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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音乐是人的创造物。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提出，作为人的创造物，其本质体现着“人”的本质。既然如此，我们在欣赏音乐时碰到的音乐的可听问题，实际上是人按照美的规律对音乐进行的造型的审美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音乐可听性问题，人们视其为“对象化”的产物，其本质具有与“人的本质”相一致的特点，沿用马克思理论来看，即所谓“音乐的本质体现着‘人’的本质”。
[关键词]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音乐 可听性 审美对象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马克思早期的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作者生前并未发表的这部著作在他去世80余年后被译介到我国，我国美学界对这部作品的研究、讨论非常重视。因为学习音乐美学理论课程的需要，我感受到了《手稿》的巨大魅力，并从中引发我对音乐欣赏方面的有关问题作了思考。即：“正如只有音乐才唤醒人的音乐感觉，对于不懂音乐的耳朵，最美的音乐也没有意义。”[1]
马克思认为，只有音乐才能造成能听懂音乐的耳朵。众所周知，音乐由声响构成，但这些声响却不再是物理的事实，而是人的创造，充溢着人的精神。按马克思的看法，人之所以为万物之灵长，有别于物与兽，其根本原因在于：只有人才具有精神的生命——“所以社会的人的感觉不同于非社会的人的感觉。只是由于人的本质的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到形式美的眼睛，总之，那些能成为人的享受，即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因为，不仅五官感觉，而且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如意志、爱等）—— 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1]这里所说的感觉，可理解为“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
所谓“人的本质力量”，无疑包括人的视力、听力等人的感觉在内。虽然高级动物也有视、听力等感觉，但人的感觉与非人（物或兽）的感觉存在着本质区别。由声响具体显现的音乐表达为思想、意志和情感，并体现在对人生意义和生命价值的追寻之中，其中，蕴含于对象事物中的更深、更广的内容和意义。这种人的听觉的“本质力量”，从被听世界——即人所“听”到的、无比丰富的人的听觉世界表现出来，于是获得“对象化”，并成为主体——人自己可“观照”之“对象”，音乐的可听，便是由主体“人”的力量（人的听力等）转化为客体（人的听觉世界及其他感觉世界）的东西，是人长期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独特感觉力（如听力等）。这里，“人的感觉”还可称为“感觉的人类性”的能力，或“人化”了的“自然力”，或是人类自身内部“自然”的“人化”（“对象化”）的结果。
如此看来，我们理解的音乐可听性作为“对象化”的产物，亦是指自然万物之作为人的科学认识能力及审美能力的对象而言的。应该说认识能力与审美能力也是人的本质力量，它的“对象化”恰似在听乐（审美鉴赏）和领会（grasp，科学认识）自然作为精神食粮的过程中，肯定和“确证”人的内在的精神力量。反观音乐的“不可听性”，它至少不会让人产生听乐领会自然的意识，更确切地说，音乐的真谛作为主体的审美听觉对象而存在，好比一首正在被演奏或播放着的乐曲，如果没有人听，或者听者毫无审美能力，那么，它（乐曲）只是作为一个音响存在物而存在；对于那些没有音乐感的人来说，他们听到了声音，却没有听到任何可称之为音乐的存在。换言之，感知到音乐的“物性”（物理音响）而不能确证音乐除了“物性”还有“物的他性”（即音响结构中的含义）。这种现象就是阿萨菲耶夫所说的：“许多人听音乐，但听而不闻的人不少。”[3]所以马克思指出“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继而，马克思在讲到“对象如何对他说来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其相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时，指出“我们的对象只能是我的本质力量之一的确证”，他所统称为“对象化”活动的地方都是指人的本质力量这一理论便不言而喻了，所谓“人的某方面机能或特征（比如眼睛与耳朵，视觉与听觉。）”[2]让我们看到了音乐可听性问题存在的理由。所谓可听即“他的对象”之“对象”的性质，以可以被接受和理解的作品质量、文化归宿为特点；而成为主体的“本质力量”之“他的对象”的性质，则以是否有把“对象”作为自己的（审美）对象的能力，即“音乐感知力”。
“可听的音乐”在“对象化”活动的过程中，产生出美的感觉，能带给人“美感享受”。音乐要“好听”——具有一定功利性的目的，其价值标准要求适应一定的社会内容，以“善”为美的标准。具备“善”即可听，可听即“令人耳爽”，“耳不爽者”即“不可听”。一言蔽之，追求精神上的愉悦是人类的普遍本质。从音乐史研究中我们不难发现多数作品在作曲家的创作之中，他们在创作中体现出的他们对于美的感觉，对于特定审美对象的美的感觉，都可以理解为人对“全部本质”的占有。
