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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县长、县长、副市长、市长、副省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20年来,张启楣扮演了多种角色。而在这众多角色里,他扮演的其实是同一个角色:人大监督的对象。
干部选任:“规矩”越来越严了
1984年1月,张启楣被调任为象山县县委副书记,并被县人大常委会任命为代县长;当年6月,象山县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他为县长。
当时的选举程序比较简略。张启楣回忆,虽然他是经过严格的层层选拔被荐为县长候选人的,但他事先对此毫不知情。县人大常委会主要是听取组织部门的介绍,当时没有任前公示,也没有与人大代表见面的程序,以至于选举时可能有许多代表连他长得啥模样都不知道。
“当时的人大监督侧重于爱护、关心和支持,因此在象山时的压力主要是工作压力,想把工作做好。”由于谦虚好学、工作勤奋、成绩突出,1988年,张启楣被提名为宁波市副市长候选人之一。当时,宁波市政府的副职已经开始实行差额选举,要从6名候选人中投票选出5名副市长。这次,他落选了。
对于被提名为副市长候选人,张启楣事先仍然毫不知情。但他感到人大对干部选任的监督在逐渐变严。1989年底,张启楣再一次被提名。这一次,他终于顺利地被宁波市人大常委会任命为副市长。虽然这次也没有任前公示,但在表决前,张启楣还是根据安排,到会作了“简单的表态”。
“但与现在还是无法相比,现在要经过表态、任前公示、听取大家意见等一系列程序,每个环节都非常严格。现在干部不但要会干工作,还要善于表达。”张启楣说,前些年,他在列席省人大常委会会议时,就看到一些干部表态时非常紧张,平时能说会道的一个人,此时竟有些词不达意、语无伦次了。
张启楣认为,近年来,人大常委会选任干部的程序越来越规范,越来越公开,把关越来越严,因此任命的干部公信度也越来越高了。与此同时,人大常委会还加强了对领导干部的任后监督,比如通过述职评议的形式,对领导干部进行评议,使领导干部始终处于人大的监督之下。不过,他认为,总的来说,人大常委会在干部选举任用上,有监督,也有支持。
越到后来,越“怕”参加人代会
从1984年当选为象山县县长,到1998年离开省政府到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张启楣共担任省、市、县政府领导职务约14年,谈起各级人大常委会对政府的监督,他深有感触。
“刚开始,人大对政府工作的监督,主要是人代会时听取和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工作计划和财政报告。”张启楣回忆说,当时人大对政府的监督尚处于探索期,监督的广度、深度和力度都没法跟现在比。
对于政府工作报告,当时代表最关心的是经济增长速度,特别是工业增长值,而像环境保护、社会保障等现在代表普遍关注的问题,很少有代表提及,更没有代表关心第三产业的发展情况。至于财政报告,由于专业性很强,绝大部分代表并不了解,审议起来更加费力,代表们相对更关注自己所在单位的预算安排跟上一年度相比增长了多少。
1991年张启楣到绍兴担任市长时,人大对政府的监督面比他在象山时有了明显拓展,力度也有所增强。张启楣回忆说,人代会期间听取财政报告时,大家开始关注教育、文化、科技的财政投入,闭会期间也开始听取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汇报,各部门在听取意见后还要对报告作出修改。
1993年,张启楣担任副省长,分管基础设施建设等。当时的浙江没有一寸高速公路,交通已成为严重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但造路并不容易,它需要时间,需要大量的资金,可当时政府没有,也没有利用社会资金的观念。而代表们对自己所在行政区域内的项目建设,尤其是交通建设相当关注,经常追问这条路为什么不修,那条路为什么不造。
在张启楣的记忆里,那时的日子确实不好过,甚至是“大会、小会,会会挨批;怨声、骂声、责难声,声声入耳”。他感到很无奈,除了不断创新思路、勤奋工作外,还要做好代表们的解释、疏导工作。张启楣笑着说:“越到后来,就越有点儿害怕参加人代会了。”
张启楣认为,从那时起,人大监督工作开始逐步完善,逐步实现了从宏观的、概念性的、印象性的程序性监督,向专项的、个案的、具体的实质性监督转变。他说,人大代表也不再满足于看材料、听报告,仅对政府的“三个报告”进行例行监督,还要对政府各职能部门的工作进行监督。监督时不仅关注发展的速度,还关心发展的质量;不仅有对工作的监督,还有对工作作风、队伍建设、廉政建设方面的监督;专项监督的次数明显增加,提出的问题也更加尖锐。
张启楣深有感触地说:“监督既是鞭策,也是支持和帮助。重大事项,特别是重大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应多向人大报告,自觉接受人大监督,使人大对该项目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可行性有更深入、更全面、更科学的了解,就可以在更广泛的层面上达成共识,取得支持,形成合力,开展工作往往就会比较顺利。因此,聪明人更愿意接受监督。”
