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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北京
时间：2008年10月
记者：辛卿
今年是中韩建交十五周年，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中韩两国都面临着巨大的国际国内经济政治变化，尤其在目前国际金融风暴环境下，开放的国际环境要求国家间的政治经济交往更加具有灵活性和实效性，交往手段和层次也必须变得更加丰富。对此，实际肩负着中国民间对世界各国经济文化交往重任的中韩经济发展协会该怎样做？协会自身的建设还会有哪些方面的重要拓展？带着一系列问题，本刊记者专访了该协会现任和前任两位会长。
王泰平，现任中韩经济发展协会会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前驻日本大阪总领事（大使衔），中国外交部大使。
商业文化：王会长，您一直工作在重要的外交领域，多年的外交工作经验使您具备了客观判断中国和他国经济文化关系的能力，您是怎样看待中韩两国现状对两国间企业彼此投资合作的影响？
王泰平：有个问题需要说明。中韩经济发展协会虽然在名称上显示的是中韩间的协会，实际上承担着中国民间对世界各国经济文化交流服务的责任，因为到目前为止，这个协会还是唯一的中国外交部直属国家间一级经济协会。鉴于此，这个协会责任重大，其会长人选也都是由前中国驻外特命全权大使或前大使级官员担任。
我从事过多年驻外记者工作，中国的《世界博览》杂志就是我创刊的，这样的经历使我有了独特的与中外民间交流接触的机会。后来在日本从事外交工作期间，又参与了很多两国间企业合作的事情，这是驻外大使份内的事情，因为，国家外交不仅是政治的，也是经济的，不仅是政府的，更是人民的也就是民间的。中日建交前我已经到日本工作了，据我了解，中国改革开放前中期，外国的企业到中国来，主要原因一是环保门槛低，二是人民币汇率低，三是劳动力市场便宜等，比如，中国劳动力成本仅及日本的二十五分之一。2007年到现在，一些在华的韩国企业离开了，就是因为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劳动力市场和到中国投资的准入条件发生了变化，一些企业成本增加。我们协会的宗旨就是服务于中国与外国的国际交流，促进交流中的双方经济发展，所以，有大量的具体工作要做。当然，我们协会不是企业，但我们通过为这些企业服务使他们正常经营发展，就能很好地推动国际间的经济交往，为各个国家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国家间的民间交往层次非常丰富，不可替代，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
商业文化：民间有这样一种说法，把那些有政府背景的协会称作“二政府”，甚至说这也是中国特色之一。这种说法的意义在于，可以起到在民间机构、企业组织和政府间架设桥梁的作用，而中韩经济发展协会正是这样的情况。您怎样看待协会在中韩两国企业投资活动中为其提供和政府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社会上这样的理解定位您觉得正确吗？
王泰平：我们做的很多实际工作就是这样的，架设民间交往的桥梁我们责无旁贷。举例说，目前韩国驻华企业已经超过两万家，日本驻华企业超过三万家，这些企业中，除那些大型的跨国公司、机构外，大多数是中小企业，他们来华的信息渠道一般是自己创立的，打交道的层次也多是地方政府。这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信息的不完整和不对称，这时，他们就十分需要我们这样国家级的协会提供帮助。我们做的工作包括为需要帮助的企业和民间机构提供资讯、咨询，中介、法律服务、人才培养等很多方面，这些帮助的形式，包括邀请政府官员、专家等开办讲座、在多级政府间为企业投资落地提供咨询、直接在相关企业间搭桥联络等。有时我们的服务细到了为这些驻华企业提供翻译、对会外语的员工招聘培养等方面。现在我们这种服务已经不限于中韩两国之间了，最近，我们利用几任会长曾经的驻外全权大使的人才和资源优势，这种拓展的面是很广的，而且将来会越来越广。比如，我就会利用自己长期驻日的外交优势，来推动协会这方面的工作。通过我们的努力，中国和欧洲一些国家的企业间合作已经大幅增加。而且鉴于协会作用的不断扩大，政府相关方面甚至将一些国家领导人来华访问期间，其民间活动也交由我们协助完成。这不就是我们既重要又特殊的意义吗？从这里看出，我们工作的拓展也是中国外交部交给我们的“不二使命”。实际上中韩经济发展协会已经成为中国民间对外经济文化交往的重要窗口和手段。
商业文化：您从外交官的岗位上转到现在的岗位，有什么体会吗？
王泰平：在经济工作方面我的责任变得更实了。以前当大使，很多工作不能做得太实，经常是礼节性地剪剪彩和代表中国政府讲讲话。现在，在给国家间企业的交往提供帮助时，我就要考虑到这种帮助是不是会为其带来收益，没有实际效益的事情就尽量不要做了。
