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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个世界会好吗》于二零零六年首次问世时，蒙读者厚爱，该书曾占据畅销书排行榜榜首达两周时间，并获选为当年度十大好书之一。该书虽为一位中国近代史人物和他的西方传记者之间的对话，但它确是一份独特的历史文献。现在回头检视该书由形成到最终出版之间的一系列事件，我不由得总结这真是一系列不可思议的事件与巧合。
我在芝加哥大学的硕士论文题目（指导老师是邹谠先生）是史学家周谷城，在研究一九六四至一九六五年针对周氏展开的批判运动时，我第一次接触到了梁漱溟的名字。
一九六六年秋天，我进入哈佛大学，在那儿我有机会修读费正清、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余英时和许多西方思想史史家，如斯图尔特·休斯（H.Stuart Hughes）等教授们的课程。当我在为史华慈的中国近现代史的课程撰写专题论文时，我又遇见了梁漱溟的名字。虽然我当时尚未决定以梁漱溟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我却立刻为这样一位具备思想和道德天赋的人竟被历史研究所完全忽略而深感震惊。当时有关梁先生的英文记载颇为稀少且珍贵。梁先生的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仅在周策纵先生的《五四运动》一书中，以一段的篇幅带过，另外范力沛（Lyman van Slyke）也曾出版过一篇乡村重建运动的论文。和梁先生相关的英文著作仅此而已。
我对《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极为赞赏，我不明白之前为何没有任何人，中国人或外国人，深入研究。
我于一九六九年底赴台湾继续中文学习，并开始进行论文的初步研究。当时，美国学人完全不可能和中国大陆接触。离美赴台前，我特地和许多身居台湾的年长知识分子们联系，询问他们，或者任何他们知道的人，是否认识梁漱溟。受时空所限，当时很难判断梁先生是否仍在世，遑论直接和他联系。在台湾，梁先生被归类于亲共知识分子，其著作遭当局查禁，所以很难得知是否有人认识他。尽管官方禁令森严，我却发觉还是有许多人仍然很景仰他。此行我很幸运地拜会了梁先生在台湾和香港的故旧。
首先，我认识了时在台湾师范大学教书的一位前国民党高官顾翊群先生，顾先生有一位山东籍的同事周绍贤先生，周先生之前便在山东乡村重建机构就学。虽然周先生一口浓厚的山东口音有时让我很难理解，我仍然访问了他数十小时，并和他结为终生好友，直至周先生去世。
我又找到一位东海大学的社会学家张鸿钧先生，他已花费多年时间研究乡村重建，他也和梁先生相熟。我几乎是一抵达台湾便访问张先生和他夫人。不幸地，在这些访问结束之后隔一天，张先生便被诊断出罹患喉癌而迅速去世。
由于便于联系，约定之故，我此行只访问了知识分子以及台湾当局高官。尽管有政策管制，在这两个群体中，后者几乎一面倒地景仰梁先生。其中一例便是“CC系”的领袖陈立夫，另外还有地方自治专家李宗黄。
在香港，我除了和唐君毅及牟宗三等先生见面之外，还极为幸运地找到梁先生的忠实学生胡应汉先生，并和他有多次的会面，在思想和生活上，胡先生似乎唯他老师的步伐是从。胡先生不单在邹平工作多年，而且在之后许多年仍和梁先生保持联系。周绍贤和胡应汉两位对梁漱溟人格和事业的完全信服与全心奉献令我印象深刻。很明显，梁漱溟是一位具有高度人格魅力的人，也是一位能激励人心的典范。
等我回美国以后，即开始起草论文，但是我的计划立刻被打断，原因是我应召于一九七二及一九七三年初担任首批数个访问美国的中国代表团的翻译工作。由于我在美中关系中扮演的角色，我们夫妇于一九七三年即受邀访华，时间点远早于我的同侪们。受限于当时的资源条件，我们本来不准备去，但是费正清强烈建议我们抓住此一机会，他本人于一九七二年即去过，毕竟没有人能知道双方的交流会否再次中断。
