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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英雄袁崇焕生于明神宗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他的光辉业绩不会因为年代的久远而被遗忘。
佘氏祖辈精忠守墓三百年
1988年初北京市政协七届一次全会前夕，我参加记者招待会，当记者问及有关蒋经国的问题时，主持人说：“这个问题，请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蒋建国先生回答。”记者席上一阵骚动，大概我的名字引起了他们的联想，主持人忙解释说我是蒋光鼐之子。这一细节引起了公众的关注。几天后袁崇焕守墓人佘幼芝女士和丈夫焦立江找到了我，向我述说袁崇焕的英雄业绩和北京袁祠、墓的悲惨遭遇。袁崇焕是明朝末年的著名将领，被皇太极使用反问计致为崇祯误杀。清朝乾隆皇帝还他以清白，“赐谥荫嗣，彰阐忠魂”。后来，广东同乡康有为、梁启超、张伯祯等在北京为他修建了祠、墓、庙。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政府计划将城内的坟墓一律迁到城外。因著名民主人士叶恭绰、柳亚子、李济深、章士钊联名写信给毛主席，袁祠、墓才得以在原址保存和重修。佘女士说，这件事蒋光鼐和蔡廷锴两位将军有筹策奔走之功，在“重修明督师袁崇焕祠墓碑”上已有记载。蒋光鼐、蔡廷锴两位将军后来也一直关注袁祠袁墓，每逢清明、中秋都会结伴前来拜谒。“文化大革命”中袁墓被毁，墓碑被砸，袁祠被占，佘家房屋被拆。为了不离开祖辈苦守了三百多年的袁墓，她一家人住进了当年养奶羊的羊圈里，以致她本人双腿得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打倒“四人帮”后，她拖着病腿四处奔走，希望修复袁祠、墓，但毫无结果。说到伤心处，她声泪俱下。
我们在中共中央档案馆里查到了叶恭绰、柳亚子、李济深、章士钊1952年5月14日写给毛主席的信和1952年5月16日毛泽东主席的批示：“请彭真同志查明处理。我意如无大碍，袁崇焕祠墓应予保存。”在北京市档案馆我们又查到了1952年5月16日北京广东会馆财产管理委员会筹备会给彭真市长和张友渔、吴晗两位副市长的报告及5月21日吴晗的批示：“袁崇焕墓、庙应予保存，秘书厅即通知有关部门设法保护。”袁祠、墓、庙因此得以保留在北京城内并进行了重修。
十二年七次提案未能如愿
1984年，袁祠、墓、庙被定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文革”中遭到破坏的惨状此时还令人目不忍睹，袁祠院子里挤住了十七户人家，私搭乱建，拥挤不堪，墓前的石碑周围也堆满了废物。
1989年，北京市政协七届二次会议期间，我写了《明末民族英雄袁崇焕祠墓应修复对社会开放》的提案，约请了十二位民革委员签名。北京市政协为此召开一次座谈会，《政协简报》(第11期)刊发《政协委员强烈呼吁修复袁崇焕祠墓》，市文物局出资重修袁墓，1992年清明节市政协组织了一次大型祭扫活动。
袁墓修复了，袁祠的问题还没有解决。1992年，北京市政协七届五次会议期间，我又写了《呼吁进一步重视民族英雄袁崇焕祠的腾退、修复及向社会开放》提案，十三位委员签了名。市政府办公厅的办理报告说，由于祠内住有多户居民，腾退及修复工作难度大，目前还难以落实。表示将在今后的规划中全面考虑，妥善安排。
1994年，北京市政协八届二次会议期间，我再次写了提案。会后，市政协召集市文物局及崇文区人民政府等有关单位召开保护袁崇焕祠的现场会并作出决定：一、将腾退袁崇焕祠列入东花市危房改造计划，优先安排腾退；二、腾退后由文物部门出资修复，征集文物，对外开放。
