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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12月，我和妻子陈红合著的《日落香江——香港对日作战纪实》在广州出版。次年初，有朋友看了书中讲述的中、英、美三国和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在香港抗战的故事，高兴地告诉我：原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市区中队领导人方兰，就住在广东省委宿舍。我立即登门拜访。当时，方兰已经知道自己患上癌症，但她还是坐在藤椅上，接受我的录音采访。她向我们讲述了当年在香港坚持抗日斗争的情形，以及她的母亲冯芝为抗日英勇就义的感人事迹，还将她1996年7月撰写的手稿《冯芝：我的母亲》和她本人的履历说明拿出来让我复印，作为史料保存。令人感伤的是，此后不久，方兰就因病长逝了。
方兰，原名孔秀芳，1921年出生于香港。家中除父母之外，还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由于家境贫寒，方兰在上小学六年级时欠交学费，直到小学毕业两年后在幼稚班当助教时才偿还。“七七事变”后，香港各界纷纷成立抗日救亡团体，支援抗战，中共香港组织也加强了在学生及工人抗日社团中的工作。方兰和她的妹妹积极参加“香港学生赈济会”的抗日募捐活动。1938年11月，年仅18岁的方兰加人中国共产党，担任香港湾仔段的儿童团团长。
女儿：“我胆子大，把责任担了起来”
方兰姊妹的行动得到母亲冯芝的大力支持。方兰回忆说：“晚上开会，母亲不放心，都陪着我们去会场并在门口等到散会；每次募得捐款她亲自护送。”在方兰的心目中，母亲的形象始终可亲可敬。“她民族观念很强，‘九一八事变’，香港同胞极端愤慨，有的市民去砸日本商店，她也带我们去助威”。
1941年12月8日清晨，侵华日军第23军第38师团进攻香港。驻港英军与先前抵港的加拿大援军经过17天的浴血抵抗，被迫于同月25日的圣诞节之夜宣布投降。从此，香港抗战的重任逐渐落到由省港平民百姓组成的中共抗日游击武装的肩上。
1942年1月中旬，方兰奉命离开香港，到广东参加游击武装斗争。方兰回忆分别的情景说，天亮时，母亲拿着装有干粮和旧衣服的小包袱，“送到湾仔西边‘大佛’那地方，把小包袱交给我说：‘胜利即回来。’转身就走，头也不回，估计她正在流泪，不想让我看见”。
同年3月，中共领导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根据省港战局的状况，成立港九独立大队，在香港地区进行地下游击和情报活动。1943年秋天，美国陈纳德将军领导的“飞虎队”开始对香港日军进行空袭，破坏日军在南中国海的运输补给线。为了配合盟军作战，港九独立大队决定再增设市区中队，其任务是在香港岛和南九龙的市区内，开展政治宣传，收集情报，破坏日军的后勤生产。同年冬天，方兰奉命从东莞游击区调到港九独立大队，不久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市区中队队长兼指导员。方兰说：“我那时只有23岁，学识浅，但胆子大，无所畏惧，把责任担了起来。”
母亲：“死就死自己，不要牵连别人”