我一到北京，即排除万难，试着请向导联络梁先生，但我被告知他正在外地旅行。我后来得知梁先生伉俪在“文革”初期即被限制居住，住进一个窄小黑暗的房间，当然他也不可能在那里见我。我想如果那时能见到梁先生，我后来所写的传记或许内容可能不同，但不会更出色。不论如何，我在无法见他的情形下，开始为他作传。
这次访华以后，我开始积极地撰写论文，花了一年半时间完成。虽然我的指导教授们立刻接受并称赞了我的研究成果，我自己却不太满意。我的一位朋友谢伟思（John Stuart Service，一位前美国外交官，在麦卡锡时代被控同情共产党）也对我的论文研究充满兴趣，鼓励我将其交给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但是我仍然颇有顾虑，又花了两年的时间对论文进行修改整理，在出版前多加了几章，等于实质地重写了一遍。《最后的儒家》出版后极为成功，各样佳评纷至沓来，并赢得了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年的费正清奖，该奖每两年评选一次，旨在奖励最佳东亚历史的著作。当时我人在哈佛大学教书，尚无终身教职保障，之后我立刻接到芝加哥大学的终身教职，于一九八零年在芝大教学至今。
就在此时，梁漱溟主动联系邀访，前后共两次。这两次经验真有如触电一般。第一次是由梁先生的一位学生打电话来，该学生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即追随梁先生，后来移居美国。他告知说刚结束探访梁先生，自中国归来，梁氏表示已得知我的传记出版，盼能和我联系。我想梁漱溟依然在世，并想同我见面！他给我梁漱溟的地址，而我亦立刻写了信，连同我的书一并寄给他。
第二次则是某一天下课后，一位刚从中国来的学生告诉我，她在北京和梁漱溟是邻居。她说，“梁伯伯”希望我能去见他。我于是立刻计划旅行，并开始和他保持通信来往。他的单位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担任我此行的赞助人，为我安排了一个不算贵的北京旅馆。我不得不说这趟旅行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一次，我终于要和我多年以来身居万里之外的研究对象碰面了！
我抵达北京后即致电梁氏，他告诉我去他家的方向。隔天早晨，我搭计程车出发（当时在北京计程车还是蛮新潮的）。我似乎早到了一会儿，梁先生去理头发，尚未回家。我对梁先生为了和我见面而特别去整理仪容，感到受宠若惊。所以，当他回来时，我们在他住处外初次见面。我那时真是讶异得说不出话来！我们接着相偕进屋，梁先生正式介绍他的家人与我认识。我们拍了照并交换了礼物后，他的家人们即离去。我和梁先生便开始进行访谈。接下来的两周，我每天清早即赴梁氏住处访谈，中午时分离开。这些见面谈话的内容便是《这个世界会好吗》的起源。 我和梁先生见面访谈的形式完全如该书封面图案所显示。我坐在小桌子的一端，梁先生坐在另一端，中间放着一个麦克风。我先前曾告诉梁氏，我希望利用约两周的时间，每天早上来访问他，所以他已有所准备，甚至是热切地配合我的访谈时间。这真是一个极为特别的时刻。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起，一位来自美国的历史学者首次亲身访问他的传主。此外，这次访问是在史无前例的自由的条件下进行的。除了我们两人以外，无第三者在场，梁漱溟可以说出他心中的真实想法。当然，若我当时不将他的一字一句录音，他或许会更畅所欲言，果若如此，访谈内容恐怕除了我的文字记录以外，不会有《这个世界会好吗》的历史文件存留。
访谈中，我们经常长时间地对谈而无录音，但是对谈的大部分内容都有录音存档。我们的访谈可说每一天都按照既定的计划进行，除了一天例外。某一个星期日，梁漱溟邀请我去一间素食餐厅吃午饭。他的两位公子以及各自的家庭成员均参加。有人同我说，梁先生平日虽不饮酒，但若遇人敬酒，他亦会回敬，那天吃饭时他果然多次回敬同饮，宾主尽欢。
