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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辅礽简介： 1927年生于浙江镇海。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研究员，兼北京大学教授。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委员。主要论著：《社会主义再生产和国民收入问题》（1980年）、《大转变中的中国经济理论问题》（1981年）。《论孙冶方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1983年）。《董辅 选集》（1985年）。《经济发展战略问题》（1988年）。《中国企业改革理论和实践》（1988年）、《再论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问题》（1996年）。《经济体制改革研究》（1997年）。《国有企业改革大论战》（1998年）等。
董辅礽，董老，中国经济学界的重量级人物，年逾七旬，一直活跃在我国的经济学界。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董老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人格魅力。
他的经济观点常常和大多数人相异，但事实证明，他总是对的。
他的经济观点常常是超前的，早在1978年，他就提出了国企改革。
他的经济观点常常是质疑的，在他的论述中，我们既可以看到美丽的明天，又可以看到通往明天的路上，还有许多荆棘等待我们去征服。
同董老聊天，我们感受到的是大学问家的融会贯通，和我们的知之甚少。
记者：作为宏观经济研究领域的专家，您以前曾经多次提出过和社会舆论不一致的观点，比如1992年，当人们对经济形势普遍乐观时，您却提出经济已经出现局部过热的警告，后来的事实证明，您是对的。
统计数据显示，去年中国的经济增长达到8%，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拐点”，即从此进入另一个快速发展时期，您是怎样看的呢？
董辅礽教授（以下称董）：的确，去年中国经济增长已经达到8%。但对于中国经济是否出现了“拐点”，我还不能肯定。我的判断是中国经济目前基本上处于止跌回稳的态势，对于今年的宏观经济走势我持谨慎乐观的态度。当然从长期看，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是非常光明的。
记者：您是否认为短期内的宏观经济仍不容乐观？
董：这两年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还是靠政府扩张性宏观政策推动的。而民间投资目前总体上仍然热情不高（当然东部沿海的某些地区民间投资已经升温）。去年外贸进出口增长速度都比较高，我认为一方面这个高速度是在1998年外贸进出口增长速度都很低的基础上出现的，另一方面去年的进口增长速度快于出口增长速度，显然去年贸易顺差的数字不会特别大，相应地外贸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不可过高估计。此外，欧洲和美国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都有下滑的趋势，因此对于今年的外部需求不可有过于乐观的估计。可以说，有效需求不足仍然是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问题。
记者：您提到民间投资热情不高，这除了与宏观经济不景气有关系，是不是还同非国有经济的生存环境有关系呢？
董：是这样的。目前，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所需的观念条件、法律条件、公平竞争条件、融资条件等正在改善和具备，但障碍也是不少的。就观念方面来说，仍有人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不放心，在同等条件下，总是给国有经济以特殊照顾；在法律方面，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利益有时得不到保护；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方面，对非公有制经济还有不少市场准入的限制，如此等等。
记者：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是伴随着改革的风雨一起成长起来的，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是不可或缺的。我国已经经历了近20年的高速度增长，在世界经济增长都比较迟缓的形势下，这种高速增长还能持续下去吗？
董：在我们改革开放的前20年中，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以9.8%的速度增长。近几年，由于通货紧缩，增长速度下降到1999年的7.1%，但1996年至2000年，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仍可达8.1%。在下个世纪，中国虽然已不可能保持改革前20年的增长速度，但将进入经济增长的次高速期，至少在新世纪的上半叶，仍可达到较高的速度。在新世纪的前10年，人们预测达到7%，这是可能的，甚至会更高。
记者：国有企业改革是您经济改革理论的精髓之一。从您1978年提出国企改革，至今20多年了，您认为成果如何？
董：与前几年相比，国企改革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深层次问题远未得到解决。从规模上看，中小型国企改革的进展比较快，而大型国企改革的进展比较慢。从地区上看，东部和南部地区的进展比较快，而北部和西部地区的进展比较慢。目前我国东部和南部地方所属的国企大体上完成了改制，而中央所属的国企还没有完成改制工作。
记者：您认为是哪些原因制约了国企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呢？
董：目前国企改革中存在的几个突出问题是：第一，职工安置问题；第二，银行债务问题；第三，社会保障问题；第四，非经营性资产，即企业办社会那部分资产的出路问题。