我曾经陪同访日的国家领导人在日本进行考察，当然这种考察是比较宏观的。考察过程中，我们一同了解日本农业的现状，感到两国差距很大，主要表现在日本各级政府对农民和农业的投入很大，农民几乎没有什么生产负担。而那时我们的农业政策还不是现在这样的，对农民是索取很多，给予很少，这种做法不仅影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严重制约了农业的发展。在那个时期我们简单的GDP意识很强，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环境问题。现在，大力提倡科学发展观，是非常正确的，在正确的发展观念下，可以尽可能地减少重蹈像日本这些发达国家发展初期错误的覆辙。
这里涉及另一个观念问题：我们要什么样的民族主义？什么样的爱国主义？小平同志说，民族主义不应该是排外的、封闭的；胡锦涛同志提出了“和谐世界”的问题。这就是告诉我们，真正的民族主义是开放的，不是闭塞、排外的。所以，我们的工作应该是国际化的多边服务，而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行为。我们知道，中国所谓的民族主义，主要来自帝国主义当年对中国的侵略，我们的民族受到了屈辱。中国发展了，这种发展还带动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样的现实状况下，我们到了应该大力提倡国际主义的时候。我们已经由屈辱的时代，到了发展的时代，提倡国际主义，不搞封闭的狭隘的爱国主义就显得十分重要。我们要提倡包容，到了去掉自己“被害者”心态的时候了，国际主义才是一个真正大国的心态。
商业文化：您的很多观点值得我们现在很多官员反思，也让我们受益匪浅。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郗照明，前中国驻外大使，前中韩经济发展协会会长。
商业文化：作为有几十年外交工作经历的老外交家，您又是中韩经济协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面对现在新的环境变化，你觉得协会工作应该有什么新的变化？
郗照明：对韩工作是中国外交工作的重点之一，两国交往在高层次上不断加强着。在文化、科技、教育、经济诸多领域的合作交流是空前的。
中韩经济发展协会在1993年成立的，当时条件比较艰苦，除资金等问题外，主要是缺少相关的工作经验。当时的会长是外交部亚州司司长，协会也是唯一的“中”字头外交部直属协会，业务由外交部主管。据此，协会的领导人全部都由曾经的驻外特命全权大使担任，以便于协会工作在外交层面上的对等交流，使协会的服务到位。
我在从驻外大使岗位上退下来后，由外交部派到中韩经济发展协会任会长，也显示了中国政府对这个协会的重视。这个协会由外交部直管业务，和中国联合国协会、博鳌论坛等是同级的，所以，它的外事层次很高。这种高的定位，就对我们协会在进行国家间经济交往提供服务时创造了很大的便利，也提出了不同于一般协会的要求。现在，为多国经济发展服务成为协会的重要工作方向。我曾经在欧洲很多国家从事外交工作，直到接替耿飚同志到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馆担任全权大使，长期的外交工作经历，使我有了更多的资源和优势为中外民间经济文化交往服务。当然，为中韩经济文化交流提供服务还是我们最熟悉的工作内容，但现在不同了，协会对多国提供服务的工作已经全面展开，我们这个平台的拓展已经成为事实。
我们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经过我们协助国家相关部门单位开展工作，目前，韩国对华投资规模已经比两国建交时增加了三十倍，中国也早已成为韩国的第二大投资贸易伙伴，这个变化是巨大的，值得我们骄傲。
商业文化：您觉得中韩经济发展协会目前的工作平台怎样？
郗照明：有问题。主要表现在形象展示平台方面还是有缺憾，因为这个缺憾，导致了一些社会传媒包括互联网上对中韩经济发展状况的表述不够真实，不负责任。所以，我们要尽快建立自己高效的宣传和新闻传播平台，进一步加强协会自身的宣传，推动我们的服务工作。
商业文化：最近协会主要做的工作是什么？
郗照明：中国的三农问题我十分关注。韩国有一个新农村运动，我已经建议协会在这方面加强工作，推动两国的交流。我觉得这是在具体工作上的当务之急，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遇。韩国的新农村运动始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的改革始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时间上差不多，但差距很大。我在韩国看到，他们的新农村建设确实很有成效，经过这个建设，韩国的农村已经完全对外打开。最近，中国共产党十七届三中全会刚刚闭幕，三农问题是首要问题，这个机遇必须把握住，作为重点中的重点去做，比如，通过我们的工作嫁接两国的经验就是很值得做的事情，也不复杂。这样的工作会帮助两国的合作达到互利共赢。
目前，全球的金融危机还在继续，我们要尽力做些工作，帮助相关国家渡过危机。我们的工作还很多很重，我们一位前副会长曾经是中国驻乌克兰特命全权大使，70多岁了，最近就在为两国民间的交往往返于两国之间，拼命工作，这也成了中韩经济发展协会的光荣传统。
商业文化：十分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