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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6月2日，民国大家王国维于颐和园鱼藻轩自沉昆明湖。作为生前至交，陈寅恪怀着浓浓的哀思，写下了为世人传诵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其中言道：
近人有东西文化之说，其区域划分之当否，固不必论，即所谓异同优劣，亦姑不具言；然而可得一假定之义焉。其义曰：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旧纲纪已破，新伦理未立，这即是王国维、陈寅恪等学术巨擘所面临的中国文化、社会抑或政治之实相。此亦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欲解决之难题。
毫无疑问，五四之肇因，乃激于政治上的险境：近代以来邻邦日本对中国主权几近疯狂的侵凌，点燃了国人熊熊的爱国火焰，此前孕育已久的新文化运动由之走向深处。五四逾越了政治、文化的藩篱，走向了社会并改塑了社会，五四作家群体的涌现和平民教育潮流的兴起，无不说明：“五四”是一场涉及极广、话题繁多的运动。
最后，不妨以王国维先生撰于1911年的一句论断作结：
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
在古今中西交汇的语境下反观自身，竭力实现吾国文明的因革与会通，这或许便是我们后人对此“诉不尽的话题”之唯一回答。
——王学斌（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副教授）
近代以来，中日关系的好坏与否，归根结底取决于日本的对华政策。在清朝末年，中国的革命派、立宪派以及一般留学生之所以对日本还怀抱着学习与联络的态度，主要是因为日本彼时对外政策侧重于“日俄竞争”，以及在“吞并韩国”问题上，再由于英日同盟的约束，日本还不敢贸然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辛亥革命前10年的中日关系表面上看似平和，实则两国的民族文化心理隔膜却已经萌生，到了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中日两国在文化认同上却是渐行渐远。其中一个主要因素，就是1908年美國政府实施了“庚款留美计划”。美国的这一举措不仅引导中国人将留学的目光从日本转向了美国，而且还获得了中国人的好感，提升了美国在中国的文化影响力。
1912年，日本进入了“大正时代（1912-1926）”，“大正时代”的日本新政府，其对外政策的目标仍然是要称霸东亚，妄图把中国变成其附庸。作为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野心勃勃的日本把其国境线设定为“亚洲”。既然谋求东亚霸主地位是日本的既定外交目标，那么中日两国关系的恶化与冲突就是迟早的事情。“大正时代”的中日民间关系也日趋恶化，这一时期日本人因为蔑视中国而使用“支那”和“支那人”的称呼，让中国人听起来“非常难受”。
1914年7月28日，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此次世界大战直接打破了列强在东亚的势力均衡状态，当然也为日本侵略中国提供了绝好机会。当时，日置益刚被任命为日本驻华公使，他曾表示“怕他战不成，战则大妙”。8月2日，日本外务省发布所谓的“中立声明”，宣称“万一时局转变，英国投入战涡，以日英协约目的或濒危境，日本以协约义务，必至执必要之措置”。这个“声明”看似“严守中立”，实则为日本“参战”留下了伏笔。因为，日本的这个“中立声明”明确提出了其“参战”的“条约依据”，也就是“英日同盟条约”。根据英日同盟条约，一旦英国参战，日本为了履行“英日同盟”的条约义务，自然会参战。然而，日本参战的战场绝不是“欧洲”，而是同盟国在中国的“租界地”。日本的“居心叵测”，早已为中国的有识之士所洞察。一战爆发不久，著名记者黄远生就预言：“欧洲战争第一影响，恐将以中国租界地为战场。”北京政府也非常担心日本以“参战”为口实，趁火打劫，侵犯中国主权：“此次战端若开，势必全球震动，列强之不受牵动者，惟美与日。而列强既争竞于欧，尤难保日本不施其自由行动于东亚。”中国政府的此种忧虑，并非无中生有，而是根据其所获得的外交情报分析，以及对日本外交政策的直觉判断。