追求“音乐的可听”的过程，指人按照美的规律对音乐进行的造型过程的文化现象。它在自然界不断地为人所认识、改造和人自身的生成的过程中，“到处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1]为马克思强调指出的“社会的人的感觉不同于非社会的人的感觉”，也就是说，美感是人特有的。而人那特有的“感受音乐美的耳朵”，是在其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中产生、发展的。仅就听觉而言，譬如蝙蝠对超声波的感觉比人强许多倍，但蝙蝠不能欣赏音乐。也就是说，人都有欣赏（或听）音乐的可能，并不具备辨别音乐的可听与否的意识，换句话说，听到了音响并不等于听到了音乐。此外，出于人的生理天性，耳朵之“听”总是被动的。它不同于眼睛，倘若需要观赏，可将合着的眼皮睁开；耳朵则一直处于自然张开的状态，而且，它多半的时间在保护自己免于受到干扰、刺激。无论充耳不闻，抑或置若罔闻，来自冲击耳朵的自然音响都会驻留直至消失，姑且不论你听到了什么，可听，则集中注意力听，不可听就充耳不闻，还下意识地保护自己的听觉，避免受到伤害。所以，人们对于音乐的可听的认识过程，就在其作为“社会化的人”在改造自然过程中按照美的规律进行创造。总的来说，音乐的可听就是一种具有普遍社会性的客观存在。其本质即“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
马克思认为，音乐是人的创造物，音乐的本质体现着“人”的本质。笔者以为，所谓“音乐的本质体现着‘人’的本质”，正因为“音乐的本质”具有与“人的本质”相一致的特点才得此结论。按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人的本质”具有“历史性、社会性、开放性”等属性。表明社会中的人生活在一定时间里，显示着自身的价值观，更由于人自身具有无限多样的可能性，且总是发展的，因而“人的本质”相应地显现为时间感、价值观及开放性。理论研究家提出，构成“音乐的本质”的属性也是与这三点相一致的。譬如“历史性”，它揭示出音乐作品（文本）要在一定的时间过程中延续地展开，作为一种文化的产物，它还要在一定历史中发展；体现为一种“价值观”的“社会性”表明，音乐或多或少地要烙上时代印记，以一种民族归宿为终极存在；再者，音乐本体的生成特征（承续人的知觉而来）和意义的“开放性”，则带给人有多元解释的可能。因此称“音乐的本质体现着‘人’的本质”。这一观点就人的现实的、社会的属性作出的解释，使我们看到，马克思的研究以社会学为视角，以“反映论”为核心的理论学说，观照音乐艺术作为人的精神产品逐步得到深化。基于此形成的音乐听觉在认为“对象”可听时，即合理。“合理”的环境中促使具有被动性（工作）的听觉转变为被容忍的一方；不可听则及时退出，听觉退化消失。这就是我阅读马克思原著所得到的认识。
参考文献：
[1]［德］马克思.刘丕坤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阎国忠.走出古典——中国当代美学论争述评[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
[3]［俄］阿萨菲耶夫. 张洪模译.音调论[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5.
作者单位:陕西广播电视大学艺术教学部 陕西西安
[关键词]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音乐 可听性 审美对象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马克思早期的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作者生前并未发表的这部著作在他去世80余年后被译介到我国，我国美学界对这部作品的研究、讨论非常重视。因为学习音乐美学理论课程的需要，我感受到了《手稿》的巨大魅力，并从中引发我对音乐欣赏方面的有关问题作了思考。即：“正如只有音乐才唤醒人的音乐感觉，对于不懂音乐的耳朵，最美的音乐也没有意义。”[1]
马克思认为，只有音乐才能造成能听懂音乐的耳朵。众所周知，音乐由声响构成，但这些声响却不再是物理的事实，而是人的创造，充溢着人的精神。按马克思的看法，人之所以为万物之灵长，有别于物与兽，其根本原因在于：只有人才具有精神的生命——“所以社会的人的感觉不同于非社会的人的感觉。只是由于人的本质的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到形式美的眼睛，总之，那些能成为人的享受，即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因为，不仅五官感觉，而且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如意志、爱等）—— 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1]这里所说的感觉，可理解为“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
所谓“人的本质力量”，无疑包括人的视力、听力等人的感觉在内。虽然高级动物也有视、听力等感觉，但人的感觉与非人（物或兽）的感觉存在着本质区别。由声响具体显现的音乐表达为思想、意志和情感，并体现在对人生意义和生命价值的追寻之中，其中，蕴含于对象事物中的更深、更广的内容和意义。这种人的听觉的“本质力量”，从被听世界——即人所“听”到的、无比丰富的人的听觉世界表现出来，于是获得“对象化”，并成为主体——人自己可“观照”之“对象”，音乐的可听，便是由主体“人”的力量（人的听力等）转化为客体（人的听觉世界及其他感觉世界）的东西，是人长期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独特感觉力（如听力等）。这里，“人的感觉”还可称为“感觉的人类性”的能力，或“人化”了的“自然力”，或是人类自身内部“自然”的“人化”（“对象化”）的结果。