我回美国后即开始在芝加哥大学教书，暂时搁下了访谈录音带的后续处理工作。由于教学任务繁重，再加上新手上路，需要花精神备课，我有一段时间几乎忘记了录音带的事情。但是我于此期间也整理了一部分的录音内容，将其誊写成译文，后来梁漱溟的长子梁培宽曾向我表示，他父亲之前的一位学生也想要一份录音记录，我就拷贝了录音带寄给他。当我回头审阅这一段段录音译文时，我不由得想起其他许多问题，这些问题是我当时应该问却未问的，特别是他和他同时代人物交往的经验。
一九八二年内子和我再度赴中国，在北京，我打了通电话给梁漱溟，询问我们能否去拜访他。一如过去，梁先生慈祥和善的态度让我们如沐春风。我仍然记得由于有两位“客人”来访，梁氏坚持将桌子旁的两张椅子让给内子与我，他自己则坐在面对我们的一张不甚舒适的椅子上。考虑到梁先生的年龄和身体状况，我尤其感到不好意思，但他丝毫不以为意。由于内子亦通汉语，当日我们交谈颇愉快，但是未进行任何正式的访谈。此次的拜访过程让我发觉与梁先生交谈竟如此轻松自然。我们似乎开始成为朋友，或许彼此间的交情像他和另一位外国朋友卫西琴（Alfred Westharp）吧！
两年后的一九八四年，我感到应趁梁漱溟身体健康尚允许时，再采访他一次。梁先生欣然同意，故我们按照首次访问时的形式，做了一个为期十天的访谈。在心理层面，梁氏可说精神抖擞，但在身体方面，他似乎较一九八零年衰老了些。这次的访谈内容即是我的第二本书，题为《吾曹不出，如苍生何？》这书名来自梁漱溟于一九一七年为一份宣传品所题写的标题，梁氏当年忧心军阀祸起，故作此文的主要目的是号召中国的知识分子能更加积极地为恢复秩序而努力。
我最后一次和梁漱溟见面是在一九八六年。该年我应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分属美国国家科学院）的要求，赴邹平考察该县作为美国学者在华研究的可能地点。自邹平回北京以后，我拜访了梁漱溟，并就他对邹平的看法进行录音访问。那段访问译文也被收入《吾曹不出》一书。当我同他告别时，他衰弱的身躯确像风中之烛，令我感到忧虑、沮丧。他于大约一年半后过世。
一九九三年十月，我赴北京参加一场纪念梁漱溟诞辰一百周年的学术会议。在那场会议上，得知《梁漱溟全集》由山东人民出版社正式发行。我注意到梁培宽—梁漱溟的长子及作品的管理者—将一九八零年一部分的访谈译文收录进去。
以上便是二零零五年以前事情的发展，二零零五年梁培宽告诉我有一家出版社对梁漱溟的录音译文有兴趣。他请我写一篇序言并提供一张照片，我照办。但接下来的一年，我却没有收到进一步的消息。
二零零六年，我在北京讲演，梁培宽邀请我和我的家人赴宴，一同出席的也包括所有梁家的其他家庭成员。席间，梁培宽向我表示，《这个世界会好吗》已获得成功，我们对此均感意外。毕竟，我们只是将录音译文呈现在观众眼前，对内容无任何校订和改变。这是我与梁漱溟之间对谈的最简单、最原始的译文记录。或许正是因为它朴实无华的本质，部分地解释了该书能如此畅销的原因。正如梁培宽所说，这是一部两人之间的普通、真诚的“真实谈话记录”。当然，培宽太客气了，他没有将最重要的原因说出—实在是中国的一般民众对梁漱溟这位思想家和历史人物所产生的与日俱增的重视和景仰。
《这个世界会好吗》本身即是一份独特的历史文献，特别是鉴于在产生过程中所发生的种种难以逆料的事情，该书的面世真可谓天意。如我这般背景的人，最后竟成为中国史的学者，确难预料。如果我早先顺从倾向，决定研究意大利史，则一切自是另外一番故事。若我之前未将梁漱溟从“历史的垃圾堆”中“发掘”出来，未察觉他的历史重要性，抑或我从事研究另一个历史问题，恐怕要等到多年以后，梁漱溟才会获得学界和大众适当的关注。如果 《最后的儒家》当年不是一本成功的著作，那么梁漱溟可能根本不会听说过这本书，也不会饶有兴味地接受我的访问。同样地，考虑梁漱溟在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六年所受到的不堪对待和贫乏的生活条件，他的健康有可能在一九八零年之前即转差。若他之前未能传达想见我一面的愿望（在当时“正常”管道均不可能），我也不会安排和他见面。这中间的一连串事件有可能在任何一点中断。最后，我只能总结身处天涯海角的我们两人能见面，实在是命运的安排。