根据北京政府政治顾问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的观察，袁世凯总统“特别害怕日本”，但是作为局外人的莫理循却始终无法理解袁世凯为何如此恐惧日本。很快，袁世凯的担心变成了现实。1914年8月7日，英国向日本提出协助搜索攻击德国在太平洋的军舰。日本当天召开内阁会议，并于8月8日决议，“由于战乱余波涉及东亚，日英同盟之目的濒临危险，英国政府根据该条约向日本政府要求援助”。因此，日本正式决议参战。1914年8月15日，日本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在远东的海上军舰一律撤回，并将“胶州租界地交于日本接收，限于八月二十三日正午答复”。日本随后出兵青岛，占据胶济铁路，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中立及国家主权。面对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假惺惺地辩护说：
本国政府对于山东胶济铁路有管理之必要，因而实行占领，并非侵犯中立之理由。……至尊重中立，顾全睦谊，让不渝初衷。
然而，无论日本怎样狡辩，其侵犯中国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这一残酷的国际现实，让中国的舆论领袖们对祖国的前途深表忧虑，也令他们对中日关系的前景以及东亚的未来堪忧。1914年8月21日，著名记者陈景韩在《申报》发表时评，其中写道：
以余之潜观默察，欧洲战事既了之后，其战祸必有移诸亚东一日。所谓战祸者，非此次青岛之战也，青岛之战为祸有限，唯他日或即以此青岛为伏机，而有亚东之大战耳。
同样，在北京政府高层官员中间，也普遍弥漫着此种不祥之感。同年9月，刚从欧洲考察回来的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在拜见袁世凯总统时，袁氏告诉他：“日本打算利用这场战争来取得对中国的控制。”
从“青岛问题”而引发的媒体评论来看，少数中国舆论精英已经能够从“国际关系史”的视角来分析中日关系的走向，甚至做出相当精确的预判。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著名记者黄远生的评论。8月20日，黄远生在《青岛与外交》的时评文章中指出，日本占据青岛，但其影响“决不在战局而在外交”，并且“种下今日外交之因，以种将来外交之果”。因此，黄远生预言，青岛问题将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一大关键”。黄远生之所以能够做出此种判断，是因为他熟悉当时的国际惯例。根据世界历史惯例，在大战结束之后，战胜国总会召集一次国际会议，来处理相关历史问题。所以，一战结束之后，青岛问题也将成为中日两国外交中的关键问题，并且将影响到中国的命运。如果说以陈景韩、黄远生为代表的中国舆论领袖存在反日立场的话，那么他们的反日爱国也是基于一种理性的判断而非纯粹情感上的盲目排日。然而，稍后日本对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确实伤害了一般中国人的民族情感，而日本在普通中国人心中的“敌国形象”也因此而强化。 对日本而言，中国总统袁世凯也不受他们的欢迎。在日本人心目中，袁世凯是“坚决反日的”，故而大多数日本人是反对袁世凯的。在这种互不信任的状态下，1915年1月18日夜，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与袁世凯总统进行了一次“秘密会谈”。在此次会谈过程中，日置益公使当面向袁世凯总统提出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要求”，声称：
日本政府对大总统表示诚意，愿将多年悬案和衷解决，以进达亲善目的。兹奉政府训令，面递条款，愿大总统赐以接受，迅速商议解决，并守秘密。实为两国之幸。
袁世凯在接阅“二十一条要求”文本之后，表示：“容详细考虑，再由外交部答复。”无论如何，1915年1月18日，对袁世凯总统和日置益公使而言，都是一个不眠之夜。关于此次会谈的情景，熟悉内情的美国公使芮恩施有一段生动的描述，他写道：
在这次不祥的谈话中，袁世凯沉默不语地坐着。这个打击使他惊呆了。他只说了这么一句话：“今夜我不能对你作任何答复。”
