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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聊斋》中的医道小说虽不具有充分的学理依据，但其审美的愉悦感和传统医术的文化语境，使其成为《聊斋》中别有价值的一支。这类小说突破常规医道，以独具匠心的虚构和想象凸显出作者悲天悯人的道义情怀。这种基于求索真知、挑战极限的超越精神不仅对当今的医学实践具有启发意义，更对树立医者的仁道情怀具有实证的参照价值。
关键词：医道小说 审美意蕴 普世价值
弗洛伊德说：“艺术家就如一个患有精神病的人那样，从一个他所不满意的现实中退缩下来，钻进他自己的想象力所创造的世界中，但艺术家不同于精神病患者，因为艺术家知道如何去寻找那条回去的道路，而再度地把握着现实。”{1}蒲松龄打造《聊斋志异》（后文简写《聊斋》）幻境，借鬼狐神笔对封建文士的命运做了全景式的改观，使失路彷徨的书生复归体面和尊严。但蒲松龄不沉溺幻境，而是于幻境中把握现实，重构现实，以清醒的判断力构建了一个自足而有意义的人生境界。《聊斋》医道小说最为生动神奇，也最能体现蒲松龄的普世理想以及对美善人生的追求。这类小说荒诞怪异、玄机重重，施治者多为妙龄仙姬、鬼女狐魅，也有僧道巫医，其中所涉医术千奇百怪，可割痈除疮，可换首易容，可医精神疾病，甚至可化痴为聪、起死返生，瞬息治愈，无痛无惧。而且这些怪异疗法已经涉及现今临床医学的外科、内科、神经科、美容科和针灸推拿等中西医门类，甚至还包括动物医学领域，甚为壮观，颇有意趣。
一、医仙合道的外科疗治
中医是几千年来中国传统医学实践的结晶，也是传统文化的标志性符号。邵之棠《皇朝经世文统编》言：“乃知今日西医所长，中国自古有之。如《列子》言扁鹊之治鲁公扈、赵齐婴也，饮以毒酒，两人迷死，乃剖胸探心，互为易置，投以神药，既悟如初矣。《抱朴子》言张仲景之为医也，则尝探胸而纳赤饼矣。《后汉书》言华佗精于方药，病结在内，针药所不及者先与以酒服麻沸散，既醉无所觉，因刳破腹背，抽割积聚，若在肠胃，则断截湔洗，除去疾秽，既而缝合，傅以神膏，四五日疮愈，一月之中平复矣。”{2}传统中医外科在周代已有记载，汉代已成一门独立学科，唐宋时期医术成熟，著作鼎盛。后经长期医学实践门类更加齐全，且施治广泛。所以蒲松龄笔下异彩纷呈的外科医术虽有颠覆性的虚构与挑战，但也道有可依，法有可循。
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什克罗夫斯基提出：“作为素材的一系列事件，即‘本事’变成小说‘情节’时，必须经过作家的创造性变形，具有陌生化的新面貌，作家越自觉地运用这种手法，作品的艺术性就越高。”{3}不管初衷如何，蒲松龄确实以“陌生化”的手法开启了全新的艺术视野，《聊斋》外科手术神秘莫测，如睹异境。《董公子》{4}中董公子夜睡被恶仆断首，关公得其头为之续首，但闻“支支格格，如振衣，如摩腹”，已而人头接续，“死而生者不自知”。