纸上初识
我在芝加哥大学的硕士论文题目（指导老师是邹谠先生）是史学家周谷城，在研究一九六四至一九六五年针对周氏展开的批判运动时，我第一次接触到了梁漱溟的名字。
一九六六年秋天，我进入哈佛大学，在那儿我有机会修读费正清、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余英时和许多西方思想史史家，如斯图尔特·休斯（H.Stuart Hughes）等教授们的课程。当我在为史华慈的中国近现代史的课程撰写专题论文时，我又遇见了梁漱溟的名字。虽然我当时尚未决定以梁漱溟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我却立刻为这样一位具备思想和道德天赋的人竟被历史研究所完全忽略而深感震惊。当时有关梁先生的英文记载颇为稀少且珍贵。梁先生的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仅在周策纵先生的《五四运动》一书中，以一段的篇幅带过，另外范力沛（Lyman van Slyke）也曾出版过一篇乡村重建运动的论文。和梁先生相关的英文著作仅此而已。
我对《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极为赞赏，我不明白之前为何没有任何人，中国人或外国人，深入研究。
和中国长者们的访谈
我于一九六九年底赴台湾继续中文学习，并开始进行论文的初步研究。当时，美国学人完全不可能和中国大陆接触。离美赴台前，我特地和许多身居台湾的年长知识分子们联系，询问他们，或者任何他们知道的人，是否认识梁漱溟。受时空所限，当时很难判断梁先生是否仍在世，遑论直接和他联系。在台湾，梁先生被归类于亲共知识分子，其著作遭当局查禁，所以很难得知是否有人认识他。尽管官方禁令森严，我却发觉还是有许多人仍然很景仰他。此行我很幸运地拜会了梁先生在台湾和香港的故旧。
首先，我认识了时在台湾师范大学教书的一位前国民党高官顾翊群先生，顾先生有一位山东籍的同事周绍贤先生，周先生之前便在山东乡村重建机构就学。虽然周先生一口浓厚的山东口音有时让我很难理解，我仍然访问了他数十小时，并和他结为终生好友，直至周先生去世。
我又找到一位东海大学的社会学家张鸿钧先生，他已花费多年时间研究乡村重建，他也和梁先生相熟。我几乎是一抵达台湾便访问张先生和他夫人。不幸地，在这些访问结束之后隔一天，张先生便被诊断出罹患喉癌而迅速去世。
由于便于联系，约定之故，我此行只访问了知识分子以及台湾当局高官。尽管有政策管制，在这两个群体中，后者几乎一面倒地景仰梁先生。其中一例便是“CC系”的领袖陈立夫，另外还有地方自治专家李宗黄。
在香港，我除了和唐君毅及牟宗三等先生见面之外，还极为幸运地找到梁先生的忠实学生胡应汉先生，并和他有多次的会面，在思想和生活上，胡先生似乎唯他老师的步伐是从。胡先生不单在邹平工作多年，而且在之后许多年仍和梁先生保持联系。周绍贤和胡应汉两位对梁漱溟人格和事业的完全信服与全心奉献令我印象深刻。很明显，梁漱溟是一位具有高度人格魅力的人，也是一位能激励人心的典范。
等我回美国以后，即开始起草论文，但是我的计划立刻被打断，原因是我应召于一九七二及一九七三年初担任首批数个访问美国的中国代表团的翻译工作。由于我在美中关系中扮演的角色，我们夫妇于一九七三年即受邀访华，时间点远早于我的同侪们。受限于当时的资源条件，我们本来不准备去，但是费正清强烈建议我们抓住此一机会，他本人于一九七二年即去过，毕竟没有人能知道双方的交流会否再次中断。
我一到北京，即排除万难，试着请向导联络梁先生，但我被告知他正在外地旅行。我后来得知梁先生伉俪在“文革”初期即被限制居住，住进一个窄小黑暗的房间，当然他也不可能在那里见我。我想如果那时能见到梁先生，我后来所写的传记或许内容可能不同，但不会更出色。不论如何，我在无法见他的情形下，开始为他作传。