实际上，袁世凯则通过他的英文秘书、外交部参事顾维钧与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沟通，决定将“二十一条要求”内容泄密，欧美国际舆论为之哗然，并直接导致中国爆发延续数月的反日运动。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意味着日本是在强迫中国接受其掌控，这种赤裸裸的霸权行径，直接引起中国人的强烈抗议，使日本成为“中国民众的死敌”。 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是得不偿失，为何日本还要冒天下之大不韪而为之呢？原来日本提出二十一条，除了与“一战”爆发的国际因素刺激有关，还与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本人长期坚持的“反日立场”这一“历史背景”有直接关联。袁世凯与日本为敌，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80年代袁世凯为官朝鲜期间。从那时起一直到甲午战争爆发，袁世凯作为清朝派驻朝鲜的“通商事务大臣”，运用灵活的外交手腕，几乎将日本在朝鲜的势力“排斥净尽”，而日本人也从那时起视袁世凯为敌人，“久思排而去之”。关于袁世凯与日本人的仇怨，美国公使芮恩施有一句概括性的评价，他说，“从在朝鲜任职以来，袁世凯就未曾博得日本人的好感。”
特别是1913年“二次革命”之后，国民党元气大伤，袁世凯统一中国。面对一个强大中国的出现，而且中国政府领袖袁世凯向来为日本人所不信任，这一切都令日本坐卧不安。辛亥革命期间，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与袁世凯有过多次接触，他对袁世凯的印象就很糟糕。故而，伊集院在给日本外务省长官的报告中经常把袁世凯描绘成一个老谋深算、反复无常之人：“鉴于袁氏性情与素行，在穷极之余不无可能一改常态，转而做出令人意想不到的举动。”恰逢1914年一战爆发，日本想趁此机会打击袁世凯政府。一战爆发之后，日本强邻压境，袁世凯也不得不与日本虚与委蛇。1914年9月1日，袁世凯与日本新任驻华公使日置益会谈，袁氏故意迎合日置益公使的喜好，鼓吹中日两国“同文同种”。袁世凯说：“中国和日本同为黄色人种，与白色人种之欧美人，终究不能亲睦相处，黄种人与黄种人必须和睦，以防白种人之压迫。此乃所以巩固国本之所在。”其实，这不过是袁世凯迷惑日本人的花言巧语而已，其真实用意是阻止日本侵略中国的欲望。不过，日本人也不会轻易相信袁世凯的“甜言蜜语”，所以日本还是在1915年1月18日向袁世凯提交了“二十一条要求”。
1915年1月22日，上海《申报》就开始报道“二十一条要求”。旋即，中国社会兴起反日运动，一般民众的反日意识迅速强化。北京青年会干事、美国人艾德敷（Dwight W.Edwards）亲自见证了日本“二十一条要求”给中国人造成的巨大精神刺激，激发了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和“恥辱感”。1915年9月30日，艾德敷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年度报告》中，开篇就记载了日本“二十一条要求”所引发的中国人民族精神的巨大变化，他写道：“日本二十一条要求令中国人产生极度的民族忧虑感，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和国耻感被激发出来。在许多大型集会上，中国人踊跃捐款，以‘拯救中国’。签订条约的5月7日被中国人视为国耻纪念日，以激励中国人道德变革。成千上万的民众聚集在公共场所，聆听国耻演说”，这种震撼人心的场面令艾德敷大发感慨，他认为这种“国耻意识是中国人民族精神进步的体现”。
此前，曾经让许多中国知识精英心动的“大亚细亚主义”却很难引起中国人的共鸣。1917年，日本众议员议员小寺谦吉出版了《大亚细亚主义论》，其中有言：
吾人最终之理想，在人类之统一。所谓欲举四海兄弟之实也。……黄色人种中，名实相符，具有独立国之体面者，仅有日本、中国二国耳。一为亚洲之新进国，一为世界中营最大团体生活之庞大国也。义当相互提携，理当互相扶护。为全亚洲计，为一般有色人类计，不得不对抗白色人种之压迫也。
1915年日本政府赤裸裸的“二十一条要求”已经让这种“大亚细亚主义”在中国失去了市场，比如留日出身的李大钊就撰文严厉批判所谓的“大亚细亚主义”。李大钊指出：
这“大亚细亚主义”不是平和的主义，是侵略的主义；不是民族自决主义，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
反过来看，李大钊对日本“大亚细亚主义”的批驳，也恰恰反映出一战期间中国知识精英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提升。有学者指出，李大钊是民国初年第一个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角度，自觉而公开地高举再造“现代中华民族”的旗帜。