此后我于1996年、1998年、1999年、2000年，先后在市政协各种会议上四次提出提案，希望北京市领导关注并解决袁崇焕祠的问题。十几年来，袁崇焕祠墓的事始终贯穿于我的工作和生活之中。袁崇焕的事迹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题材。所以我一再呼吁，锲而不舍。但问题还是迟迟未能解决。
遇转机修复祠墓告慰忠魂
袁崇焕是广东东莞人，家乡人民对此事十分关心。自从1992年袁墓修复后，每年清明，在北京的东莞人都要组织祭扫活动，广东省和东莞市的领导出差到北京也都抽空到袁祠墓瞻仰，探访守墓人佘幼芝女士一家。我曾经先后陪同李近维、黎桂康、佟星、刘斯奋等领导同志到袁崇焕墓地拜谒。时任广东省委副书记、现任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曾两度前往拜谒袁墓并于1998年中秋题词：“宋有佘太君，明有佘家营，守园三百载，忠义美名闻”(见上图)。广东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现任广东省文联主席刘斯奋也留下了墨迹：“精诚不灭，义薄云天”。
为袁将军守墓的佘家第十七代传人佘幼芝女士的动人事迹，各大媒体曾作报道，在海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香港的演艺界编了话剧《袁崇焕之死》在港公演。话剧歌颂守墓人佘幼芝的忠贞操守、执着信念和不为名不为利的高尚品质。话剧上演后，香港电视台对佘幼芝进行了采访，从此前来拜奠袁墓的海外人士日益增多。
我担心袁祠修复问题久拖不决，会带来负面影响，心急如焚。正当我无计可施之时，在广东省委宣传部工作的同乡王晓吟处长打来电话，告诉我广州中山大学有六位东莞籍的老教授胡守为、张寿祺、李锦全、李五湖、张华夏、陈树森，他们看了有关袁墓和佘幼芝的报道后联名写信给东莞市有关领导，建议将袁墓迁回故乡东莞。我听到这个消息，心头为之一震，决定再向北京市委、市政府报告一次。
2000年8月18日，政协北京市委员会的刊物《诤友》增刊第12期登载《中山大学数位老教授呈请东莞市从北京迁走袁崇焕墓》一文，其中说到：
蒋建国委员(北京市政协副秘书长、民革北京市委副主委)反映，日前，中山大学哲学系、历史系和人类学系的几位东莞籍老教授，看到了月7日《中国艺术报》题为《十五代人苦守袁崇焕之墓谁来延续三百年忠烈义举》的报道，遂联名致信广东东莞市有关领导，表示支持东莞石碣镇积极筹建袁崇焕公园，并建议将北京袁墓迁入该公园，使一代民族英雄的陵墓返回故里，提高其知名度，彻底解决其维护问题。
这份刊物报送到北京市四套班子的主要领导，市政协主席陈广文批示说，“敬民同志：我建议你出面召开会议，就袁祠墓保护问题专门研究一次”。副市长刘敬民也作了批示：“已有安排，请梅宁华同志落实，结果报广文同志”(梅是市文物局局长)。
从这时起，袁崇焕祠居民搬迁并维修事项就列入了北京市2001年拟办的直接关系群众生活的60件重要实事之中并在报纸上公布了，计划完成的期限是2001年12月底前。
2002年1月9日，《北京日报》用套红通栏标题宣布“北京市2001年在直接关系群众生活方面拟办的60件重要实事全面完成”。惊喜之余，我打电话给佘幼芝女士表示祝贺。她却说，袁崇焕祠居民的搬迁问题尚未有任何实际行动，“全面完成”的消息见报后来访者很多，不知道如何向他们解释。1月10日，我把情况连同报纸的复印件传真给民革北京市委的专职副主委，请他交给主委韩汝琦，供他11日参加市的协商会发言参考。韩主委在协商会上提出袁崇焕祠居民搬迁与维修工作还没有动手，与报告上“60件实事全面完成”的说法有出入。当时任市长的刘淇同志马上打电话到市文物局，决定把“全面完成”改为“基本完成”，要求有关部门查清情况，尽快落实。刘淇市长指示很快生效，当天晚上袁祠就搭起了施工的脚手架……市文物局拨款500万，迁走了17户居民，修复了祠堂。
这一年的岁尾，我收到祟文区文化委员会寄来的请柬：“兹定于2002年11月29日(周五)上午9时30分，在北京市崇文区东花市斜街52号举办袁崇焕祠、墓开放仪式，敬请光临”。我为此感到欣慰。从1988年起，14年来，在社会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下，这件事终于有了令人欣喜的结果。
