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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清末状元、近代实业家、教育家、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张謇先生创办起我国第一所独立设置的师范学校——通州民立师范学校，一百多年来，她先后汇融1905年创办的南通女子师范学校和1906年创办的海门师范学校两支源流，成为今天的南通高等师范学校（以下简称“南通高师”）；一百多年来，她肩负使命，为中国的师范教育乃至基础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一百多年来，她上下求索，积淀起宝贵的教育价值，形成了丰富的文化个性，为新时期师范教育的转型发展提供了一个可供分析的历史范式和文化模型。
一
师范为教育之母。
——张謇：《师范学校开学演说》（1907）
1902年春，当学校教育在中华这片古老文明的土地上生根发芽的时候，两江总督刘坤一邀请张謇、缪荃孙、罗振玉等社会名流赴宁共商办学事宜，这就是后来所谓“江宁兴学之议”，江苏学校教育体系的建设即由此发端。当时，张、缪、罗诸先贤经过激烈的论争，对兴学必须遵循的、由低级到高级、“师范启其塞，小学导其源，中学正其流，专门别其派，大学会其归”的育才程序，官绅之间逐渐达成共识。然而，识难行更难，面对当时“科举未停，民智未启，国家有文告而已，不暇谋也；地方各保存固有公款之用而已，不肯顾也”的现实，张謇先生毅然决定，以自己成功举办的大生纱厂为经济后盾，在家乡通州集资创办师范学校，定名为“通州民立师范学校”。1903年春，按照“大、久、深、厚、坚”的建设要求，经过精心设计和建造，学校建成并开学。
因为其章程详尽、建筑合规、设施完备、学制完整、课程完善、师资雄厚，通州师范学校不仅在清末成为创办新式学堂的参照样板（如，吴汝纶创办安徽桐城师范学堂、陈宝琛创办全闽师范学堂、陈三立参与筹办三江师范学堂之时都曾借鉴通州师范学校的办学经验），更为江苏教育开创了“首重师范”的优良传统。
这种传统首先表现在师范教育的学校数量、资金投入和建设规模逐渐居于领先位置。如，清末（1909年）江苏的师范教育在23个行省中学校数量居第六，培养人数居第二，师资数量居第一；至民国初年（1919年），江苏师范在全国26个省份中学校数量居第三，经费支出、培养人数和教职员人数均居第一。又如，横向比较而言，在江苏新式教育肇兴之时，“从教育经费支出上看，费用最大的为师范教育”。
其次，这种传统表现为对师范教育命脉的坚守和教育文化的传承。就通州师范而言，面对国难时艰、办学困境，创校人张謇先生曾立下“家可毁，不可败师范”的铮铮誓言，使师范成为了他“一生心血的结晶”。秉承其办学精神，一百多年来，学校历经时代变迁，数历劫难而始终弦歌不辍。尤其在抗战期间，学校迁至黄海边的乡村坚持办学，前后八年时间，在每日只能以玉米、麦麸维系生命的艰苦条件下，爱国师生用革命的热血和教育的信念谱写出一曲激荡江海的华彩乐章。“首重师范”的传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合格师资，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名师，奠定了教育发展的坚实基础和鲜明优势，成为南通乃至江苏教育的一个鲜明特色。由此，早在上世纪20年代，教育大家杜威博士应邀到南通观摩、讲学时就曾评价说：“南通为中国建设师范最早之地，故言之弥觉亲切有味”，“今兹一度游通，……其最足印吾心目中者，厥惟师范教育”。
二
万事有始者有卒，教育有始而无卒之事也；万物有新者有旧，教育有新而无旧之事也。
——张謇：《南通教育年鉴序》（1925）
俗话说：创新是教育的灵魂。在中国师范教育一百一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南通高师是“一团永恒的活火”，不断绽放出绚丽的火花；是一个执着前行的跋涉者，不断开辟走向现代的求索新路。