市区中队的队部设在九龙的西贡清水湾槟榔湾村，交通站设在附近的渔村小镇——坑口。从坑口坐小艇过海到对岸的港岛筲箕湾，必须经过敌人在亚公岩设立的岗哨。方兰的母亲自告奋勇担负起交通员的任务。她乘坐小艇来往于坑口和筲箕湾，将宣传品送到港岛湾仔市区中队队员伍慧珍的家，然后再将那里收集到的情报带回中队部。方兰说：“母亲十分乐意做这件事。她带宣传品很善于伪装，有时用个鸡笼，里面放着小鸡，宣传品就放在鸡笼内。当我要去找队员并一起带宣传品时，母亲就坚持要由她带着宣传品随我而行，以防敌人突击搜查。我觉察到她随时准备以生命换取我的安全。”
1944年2月11日，美军“飞虎队”再次空袭香港启德机场。一架飞机被日军炮火击中，飞行员克尔中尉被迫跳伞逃生。港九独立大队的小交通员李石把他藏在新界沙田的一个山洞里，躲过日军的追捕，再由其他游击队员掩护，送回中国大后方。日军恼羞成怒，大举扫荡港九大队经常活动的西贡地区，同时加紧对市区交通要道的盘查。
尽管敌情险恶，方兰还是按照港九大队的指示，通知市区中队的全体成员于2月24日在市区各地张贴和散发《东江纵队成立宣言》等抗日传单。当天，中共抗战的宣传品出现在香港市区的大街小巷，市区中队及其队长“方姑”的英名首次在香港传扬。
方兰的母亲冯芝继续来往于港九交通线上。3月17日上午，她和年轻的交通员袁益(俗名亚四)一起，将宣传品送到伍慧珍家并带回情报。她假扮帮别人带新衣服的“水客”，将一般情报放在新衣服的口袋里，重要情报则缝到新衣服里面。下午，冯芝和袁益两人路过亚公岩哨所的时候，遭到敌伪警察的突击搜查。有个华人宪查(即警察)翻出冯芝藏在衣服口袋里的情报，大吃一惊，连忙撕毁，丢到海里。站在旁边的印度籍警察却不肯放过冯芝，还从衣服夹缝中搜出暗藏的重要情报，其中有关于替日本海军修船、造船的“日立造船厂”铜锣湾分厂(即原“敬记”船厂)的情报，敌人立即拘捕冯芝、袁益两人，押往筲箕湾派出所。在此危难时刻，冯芝首先想到的是如何让亲友免遭牵连。她暗中请求那位良知未泯的华人宪查将此情形通知她的家人。方兰、伍慧珍等市区中队成员因此得以及时撤退，只有年仅17岁的女队员、在“敬记”船厂担任描图工作的张淑贤被捕。
监禁期间，冯芝只承认自己是帮别人带衣服的“水客”，而且不识字，不知道衣服里夹带的是什么东西。尽管敌人行刑毒打，也从不改口。她还叮嘱袁益只招认两人仅是同行关系，互相并不认识。张淑贤被关进监禁室后，冯芝鼓励她要坚强，“死就死自己，不要牵连别人。”方兰的哥哥和姐妹们去探监，送来食品，她就让袁益和小张一起分享。平时，她常哼唱不久前学会的《义勇军进行曲》。方兰回忆说：“我姐姐去探监时，她要姐姐告诉我，叫我放心，她绝不会出卖什么人的。”
冯芝、小张和袁益被捕后，市区中队曾有人提出营救计划。筲箕湾派出所后面有条小河，小艇可以进出。关押在派出所三楼的被捕人员可以从后窗下到小河，坐小艇逃走。负责港岛区地下工作的张洪波同意实施这一计划。方兰思量再三，即说：“此计划行不通。我队力量十分薄弱，不管成功或失败，都要撤退一批人。失败的话，后果更不堪设想，相信我母亲也不会同意。个人得救，其他家人怎么办?我家还有父、兄、姊妹，小张家也有亲人，我们尚无力安排他们一起撤退，只好狠心放弃营救行动了!”
方兰的决定来自冷静的思考，她的内心却一直翻滚着情感的波涛。半个世纪过后，她在回忆母亲的文稿中，逐一梳理当时奔腾不息的思绪：“母亲在狱期间，我是十分悲痛的。那时，工作十分繁重，每天神经都十分紧张。夜深人静时，想到母亲可能病倒或受刑，希望她一定要坚持，不要损害人格尊严。这时候，我曾自责：不应让她做交通员。但我又宽慰自己：母亲是主动支持我 的事业的，这不单是亲情，也是爱国的表现。转而又想起老父，他失去朝夕相处的老伴，一定很难受。面对种种问题困扰，我只好下定决心：重任在肩，用行动来报答母爱，狠狠打击敌人，为母亲报仇!”