(作者系北京市政府参事、北京市政协原副秘书长、民革北京市委员会原副主委)
佘氏祖辈精忠守墓三百年
1988年初北京市政协七届一次全会前夕，我参加记者招待会，当记者问及有关蒋经国的问题时，主持人说：“这个问题，请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蒋建国先生回答。”记者席上一阵骚动，大概我的名字引起了他们的联想，主持人忙解释说我是蒋光鼐之子。这一细节引起了公众的关注。几天后袁崇焕守墓人佘幼芝女士和丈夫焦立江找到了我，向我述说袁崇焕的英雄业绩和北京袁祠、墓的悲惨遭遇。袁崇焕是明朝末年的著名将领，被皇太极使用反问计致为崇祯误杀。清朝乾隆皇帝还他以清白，“赐谥荫嗣，彰阐忠魂”。后来，广东同乡康有为、梁启超、张伯祯等在北京为他修建了祠、墓、庙。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政府计划将城内的坟墓一律迁到城外。因著名民主人士叶恭绰、柳亚子、李济深、章士钊联名写信给毛主席，袁祠、墓才得以在原址保存和重修。佘女士说，这件事蒋光鼐和蔡廷锴两位将军有筹策奔走之功，在“重修明督师袁崇焕祠墓碑”上已有记载。蒋光鼐、蔡廷锴两位将军后来也一直关注袁祠袁墓，每逢清明、中秋都会结伴前来拜谒。“文化大革命”中袁墓被毁，墓碑被砸，袁祠被占，佘家房屋被拆。为了不离开祖辈苦守了三百多年的袁墓，她一家人住进了当年养奶羊的羊圈里，以致她本人双腿得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打倒“四人帮”后，她拖着病腿四处奔走，希望修复袁祠、墓，但毫无结果。说到伤心处，她声泪俱下。
我们在中共中央档案馆里查到了叶恭绰、柳亚子、李济深、章士钊1952年5月14日写给毛主席的信和1952年5月16日毛泽东主席的批示：“请彭真同志查明处理。我意如无大碍，袁崇焕祠墓应予保存。”在北京市档案馆我们又查到了1952年5月16日北京广东会馆财产管理委员会筹备会给彭真市长和张友渔、吴晗两位副市长的报告及5月21日吴晗的批示：“袁崇焕墓、庙应予保存，秘书厅即通知有关部门设法保护。”袁祠、墓、庙因此得以保留在北京城内并进行了重修。
十二年七次提案未能如愿
1984年，袁祠、墓、庙被定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文革”中遭到破坏的惨状此时还令人目不忍睹，袁祠院子里挤住了十七户人家，私搭乱建，拥挤不堪，墓前的石碑周围也堆满了废物。
1989年，北京市政协七届二次会议期间，我写了《明末民族英雄袁崇焕祠墓应修复对社会开放》的提案，约请了十二位民革委员签名。北京市政协为此召开一次座谈会，《政协简报》(第11期)刊发《政协委员强烈呼吁修复袁崇焕祠墓》，市文物局出资重修袁墓，1992年清明节市政协组织了一次大型祭扫活动。
袁墓修复了，袁祠的问题还没有解决。1992年，北京市政协七届五次会议期间，我又写了《呼吁进一步重视民族英雄袁崇焕祠的腾退、修复及向社会开放》提案，十三位委员签了名。市政府办公厅的办理报告说，由于祠内住有多户居民，腾退及修复工作难度大，目前还难以落实。表示将在今后的规划中全面考虑，妥善安排。
1994年，北京市政协八届二次会议期间，我再次写了提案。会后，市政协召集市文物局及崇文区人民政府等有关单位召开保护袁崇焕祠的现场会并作出决定：一、将腾退袁崇焕祠列入东花市危房改造计划，优先安排腾退；二、腾退后由文物部门出资修复，征集文物，对外开放。
此后我于1996年、1998年、1999年、2000年，先后在市政协各种会议上四次提出提案，希望北京市领导关注并解决袁崇焕祠的问题。十几年来，袁崇焕祠墓的事始终贯穿于我的工作和生活之中。袁崇焕的事迹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题材。所以我一再呼吁，锲而不舍。但问题还是迟迟未能解决。
遇转机修复祠墓告慰忠魂
