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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治理模式的这些特色，实际上保证了体制具有相当的弹性和适应性。转型过程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从转型危机到制度危机，有一个过渡环节，就是体制的僵化。社会危机和经济危机转变为制度危机的例子比比皆是，但在中国却很难发生，这里固然有超强的国家能力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体制的弹性和适应性—没有这种弹性和适应性，超强的国家能力往往也会带来超强的负面后果。
比如中国虽然是单一制国家，地方服从中央是基本原则，但在国家治理上，是既有“全国一盘棋”的动员和组织能力，又有先发地区的“窗口效应”。先发地区的治理创新实践，成为全国性的政策试验，这样的事情从改革开放以来就一直在发生。发展上的先发意味着转型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也是“先发”，因此先发地区也就成为治理创新的“实验室”。如果不能理解中国治理创新的这个特色，那么就如崩溃论预言者们那样，把转型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直接看成是一个危机不断积累的过程，结论自然就是悲观的，也是失准的。
新冠疫情的大考
没有什么比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突如其来的、重大的蔓延全球的危机，更能彰显中国治理模式的独特优势。
没有什么比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突如其来的、重大的蔓延全球的危机，更能彰显中国治理模式的独特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专门概括了抗疫斗争伟大实践所证明的国家治理体制的优越性：衡量一个国家的制度是否成功、是否优越，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看其在重大风险挑战面前，能不能号令四面、组织八方共同应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非凡的组织动员能力、统筹协调能力、贯彻执行能力，能够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难事、办急事的独特优势。
与中国相比，美国政治制度中的“否决政治”，其弊端在疫情应对中一览无余。这并不是说欧美国家的政党就可以随意把政党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这里面有规则和政治伦理的约束。但是，政治极化和社会撕裂的趋势非常明显。政治生态是有自我强化功能的，一旦进入某种政治生态，很容易开启恶性循环。就像美国，民主和共和两党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日益导致社会撕裂，这是美国国家治理体系面临的重大危机。这才是崩溃论预言者们口中的制度危机。
如果从比较政治学的学术角度出发，中国的抗疫表现背后是强国家的传统。拿戴口罩作例子，在美国，联邦政府对此只有建议而没有强制推行的权力，而在中国则不同。
需要注意的是，强国家和专制不能画等号。美国联邦政府在其法定职能上，同样具有很强的国家能力，比如税收，不然也不会有税收和死亡一样不可避免的说法。中国的强国家传统指的是国家权力具有强势性和集权性。
学者赵鼎新曾经根据中外学术界的研究，总结过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中，中国历史呈现的主要政治特征，其中之一就是中国有世界几大文明中，最为显著的强国家传统。这就是历史学家黄仁宇总结的中国的“政治早熟”，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在政治领域的“理性化进程”，就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和成功。比如，与欧洲不同，中国传统的主流学派中，就没有提出至少是完整地提出过“有限政府”等学说。
中国的强国家的传统延续至今。而像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重大危机，要在短时间内以较小代价取得战略性成果，如果没有强大的国家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那肯定是办不到的。
同样需要注意的是，今天的故事不是传统的简单重演。与今天的强国家伴随的是与传统社会完全不同的现代社会。比如，抗疫斗争中，大型互联网技术公司就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实际上已经在部分承担重要的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能，这在历史上是没有过的。同样，当疫情进入局部散发阶段之后，不同地方应对的治理水平，也是良窳毕现。
并且，疫情大考远没有结束，对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考验也远没有结束。
开展良性竞争
总结起来说，当中国平视世界的时候，在治理模式上就意味着，应当理解和珍惜自己治理体系的独特优势，而不能邯郸学步，把自己的好东西都改掉了。这也是在治理模式上充分树立起自己的“主体性”。这也意味着，中西之间在治理模式上可以进入一个相互学习，甚至是不妨开展良性竞争的新阶段。中西之间可以摆脱意识形态的敌对，以更好的治理模式来造福本国和世界人民。
客观而言，今天中国的治理模式，是各种传统的赓续、向西方学习和本土创新等诸多因素综合造就的结果。改革开放后，有一段时间，向欧美国家学习治理是主流，这是历史事实，没有必要讳言。过去我们搞计划经济，苏联是老师，治理体系上就会向苏联取经，包括设立哪些政府部门等具体问题。后来搞市场经济，欧美是老师，治理体系上就会向欧美取经。所以，过去常有这样的事情，某个新兴的市场领域怎么治理，那就先看看欧美国家怎么做。官员到欧美国家公共管理类学院或者某个城市进行学习、进修和交流，在其履历上也很常见，甚至会被当作一个突出的特点拿来强调一下。
当中国平视世界的时候，在治理模式上就意味着，应当理解和珍惜自己治理体系的独特优势，而不能邯郸学步，把自己的好东西都改掉了。
即使是在这个阶段，哪些能学，哪些不能学，中国的执政者也是有仔細考量的。比如银行和政府的关系，经济学家刘胜军就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发生金融危机，很重要的原因是政府对银行的很强的影响力，如果出现流动性短缺，政府有能力让银行来提供流动性，但欧美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市场体系下，政府就很难左右银行的行为，如果出现流动性短缺，当事人只能变卖资产，从而容易诱发危机。
而过去几年发生的诸多事件，比如P2P消亡，又暴露了我们治理体系上的弱点，让人思考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在美国不会发生，从而可以发现是否有可以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今天在治理模式上平视世界，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无论中国还是欧美国家，国家治理都面临着一些陌生的领域。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当代中国政治研究室主任樊鹏，对此提出了一个有启发的概念：制度极限。其含义是国家权力难以覆盖新的社会空间、生活领域或市场活动，带来了政策真空或权力真空，从而使传统行政管治的覆盖和政治权利、规则的运行瞬间失效。也就是说，在政府能力所不及的地方产生出了新的商业形态、社会组织形态以及无数个体与机构同国家的多重、复杂的博弈与对抗。
的确，无论是互联网新技术公司的扩张还是虚拟空间出现的新的政治连接，都对所有国家的治理体系提出了新的挑战。今天的世界和过去已经大大不同了，国家之间搞意识形态对抗是最愚蠢的做法。时移势易，今天需要的是相互学习而不是唯我独尊，是相互合作而不是“各扫门前雪”。正如在第一次参加新社会的代表会议的44年之后，费孝通先生提出的那个不同文明的关系的理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