简言之，从1895年到1915年，在此20余年间中日两国的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从19世纪末的“中日民间结盟”到1915年“二十一条要求”所激发的中国人的普遍反日心理。那个曾经为中日两国人士所津津乐道的“大亚细亚主义”，到1915年之后也被李大钊所代表的中国现代民族精英视为“侵略的主义”。这是对清末民初中国人的日本观念变化的最好写照，也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在一战时期走向成熟的标志。进而言之，中国知识精英的现代民族国家观念既是一战后期中国人看待“中外关系”的价值标准，也是他们在对外关系上用来区分“友邦”或“敌国”的基本尺度。五四运动爆发前后，中国知识界把提倡和平主义的美国总统威尔逊视为“友邦元首”，把奉行扩张主义的日本视为“敌国”，都是立足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敌友关系”视角的判断。
如果用一句话来评价清末民初的日本对华政策的失败及其所造成的深远影响，那就是日本对华政策的决策者们只注意到“中国政府”，而忽略了“中国民众”。日本政府人士还没有意识到中国的公众舆论居然能够在中日关系上发挥如此关键的作用。正如杜威所言，日本一战时期的“宏大计划没有估计到这种形势中的最本质因素——中国民众”。因此，日本对华政策的失败已在情理之中。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就是一战爆发以来中日两国民间关系恶化的自然结果。特别是日本在一战期间霸占青岛及胶济铁路，实质上是把山东变成日本的“势力范围”。然而，山东不仅是中国北部边疆重要的海防区域，更是中国的文化圣地——孔孟之乡。1919年3月，梁启超在欧洲演说时，就把山东比喻为“中国的耶路撒冷”。巴黎和会上，日本拒绝将青岛及胶济铁路直接归还中国，从而严重伤害了中国人的民族感情。五四运动刚一爆发，中国舆论精英就大声呼吁，“勿谓山东问题为小问题也，我国民自昔保守此土，即有效死勿去之决心，今当尤烈。”
古人云，国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五四时期，中国人爱国观念的勃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日本侵华政策的刺激使然。
（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近人有东西文化之说，其区域划分之当否，固不必论，即所谓异同优劣，亦姑不具言；然而可得一假定之义焉。其义曰：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旧纲纪已破，新伦理未立，这即是王国维、陈寅恪等学术巨擘所面临的中国文化、社会抑或政治之实相。此亦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欲解决之难题。
毫无疑问，五四之肇因，乃激于政治上的险境：近代以来邻邦日本对中国主权几近疯狂的侵凌，点燃了国人熊熊的爱国火焰，此前孕育已久的新文化运动由之走向深处。五四逾越了政治、文化的藩篱，走向了社会并改塑了社会，五四作家群体的涌现和平民教育潮流的兴起，无不说明：“五四”是一场涉及极广、话题繁多的运动。
最后，不妨以王国维先生撰于1911年的一句论断作结：
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
在古今中西交汇的语境下反观自身，竭力实现吾国文明的因革与会通，这或许便是我们后人对此“诉不尽的话题”之唯一回答。
——王学斌（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副教授）
近代以来，中日关系的好坏与否，归根结底取决于日本的对华政策。在清朝末年，中国的革命派、立宪派以及一般留学生之所以对日本还怀抱着学习与联络的态度，主要是因为日本彼时对外政策侧重于“日俄竞争”，以及在“吞并韩国”问题上，再由于英日同盟的约束，日本还不敢贸然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辛亥革命前10年的中日关系表面上看似平和，实则两国的民族文化心理隔膜却已经萌生，到了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中日两国在文化认同上却是渐行渐远。其中一个主要因素，就是1908年美國政府实施了“庚款留美计划”。美国的这一举措不仅引导中国人将留学的目光从日本转向了美国，而且还获得了中国人的好感，提升了美国在中国的文化影响力。
