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个多世纪以来，政府的规模和作用一直是个饱受争论的问题，而在新冠疫情之后，人们又开始旧事重提：政府是否应该介入更多的社会和商业生活领域？大政府是否一定会限制自由以及导致更多的浪费？
自由意志主义者认为，政府往好的方面说是无能和低效的，往坏的方面说是对个人自由的威胁。这是哈耶克、米尔顿·弗里德曼、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等人的思想传统。
与之相对的是中央集权论者，他们认为政府本来就是仁慈的，适合影响社会和经济。这是费边社会主义者和中央决策者的观点，是当代政治家如美国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和伊丽莎白·沃伦的观点，也是欧洲政党如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Syriza）、意大利的五星运动和西班牙的社会民主力量党（Podemos）的观点。
但今天，有了新的数字技术和组织结构，国家可以在政策有效性与公民自由之间取得平衡。政府可以既大又小，慷慨又节俭，深入参与人民生活，同时又不干涉他人事务。在当前新冠疫情等危机期间，这一点尤为重要，国家必须发挥关键作用。
过去的20年里，因为互联网、社交媒体、智能手机、廉价电脑和软件，私营企业能够“花小钱办大事”，从而颠覆了从媒体、音乐到零售和旅游的各个行业。现在政府也在亲历这场革命。臭鼬工厂模式、政策实验室和行为洞察小组—这些技术有助于决策者以低成本快速建立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
如果亚马逊、谷歌和脸书能够利用大数据为大量客户提供无缝高效的体验，同时不懈地寻求改善，那么政府肯定也能为本国公民提供同样的服务。例如，印度联邦政府在短短五年多的时间里，以每人不到1美元的成本，为超过10亿公民提供了独特的数字身份。
当然，如果大型科技公司能够对人们的生活产生大的正反两面影响，那么这些同样的技术在政府手中可能会有更多风险。
虽然数字技术是最近的发明，但如何平衡政府效能和个人自由的问题却是老生常谈。1936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指出：“当今的专制国家制度似乎以牺牲效率和自由为代价来解决失业问题。”但他补充说：“通过对问题的正确分析，也许有可能在保持效率和自由的同时解决问题。”
迎接这一挑战，将需要各国政府对公民的需求作出积极反应。他们需要从公共服务使用者的角度，而不是从公职人员的角度，从内到外地设计和提供公共服务。荷兰等国已经在社会关怀等领域这样做了。
国家还必须具有包容性，平衡不同公民群体的利益和需求。例如，制定社会保障和就业法时，政府必须权衡雇主的需求和求职者的需求。这是丹麦“弹性保障”制度的目标，也是世界各地“无条件基本收入”计划试验的目标。
为了降低失败的风险，各国需要不断地在试点项目中测试新的舉措，然后扩大那些奏效的举措。英国通过行为洞察小组和“什么起作用”（What Works）基金会，在教育和刑事司法方面做到了这一点。
国家也必须具有企业家精神，积极主动地与新技术和新公司接触，以创新的方式管理它们。这方面的例子，包括英国为扶持金融科技公司和自动驾驶汽车行业而采取的“监管沙盒”（Regulatory Sandbox）方法。
世界正因新冠疫情而晕头转向，并努力解决气候变化等复杂的系统性问题。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回到政治的根本问题上来：政府应该是怎样的？如果我们不问这个问题，就有可能最终面临一个我们永远不会选择的政府。
自由意志主义者认为，政府往好的方面说是无能和低效的，往坏的方面说是对个人自由的威胁。这是哈耶克、米尔顿·弗里德曼、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等人的思想传统。
与之相对的是中央集权论者，他们认为政府本来就是仁慈的，适合影响社会和经济。这是费边社会主义者和中央决策者的观点，是当代政治家如美国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和伊丽莎白·沃伦的观点，也是欧洲政党如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Syriza）、意大利的五星运动和西班牙的社会民主力量党（Podemos）的观点。
但今天，有了新的数字技术和组织结构，国家可以在政策有效性与公民自由之间取得平衡。政府可以既大又小，慷慨又节俭，深入参与人民生活，同时又不干涉他人事务。在当前新冠疫情等危机期间，这一点尤为重要，国家必须发挥关键作用。
过去的20年里，因为互联网、社交媒体、智能手机、廉价电脑和软件，私营企业能够“花小钱办大事”，从而颠覆了从媒体、音乐到零售和旅游的各个行业。现在政府也在亲历这场革命。臭鼬工厂模式、政策实验室和行为洞察小组—这些技术有助于决策者以低成本快速建立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
如果亚马逊、谷歌和脸书能够利用大数据为大量客户提供无缝高效的体验，同时不懈地寻求改善，那么政府肯定也能为本国公民提供同样的服务。例如，印度联邦政府在短短五年多的时间里，以每人不到1美元的成本，为超过10亿公民提供了独特的数字身份。
当然，如果大型科技公司能够对人们的生活产生大的正反两面影响，那么这些同样的技术在政府手中可能会有更多风险。
虽然数字技术是最近的发明，但如何平衡政府效能和个人自由的问题却是老生常谈。1936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指出：“当今的专制国家制度似乎以牺牲效率和自由为代价来解决失业问题。”但他补充说：“通过对问题的正确分析，也许有可能在保持效率和自由的同时解决问题。”
迎接这一挑战，将需要各国政府对公民的需求作出积极反应。他们需要从公共服务使用者的角度，而不是从公职人员的角度，从内到外地设计和提供公共服务。荷兰等国已经在社会关怀等领域这样做了。
国家还必须具有包容性，平衡不同公民群体的利益和需求。例如，制定社会保障和就业法时，政府必须权衡雇主的需求和求职者的需求。这是丹麦“弹性保障”制度的目标，也是世界各地“无条件基本收入”计划试验的目标。
为了降低失败的风险，各国需要不断地在试点项目中测试新的舉措，然后扩大那些奏效的举措。英国通过行为洞察小组和“什么起作用”（What Works）基金会，在教育和刑事司法方面做到了这一点。
国家也必须具有企业家精神，积极主动地与新技术和新公司接触，以创新的方式管理它们。这方面的例子，包括英国为扶持金融科技公司和自动驾驶汽车行业而采取的“监管沙盒”（Regulatory Sandbox）方法。
世界正因新冠疫情而晕头转向，并努力解决气候变化等复杂的系统性问题。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回到政治的根本问题上来：政府应该是怎样的？如果我们不问这个问题，就有可能最终面临一个我们永远不会选择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