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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了20年人大代表,代言民意20年。提交建议、执法检查、代表视察……在杭州市人大代表杨一青眼里,这些代表履职的常见形式,内涵早已不同以往。如今,执法检查不再蜻蜓点水,代表视察不再走马观花,建议办理也不再流于形式……
执法检查更重实效
在长达15年的时间里,杭州市重要的饮用水源苕溪被严重污染。以苕溪为唯一水源的余杭镇4万多群众,面临无水可喝的困境。1996年,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三级人大上下配合,就苕溪污染问题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执法检查。在强有力的监督之下,一项项治污政令层层下达。不到一年,上游地区几十家污染企业被停产或限期整改,苕溪水终于还清。
1997年1月19日,当地群众为了感谢人大代表,自发在苕溪边上竖起了一块“还清碑”。1月24日上午,30余位当地群众,敲锣打鼓,把一块写着“为民治污”的牌匾,送到了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办公楼门前。
时隔10余年,作为一名亲历者,杨一青谈及此事依旧十分激动。他说,一次执法检查能取得这样的效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当时要不是“上下配合”,问题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解决。
杨一青说,一开始,人大组织执法检查,一般都是各管各搞。但很多问题并不是一个市、一个县自己能够解决的。比如钱塘江的污染问题,涉及杭州、金华、衢州多个地区;农村教师流失这样的问题,涉及许多政策,这些问题,就需要上下配合,各方面一起努力。而“上下配合”的执法检查形式,非常有助于促进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自从省八届人大常委会开始采用这种“上下联动”的执法检查方式以来,省人大常委会已先后对14部法律及相关法规,进行了执法检查。
“而现在,人大执法检查的形式就更多了。”杨一青说,每年省、市人大常委会组织的执法检查,还常配以明查、暗访等形式,使执法检查更深入、更实在、更有效。
据记者了解,这种“上下配合”的监督形式,体现在已2009年开始实施的《浙江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条例》中。
“定向视察”一查到底
代表视察是代表在闭会期间的一项重要职权。自从当选人大代表以来,杨一青每年都要参加各种形式的视察活动。“以前,代表视察往往只是到某个单位走走看看,听听汇报,然后再吃一顿饭就结束了。现在,这种走马观花式的代表视察越来越少了。”杨一青说。
从1999年开始,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在全国率先实施“定向视察”。当年,杭州市人大常委会确定了8个代表工作小组分别对该市8个行政、司法机关进行“一对一”的监督。
杨一青所在的代表小组“定向视察”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领着其他代表去了一趟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听法院的同志介绍了一些情况,吃了一顿饭,就各自回家了。
“回来后我们才发现,这次‘定向视察’好像什么也没视察出来,法院审判是不是公正,执行情况怎么样,我们一无所知。”杨一青说,第一次视察结束后,他们就决定还得再去第二次,甚至第三次,“一察到底”,直至“察”出一些实质性内容。
没过多久,他们组织了第二次视察。这一次,他们除了听汇报,还抽查了一些民事案例的案卷,并一一记下了原被告的联系方式。法院的审判到底公不公正,原被告最有发言权。
在接下来的整整一个月里,杨一青等代表四处打听、走访原被告。在他们抽查的18个案件中,对审判结果原被告双方都表示满意、比较满意的有12个,有4个案件一方满意一方不满意,还有2个案件双方都不满意。
随后,代表们又第三次走进了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副院长、各审判庭庭长,悉数到场,听取代表们的视察意见。事后,法官们表示,这样的视察他们还从来没有碰到过,压力不小,触动也很大。
杨一青说,这样的“定向视察”,他们现在基本上每年都搞,而且还会配以会前集中视察、代表专题视察、代表持证视察等其他各种形式的视察。2008年下半年,杨一青所在的代表小组视察了农贸市场。他们曾在正式视察之前,先拿着摄像机到多个农贸市场暗访,结果发现,很多农贸市场虽然都配备了农药残留测试设备,但主要拿来应付有关部门检查,而且一些测试剂也都已经过期了。杨一青说,像这样的问题,靠以前 “先招呼、后视察”的形式是发现不了的。
建议办理不再流于形式
在记者采访杨一青的前一天,杭州市园文局的工作人员曾专程上门,向他答复建议办理的情况。