终于得见梁漱溟
这次访华以后，我开始积极地撰写论文，花了一年半时间完成。虽然我的指导教授们立刻接受并称赞了我的研究成果，我自己却不太满意。我的一位朋友谢伟思（John Stuart Service，一位前美国外交官，在麦卡锡时代被控同情共产党）也对我的论文研究充满兴趣，鼓励我将其交给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但是我仍然颇有顾虑，又花了两年的时间对论文进行修改整理，在出版前多加了几章，等于实质地重写了一遍。《最后的儒家》出版后极为成功，各样佳评纷至沓来，并赢得了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年的费正清奖，该奖每两年评选一次，旨在奖励最佳东亚历史的著作。当时我人在哈佛大学教书，尚无终身教职保障，之后我立刻接到芝加哥大学的终身教职，于一九八零年在芝大教学至今。
就在此时，梁漱溟主动联系邀访，前后共两次。这两次经验真有如触电一般。第一次是由梁先生的一位学生打电话来，该学生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即追随梁先生，后来移居美国。他告知说刚结束探访梁先生，自中国归来，梁氏表示已得知我的传记出版，盼能和我联系。我想梁漱溟依然在世，并想同我见面！他给我梁漱溟的地址，而我亦立刻写了信，连同我的书一并寄给他。
第二次则是某一天下课后，一位刚从中国来的学生告诉我，她在北京和梁漱溟是邻居。她说，“梁伯伯”希望我能去见他。我于是立刻计划旅行，并开始和他保持通信来往。他的单位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担任我此行的赞助人，为我安排了一个不算贵的北京旅馆。我不得不说这趟旅行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一次，我终于要和我多年以来身居万里之外的研究对象碰面了！
我抵达北京后即致电梁氏，他告诉我去他家的方向。隔天早晨，我搭计程车出发（当时在北京计程车还是蛮新潮的）。我似乎早到了一会儿，梁先生去理头发，尚未回家。我对梁先生为了和我见面而特别去整理仪容，感到受宠若惊。所以，当他回来时，我们在他住处外初次见面。我那时真是讶异得说不出话来！我们接着相偕进屋，梁先生正式介绍他的家人与我认识。我们拍了照并交换了礼物后，他的家人们即离去。我和梁先生便开始进行访谈。接下来的两周，我每天清早即赴梁氏住处访谈，中午时分离开。这些见面谈话的内容便是《这个世界会好吗》的起源。 我和梁先生见面访谈的形式完全如该书封面图案所显示。我坐在小桌子的一端，梁先生坐在另一端，中间放着一个麦克风。我先前曾告诉梁氏，我希望利用约两周的时间，每天早上来访问他，所以他已有所准备，甚至是热切地配合我的访谈时间。这真是一个极为特别的时刻。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起，一位来自美国的历史学者首次亲身访问他的传主。此外，这次访问是在史无前例的自由的条件下进行的。除了我们两人以外，无第三者在场，梁漱溟可以说出他心中的真实想法。当然，若我当时不将他的一字一句录音，他或许会更畅所欲言，果若如此，访谈内容恐怕除了我的文字记录以外，不会有《这个世界会好吗》的历史文件存留。
访谈中，我们经常长时间地对谈而无录音，但是对谈的大部分内容都有录音存档。我们的访谈可说每一天都按照既定的计划进行，除了一天例外。某一个星期日，梁漱溟邀请我去一间素食餐厅吃午饭。他的两位公子以及各自的家庭成员均参加。有人同我说，梁先生平日虽不饮酒，但若遇人敬酒，他亦会回敬，那天吃饭时他果然多次回敬同饮，宾主尽欢。
我回美国后即开始在芝加哥大学教书，暂时搁下了访谈录音带的后续处理工作。由于教学任务繁重，再加上新手上路，需要花精神备课，我有一段时间几乎忘记了录音带的事情。但是我于此期间也整理了一部分的录音内容，将其誊写成译文，后来梁漱溟的长子梁培宽曾向我表示，他父亲之前的一位学生也想要一份录音记录，我就拷贝了录音带寄给他。当我回头审阅这一段段录音译文时，我不由得想起其他许多问题，这些问题是我当时应该问却未问的，特别是他和他同时代人物交往的经验。