1912年，日本进入了“大正时代（1912-1926）”，“大正时代”的日本新政府，其对外政策的目标仍然是要称霸东亚，妄图把中国变成其附庸。作为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野心勃勃的日本把其国境线设定为“亚洲”。既然谋求东亚霸主地位是日本的既定外交目标，那么中日两国关系的恶化与冲突就是迟早的事情。“大正时代”的中日民间关系也日趋恶化，这一时期日本人因为蔑视中国而使用“支那”和“支那人”的称呼，让中国人听起来“非常难受”。
1914年7月28日，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此次世界大战直接打破了列强在东亚的势力均衡状态，当然也为日本侵略中国提供了绝好机会。当时，日置益刚被任命为日本驻华公使，他曾表示“怕他战不成，战则大妙”。8月2日，日本外务省发布所谓的“中立声明”，宣称“万一时局转变，英国投入战涡，以日英协约目的或濒危境，日本以协约义务，必至执必要之措置”。这个“声明”看似“严守中立”，实则为日本“参战”留下了伏笔。因为，日本的这个“中立声明”明确提出了其“参战”的“条约依据”，也就是“英日同盟条约”。根据英日同盟条约，一旦英国参战，日本为了履行“英日同盟”的条约义务，自然会参战。然而，日本参战的战场绝不是“欧洲”，而是同盟国在中国的“租界地”。日本的“居心叵测”，早已为中国的有识之士所洞察。一战爆发不久，著名记者黄远生就预言：“欧洲战争第一影响，恐将以中国租界地为战场。”北京政府也非常担心日本以“参战”为口实，趁火打劫，侵犯中国主权：“此次战端若开，势必全球震动，列强之不受牵动者，惟美与日。而列强既争竞于欧，尤难保日本不施其自由行动于东亚。”中国政府的此种忧虑，并非无中生有，而是根据其所获得的外交情报分析，以及对日本外交政策的直觉判断。
根据北京政府政治顾问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的观察，袁世凯总统“特别害怕日本”，但是作为局外人的莫理循却始终无法理解袁世凯为何如此恐惧日本。很快，袁世凯的担心变成了现实。1914年8月7日，英国向日本提出协助搜索攻击德国在太平洋的军舰。日本当天召开内阁会议，并于8月8日决议，“由于战乱余波涉及东亚，日英同盟之目的濒临危险，英国政府根据该条约向日本政府要求援助”。因此，日本正式决议参战。1914年8月15日，日本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在远东的海上军舰一律撤回，并将“胶州租界地交于日本接收，限于八月二十三日正午答复”。日本随后出兵青岛，占据胶济铁路，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中立及国家主权。面对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假惺惺地辩护说：
本国政府对于山东胶济铁路有管理之必要，因而实行占领，并非侵犯中立之理由。……至尊重中立，顾全睦谊，让不渝初衷。
然而，无论日本怎样狡辩，其侵犯中国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这一残酷的国际现实，让中国的舆论领袖们对祖国的前途深表忧虑，也令他们对中日关系的前景以及东亚的未来堪忧。1914年8月21日，著名记者陈景韩在《申报》发表时评，其中写道：
以余之潜观默察，欧洲战事既了之后，其战祸必有移诸亚东一日。所谓战祸者，非此次青岛之战也，青岛之战为祸有限，唯他日或即以此青岛为伏机，而有亚东之大战耳。
同样，在北京政府高层官员中间，也普遍弥漫着此种不祥之感。同年9月，刚从欧洲考察回来的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在拜见袁世凯总统时，袁氏告诉他：“日本打算利用这场战争来取得对中国的控制。”