杨一青说,他当时向该工作人员表示,建议办理情况他已经了解,工作人员可以不必再上门答复。但是,该工作人员还是坚持上门答复,说是现在对人大代表建议办理的见面率、满意率都有要求,所以他们不敢有丝毫怠慢。
“就政府部门对代表建议的重视程度和落实效率来看,现在比我刚当代表时的确高多了。”杨一青说,现在一般人代会上提出的建议,在当年七八月份就会得到答复,而且态度很诚恳,内容也很具体,做了哪些努力,碰到了什么困难,又准备如何克服等等,都有交代。
“而在以前,承办单位答复倒是挺积极的,态度也不错,但重答复、轻办理的现象相当普遍。”他说,个别承办单位根本没在解决问题上下功夫,而把主要精力用在做代表的说服工作上,往往以财力紧张、政策限制、管理权限等种种理由,搪塞代表。而代表们碍于情面,也只好表示“满意”或“基本满意”。结果,代表建议办理的“满意率”虽然很高,但“办结率”却很低。
杨一青认为,这一转变,跟代表建议办理评价体系的完善有很大关系。目前,代表对建议办理评价细分为“满意率”、“办结率”、“见面率”等,其中“满意率”还分“态度满意率”和“问题解决满意率”。
2005年底,省人大常委会修订的《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的规定》明确规定,代表建议办理,实行单位负责人和具体承办人员分级负责制。对需重点办理的代表建议实行“一府两院”负责人领办制度,承办单位负责人应当直接负责办理。同时,各级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应在三个月内将办理结果书面答复代表,如果代表对承办单位答复不满意的,可以将具体意见及时告知省人大常委会代表与选举任免工委和承办单位,代表与选举任免工委将督促承办单位再次研究办理,承办单位应当在一个月内重新书面答复代表。
同时,人大常委会还通过接待代表日、代表视察等形式,直接推动了一些重点建议的办理工作和落实。
从省五届人大开始,在每次省人代会召开之前,常委会都要委托各市、地组织代表开展会前视察活动。为了使代表充分了解、更好地监督法院审判工作,近年来常委会还组织开展了邀请代表旁听法院庭审等活动。
“这些举措,不仅加强了代表与选民、常委会之间的联系,保障了代表的知情权,拓展了代表的视野,也为代表有效履职提供了很好的平台。”杨一青说。
人物档案
杨一青,原杭州学军小学校长,从教45年,做了20多年的校长,从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省特级教师、省功勋教师到杭州市“十佳校长” 、全国小学十大明星校长,荣誉无数。同时,他还是一位有着20多年履职经历的老代表,历任杭州市第七、八、九、十、十一届人大代表。这些年来,他被各地人大机关邀请作了50多场新代表培训讲座。他说,没想到,在他的教师生涯中,竟然还会给这么多代表“上课”。
执法检查更重实效
在长达15年的时间里,杭州市重要的饮用水源苕溪被严重污染。以苕溪为唯一水源的余杭镇4万多群众,面临无水可喝的困境。1996年,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三级人大上下配合,就苕溪污染问题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执法检查。在强有力的监督之下,一项项治污政令层层下达。不到一年,上游地区几十家污染企业被停产或限期整改,苕溪水终于还清。
1997年1月19日,当地群众为了感谢人大代表,自发在苕溪边上竖起了一块“还清碑”。1月24日上午,30余位当地群众,敲锣打鼓,把一块写着“为民治污”的牌匾,送到了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办公楼门前。
时隔10余年,作为一名亲历者,杨一青谈及此事依旧十分激动。他说,一次执法检查能取得这样的效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当时要不是“上下配合”,问题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解决。
杨一青说,一开始,人大组织执法检查,一般都是各管各搞。但很多问题并不是一个市、一个县自己能够解决的。比如钱塘江的污染问题,涉及杭州、金华、衢州多个地区;农村教师流失这样的问题,涉及许多政策,这些问题,就需要上下配合,各方面一起努力。而“上下配合”的执法检查形式,非常有助于促进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自从省八届人大常委会开始采用这种“上下联动”的执法检查方式以来,省人大常委会已先后对14部法律及相关法规,进行了执法检查。
“而现在,人大执法检查的形式就更多了。”杨一青说,每年省、市人大常委会组织的执法检查,还常配以明查、暗访等形式,使执法检查更深入、更实在、更有效。
据记者了解,这种“上下配合”的监督形式,体现在已2009年开始实施的《浙江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条例》中。
“定向视察”一查到底
代表视察是代表在闭会期间的一项重要职权。自从当选人大代表以来,杨一青每年都要参加各种形式的视察活动。“以前,代表视察往往只是到某个单位走走看看,听听汇报,然后再吃一顿饭就结束了。现在,这种走马观花式的代表视察越来越少了。”杨一青说。