“四月大行动”威震敌胆
不久，香港日军又发动针对港九大队的扫荡，市区兵力空虚；日本香港总督部宣布，从4月15日起，停止实行占领香港后对居民定量配给大米的制度，可见其后勤补给遭遇严重的困难。方兰领导的市区中队乘机开展威震敌胆的“四月大行动”，一面加强政治攻势，一面实施桥梁爆破，以将敌人的兵力牵制在市区，配合大队的“反扫荡”。
根据当年港九大队的工作总结，市区中队在4月间共进行三次影响较大的以散发传单为形式的政治攻势。第一次是在13日，乘敌人实施灯火管制之机，在港岛筲箕湾太古船厂及附近街道散发东江纵队《告港九同胞书》1000份，在九龙油麻地至深水涉街道散发传单2000份。第二次是15日，在中环街市闸口张贴10张抗战告示，因为此处向来是敌伪张贴布告的地方，看的人很多，产生的震撼力最大。港九大队的工作总结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上午)九时许，行人一多，就有人驻足来看。最初以为是萝卜头(指日军)的东西，后来愈看愈奇，愈看愈兴奋，原来是游击队的《告港九同胞书》。围观的人拥塞街市的门口。至十一点敌人才发觉，把人赶走，派人把传单用水泼湿铲去。民众皆说：‘老游是神出鬼没的。”’第三次是21日，在土瓜湾、红砌以及油麻地、深水涉等街道，散发港九大队抗战告捷的传单。这三次政治攻势，起到了很好的鼓舞群众和震撼敌人的作用。
与此同时，方兰加紧组织爆破九广铁路线上的四号桥梁，进一步打击日军的气焰。这座桥横跨旺角的窝打老道大街，距离九龙宪兵队队部大约只有100米。早在同年2月，方兰就在港九大队学会利用英军战败前遗留下的黄色炸药制作地雷，实施爆破。她回到槟榔湾的中队部，轮流召集市区中队的男队员，传授爆破技术，其中包括正在日本香港总督部的道路下水事务所担任工段长的男队员梁福。梁福佩带有日军发给的路牌，进出比较方便，方兰就派交通员着柴草，夹带着炸药、雷管和子弹粉，分批送到梁福家收藏起来。4月中旬，梁福奉命爆破四号桥，可惜子弹粉失效，未能成功引爆。梁福等人冒险取回炸药，请方兰再派人送来质量好的雷管和子弹粉。当时，敌人已加强对市区交通要道的盘查。方兰心生一计，叫来小交通员阿庆仔，将雷管和子弹粉藏在竹竿里，让他拿着，和外出放牛的小孩一起混入市区。梁福等人得到新的引爆物品，于4月21日半夜12时成功地炸毁四号桥。东江纵队的机关报《前进报肘艮道了这一消息及其反响：“当时夜深人静，轰然一声，震动全港，市民均从梦中惊醒。敌寇则心惊胆丧，当夜三时许，即动员全港宪查集中九龙。至翌晨六时，始敢实行大戒严，九龙交通，完全断绝。”“当爆炸发生之后，伪方人员垂头丧气，对敌更无信心。尤其是宪查，更大为恐慌，以为游击队反攻到市区，多不敢出动，且纷纷辞职，但未获批准。市民知我炸毁铁桥，人心大为振奋，或以为香港快要反攻。事后调查，该桥石墩完全炸碎，铁轨向上歪斜，不能通车，短期内甚难修复。
母亲英勇就义，女儿安全脱险
中共游击队在市区的抗日行动引起香港日军的疯狂报复。早在1943年春夏之交，日军宪兵队曾经通过严刑拷打抓捕国民党“中统”香港站及港澳总支部的交通员，揭开“中统”在香港进行抗日情报活动的内幕，随即展开搜捕行动，破获“中统”香港站的电台，逮捕国民党在港各机关的近百名成员，杀害了其中25名不肯屈服就范的国民党人。为了从先前关押在筲箕湾派出所的冯芝、张淑贤口中挖出更多秘密，香港日军的宪兵队总部在游击队“四月大行动”之后，接审冯、张两人的案件，将两人关押到赤柱监狱。不久，有人从赤柱监狱出狱，对方兰的家人说，冯芝老人对他很好，她吃不下饭，就把饭给他吃。她知道敌人一定会杀她，希望家人能收尸安葬。
6月初，冯芝和张淑贤被转押到铜锣湾的日本海军刑务部(即军事法庭)。23日，两人被日军枪决，罪名是“收集日本海军情报”。冯芝和张淑贤用自己的宝贵生命保卫了中共游击队的组织和安全。
6月底的一个傍晚，方兰知道母亲与小张的噩耗。当时，她正在港九大队，她回忆说：“母亲光荣牺牲，英勇就义，这是意料中事。可是，我仍忍不住泪流满面。战友们已吃了饭准备开会，我强咽下两口饭，又忙于研究下一步战斗。”