一九八二年内子和我再度赴中国，在北京，我打了通电话给梁漱溟，询问我们能否去拜访他。一如过去，梁先生慈祥和善的态度让我们如沐春风。我仍然记得由于有两位“客人”来访，梁氏坚持将桌子旁的两张椅子让给内子与我，他自己则坐在面对我们的一张不甚舒适的椅子上。考虑到梁先生的年龄和身体状况，我尤其感到不好意思，但他丝毫不以为意。由于内子亦通汉语，当日我们交谈颇愉快，但是未进行任何正式的访谈。此次的拜访过程让我发觉与梁先生交谈竟如此轻松自然。我们似乎开始成为朋友，或许彼此间的交情像他和另一位外国朋友卫西琴（Alfred Westharp）吧！
两年后的一九八四年，我感到应趁梁漱溟身体健康尚允许时，再采访他一次。梁先生欣然同意，故我们按照首次访问时的形式，做了一个为期十天的访谈。在心理层面，梁氏可说精神抖擞，但在身体方面，他似乎较一九八零年衰老了些。这次的访谈内容即是我的第二本书，题为《吾曹不出，如苍生何？》这书名来自梁漱溟于一九一七年为一份宣传品所题写的标题，梁氏当年忧心军阀祸起，故作此文的主要目的是号召中国的知识分子能更加积极地为恢复秩序而努力。
我最后一次和梁漱溟见面是在一九八六年。该年我应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分属美国国家科学院）的要求，赴邹平考察该县作为美国学者在华研究的可能地点。自邹平回北京以后，我拜访了梁漱溟，并就他对邹平的看法进行录音访问。那段访问译文也被收入《吾曹不出》一书。当我同他告别时，他衰弱的身躯确像风中之烛，令我感到忧虑、沮丧。他于大约一年半后过世。
一九九三年十月，我赴北京参加一场纪念梁漱溟诞辰一百周年的学术会议。在那场会议上，得知《梁漱溟全集》由山东人民出版社正式发行。我注意到梁培宽—梁漱溟的长子及作品的管理者—将一九八零年一部分的访谈译文收录进去。
以上便是二零零五年以前事情的发展，二零零五年梁培宽告诉我有一家出版社对梁漱溟的录音译文有兴趣。他请我写一篇序言并提供一张照片，我照办。但接下来的一年，我却没有收到进一步的消息。
二零零六年，我在北京讲演，梁培宽邀请我和我的家人赴宴，一同出席的也包括所有梁家的其他家庭成员。席间，梁培宽向我表示，《这个世界会好吗》已获得成功，我们对此均感意外。毕竟，我们只是将录音译文呈现在观众眼前，对内容无任何校订和改变。这是我与梁漱溟之间对谈的最简单、最原始的译文记录。或许正是因为它朴实无华的本质，部分地解释了该书能如此畅销的原因。正如梁培宽所说，这是一部两人之间的普通、真诚的“真实谈话记录”。当然，培宽太客气了，他没有将最重要的原因说出—实在是中国的一般民众对梁漱溟这位思想家和历史人物所产生的与日俱增的重视和景仰。
《这个世界会好吗》本身即是一份独特的历史文献，特别是鉴于在产生过程中所发生的种种难以逆料的事情，该书的面世真可谓天意。如我这般背景的人，最后竟成为中国史的学者，确难预料。如果我早先顺从倾向，决定研究意大利史，则一切自是另外一番故事。若我之前未将梁漱溟从“历史的垃圾堆”中“发掘”出来，未察觉他的历史重要性，抑或我从事研究另一个历史问题，恐怕要等到多年以后，梁漱溟才会获得学界和大众适当的关注。如果 《最后的儒家》当年不是一本成功的著作，那么梁漱溟可能根本不会听说过这本书，也不会饶有兴味地接受我的访问。同样地，考虑梁漱溟在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六年所受到的不堪对待和贫乏的生活条件，他的健康有可能在一九八零年之前即转差。若他之前未能传达想见我一面的愿望（在当时“正常”管道均不可能），我也不会安排和他见面。这中间的一连串事件有可能在任何一点中断。最后，我只能总结身处天涯海角的我们两人能见面，实在是命运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