司法监督:程序严了,“批示”没了
在1998年的省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张启楣当选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角色的转换,使他有机会从另一个角度来体会人大的监督。
担任了8年的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启楣用“如履薄冰”四个字来形容。在他记忆里,人大代表在向法院提意见、建议时,比对政府更直率、更尖锐。对社会反响比较强烈的问题,特别是一些具体的个案,提意见时更是毫不留情面,有时候一些话还比较“刺耳”。
他到省高院不久,省人大常委会对省高院进行司法评议,一位人大代表在大会上提出,有一个早已被省高院核准死刑的罪犯竟然一直未被执行死刑,至今仍逍遥法外。张启楣当时就感到不可思议:一个案子判重了、判轻了,或者判错了,都有可能,但这种死刑犯逍遥法外的事情可是闻所未闻。意见还是要听,但他立即派人彻查,结果发现纯属误会,那名死刑犯早已被按期处决。
此外,个别代表对司法规律缺乏了解,没有审级、审限的概念,还有极个别代表,只听取一方当事人意见,对个案量刑的轻重,判额的大小,提出随意的、片面的、主观的、即兴的表态、意见和“批示”,让法院很为难。但通过多方位、多层次的沟通、交流和解释,人大也能理解、尊重和支持法院工作。
张启楣对法院工作最大的感受就是要做到 “兼听”,“兼听则明”。他认为,人大的监督并不是“挑刺”,多听听人大代表的意见,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取得人大的支持,有利于促进法院公正、公平、廉洁、高效地开展工作,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对法院工作的信任,有利于提高司法的权威。
他说,2000年颁布实施的《浙江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司法机关工作条例》,确立了依法监督、事后监督、程序监督、不直接处理案件等原则,对人大监督进行了规范。该条例的颁布实施,使人大的监督更加规范,从制度上杜绝了片面、随意的个人监督现象。从此,人大监督有法可依,有规可循,有效有力,监督的规范性、严肃性和权威性不断增强。
人物档案
张启楣,自1984年从象山县二中电动推杆厂厂长调任象山县委副书记、县长以后,先后担任宁波市政府秘书长、宁波市副市长、绍兴市委副书记和市长、浙江省副省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和党组书记。
同时,张启楣曾是浙江省、宁波市、绍兴市和象山县人大代表,并当选为第八届、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
干部选任:“规矩”越来越严了
1984年1月,张启楣被调任为象山县县委副书记,并被县人大常委会任命为代县长;当年6月,象山县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他为县长。
当时的选举程序比较简略。张启楣回忆,虽然他是经过严格的层层选拔被荐为县长候选人的,但他事先对此毫不知情。县人大常委会主要是听取组织部门的介绍,当时没有任前公示,也没有与人大代表见面的程序,以至于选举时可能有许多代表连他长得啥模样都不知道。
“当时的人大监督侧重于爱护、关心和支持,因此在象山时的压力主要是工作压力,想把工作做好。”由于谦虚好学、工作勤奋、成绩突出,1988年,张启楣被提名为宁波市副市长候选人之一。当时,宁波市政府的副职已经开始实行差额选举,要从6名候选人中投票选出5名副市长。这次,他落选了。
对于被提名为副市长候选人,张启楣事先仍然毫不知情。但他感到人大对干部选任的监督在逐渐变严。1989年底,张启楣再一次被提名。这一次,他终于顺利地被宁波市人大常委会任命为副市长。虽然这次也没有任前公示,但在表决前,张启楣还是根据安排,到会作了“简单的表态”。
“但与现在还是无法相比,现在要经过表态、任前公示、听取大家意见等一系列程序,每个环节都非常严格。现在干部不但要会干工作,还要善于表达。”张启楣说,前些年,他在列席省人大常委会会议时,就看到一些干部表态时非常紧张,平时能说会道的一个人,此时竟有些词不达意、语无伦次了。
张启楣认为,近年来,人大常委会选任干部的程序越来越规范,越来越公开,把关越来越严,因此任命的干部公信度也越来越高了。与此同时,人大常委会还加强了对领导干部的任后监督,比如通过述职评议的形式,对领导干部进行评议,使领导干部始终处于人大的监督之下。不过,他认为,总的来说,人大常委会在干部选举任用上,有监督,也有支持。
越到后来,越“怕”参加人代会
从1984年当选为象山县县长,到1998年离开省政府到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张启楣共担任省、市、县政府领导职务约14年,谈起各级人大常委会对政府的监督,他深有感触。
“刚开始,人大对政府工作的监督,主要是人代会时听取和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工作计划和财政报告。”张启楣回忆说,当时人大对政府的监督尚处于探索期,监督的广度、深度和力度都没法跟现在比。