在其发展的前三十年中，南通高师曾是成功引进近代化师范教育体系的典范。她聘请日籍教师，移植先进的课程体系和教育实践体制；她派遣学生留日学习师范教育，改造、健全教育管理体制和学科体系；她融合西方教育思想，积极开展军国民教育和乡村教育实验。同时，她也成为在江苏乃至全国实验和推广五段教学法、单级教授法、农工分科教育以及国语教育的重要基地。由此，南通高师曾被职业教育家黄炎培先生誉为“师范学校注重职业教育之嚆矢”，更被孙中山先生主持的临时政府评价为“树各省先声，规模宏远，成绩昭著”。
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我国的师范教育进入了由封闭走向开放的发展转型期。南通高师抓住改革时机，在培养模式、训练体系、课程方案和学制设置上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大胆革新，并在六个方面推动了我国师范教育尤其是中等师范教育的发展：一是最早制定出成熟的中师三年制教学方案，为省教育厅、教育部进行中师课程与教学改革提供了蓝本；二是首先探索并完善了师范生基本职业能力结构及训练体系，并在全国中师推广；三是最早进行五年制大专学历小学教师的培养试点工作，相关成果在全国各地开花结果，对推进中等师范学校的学制改革和专科化进程起到了积极作用；四是先后提出知能并重、文化育人、人格化师范教育的理念，注重教师培养中知识、能力和人格修养的整合，引起专家、学者和同行们的广泛关注；五是在全国地级市中率先实施免费定向师范生培养试点工作并不断取得阶段性成果，被誉为是当下教师教育改革中的“破冰”之举，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六是注重教师职前培养和职后培训一体化改革，在培训项目、形式、内容和方法上积极探索，形成了一套成熟、先进的教师职后培训体系，成为国家、省小学骨干教师和小学校长（园长）培训基地。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南通高师被誉为“中等师范教育改革的一面旗帜”，为建设符合现代教师素质发展要求的师范教育（教师教育）体系打下了坚实基础。
三
养成人格，他日为良教师，成我一国国民之资格。
——张謇：《师范学校开学演说》（1904）
师范培养的是未来的教师，当凸显教育塑造人的本旨，既要将师范生培养成“经师”，更要让他们成为“人师”。因此，南通高师始终突出师范生的人格教育。
在创校时期，张謇先生要求师范生必须做到“明公理，修公德，有礼法，不苟简”，突出强调德性修养的锤炼和行为规范的养成，主张实施“严格教育”，把师范生培养成知行合一的“模范公民”。所谓“范者法也，模也，学为人师而不可不法不模”，今日能守，异日能行，有积累，乃有人格。
秉承优良传统，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南通高师在师范教育家朱嘉耀先生的带领下，重新以人的价值尺度去系统地建构、衡量人才的培养目标体系与规格标准。先是摈弃知识主义，重视教师职业所要求的技能、能力，研究其结构，确定训练标准；然后从职业知能的二元维度制定师范学校培养规格，构架新型课程体系；又从增加师范生知识、能力和身心成熟度出发，提出延长培养期的学制改革问题；最后在审视国际师范教育价值观的嬗变走势和对自身改革历程的不断反思中，积极回应基础教育改革对师范教育的新要求，提出了塑造未来教师完整职业人格的“人格化师范教育”新理念，积极探索“主兼复合，文理渗透，知能并重，情知和谐”的师范生培养新模式。
进入二十一世纪，为拓展“人格化师范教育”的实验平台并进一步提升其“综合培养模式”，南通高师把师范生的人格培养解构成“合格的公民、有用的人才、幸福的个人”三个维度，诠释内涵，策划项目。学校积极开展师范生品德教育创新研究与实验，创设“品德发展”课程，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认知、实践、反思、提升的习惯并逐步形成符合主流价值标准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积极构建公民教育体系，通过公民道德课程及公益服务活动、公共事务参与、公理世界认同、成人宣誓仪式等主题实践活动，培养师范生具备独立、尊重、关爱、民主、和平意识的公民素养；积极推进学生学习生活、职业生涯规划、设计、实践活动，帮助、引导他们在五年的高师学习生活中设计自己、发展自己、悦纳自己，提升其成长、发展的水平。