从“青岛问题”而引发的媒体评论来看，少数中国舆论精英已经能够从“国际关系史”的视角来分析中日关系的走向，甚至做出相当精确的预判。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著名记者黄远生的评论。8月20日，黄远生在《青岛与外交》的时评文章中指出，日本占据青岛，但其影响“决不在战局而在外交”，并且“种下今日外交之因，以种将来外交之果”。因此，黄远生预言，青岛问题将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一大关键”。黄远生之所以能够做出此种判断，是因为他熟悉当时的国际惯例。根据世界历史惯例，在大战结束之后，战胜国总会召集一次国际会议，来处理相关历史问题。所以，一战结束之后，青岛问题也将成为中日两国外交中的关键问题，并且将影响到中国的命运。如果说以陈景韩、黄远生为代表的中国舆论领袖存在反日立场的话，那么他们的反日爱国也是基于一种理性的判断而非纯粹情感上的盲目排日。然而，稍后日本对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确实伤害了一般中国人的民族情感，而日本在普通中国人心中的“敌国形象”也因此而强化。 对日本而言，中国总统袁世凯也不受他们的欢迎。在日本人心目中，袁世凯是“坚决反日的”，故而大多数日本人是反对袁世凯的。在这种互不信任的状态下，1915年1月18日夜，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与袁世凯总统进行了一次“秘密会谈”。在此次会谈过程中，日置益公使当面向袁世凯总统提出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要求”，声称：
日本政府对大总统表示诚意，愿将多年悬案和衷解决，以进达亲善目的。兹奉政府训令，面递条款，愿大总统赐以接受，迅速商议解决，并守秘密。实为两国之幸。
袁世凯在接阅“二十一条要求”文本之后，表示：“容详细考虑，再由外交部答复。”无论如何，1915年1月18日，对袁世凯总统和日置益公使而言，都是一个不眠之夜。关于此次会谈的情景，熟悉内情的美国公使芮恩施有一段生动的描述，他写道：
在这次不祥的谈话中，袁世凯沉默不语地坐着。这个打击使他惊呆了。他只说了这么一句话：“今夜我不能对你作任何答复。”
实际上，袁世凯则通过他的英文秘书、外交部参事顾维钧与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沟通，决定将“二十一条要求”内容泄密，欧美国际舆论为之哗然，并直接导致中国爆发延续数月的反日运动。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意味着日本是在强迫中国接受其掌控，这种赤裸裸的霸权行径，直接引起中国人的强烈抗议，使日本成为“中国民众的死敌”。 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是得不偿失，为何日本还要冒天下之大不韪而为之呢？原来日本提出二十一条，除了与“一战”爆发的国际因素刺激有关，还与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本人长期坚持的“反日立场”这一“历史背景”有直接关联。袁世凯与日本为敌，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80年代袁世凯为官朝鲜期间。从那时起一直到甲午战争爆发，袁世凯作为清朝派驻朝鲜的“通商事务大臣”，运用灵活的外交手腕，几乎将日本在朝鲜的势力“排斥净尽”，而日本人也从那时起视袁世凯为敌人，“久思排而去之”。关于袁世凯与日本人的仇怨，美国公使芮恩施有一句概括性的评价，他说，“从在朝鲜任职以来，袁世凯就未曾博得日本人的好感。”
特别是1913年“二次革命”之后，国民党元气大伤，袁世凯统一中国。面对一个强大中国的出现，而且中国政府领袖袁世凯向来为日本人所不信任，这一切都令日本坐卧不安。辛亥革命期间，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与袁世凯有过多次接触，他对袁世凯的印象就很糟糕。故而，伊集院在给日本外务省长官的报告中经常把袁世凯描绘成一个老谋深算、反复无常之人：“鉴于袁氏性情与素行，在穷极之余不无可能一改常态，转而做出令人意想不到的举动。”恰逢1914年一战爆发，日本想趁此机会打击袁世凯政府。一战爆发之后，日本强邻压境，袁世凯也不得不与日本虚与委蛇。1914年9月1日，袁世凯与日本新任驻华公使日置益会谈，袁氏故意迎合日置益公使的喜好，鼓吹中日两国“同文同种”。袁世凯说：“中国和日本同为黄色人种，与白色人种之欧美人，终究不能亲睦相处，黄种人与黄种人必须和睦，以防白种人之压迫。此乃所以巩固国本之所在。”其实，这不过是袁世凯迷惑日本人的花言巧语而已，其真实用意是阻止日本侵略中国的欲望。不过，日本人也不会轻易相信袁世凯的“甜言蜜语”，所以日本还是在1915年1月18日向袁世凯提交了“二十一条要求”。