相比死后封神成圣的关公有此起死回生之术，陆判更甚，《陆判》里陵阳朱尔旦因缺少一颗慧心，作文不快，好友阴界陆判官，于冥间拣得佳心一枚，趁朱醉寝，为其破腔易心，自此朱某文思大进，过眼不忘，陆判的易心术堪比现代医学上的器官移植。蒲松龄的想象不止于此，“心肠可易，面目想亦可更”。朱尔旦因嫌其妻头面不甚佳丽而求助陆判，陆判夜持一美人首至，出白刃切夫人首，急取美人首合项上，早起夫人“则长眉掩鬓，笑靥承颧，画中人也”。朱尔旦的贪求之心固然可憎，但陆判移花接木的易首术，确也启迪医术，有先导之功。不仅作为神祗鬼灵的关公、陆判可以突破禁忌实现超越，狐女亦能治病救人，《鸦头》中的王孜脾氣暴烈，“误触之，则恶声暴吼”，狐母鸦头夜伺其睡，捆绑其手足，以巨针刺其踝，用刀掘断踝、肘处拗筋，由此王孜脾气柔顺，温和如处女。这里王孜的病症有点像现代医学上的神经官能症，外科手术可为其治愈。
抛开理性与道德评价，蒲松龄心构臆造的这些荒诞疗法，大都虚实相绕，率意而为，庞杂仙家巫术，不能与医学实证并论。但作为蒲松龄言志达意的载体，除其阅读的美感，其活跃而灵动的遐思，充实而美好的创构，恰如孟子所言“万物皆备于我矣”，人生之美可想可得。
二、传统中医的辨证施治
中国传统医学讲究辨证施治，以方剂、推拿和针砭等手段祛除机体病邪，调理人体正气，以达阴阳协和。《灵枢》卷七《病传》：“黄帝曰：余受九针于夫子，而私览于诸方，或有导引行气、乔摩灸熨、刺饮药之一者。”{5}这里提到汤药、针灸、按摩、导引等几种中医疗法。《千金翼方》卷二九《禁经上》：“故有汤药焉，有针灸焉，有禁咒焉，有符印焉，有导引焉。斯之五法，皆救急之术也。”{6}可知隋唐时中医疗方大体为汤药、针灸、导引、咒禁等，此后直至明清，中医的主要疗法也大抵如此。
《聊斋》涉及中医疗法甚多，并富神异色彩，方剂一般为灵药、灵水，疗效神奇快捷。《粉蝶》里阳曰旦海上遇仙姑得灵药，医祖母沉疴之疾；《秦生》中的秦生误饮毒酒，狐仙以瓯水灌之，豁然顿苏；最为离奇的是《马介甫》中所记“丈夫再造散”，杨万石妻尹氏泼辣悍厉，堕妾胎，殴翁，杀弟，逐妇，鞭打孤儿致死，因万石无丈夫威势，唯雌伏而已。好友马介甫授之于“丈夫再造散”，“饮下少顷，万石觉忿气填胸，如烈焰冲烧，刻不容忍，直抵闺闼，叫喊雷动。妇未及诘，万石以足腾起，妇颠去数尺有咫。即复握石成拳，擂击无算。妇体几无完肤，嘲哳犹詈。万石于腰中出佩刀。……割股上肉大如掌，掷地下。方欲再割，妇哀鸣乞恕。”此情节写得极其快意，杨万石以暴制暴，再整夫纲，重振家威。这里且不言男子惧内的复杂病因和调制之难，单凭小说对悍妇恶魔化的极致塑造，以及对“丈夫再造散”功效的过度渲染，就已显其反讽意义：封建男权意志下对女性认知的歪曲和蔑视。
《聊斋》医道小说对针灸、导引也多有涉及。《顾生》里的顾生患眼疾，疑似白内障，太医“两指启双眦，以玉簪点白膏如脂，嘱合目少睡”。醒后目疾若失，幻象消除，此处玉簪颇似针灸用的毫针。《邵女》中的金氏患气蛊、心症，反复发作。精通医理的邵女先调之以方剂，治其“气蛊”症。对于心症，邵女先是以银针按穴刺之，疼痛顿止。十余日复发，复刺；但病症反复，邵女即以烧灼之法为之祛病，此法疑为艾灸。此外《青娥》篇也记有艾灸疗法，霍桓奔走百里为病母求购鱼羹，以致“两足跛，步不能咫”。孝情所感，遇一叟，“敲石取火，以纸裹药末熏生两足讫。试使行，不惟痛止，兼益矫健。”这类疗法现实效果令人质疑，但读来赏心悦目，导人向善。
