、引申和归纳。例如，清朝《福建水师提督施琅请攻台湾奏本》中，发文者官衔姓名为“提督福建水师总兵官右都督臣施琅”。在奏本中，前衔的字数不限定多少，可以调整字距疏密，写满首行即可，最后“谨”字落底，文种“奏”换行书写。事由为“为边患宜靖逆贼难容谨陈荡平机宜以效忠款以奠永安事”。正文针对施琅攻打台湾的“必要性”、“可行性”和“效益性”进行具体陈说。结束语为奏本的固定套语。该奏本以“谨具奏闻伏候敕旨”作结。其中“闻”字是请求皇帝闻知，为表示尊重，要求到下一行抬写。行文年月日是成文日期和作者署款连书。成文日期中的年号“康熙”平行书写。
二、从形式深入意义
公文形式固然极其重要，但在评价具体作品时，如何突破就形式论形式的陈旧框架而进入意义的层面显得尤为关键。无论如何，公文的内容总是和社会、历史、制度、文化等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把公文评价与这一切切断开来，必然会导致研究的繁琐与单薄，通篇都是对结构、语言、符号等纯语言式的分析和统计学上的归类，破坏文本的整体性和统一性。从来就没有纯粹的形式，也没有无形式的内容，作者的主体意识必将通过形式与内容的结合体现出来，评价的方式也必将由公文的形式分析进入意义剖析的层面。二者的并重才有可能揭示公文的价值特征。
从古代公文文本这一角度来说，意义的获得在某种程度上就有赖于对文本的形式结构的精细分析，因为意义常常潜藏在文本的形式结构之中。例如郝春文教授在研究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生活方式时，他指出敦煌僧尼过的不是集体生活。其中一个重要的依据来源就是敦煌文献中保存的一批《当寺转帖》。择一件录文如下：
1 当寺 转帖
知 知 知 知
2 何老宿 李老宿 孙寺主 李上座 宝积 氾法律
知 知 知
3 史阇梨 吴判官 神会 善藏 崇光 善胜
知
4 崇睿 绍戒 善惠 智真 保护 道润 □□[3]
当寺转帖是类似于通知单的文书，以便寺院举行活动时用来通知所有的僧侣。上面列有被通知者的姓名。接到通知后，被通知者在自己的名字右下角写上“知”字或作上某种表示已知的记号，并将其“转”给下一个人。如此依次下传，直到 “转”回到发帖者手中。由于是“当寺转帖”，僧侣应来自同一个寺院，但孙寺主、李上座、吴判官、神会、善胜、保护、绍戒的名字都出现在《辛末年（911）正月六日沙州净土寺沙弥善胜领得历》，位于净土寺名下。由此可知当时不少僧尼僧众并不住在寺院中。可见，文书的形式结构与意义的建构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而且也进一步说明，从形式的分析深入意义是可行的。
我们研究古代公文时，应当实现一种有“意义味”的形式分析或者有“形式感”的意义分析，在形式分析中应有意义的引导。例如清代官员樊增祥在《樊山政书》中所写的一篇《批安康县详》：
……来详所叙奸夫、奸妇供词……该刑幕公然从笔下写出，该令亦即书行签发，可谓“宾主尽东南之美”。下次详文，好生留意。切切。仍候督抚宪暨臬司、陕安道批示。缴，格、结存。[4]
文中提到了“供词”，可以看出樊增祥批复的是一篇申详。申详是案件审理后根据口供内容，相关证据、拟定的判决意见整理而成的司法公文。条理清晰且合乎逻辑是刑名幕友在撰写“申详”时的显著特点。如果“申详”结构无序、内容漏洞百出，则会被上级驳回。这不仅虚耗精力，而且会连累主官被斥责“办事不力”。因此，幕友对“申详”必须保持谨慎，在撰写文本时要条例清晰，以便上级官员一目了然，同时要仔细推敲其中的每个情节，不要出现自相矛盾的情况。只有这样，“申详”才能经得住层層考验。
此外，文中“该刑幕公然从笔下写出，该令亦即书行签发。”、“仍候督抚宪暨臬司、陕安道批示”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围绕某一具体案件的文书流转情况。安康县刑幕需要负责案件处理中的文档工作，知县负责政令的签发。陕西布政使进行批复后，仍需呈交督抚以及臬司查看。最后，文末提到的“缴，格、结存。”体现了文书管理制度，是对该篇详文的副本，即详册存档备查。
从《批安康县详》一文中，我们不仅可以从文本内容可知，这是一篇关于司法案件的批复，还能从批复的陈述格式，结尾用语，内部结构看出官府办文制度和文书管理制度，是从形式深入意义研究方法的具体表现。
综上所述，“从形式深入意义”的研究方法是评价古代公文的可行性方法。这不仅可以弥补用传统文学评价方法对古代公文评析的缺漏，更能够利用古代公文文体自身的特点，发掘公文蕴含的实际意义。
参考文献：
[1]童庆炳著.文学理论教程（修订版）教学参考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301.
[2]胡元德著.古代公文文体流变[M].扬州：广陵书社，2012：197.
[3]黄永武主编.敦煌宝藏135册[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26
[4]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六十五辑 樊山政书[M].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1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