如果我们能够正确领会党的十五大精神，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前不久我去湖南省作调查，发现那里就有些好办法。总的看，我认为解决上述突出问题的途径在于两条：一是观念更新，二是找到资金。
观念的更新是最重要的。有的人总担心国企改革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会削弱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中的比重和控制力，从而影响社会主义政权的稳固。这种旧观念的要害在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的地位和功能认识不清楚。
国有企业不是越大越好、越多越好。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对于资源配置，社会保障都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如果没有几乎覆盖所有行业的国有企业部门，计划经济将无从实施。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在整个经济中的地位、功能发生了根本变化。如果还是由国有企业在所有行业占控制或垄断地位，市场经济根本不可能实施。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的功能主要在于保障社会公平、安全，从整体上提高国民经济的效率，支持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换言之，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主要功能是提供“公共产品”。因此，国有企业应该有所收缩，应该从竞争性领域退出。
记者：这是否意味着非公有制经济可以进入一些以前是由国有制经济控制的行业呢？
董：国有经济从竞争性行业退出来，为非公有制经济的产业结构调整拓宽了空间。许多目前非公有制经济尚不能进入的产业，将逐渐进入。国有经济的退出与非公有制经济的进入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为，至今非公有制经济的实力毕竟太小，还无力在许多产业部门取代国有经济。而且，目前对非公有制经济进入一些产业部门还有严格的限制。例如法律上并未禁止创办非公有制的证券公司，但实际上还不能创办，一些产业部门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开放还有待努力。
记者：您刚才还提到找到足够的资金、从什么途径去解决呢？
董：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到现在国有资产已有8万多亿元。只要国有企业在竞争性行业的退出方式和时间选择对头，就完全能找到足够的资金来解决国企改革中的突出问题。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应该先从容易退出的企业开始。也即“靓女先嫁”。反过来说，不要等到国有企业亏损得都卖不掉时才想到退出。例如，杭州前段时间把国有的华侨饭店出售了。实际上这个饭店当时还是赢利的。但从退出的结果看，效果是非常好的。这家饭店出售时，资产评估价为1亿元，结果最后以2.8亿元的价格出售，这些资金是可以解决很多问题的。对于特别大的国有企业，不容易退出或不容易出售的，可以想办法对其先分解，后退出。
记者：曾您说过，未来5年是我国加入WTO，全面履行各项规则的过渡期，在这期间，中国加入WTO会给证券市场带来那些变化呢？
董：我认为证券市场应该逐步对外开放，允许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参与中国证券市场投资。证券市场对外开放，其意义在于为吸引外资开辟了新的空间。再此，我们不妨看看目前中国最重要的利用外资形式，即外国直接投资（FDI）。FDI的特点是投资额比较大，周期长，而且需要投资者懂经营管理。这对投资者的要求是非常高的。而证券市场有着非常好的流动性，投资者并不需要有规模特别大的资金就可以进行投资，投资者也不一定要懂经营管理，并且可以随时撤出投资。所以，一旦对外开放证券市场投资，中国利用外资就将得到一个重要的新的来源。
记者：在证券市场的开放中，我们会遇到哪些问题呢？
董：我们都清醒地看到，中国股票市场还不规范，监管力量还比较薄弱。所以在逐步对外开放证券市场的过程中，证券市场必然会受到冲击，甚至可能发生金融动荡。为了积极谨慎地推动这个进程，我认为需要分几个阶段开放证券市场，第一个阶段，是用中外合资基金的办法，引进外国机构投资者。由于这种基金是中外合资的，所以中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约束外方可能出现的投机行为。第二个阶段是允许外国机构投资者进入中国证券市场，但此时一定要有足够的监管力量。第三个阶段是允许外国公司来中国证券市场上市发行股票或发行债券，允许外国公司在中国证券市场上进行兼并和收购。为实现上述战略步骤，我们需要积极推进人民币在资本与金融项目下实现可自由兑换。
记者：金融创新与可持续发展是证券市场目前的主旋律。现在有关各界对于推出金融期货的呼声很高，您怎么看？
董：金融期货是现代金融市场中一种非常重要的金融工具。它的基本功能在于发现价格和转移风险。我国曾经出现过国债期货，但由于1995年的“327”国债期货事件，导致这个期货品种在中国停止交易。我认为利率市场化是中国金融体系下一步改革的重要内容，而国债期货作为利率期货的基本品种，对于金融体系中形成市场化的利率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国债期货应该在条件适当时尽快恢复。至于股票指数期货的推出也有非常深刻的背景。中国股票市场的总市值已占全国GDP的50%，这个比例应该说不小。股市的规模这么大，投资者规避股票价格波动风险的问题也就显得愈益突出。当前中国股市没有现券做空的机制，也没有股票指数期货，因此在股市下跌的过程中，投资者几乎没有防范风险的办法。所以，为了保护股市中的投资者，为了股市的长远发展，客观上需要推出股票指数期货这样一种转移和防范风险的金融工具。我相信股票指数期货的出台只是个时间问题，当然我希望越早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