1915年1月22日，上海《申报》就开始报道“二十一条要求”。旋即，中国社会兴起反日运动，一般民众的反日意识迅速强化。北京青年会干事、美国人艾德敷（Dwight W.Edwards）亲自见证了日本“二十一条要求”给中国人造成的巨大精神刺激，激发了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和“恥辱感”。1915年9月30日，艾德敷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年度报告》中，开篇就记载了日本“二十一条要求”所引发的中国人民族精神的巨大变化，他写道：“日本二十一条要求令中国人产生极度的民族忧虑感，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和国耻感被激发出来。在许多大型集会上，中国人踊跃捐款，以‘拯救中国’。签订条约的5月7日被中国人视为国耻纪念日，以激励中国人道德变革。成千上万的民众聚集在公共场所，聆听国耻演说”，这种震撼人心的场面令艾德敷大发感慨，他认为这种“国耻意识是中国人民族精神进步的体现”。
此前，曾经让许多中国知识精英心动的“大亚细亚主义”却很难引起中国人的共鸣。1917年，日本众议员议员小寺谦吉出版了《大亚细亚主义论》，其中有言：
吾人最终之理想，在人类之统一。所谓欲举四海兄弟之实也。……黄色人种中，名实相符，具有独立国之体面者，仅有日本、中国二国耳。一为亚洲之新进国，一为世界中营最大团体生活之庞大国也。义当相互提携，理当互相扶护。为全亚洲计，为一般有色人类计，不得不对抗白色人种之压迫也。
1915年日本政府赤裸裸的“二十一条要求”已经让这种“大亚细亚主义”在中国失去了市场，比如留日出身的李大钊就撰文严厉批判所谓的“大亚细亚主义”。李大钊指出：
这“大亚细亚主义”不是平和的主义，是侵略的主义；不是民族自决主义，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
反过来看，李大钊对日本“大亚细亚主义”的批驳，也恰恰反映出一战期间中国知识精英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提升。有学者指出，李大钊是民国初年第一个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角度，自觉而公开地高举再造“现代中华民族”的旗帜。
简言之，从1895年到1915年，在此20余年间中日两国的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从19世纪末的“中日民间结盟”到1915年“二十一条要求”所激发的中国人的普遍反日心理。那个曾经为中日两国人士所津津乐道的“大亚细亚主义”，到1915年之后也被李大钊所代表的中国现代民族精英视为“侵略的主义”。这是对清末民初中国人的日本观念变化的最好写照，也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在一战时期走向成熟的标志。进而言之，中国知识精英的现代民族国家观念既是一战后期中国人看待“中外关系”的价值标准，也是他们在对外关系上用来区分“友邦”或“敌国”的基本尺度。五四运动爆发前后，中国知识界把提倡和平主义的美国总统威尔逊视为“友邦元首”，把奉行扩张主义的日本视为“敌国”，都是立足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敌友关系”视角的判断。
如果用一句话来评价清末民初的日本对华政策的失败及其所造成的深远影响，那就是日本对华政策的决策者们只注意到“中国政府”，而忽略了“中国民众”。日本政府人士还没有意识到中国的公众舆论居然能够在中日关系上发挥如此关键的作用。正如杜威所言，日本一战时期的“宏大计划没有估计到这种形势中的最本质因素——中国民众”。因此，日本对华政策的失败已在情理之中。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就是一战爆发以来中日两国民间关系恶化的自然结果。特别是日本在一战期间霸占青岛及胶济铁路，实质上是把山东变成日本的“势力范围”。然而，山东不仅是中国北部边疆重要的海防区域，更是中国的文化圣地——孔孟之乡。1919年3月，梁启超在欧洲演说时，就把山东比喻为“中国的耶路撒冷”。巴黎和会上，日本拒绝将青岛及胶济铁路直接归还中国，从而严重伤害了中国人的民族感情。五四运动刚一爆发，中国舆论精英就大声呼吁，“勿谓山东问题为小问题也，我国民自昔保守此土，即有效死勿去之决心，今当尤烈。”
古人云，国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五四时期，中国人爱国观念的勃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日本侵华政策的刺激使然。
（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