母亲和战友的牺牲，激励方兰和市区中队的同志们更加坚定地开展抗日斗争。为了向空袭香港的美军“飞虎队”提供准确的情报，方兰布置队员文淑筠利用居住在港岛半山儒林台的便利条件，用望远镜直接侦察停泊在维多利亚港的日本军舰，及时报告敌舰的型号和泊位。
为了加强在市区的政治宣传攻势，市区中队在1945年油印出版八开的队报《地下火》，宣传中共抗日的政策主张，报道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消息，鼓舞香港民众的抗战意志。《地下火》刊头的木刻火炬画，就是方兰的妹夫黄初俊雕刻的。随着收集情报与政治宣传工作的广泛开展，市区中队成员从开始时的几个人，迅速扩大到300多人。活动范围除了市区的工厂、学校、民居之外，还渗透到敌伪机关，乃至香港岛的日军宪兵队总部特高课。1945年7月13日早晨，宪兵队决定在交通要道和轮船码头缉捕方兰和她的战友。临出发前，打人特高课的市区中队成员黎成冒险跑到北角清风街联络点报警，使方兰和同志们得以安全脱险。
同年8月30日，英国海军特遣舰队驶入维多利亚港。9月16日，香港日军将领在总督府向英国、中国、美国和加拿大等四国的军事代表正式递交投降书。
香港光复后，方兰和家人前往母亲就义的刑场祭奠。她随后继续留在香港，从事中共地下工作。1948年，她被调派到广东游击解放区，担任中共雷州地委副书汜。解放后她历任广东省妇联主任等职，直至离休。
1996年4月，方兰怀着悼念母亲的沉痛心情，重返香港。她来到香港圣保禄小学，即日占时期日本海军刑务部的旧址，思绪万千：“这座用大石块叠砌的高高石阶，加上铁丝网围着，确是森严地方。当年一老一少，被作为‘间谍’判刑，再转至跑马地现蓝塘道执行枪决。想着当时悲壮的情景，禁不住热泪双流，泣不成声。”随后，她来到位于粉岭的沙岭公墓，祭奠母亲。1952年，方兰的家人将母亲移葬在这个公墓里。公墓毗邻深圳的罗湖海关。事后，方兰在回忆母亲的文稿中，倾诉肺腑之言：“站在那里，我心情十分激动，低声告诉母亲：你往右边看，我海关大楼红旗迎风飘扬。你热爱的《义勇军进行曲》，现在已定为国歌了。你再往左看，香港很繁荣，明年就要回归祖同了，扯旗山上将要升起中同的国旗!妈妈，你和先烈的血没有白流!”
(作者系深圳市政协委员、深圳大学教授)
方兰，原名孔秀芳，1921年出生于香港。家中除父母之外，还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由于家境贫寒，方兰在上小学六年级时欠交学费，直到小学毕业两年后在幼稚班当助教时才偿还。“七七事变”后，香港各界纷纷成立抗日救亡团体，支援抗战，中共香港组织也加强了在学生及工人抗日社团中的工作。方兰和她的妹妹积极参加“香港学生赈济会”的抗日募捐活动。1938年11月，年仅18岁的方兰加人中国共产党，担任香港湾仔段的儿童团团长。
女儿：“我胆子大，把责任担了起来”
方兰姊妹的行动得到母亲冯芝的大力支持。方兰回忆说：“晚上开会，母亲不放心，都陪着我们去会场并在门口等到散会；每次募得捐款她亲自护送。”在方兰的心目中，母亲的形象始终可亲可敬。“她民族观念很强，‘九一八事变’，香港同胞极端愤慨，有的市民去砸日本商店，她也带我们去助威”。
1941年12月8日清晨，侵华日军第23军第38师团进攻香港。驻港英军与先前抵港的加拿大援军经过17天的浴血抵抗，被迫于同月25日的圣诞节之夜宣布投降。从此，香港抗战的重任逐渐落到由省港平民百姓组成的中共抗日游击武装的肩上。
1942年1月中旬，方兰奉命离开香港，到广东参加游击武装斗争。方兰回忆分别的情景说，天亮时，母亲拿着装有干粮和旧衣服的小包袱，“送到湾仔西边‘大佛’那地方，把小包袱交给我说：‘胜利即回来。’转身就走，头也不回，估计她正在流泪，不想让我看见”。
