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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是否愿意购买排污监测和处理仪器，更多的是看国家的重视程度，除了少数极具环保意识的外国企业和国家级的大企业，基本没有企业愿意在不被要求的情况下为了减少污染付钱。
2012年2月13日，广西省柳州市政府发出通知称，据环保部门检测，龙江与融江汇合处下游4公里处水体，以及龙江与融江汇合口至柳江露塘断面镉的浓度符合国家标准。经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同意，决定解除1月25日、26日发出的《关于禁止取用柳江露塘断面以上受污染河段河水作为饮用水的紧急通知》，龙江与融江汇合口至其下游4公里河段、柳江江露塘断面以上河段恢复常态。
至此，喧嚣了半个多月的广西龙江镉污染事件似乎慢慢退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范围。然而，镉污染不过是重金属污染之一种。最近几年来各地屡屡出现的其他重金属污染事件，业已引起人们的警惕乃至恐慌。这既是经济长期粗放型发展积累下来的问题所导致的环境恶化，同时也折射出我们对于重金属的防治，不管是在技术手段、管理方法上，还是在最重要的意识层次方面，都有所欠缺。
“从土壤治理方面来说，目前国内容易走两个极端：要么放任自流，造成饮用水等方面污染；要么过度修复，造成浪费，这也比较害人。”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姜林对记者说。在他看来，一听到污染，不分析污染的暴露途径和危害等，部分地区就一个治理标准，带来的危害也是比较严重的。
关注，我们的起步有点晚
虽然有点晚，不过，2011年，毕竟让我们等到了《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的正式出台。
《规划》列出了重点防治区域。未来5年，国家计划投入750亿元，开展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重点防治区域将得到国家项目资金的重点支持。所谓“重点区域”，包括内蒙古、江苏、浙江、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云南、陕西、甘肃和青海等14个重点省份和138个重点防护区。
“其实，学界对重金属污染早有研究，但很多研究成果在一段时间内并没有能够进入公众视野，也没有能够引起管理层的足够重视。”据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廖晓勇回忆，我国真正从中央层面重视重金属污染问题，大概开始于“十五”初期。而学术界明显要更早一些，但要受到管理层的重视却还要等一些年。
1998年，以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林玉锁研究员为首的研究团队曾经提出开展针对全国土壤环境的普查，最终未获同意。 2006年，由前环保总局与国土资源部共同承担的“全国土壤现状调查及污染防治项目”正式启动，但计划用3年半完成的该项目在完成150万平方公里的调查后曾一度中断，直至 2008年才重启，至今也未发布任何结果。
2007年5月，中国启动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首次对中国重金属污染现状进行详细调查，涵盖了水体、大气和土壤。
2011年3月，国务院批准了《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实施方案》，这也是迄今为止全国第一个获国务院批准的重金属污染治理试点方案。该方案明确了株洲清水塘等7大重点区域为工作重点，规划项目927个，总投资595亿元，规划期限从2011年到2020年。力争到“十二五”末，湘江流域内危害群众健康的重金属污染突出问题得到解决，涉重金属企业数量和重金属排放量比2008年减少50%。
其实，早在2010年年初，国务院就已正式批复《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简称《规划》)，这是我国出台的第一个“十二五”专项规划，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重金属污染防治的高度重视。当年全国全面开展涉铅行业排查整治，首次将该行业所有企业的环境信息向社会公开，接受监督。目前，全国80%以上的铅蓄电池企业被关闭或处于停产中，整治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按照《规划》要求，到2015年，“重点区域”铅、汞、铬、镉和类金属砷等重金属污染物的排放，要比2007年削减15%；“非重点区域”的重点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不超过2007年水平。