关键词：医道小说 审美意蕴 普世价值
弗洛伊德说：“艺术家就如一个患有精神病的人那样，从一个他所不满意的现实中退缩下来，钻进他自己的想象力所创造的世界中，但艺术家不同于精神病患者，因为艺术家知道如何去寻找那条回去的道路，而再度地把握着现实。”{1}蒲松龄打造《聊斋志异》（后文简写《聊斋》）幻境，借鬼狐神笔对封建文士的命运做了全景式的改观，使失路彷徨的书生复归体面和尊严。但蒲松龄不沉溺幻境，而是于幻境中把握现实，重构现实，以清醒的判断力构建了一个自足而有意义的人生境界。《聊斋》医道小说最为生动神奇，也最能体现蒲松龄的普世理想以及对美善人生的追求。这类小说荒诞怪异、玄机重重，施治者多为妙龄仙姬、鬼女狐魅，也有僧道巫医，其中所涉医术千奇百怪，可割痈除疮，可换首易容，可医精神疾病，甚至可化痴为聪、起死返生，瞬息治愈，无痛无惧。而且这些怪异疗法已经涉及现今临床医学的外科、内科、神经科、美容科和针灸推拿等中西医门类，甚至还包括动物医学领域，甚为壮观，颇有意趣。
一、医仙合道的外科疗治
中医是几千年来中国传统医学实践的结晶，也是传统文化的标志性符号。邵之棠《皇朝经世文统编》言：“乃知今日西医所长，中国自古有之。如《列子》言扁鹊之治鲁公扈、赵齐婴也，饮以毒酒，两人迷死，乃剖胸探心，互为易置，投以神药，既悟如初矣。《抱朴子》言张仲景之为医也，则尝探胸而纳赤饼矣。《后汉书》言华佗精于方药，病结在内，针药所不及者先与以酒服麻沸散，既醉无所觉，因刳破腹背，抽割积聚，若在肠胃，则断截湔洗，除去疾秽，既而缝合，傅以神膏，四五日疮愈，一月之中平复矣。”{2}传统中医外科在周代已有记载，汉代已成一门独立学科，唐宋时期医术成熟，著作鼎盛。后经长期医学实践门类更加齐全，且施治广泛。所以蒲松龄笔下异彩纷呈的外科医术虽有颠覆性的虚构与挑战，但也道有可依，法有可循。
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什克罗夫斯基提出：“作为素材的一系列事件，即‘本事’变成小说‘情节’时，必须经过作家的创造性变形，具有陌生化的新面貌，作家越自觉地运用这种手法，作品的艺术性就越高。”{3}不管初衷如何，蒲松龄确实以“陌生化”的手法开启了全新的艺术视野，《聊斋》外科手术神秘莫测，如睹异境。《董公子》{4}中董公子夜睡被恶仆断首，关公得其头为之续首，但闻“支支格格，如振衣，如摩腹”，已而人头接续，“死而生者不自知”。相比死后封神成圣的关公有此起死回生之术，陆判更甚，《陆判》里陵阳朱尔旦因缺少一颗慧心，作文不快，好友阴界陆判官，于冥间拣得佳心一枚，趁朱醉寝，为其破腔易心，自此朱某文思大进，过眼不忘，陆判的易心术堪比现代医学上的器官移植。蒲松龄的想象不止于此，“心肠可易，面目想亦可更”。朱尔旦因嫌其妻头面不甚佳丽而求助陆判，陆判夜持一美人首至，出白刃切夫人首，急取美人首合项上，早起夫人“则长眉掩鬓，笑靥承颧，画中人也”。