一
师范为教育之母。
——张謇：《师范学校开学演说》（1907）
1902年春，当学校教育在中华这片古老文明的土地上生根发芽的时候，两江总督刘坤一邀请张謇、缪荃孙、罗振玉等社会名流赴宁共商办学事宜，这就是后来所谓“江宁兴学之议”，江苏学校教育体系的建设即由此发端。当时，张、缪、罗诸先贤经过激烈的论争，对兴学必须遵循的、由低级到高级、“师范启其塞，小学导其源，中学正其流，专门别其派，大学会其归”的育才程序，官绅之间逐渐达成共识。然而，识难行更难，面对当时“科举未停，民智未启，国家有文告而已，不暇谋也；地方各保存固有公款之用而已，不肯顾也”的现实，张謇先生毅然决定，以自己成功举办的大生纱厂为经济后盾，在家乡通州集资创办师范学校，定名为“通州民立师范学校”。1903年春，按照“大、久、深、厚、坚”的建设要求，经过精心设计和建造，学校建成并开学。
因为其章程详尽、建筑合规、设施完备、学制完整、课程完善、师资雄厚，通州师范学校不仅在清末成为创办新式学堂的参照样板（如，吴汝纶创办安徽桐城师范学堂、陈宝琛创办全闽师范学堂、陈三立参与筹办三江师范学堂之时都曾借鉴通州师范学校的办学经验），更为江苏教育开创了“首重师范”的优良传统。
这种传统首先表现在师范教育的学校数量、资金投入和建设规模逐渐居于领先位置。如，清末（1909年）江苏的师范教育在23个行省中学校数量居第六，培养人数居第二，师资数量居第一；至民国初年（1919年），江苏师范在全国26个省份中学校数量居第三，经费支出、培养人数和教职员人数均居第一。又如，横向比较而言，在江苏新式教育肇兴之时，“从教育经费支出上看，费用最大的为师范教育”。
其次，这种传统表现为对师范教育命脉的坚守和教育文化的传承。就通州师范而言，面对国难时艰、办学困境，创校人张謇先生曾立下“家可毁，不可败师范”的铮铮誓言，使师范成为了他“一生心血的结晶”。秉承其办学精神，一百多年来，学校历经时代变迁，数历劫难而始终弦歌不辍。尤其在抗战期间，学校迁至黄海边的乡村坚持办学，前后八年时间，在每日只能以玉米、麦麸维系生命的艰苦条件下，爱国师生用革命的热血和教育的信念谱写出一曲激荡江海的华彩乐章。“首重师范”的传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合格师资，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名师，奠定了教育发展的坚实基础和鲜明优势，成为南通乃至江苏教育的一个鲜明特色。由此，早在上世纪20年代，教育大家杜威博士应邀到南通观摩、讲学时就曾评价说：“南通为中国建设师范最早之地，故言之弥觉亲切有味”，“今兹一度游通，……其最足印吾心目中者，厥惟师范教育”。
二
万事有始者有卒，教育有始而无卒之事也；万物有新者有旧，教育有新而无旧之事也。
——张謇：《南通教育年鉴序》（1925）
俗话说：创新是教育的灵魂。在中国师范教育一百一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南通高师是“一团永恒的活火”，不断绽放出绚丽的火花；是一个执着前行的跋涉者，不断开辟走向现代的求索新路。
在其发展的前三十年中，南通高师曾是成功引进近代化师范教育体系的典范。她聘请日籍教师，移植先进的课程体系和教育实践体制；她派遣学生留日学习师范教育，改造、健全教育管理体制和学科体系；她融合西方教育思想，积极开展军国民教育和乡村教育实验。同时，她也成为在江苏乃至全国实验和推广五段教学法、单级教授法、农工分科教育以及国语教育的重要基地。由此，南通高师曾被职业教育家黄炎培先生誉为“师范学校注重职业教育之嚆矢”，更被孙中山先生主持的临时政府评价为“树各省先声，规模宏远，成绩昭著”。