“如果从个人到政府，从地方到中央都足够重视的话，也许十几年后我们就能看见明显的治理效果。”廖晓勇同时也承认，目前没有任何人能给出保证。
技术，缺的还有标准
从2001年开始，中国科学院地理所就在株洲地区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基地，进行重金属污染修复实验。“我们有很多成功的例子。”尽管这样，廖晓勇还是表示，他没有办法对某一重金属污染事件的治理发表自己的看法，因为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环境以及对治理要求的不同，都会产生不同的技术要求。
“每一个案例都需要具体分析。很多情况下，污染源都不是单一的，一般都是综合因素导致的。”姜林举例说，在治理土壤污染时到底用工程控制的手段，还是具体的修复技术，要看土壤的本身特点与用途、污染物的暴露途径及和对人体、环境的影响分析。还要看土壤的用途和修复时间，比如用植物修复（蜈蚣草），需要的时间和投入都比较大；固化法治理不适合农田，稳定化相对合适。这就说明，土壤的污染治理不存在最优技术，根据土壤的治理需求量体裁衣，需要有针对性的方案编制。
然而，目前国内从应用到实际的治理手段相对单一。
以土壤的修复为例，目前，国内用得比较多的是植物修复和组合填埋，土壤洗涤技术目前停留在实验室研究的比较多。至于固化稳定化的技术在中国兴起的时间不长，是比较新的领域，目前技术研究不少，可走出去应用的极少，但这应该是今后的技术发展方向。
“技术的应用应该加强，目前比较薄弱。”廖晓勇说。
“从土壤的修复上来说，法律法规也不健全，各种各样的标准都不支持技术现状。”姜林认为，如果没有多部门的管理协作机制，那么，污染治理中涉及的土地再利用等问题是难以由环保部门单一解决的。“应尽快地健全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体系，因为从国外的经验看这个体系要比水气的大，但是国家层面的土壤防治技术体系尚不健全。”
“不说技术和法律法规，单从检测仪器来说，国内就缺乏统一的生产标准，连行业标准都没有。”中节能六合天融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郭炜对记者说，作为一家生产检测及治理污染仪器的公司，在长期的生产过程中，他们生产仪器的标准完全是参考国外的数据。这是国内所有相关厂商的一致做法。问题是，不同的厂商参考的是不同国家的数据标准，这就使不同地区的检测数据各不相同，没有办法进行统一的对比，也因此常常让检测数据缺乏公信力。
“就拿这次的PM2.5的事件来说，为什么美国不拿PM10说话，行业内的人都知道这两者的检测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原因就在于我们国家没有PM2.5的检测标准。”郭炜认为，要让环境的检测数据取信于民，首先要建立一个统一的检测仪器生产标准。而要让环境修复的结果长期保持，就必须建立修复后期的风险管理意识。
“没有人能保证一次修复，终生有效。”郭炜坦承，作为一个经常承接治理工程的公司，他们也没有办法保证治理的成果能保持多久，因为在一次的治理过程中需要面对的就只是当前的问题，可是这样的问题是否会反复，已经被稳定的重金属是否再次活跃，这些都需要有一个长期的责任管理。但是，现在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个问题，都是当前治理达标了，合同完成就走，然后过一段时间再来签订治理合同。费钱费力。
“国外都是5年一回顾，和治理承担方签订终生合同。”也许，一种长期管理意识的建立更能让我们看到重金属污染，也包括其他环境问题治理的光明前景。
投入，谁该为污染埋单？
“2000年前，我们的检测仪器每年也就卖不超过20台，而且客户都是国内外的大企业。2006年前，因为国家对电力行业的排污要求，一年能卖近100台，到了2007，‘十一五’的减排规划下来，全国范围内一年能安装几百台。”
很明显，企业是否愿意购买排污监测和处理仪器，更多的是看国家的重视程度，除了少数极具环保意识的外国企业和国家级的大企业，基本没有企业愿意在不被要求的情况下为了减少污染付钱。这也是为什么目前的重金属污染严重程度分布呈现从大城市转向小城镇，从发达地区转向欠发达地区的原因所在。