同年3月，中共领导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根据省港战局的状况，成立港九独立大队，在香港地区进行地下游击和情报活动。1943年秋天，美国陈纳德将军领导的“飞虎队”开始对香港日军进行空袭，破坏日军在南中国海的运输补给线。为了配合盟军作战，港九独立大队决定再增设市区中队，其任务是在香港岛和南九龙的市区内，开展政治宣传，收集情报，破坏日军的后勤生产。同年冬天，方兰奉命从东莞游击区调到港九独立大队，不久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市区中队队长兼指导员。方兰说：“我那时只有23岁，学识浅，但胆子大，无所畏惧，把责任担了起来。”
母亲：“死就死自己，不要牵连别人”
市区中队的队部设在九龙的西贡清水湾槟榔湾村，交通站设在附近的渔村小镇——坑口。从坑口坐小艇过海到对岸的港岛筲箕湾，必须经过敌人在亚公岩设立的岗哨。方兰的母亲自告奋勇担负起交通员的任务。她乘坐小艇来往于坑口和筲箕湾，将宣传品送到港岛湾仔市区中队队员伍慧珍的家，然后再将那里收集到的情报带回中队部。方兰说：“母亲十分乐意做这件事。她带宣传品很善于伪装，有时用个鸡笼，里面放着小鸡，宣传品就放在鸡笼内。当我要去找队员并一起带宣传品时，母亲就坚持要由她带着宣传品随我而行，以防敌人突击搜查。我觉察到她随时准备以生命换取我的安全。”
1944年2月11日，美军“飞虎队”再次空袭香港启德机场。一架飞机被日军炮火击中，飞行员克尔中尉被迫跳伞逃生。港九独立大队的小交通员李石把他藏在新界沙田的一个山洞里，躲过日军的追捕，再由其他游击队员掩护，送回中国大后方。日军恼羞成怒，大举扫荡港九大队经常活动的西贡地区，同时加紧对市区交通要道的盘查。
尽管敌情险恶，方兰还是按照港九大队的指示，通知市区中队的全体成员于2月24日在市区各地张贴和散发《东江纵队成立宣言》等抗日传单。当天，中共抗战的宣传品出现在香港市区的大街小巷，市区中队及其队长“方姑”的英名首次在香港传扬。
方兰的母亲冯芝继续来往于港九交通线上。3月17日上午，她和年轻的交通员袁益(俗名亚四)一起，将宣传品送到伍慧珍家并带回情报。她假扮帮别人带新衣服的“水客”，将一般情报放在新衣服的口袋里，重要情报则缝到新衣服里面。下午，冯芝和袁益两人路过亚公岩哨所的时候，遭到敌伪警察的突击搜查。有个华人宪查(即警察)翻出冯芝藏在衣服口袋里的情报，大吃一惊，连忙撕毁，丢到海里。站在旁边的印度籍警察却不肯放过冯芝，还从衣服夹缝中搜出暗藏的重要情报，其中有关于替日本海军修船、造船的“日立造船厂”铜锣湾分厂(即原“敬记”船厂)的情报，敌人立即拘捕冯芝、袁益两人，押往筲箕湾派出所。在此危难时刻，冯芝首先想到的是如何让亲友免遭牵连。她暗中请求那位良知未泯的华人宪查将此情形通知她的家人。方兰、伍慧珍等市区中队成员因此得以及时撤退，只有年仅17岁的女队员、在“敬记”船厂担任描图工作的张淑贤被捕。
监禁期间，冯芝只承认自己是帮别人带衣服的“水客”，而且不识字，不知道衣服里夹带的是什么东西。尽管敌人行刑毒打，也从不改口。她还叮嘱袁益只招认两人仅是同行关系，互相并不认识。张淑贤被关进监禁室后，冯芝鼓励她要坚强，“死就死自己，不要牵连别人。”方兰的哥哥和姐妹们去探监，送来食品，她就让袁益和小张一起分享。平时，她常哼唱不久前学会的《义勇军进行曲》。方兰回忆说：“我姐姐去探监时，她要姐姐告诉我，叫我放心，她绝不会出卖什么人的。”
冯芝、小张和袁益被捕后，市区中队曾有人提出营救计划。筲箕湾派出所后面有条小河，小艇可以进出。关押在派出所三楼的被捕人员可以从后窗下到小河，坐小艇逃走。负责港岛区地下工作的张洪波同意实施这一计划。方兰思量再三，即说：“此计划行不通。我队力量十分薄弱，不管成功或失败，都要撤退一批人。失败的话，后果更不堪设想，相信我母亲也不会同意。个人得救，其他家人怎么办?我家还有父、兄、姊妹，小张家也有亲人，我们尚无力安排他们一起撤退，只好狠心放弃营救行动了!”