袁崇焕是广东东莞人，家乡人民对此事十分关心。自从1992年袁墓修复后，每年清明，在北京的东莞人都要组织祭扫活动，广东省和东莞市的领导出差到北京也都抽空到袁祠墓瞻仰，探访守墓人佘幼芝女士一家。我曾经先后陪同李近维、黎桂康、佟星、刘斯奋等领导同志到袁崇焕墓地拜谒。时任广东省委副书记、现任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曾两度前往拜谒袁墓并于1998年中秋题词：“宋有佘太君，明有佘家营，守园三百载，忠义美名闻”(见上图)。广东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现任广东省文联主席刘斯奋也留下了墨迹：“精诚不灭，义薄云天”。
为袁将军守墓的佘家第十七代传人佘幼芝女士的动人事迹，各大媒体曾作报道，在海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香港的演艺界编了话剧《袁崇焕之死》在港公演。话剧歌颂守墓人佘幼芝的忠贞操守、执着信念和不为名不为利的高尚品质。话剧上演后，香港电视台对佘幼芝进行了采访，从此前来拜奠袁墓的海外人士日益增多。
我担心袁祠修复问题久拖不决，会带来负面影响，心急如焚。正当我无计可施之时，在广东省委宣传部工作的同乡王晓吟处长打来电话，告诉我广州中山大学有六位东莞籍的老教授胡守为、张寿祺、李锦全、李五湖、张华夏、陈树森，他们看了有关袁墓和佘幼芝的报道后联名写信给东莞市有关领导，建议将袁墓迁回故乡东莞。我听到这个消息，心头为之一震，决定再向北京市委、市政府报告一次。
2000年8月18日，政协北京市委员会的刊物《诤友》增刊第12期登载《中山大学数位老教授呈请东莞市从北京迁走袁崇焕墓》一文，其中说到：
蒋建国委员(北京市政协副秘书长、民革北京市委副主委)反映，日前，中山大学哲学系、历史系和人类学系的几位东莞籍老教授，看到了月7日《中国艺术报》题为《十五代人苦守袁崇焕之墓谁来延续三百年忠烈义举》的报道，遂联名致信广东东莞市有关领导，表示支持东莞石碣镇积极筹建袁崇焕公园，并建议将北京袁墓迁入该公园，使一代民族英雄的陵墓返回故里，提高其知名度，彻底解决其维护问题。
这份刊物报送到北京市四套班子的主要领导，市政协主席陈广文批示说，“敬民同志：我建议你出面召开会议，就袁祠墓保护问题专门研究一次”。副市长刘敬民也作了批示：“已有安排，请梅宁华同志落实，结果报广文同志”(梅是市文物局局长)。
从这时起，袁崇焕祠居民搬迁并维修事项就列入了北京市2001年拟办的直接关系群众生活的60件重要实事之中并在报纸上公布了，计划完成的期限是2001年12月底前。
2002年1月9日，《北京日报》用套红通栏标题宣布“北京市2001年在直接关系群众生活方面拟办的60件重要实事全面完成”。惊喜之余，我打电话给佘幼芝女士表示祝贺。她却说，袁崇焕祠居民的搬迁问题尚未有任何实际行动，“全面完成”的消息见报后来访者很多，不知道如何向他们解释。1月10日，我把情况连同报纸的复印件传真给民革北京市委的专职副主委，请他交给主委韩汝琦，供他11日参加市的协商会发言参考。韩主委在协商会上提出袁崇焕祠居民搬迁与维修工作还没有动手，与报告上“60件实事全面完成”的说法有出入。当时任市长的刘淇同志马上打电话到市文物局，决定把“全面完成”改为“基本完成”，要求有关部门查清情况，尽快落实。刘淇市长指示很快生效，当天晚上袁祠就搭起了施工的脚手架……市文物局拨款500万，迁走了17户居民，修复了祠堂。
这一年的岁尾，我收到祟文区文化委员会寄来的请柬：“兹定于2002年11月29日(周五)上午9时30分，在北京市崇文区东花市斜街52号举办袁崇焕祠、墓开放仪式，敬请光临”。我为此感到欣慰。从1988年起，14年来，在社会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下，这件事终于有了令人欣喜的结果。
(作者系北京市政府参事、北京市政协原副秘书长、民革北京市委员会原副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