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我国的师范教育进入了由封闭走向开放的发展转型期。南通高师抓住改革时机，在培养模式、训练体系、课程方案和学制设置上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大胆革新，并在六个方面推动了我国师范教育尤其是中等师范教育的发展：一是最早制定出成熟的中师三年制教学方案，为省教育厅、教育部进行中师课程与教学改革提供了蓝本；二是首先探索并完善了师范生基本职业能力结构及训练体系，并在全国中师推广；三是最早进行五年制大专学历小学教师的培养试点工作，相关成果在全国各地开花结果，对推进中等师范学校的学制改革和专科化进程起到了积极作用；四是先后提出知能并重、文化育人、人格化师范教育的理念，注重教师培养中知识、能力和人格修养的整合，引起专家、学者和同行们的广泛关注；五是在全国地级市中率先实施免费定向师范生培养试点工作并不断取得阶段性成果，被誉为是当下教师教育改革中的“破冰”之举，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六是注重教师职前培养和职后培训一体化改革，在培训项目、形式、内容和方法上积极探索，形成了一套成熟、先进的教师职后培训体系，成为国家、省小学骨干教师和小学校长（园长）培训基地。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南通高师被誉为“中等师范教育改革的一面旗帜”，为建设符合现代教师素质发展要求的师范教育（教师教育）体系打下了坚实基础。
三
养成人格，他日为良教师，成我一国国民之资格。
——张謇：《师范学校开学演说》（1904）
师范培养的是未来的教师，当凸显教育塑造人的本旨，既要将师范生培养成“经师”，更要让他们成为“人师”。因此，南通高师始终突出师范生的人格教育。
在创校时期，张謇先生要求师范生必须做到“明公理，修公德，有礼法，不苟简”，突出强调德性修养的锤炼和行为规范的养成，主张实施“严格教育”，把师范生培养成知行合一的“模范公民”。所谓“范者法也，模也，学为人师而不可不法不模”，今日能守，异日能行，有积累，乃有人格。
秉承优良传统，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南通高师在师范教育家朱嘉耀先生的带领下，重新以人的价值尺度去系统地建构、衡量人才的培养目标体系与规格标准。先是摈弃知识主义，重视教师职业所要求的技能、能力，研究其结构，确定训练标准；然后从职业知能的二元维度制定师范学校培养规格，构架新型课程体系；又从增加师范生知识、能力和身心成熟度出发，提出延长培养期的学制改革问题；最后在审视国际师范教育价值观的嬗变走势和对自身改革历程的不断反思中，积极回应基础教育改革对师范教育的新要求，提出了塑造未来教师完整职业人格的“人格化师范教育”新理念，积极探索“主兼复合，文理渗透，知能并重，情知和谐”的师范生培养新模式。
进入二十一世纪，为拓展“人格化师范教育”的实验平台并进一步提升其“综合培养模式”，南通高师把师范生的人格培养解构成“合格的公民、有用的人才、幸福的个人”三个维度，诠释内涵，策划项目。学校积极开展师范生品德教育创新研究与实验，创设“品德发展”课程，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认知、实践、反思、提升的习惯并逐步形成符合主流价值标准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积极构建公民教育体系，通过公民道德课程及公益服务活动、公共事务参与、公理世界认同、成人宣誓仪式等主题实践活动，培养师范生具备独立、尊重、关爱、民主、和平意识的公民素养；积极推进学生学习生活、职业生涯规划、设计、实践活动，帮助、引导他们在五年的高师学习生活中设计自己、发展自己、悦纳自己，提升其成长、发展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