方兰的决定来自冷静的思考，她的内心却一直翻滚着情感的波涛。半个世纪过后，她在回忆母亲的文稿中，逐一梳理当时奔腾不息的思绪：“母亲在狱期间，我是十分悲痛的。那时，工作十分繁重，每天神经都十分紧张。夜深人静时，想到母亲可能病倒或受刑，希望她一定要坚持，不要损害人格尊严。这时候，我曾自责：不应让她做交通员。但我又宽慰自己：母亲是主动支持我 的事业的，这不单是亲情，也是爱国的表现。转而又想起老父，他失去朝夕相处的老伴，一定很难受。面对种种问题困扰，我只好下定决心：重任在肩，用行动来报答母爱，狠狠打击敌人，为母亲报仇!”
“四月大行动”威震敌胆
不久，香港日军又发动针对港九大队的扫荡，市区兵力空虚；日本香港总督部宣布，从4月15日起，停止实行占领香港后对居民定量配给大米的制度，可见其后勤补给遭遇严重的困难。方兰领导的市区中队乘机开展威震敌胆的“四月大行动”，一面加强政治攻势，一面实施桥梁爆破，以将敌人的兵力牵制在市区，配合大队的“反扫荡”。
根据当年港九大队的工作总结，市区中队在4月间共进行三次影响较大的以散发传单为形式的政治攻势。第一次是在13日，乘敌人实施灯火管制之机，在港岛筲箕湾太古船厂及附近街道散发东江纵队《告港九同胞书》1000份，在九龙油麻地至深水涉街道散发传单2000份。第二次是15日，在中环街市闸口张贴10张抗战告示，因为此处向来是敌伪张贴布告的地方，看的人很多，产生的震撼力最大。港九大队的工作总结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上午)九时许，行人一多，就有人驻足来看。最初以为是萝卜头(指日军)的东西，后来愈看愈奇，愈看愈兴奋，原来是游击队的《告港九同胞书》。围观的人拥塞街市的门口。至十一点敌人才发觉，把人赶走，派人把传单用水泼湿铲去。民众皆说：‘老游是神出鬼没的。”’第三次是21日，在土瓜湾、红砌以及油麻地、深水涉等街道，散发港九大队抗战告捷的传单。这三次政治攻势，起到了很好的鼓舞群众和震撼敌人的作用。
与此同时，方兰加紧组织爆破九广铁路线上的四号桥梁，进一步打击日军的气焰。这座桥横跨旺角的窝打老道大街，距离九龙宪兵队队部大约只有100米。早在同年2月，方兰就在港九大队学会利用英军战败前遗留下的黄色炸药制作地雷，实施爆破。她回到槟榔湾的中队部，轮流召集市区中队的男队员，传授爆破技术，其中包括正在日本香港总督部的道路下水事务所担任工段长的男队员梁福。梁福佩带有日军发给的路牌，进出比较方便，方兰就派交通员着柴草，夹带着炸药、雷管和子弹粉，分批送到梁福家收藏起来。4月中旬，梁福奉命爆破四号桥，可惜子弹粉失效，未能成功引爆。梁福等人冒险取回炸药，请方兰再派人送来质量好的雷管和子弹粉。当时，敌人已加强对市区交通要道的盘查。方兰心生一计，叫来小交通员阿庆仔，将雷管和子弹粉藏在竹竿里，让他拿着，和外出放牛的小孩一起混入市区。梁福等人得到新的引爆物品，于4月21日半夜12时成功地炸毁四号桥。东江纵队的机关报《前进报肘艮道了这一消息及其反响：“当时夜深人静，轰然一声，震动全港，市民均从梦中惊醒。敌寇则心惊胆丧，当夜三时许，即动员全港宪查集中九龙。至翌晨六时，始敢实行大戒严，九龙交通，完全断绝。”“当爆炸发生之后，伪方人员垂头丧气，对敌更无信心。尤其是宪查，更大为恐慌，以为游击队反攻到市区，多不敢出动，且纷纷辞职，但未获批准。市民知我炸毁铁桥，人心大为振奋，或以为香港快要反攻。事后调查，该桥石墩完全炸碎，铁轨向上歪斜，不能通车，短期内甚难修复。
母亲英勇就义，女儿安全脱险