如此看来，我们理解的音乐可听性作为“对象化”的产物，亦是指自然万物之作为人的科学认识能力及审美能力的对象而言的。应该说认识能力与审美能力也是人的本质力量，它的“对象化”恰似在听乐（审美鉴赏）和领会（grasp，科学认识）自然作为精神食粮的过程中，肯定和“确证”人的内在的精神力量。反观音乐的“不可听性”，它至少不会让人产生听乐领会自然的意识，更确切地说，音乐的真谛作为主体的审美听觉对象而存在，好比一首正在被演奏或播放着的乐曲，如果没有人听，或者听者毫无审美能力，那么，它（乐曲）只是作为一个音响存在物而存在；对于那些没有音乐感的人来说，他们听到了声音，却没有听到任何可称之为音乐的存在。换言之，感知到音乐的“物性”（物理音响）而不能确证音乐除了“物性”还有“物的他性”（即音响结构中的含义）。这种现象就是阿萨菲耶夫所说的：“许多人听音乐，但听而不闻的人不少。”[3]所以马克思指出“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继而，马克思在讲到“对象如何对他说来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其相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时，指出“我们的对象只能是我的本质力量之一的确证”，他所统称为“对象化”活动的地方都是指人的本质力量这一理论便不言而喻了，所谓“人的某方面机能或特征（比如眼睛与耳朵，视觉与听觉。）”[2]让我们看到了音乐可听性问题存在的理由。所谓可听即“他的对象”之“对象”的性质，以可以被接受和理解的作品质量、文化归宿为特点；而成为主体的“本质力量”之“他的对象”的性质，则以是否有把“对象”作为自己的（审美）对象的能力，即“音乐感知力”。
“可听的音乐”在“对象化”活动的过程中，产生出美的感觉，能带给人“美感享受”。音乐要“好听”——具有一定功利性的目的，其价值标准要求适应一定的社会内容，以“善”为美的标准。具备“善”即可听，可听即“令人耳爽”，“耳不爽者”即“不可听”。一言蔽之，追求精神上的愉悦是人类的普遍本质。从音乐史研究中我们不难发现多数作品在作曲家的创作之中，他们在创作中体现出的他们对于美的感觉，对于特定审美对象的美的感觉，都可以理解为人对“全部本质”的占有。
追求“音乐的可听”的过程，指人按照美的规律对音乐进行的造型过程的文化现象。它在自然界不断地为人所认识、改造和人自身的生成的过程中，“到处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1]为马克思强调指出的“社会的人的感觉不同于非社会的人的感觉”，也就是说，美感是人特有的。而人那特有的“感受音乐美的耳朵”，是在其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中产生、发展的。仅就听觉而言，譬如蝙蝠对超声波的感觉比人强许多倍，但蝙蝠不能欣赏音乐。也就是说，人都有欣赏（或听）音乐的可能，并不具备辨别音乐的可听与否的意识，换句话说，听到了音响并不等于听到了音乐。此外，出于人的生理天性，耳朵之“听”总是被动的。它不同于眼睛，倘若需要观赏，可将合着的眼皮睁开；耳朵则一直处于自然张开的状态，而且，它多半的时间在保护自己免于受到干扰、刺激。无论充耳不闻，抑或置若罔闻，来自冲击耳朵的自然音响都会驻留直至消失，姑且不论你听到了什么，可听，则集中注意力听，不可听就充耳不闻，还下意识地保护自己的听觉，避免受到伤害。所以，人们对于音乐的可听的认识过程，就在其作为“社会化的人”在改造自然过程中按照美的规律进行创造。总的来说，音乐的可听就是一种具有普遍社会性的客观存在。其本质即“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
马克思认为，音乐是人的创造物，音乐的本质体现着“人”的本质。笔者以为，所谓“音乐的本质体现着‘人’的本质”，正因为“音乐的本质”具有与“人的本质”相一致的特点才得此结论。按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人的本质”具有“历史性、社会性、开放性”等属性。表明社会中的人生活在一定时间里，显示着自身的价值观，更由于人自身具有无限多样的可能性，且总是发展的，因而“人的本质”相应地显现为时间感、价值观及开放性。理论研究家提出，构成“音乐的本质”的属性也是与这三点相一致的。譬如“历史性”，它揭示出音乐作品（文本）要在一定的时间过程中延续地展开，作为一种文化的产物，它还要在一定历史中发展；体现为一种“价值观”的“社会性”表明，音乐或多或少地要烙上时代印记，以一种民族归宿为终极存在；再者，音乐本体的生成特征（承续人的知觉而来）和意义的“开放性”，则带给人有多元解释的可能。因此称“音乐的本质体现着‘人’的本质”。这一观点就人的现实的、社会的属性作出的解释，使我们看到，马克思的研究以社会学为视角，以“反映论”为核心的理论学说，观照音乐艺术作为人的精神产品逐步得到深化。基于此形成的音乐听觉在认为“对象”可听时，即合理。“合理”的环境中促使具有被动性（工作）的听觉转变为被容忍的一方；不可听则及时退出，听觉退化消失。这就是我阅读马克思原著所得到的认识。
参考文献：
[1]［德］马克思.刘丕坤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阎国忠.走出古典——中国当代美学论争述评[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
[3]［俄］阿萨菲耶夫. 张洪模译.音调论[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5.
作者单位:陕西广播电视大学艺术教学部 陕西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