对于政府工作报告,当时代表最关心的是经济增长速度,特别是工业增长值,而像环境保护、社会保障等现在代表普遍关注的问题,很少有代表提及,更没有代表关心第三产业的发展情况。至于财政报告,由于专业性很强,绝大部分代表并不了解,审议起来更加费力,代表们相对更关注自己所在单位的预算安排跟上一年度相比增长了多少。
1991年张启楣到绍兴担任市长时,人大对政府的监督面比他在象山时有了明显拓展,力度也有所增强。张启楣回忆说,人代会期间听取财政报告时,大家开始关注教育、文化、科技的财政投入,闭会期间也开始听取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汇报,各部门在听取意见后还要对报告作出修改。
1993年,张启楣担任副省长,分管基础设施建设等。当时的浙江没有一寸高速公路,交通已成为严重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但造路并不容易,它需要时间,需要大量的资金,可当时政府没有,也没有利用社会资金的观念。而代表们对自己所在行政区域内的项目建设,尤其是交通建设相当关注,经常追问这条路为什么不修,那条路为什么不造。
在张启楣的记忆里,那时的日子确实不好过,甚至是“大会、小会,会会挨批;怨声、骂声、责难声,声声入耳”。他感到很无奈,除了不断创新思路、勤奋工作外,还要做好代表们的解释、疏导工作。张启楣笑着说:“越到后来,就越有点儿害怕参加人代会了。”
张启楣认为,从那时起,人大监督工作开始逐步完善,逐步实现了从宏观的、概念性的、印象性的程序性监督,向专项的、个案的、具体的实质性监督转变。他说,人大代表也不再满足于看材料、听报告,仅对政府的“三个报告”进行例行监督,还要对政府各职能部门的工作进行监督。监督时不仅关注发展的速度,还关心发展的质量;不仅有对工作的监督,还有对工作作风、队伍建设、廉政建设方面的监督;专项监督的次数明显增加,提出的问题也更加尖锐。
张启楣深有感触地说:“监督既是鞭策,也是支持和帮助。重大事项,特别是重大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应多向人大报告,自觉接受人大监督,使人大对该项目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可行性有更深入、更全面、更科学的了解,就可以在更广泛的层面上达成共识,取得支持,形成合力,开展工作往往就会比较顺利。因此,聪明人更愿意接受监督。”
司法监督:程序严了,“批示”没了
在1998年的省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张启楣当选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角色的转换,使他有机会从另一个角度来体会人大的监督。
担任了8年的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启楣用“如履薄冰”四个字来形容。在他记忆里,人大代表在向法院提意见、建议时,比对政府更直率、更尖锐。对社会反响比较强烈的问题,特别是一些具体的个案,提意见时更是毫不留情面,有时候一些话还比较“刺耳”。
他到省高院不久,省人大常委会对省高院进行司法评议,一位人大代表在大会上提出,有一个早已被省高院核准死刑的罪犯竟然一直未被执行死刑,至今仍逍遥法外。张启楣当时就感到不可思议:一个案子判重了、判轻了,或者判错了,都有可能,但这种死刑犯逍遥法外的事情可是闻所未闻。意见还是要听,但他立即派人彻查,结果发现纯属误会,那名死刑犯早已被按期处决。
此外,个别代表对司法规律缺乏了解,没有审级、审限的概念,还有极个别代表,只听取一方当事人意见,对个案量刑的轻重,判额的大小,提出随意的、片面的、主观的、即兴的表态、意见和“批示”,让法院很为难。但通过多方位、多层次的沟通、交流和解释,人大也能理解、尊重和支持法院工作。
张启楣对法院工作最大的感受就是要做到 “兼听”,“兼听则明”。他认为,人大的监督并不是“挑刺”,多听听人大代表的意见,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取得人大的支持,有利于促进法院公正、公平、廉洁、高效地开展工作,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对法院工作的信任,有利于提高司法的权威。
他说,2000年颁布实施的《浙江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司法机关工作条例》,确立了依法监督、事后监督、程序监督、不直接处理案件等原则,对人大监督进行了规范。该条例的颁布实施,使人大的监督更加规范,从制度上杜绝了片面、随意的个人监督现象。从此,人大监督有法可依,有规可循,有效有力,监督的规范性、严肃性和权威性不断增强。
人物档案
张启楣,自1984年从象山县二中电动推杆厂厂长调任象山县委副书记、县长以后,先后担任宁波市政府秘书长、宁波市副市长、绍兴市委副书记和市长、浙江省副省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和党组书记。
同时,张启楣曾是浙江省、宁波市、绍兴市和象山县人大代表,并当选为第八届、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