从1999年开始,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在全国率先实施“定向视察”。当年,杭州市人大常委会确定了8个代表工作小组分别对该市8个行政、司法机关进行“一对一”的监督。
杨一青所在的代表小组“定向视察”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领着其他代表去了一趟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听法院的同志介绍了一些情况,吃了一顿饭,就各自回家了。
“回来后我们才发现,这次‘定向视察’好像什么也没视察出来,法院审判是不是公正,执行情况怎么样,我们一无所知。”杨一青说,第一次视察结束后,他们就决定还得再去第二次,甚至第三次,“一察到底”,直至“察”出一些实质性内容。
没过多久,他们组织了第二次视察。这一次,他们除了听汇报,还抽查了一些民事案例的案卷,并一一记下了原被告的联系方式。法院的审判到底公不公正,原被告最有发言权。
在接下来的整整一个月里,杨一青等代表四处打听、走访原被告。在他们抽查的18个案件中,对审判结果原被告双方都表示满意、比较满意的有12个,有4个案件一方满意一方不满意,还有2个案件双方都不满意。
随后,代表们又第三次走进了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副院长、各审判庭庭长,悉数到场,听取代表们的视察意见。事后,法官们表示,这样的视察他们还从来没有碰到过,压力不小,触动也很大。
杨一青说,这样的“定向视察”,他们现在基本上每年都搞,而且还会配以会前集中视察、代表专题视察、代表持证视察等其他各种形式的视察。2008年下半年,杨一青所在的代表小组视察了农贸市场。他们曾在正式视察之前,先拿着摄像机到多个农贸市场暗访,结果发现,很多农贸市场虽然都配备了农药残留测试设备,但主要拿来应付有关部门检查,而且一些测试剂也都已经过期了。杨一青说,像这样的问题,靠以前 “先招呼、后视察”的形式是发现不了的。
建议办理不再流于形式
在记者采访杨一青的前一天,杭州市园文局的工作人员曾专程上门,向他答复建议办理的情况。
杨一青说,他当时向该工作人员表示,建议办理情况他已经了解,工作人员可以不必再上门答复。但是,该工作人员还是坚持上门答复,说是现在对人大代表建议办理的见面率、满意率都有要求,所以他们不敢有丝毫怠慢。
“就政府部门对代表建议的重视程度和落实效率来看,现在比我刚当代表时的确高多了。”杨一青说,现在一般人代会上提出的建议,在当年七八月份就会得到答复,而且态度很诚恳,内容也很具体,做了哪些努力,碰到了什么困难,又准备如何克服等等,都有交代。
“而在以前,承办单位答复倒是挺积极的,态度也不错,但重答复、轻办理的现象相当普遍。”他说,个别承办单位根本没在解决问题上下功夫,而把主要精力用在做代表的说服工作上,往往以财力紧张、政策限制、管理权限等种种理由,搪塞代表。而代表们碍于情面,也只好表示“满意”或“基本满意”。结果,代表建议办理的“满意率”虽然很高,但“办结率”却很低。
杨一青认为,这一转变,跟代表建议办理评价体系的完善有很大关系。目前,代表对建议办理评价细分为“满意率”、“办结率”、“见面率”等,其中“满意率”还分“态度满意率”和“问题解决满意率”。
2005年底,省人大常委会修订的《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的规定》明确规定,代表建议办理,实行单位负责人和具体承办人员分级负责制。对需重点办理的代表建议实行“一府两院”负责人领办制度,承办单位负责人应当直接负责办理。同时,各级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应在三个月内将办理结果书面答复代表,如果代表对承办单位答复不满意的,可以将具体意见及时告知省人大常委会代表与选举任免工委和承办单位,代表与选举任免工委将督促承办单位再次研究办理,承办单位应当在一个月内重新书面答复代表。
同时,人大常委会还通过接待代表日、代表视察等形式,直接推动了一些重点建议的办理工作和落实。
从省五届人大开始,在每次省人代会召开之前,常委会都要委托各市、地组织代表开展会前视察活动。为了使代表充分了解、更好地监督法院审判工作,近年来常委会还组织开展了邀请代表旁听法院庭审等活动。
“这些举措,不仅加强了代表与选民、常委会之间的联系,保障了代表的知情权,拓展了代表的视野,也为代表有效履职提供了很好的平台。”杨一青说。
人物档案
杨一青,原杭州学军小学校长,从教45年,做了20多年的校长,从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省特级教师、省功勋教师到杭州市“十佳校长” 、全国小学十大明星校长,荣誉无数。同时,他还是一位有着20多年履职经历的老代表,历任杭州市第七、八、九、十、十一届人大代表。这些年来,他被各地人大机关邀请作了50多场新代表培训讲座。他说,没想到,在他的教师生涯中,竟然还会给这么多代表“上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