中共游击队在市区的抗日行动引起香港日军的疯狂报复。早在1943年春夏之交，日军宪兵队曾经通过严刑拷打抓捕国民党“中统”香港站及港澳总支部的交通员，揭开“中统”在香港进行抗日情报活动的内幕，随即展开搜捕行动，破获“中统”香港站的电台，逮捕国民党在港各机关的近百名成员，杀害了其中25名不肯屈服就范的国民党人。为了从先前关押在筲箕湾派出所的冯芝、张淑贤口中挖出更多秘密，香港日军的宪兵队总部在游击队“四月大行动”之后，接审冯、张两人的案件，将两人关押到赤柱监狱。不久，有人从赤柱监狱出狱，对方兰的家人说，冯芝老人对他很好，她吃不下饭，就把饭给他吃。她知道敌人一定会杀她，希望家人能收尸安葬。
6月初，冯芝和张淑贤被转押到铜锣湾的日本海军刑务部(即军事法庭)。23日，两人被日军枪决，罪名是“收集日本海军情报”。冯芝和张淑贤用自己的宝贵生命保卫了中共游击队的组织和安全。
6月底的一个傍晚，方兰知道母亲与小张的噩耗。当时，她正在港九大队，她回忆说：“母亲光荣牺牲，英勇就义，这是意料中事。可是，我仍忍不住泪流满面。战友们已吃了饭准备开会，我强咽下两口饭，又忙于研究下一步战斗。”
母亲和战友的牺牲，激励方兰和市区中队的同志们更加坚定地开展抗日斗争。为了向空袭香港的美军“飞虎队”提供准确的情报，方兰布置队员文淑筠利用居住在港岛半山儒林台的便利条件，用望远镜直接侦察停泊在维多利亚港的日本军舰，及时报告敌舰的型号和泊位。
为了加强在市区的政治宣传攻势，市区中队在1945年油印出版八开的队报《地下火》，宣传中共抗日的政策主张，报道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消息，鼓舞香港民众的抗战意志。《地下火》刊头的木刻火炬画，就是方兰的妹夫黄初俊雕刻的。随着收集情报与政治宣传工作的广泛开展，市区中队成员从开始时的几个人，迅速扩大到300多人。活动范围除了市区的工厂、学校、民居之外，还渗透到敌伪机关，乃至香港岛的日军宪兵队总部特高课。1945年7月13日早晨，宪兵队决定在交通要道和轮船码头缉捕方兰和她的战友。临出发前，打人特高课的市区中队成员黎成冒险跑到北角清风街联络点报警，使方兰和同志们得以安全脱险。
同年8月30日，英国海军特遣舰队驶入维多利亚港。9月16日，香港日军将领在总督府向英国、中国、美国和加拿大等四国的军事代表正式递交投降书。
香港光复后，方兰和家人前往母亲就义的刑场祭奠。她随后继续留在香港，从事中共地下工作。1948年，她被调派到广东游击解放区，担任中共雷州地委副书汜。解放后她历任广东省妇联主任等职，直至离休。
1996年4月，方兰怀着悼念母亲的沉痛心情，重返香港。她来到香港圣保禄小学，即日占时期日本海军刑务部的旧址，思绪万千：“这座用大石块叠砌的高高石阶，加上铁丝网围着，确是森严地方。当年一老一少，被作为‘间谍’判刑，再转至跑马地现蓝塘道执行枪决。想着当时悲壮的情景，禁不住热泪双流，泣不成声。”随后，她来到位于粉岭的沙岭公墓，祭奠母亲。1952年，方兰的家人将母亲移葬在这个公墓里。公墓毗邻深圳的罗湖海关。事后，方兰在回忆母亲的文稿中，倾诉肺腑之言：“站在那里，我心情十分激动，低声告诉母亲：你往右边看，我海关大楼红旗迎风飘扬。你热爱的《义勇军进行曲》，现在已定为国歌了。你再往左看，香港很繁荣，明年就要回归祖同了，扯旗山上将要升起中同的国旗!妈妈，你和先烈的血没有白流!”
(作者系深圳市政协委员、深圳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