朱尔旦的贪求之心固然可憎，但陆判移花接木的易首术，确也启迪医术，有先导之功。不仅作为神祗鬼灵的关公、陆判可以突破禁忌实现超越，狐女亦能治病救人，《鸦头》中的王孜脾氣暴烈，“误触之，则恶声暴吼”，狐母鸦头夜伺其睡，捆绑其手足，以巨针刺其踝，用刀掘断踝、肘处拗筋，由此王孜脾气柔顺，温和如处女。这里王孜的病症有点像现代医学上的神经官能症，外科手术可为其治愈。
抛开理性与道德评价，蒲松龄心构臆造的这些荒诞疗法，大都虚实相绕，率意而为，庞杂仙家巫术，不能与医学实证并论。但作为蒲松龄言志达意的载体，除其阅读的美感，其活跃而灵动的遐思，充实而美好的创构，恰如孟子所言“万物皆备于我矣”，人生之美可想可得。
二、传统中医的辨证施治
中国传统医学讲究辨证施治，以方剂、推拿和针砭等手段祛除机体病邪，调理人体正气，以达阴阳协和。《灵枢》卷七《病传》：“黄帝曰：余受九针于夫子，而私览于诸方，或有导引行气、乔摩灸熨、刺饮药之一者。”{5}这里提到汤药、针灸、按摩、导引等几种中医疗法。《千金翼方》卷二九《禁经上》：“故有汤药焉，有针灸焉，有禁咒焉，有符印焉，有导引焉。斯之五法，皆救急之术也。”{6}可知隋唐时中医疗方大体为汤药、针灸、导引、咒禁等，此后直至明清，中医的主要疗法也大抵如此。
《聊斋》涉及中医疗法甚多，并富神异色彩，方剂一般为灵药、灵水，疗效神奇快捷。《粉蝶》里阳曰旦海上遇仙姑得灵药，医祖母沉疴之疾；《秦生》中的秦生误饮毒酒，狐仙以瓯水灌之，豁然顿苏；最为离奇的是《马介甫》中所记“丈夫再造散”，杨万石妻尹氏泼辣悍厉，堕妾胎，殴翁，杀弟，逐妇，鞭打孤儿致死，因万石无丈夫威势，唯雌伏而已。好友马介甫授之于“丈夫再造散”，“饮下少顷，万石觉忿气填胸，如烈焰冲烧，刻不容忍，直抵闺闼，叫喊雷动。妇未及诘，万石以足腾起，妇颠去数尺有咫。即复握石成拳，擂击无算。妇体几无完肤，嘲哳犹詈。万石于腰中出佩刀。……割股上肉大如掌，掷地下。方欲再割，妇哀鸣乞恕。”此情节写得极其快意，杨万石以暴制暴，再整夫纲，重振家威。这里且不言男子惧内的复杂病因和调制之难，单凭小说对悍妇恶魔化的极致塑造，以及对“丈夫再造散”功效的过度渲染，就已显其反讽意义：封建男权意志下对女性认知的歪曲和蔑视。
《聊斋》医道小说对针灸、导引也多有涉及。《顾生》里的顾生患眼疾，疑似白内障，太医“两指启双眦，以玉簪点白膏如脂，嘱合目少睡”。醒后目疾若失，幻象消除，此处玉簪颇似针灸用的毫针。《邵女》中的金氏患气蛊、心症，反复发作。精通医理的邵女先调之以方剂，治其“气蛊”症。对于心症，邵女先是以银针按穴刺之，疼痛顿止。十余日复发，复刺；但病症反复，邵女即以烧灼之法为之祛病，此法疑为艾灸。此外《青娥》篇也记有艾灸疗法，霍桓奔走百里为病母求购鱼羹，以致“两足跛，步不能咫”。孝情所感，遇一叟，“敲石取火，以纸裹药末熏生两足讫。试使行，不惟痛止，兼益矫健。”这类疗法现实效果令人质疑，但读来赏心悦目，导人向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