“说实话，我们也是企业，可是我们企业的目标其实和我们客户的利益需求是相违背的。”郭炜对记者算了一笔账，一个大中型企业要买一套设备，怎么也要花个几千万，这只是初期的投入。后面呢，为了让设备正常运行，每年还要投入几百上千万地购买相关材料和进行维护。面对这样高的支出，在目前国内监管并不严的情况下，先不说没有能力购买的企业，即使购买了，绝大部分企业都会选择让设备闲置，原因就在于运行费用太高，以及没有人会调查这些设备是否完好并工作。
“鼓励研制更便捷、更简单、更智能化，且更多企业用得起的仪器是一个方面。政府是否也应该考虑在建立健全监测机制之外，对企业的初期减排进行一定程度的奖惩，而不是出了问题后一刀切？”郭炜认为对企业的减排行为进行奖励更有利于重金属污染的防治。
2011年，六合天融和云南红河州下属有色金属传统产区的一个县签订了重金属污染治理协议。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这个县早已不是之前那个山清水秀的西南小城了，严重的重金属污染对这里居民的生命健康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目前，治理都是政府出资。”郭炜很肯定地对记者说。这既是因为治理重金属污染牵涉的地区面积、需要的资金巨大，也与我国重金属污染“救火式”治理特色有关，基本上都在遵循“风平浪静—突然事故—政府出面处理”这样一套套路。虽然我国有“谁污染谁治理”的规定，然而大多情况下，造成污染的企业在事故发生或就四分五裂，根本就不可能承担责任。这样的治理模式其实也是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府财政一个沉重的负担。
“为什么都要政府出钱？”姜林认为，因为修复的牵涉面，由政府带头是应该的，但是修复资金却可以开辟渠道，“我们可以建立修复资金的融资机制，避免所有经费都由政府支付。以前的经验证明，往往因为这样，修复和治理不能最终持续下去。毕竟修复所需资金很多。应该有些政策引导其他形式的资本进入修复工程中，总体上应该走市场化、可持续的融资道路，政府可以提供部分资金、技术和政策的支持和引导。”
未来，要治更要防
在全国排查的4.46万家化学品企业中，72%分布在长江、黄河、珠江、太湖等重点流域沿岸，距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重要生态功能区等环境敏感区不足1公里的占12.2%。
2006年，株洲霞湾港在清淤过程中由于水利施工不当，导致含镉严重超标的底泥和污水排入湘江，使得湘江株洲霞湾港至长沙江段水质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这起事故也把湘江重金属污染治理推向了风口浪尖。2006年，湖南省开启湘江治理大幕。
2007年，湖南省关停洞庭湖畔234家造纸企业，洞庭湖恢复到三类水质。2008年，湘江流域660家造纸企业关停超过2/3。但是，历史欠账加上仍然存在的废水、废渣的偷排漏排情况使得湘江的污染雪上加霜。2009年3月，湖南省环保局在“长江环保执法行动”中对长沙、株洲、湘潭等5个市300家企业进行督查，发现有偷排行为的企业共17家，环保设备部分停运的有9家，超排的有11家，偷排、漏排现象依然严重。
重金属的污染到底有多严重？其实，直到现在也没有调查清楚。不清楚的结果就是对重金属污染的防治不到位，依然只能发现一起治理一起，而“治”的难度要远远大于“防”。
既然如此，不管是从难度和成本出发，还是从减少污染改变环境出发，我们都应该将“防”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就是要加强对污染源的控制。
“加强污染源的控制，对环保意识薄弱的地区监控监管尤其要进一步加强。”姜林对记者强调，在污染场地和污染土壤方面，应该从管理思路上突破原来水气的管理思路，更多地基于风险评估的管理思路上。这也是国外用几十年的发展总结出来的经验。如果高于浓度标准，不见得要修复，应该先进行风险评估，看是否需要修复，修复到什么程度。因为修复土壤，少则几千万元，多则十几亿元，资金的浪费很大。“风险管理的理念还没有被广泛接受，现在对污染还是草木皆兵的态度，缺乏对污染的风险评估办法。”
“而企业的责任就是不让污染物出厂，我们一直觉得这是最理想的状态。”郭炜认为这应该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目标。如果这样的目标能够实现，边污染边治理的现状无疑就能得到改变。
2012年4月，在湖南将要召开一次全国范围内的重金属防治专家会议。虽然纷纭繁杂的重金属污染防治问题不是一次会议能够解决的，我们也希望这次会议的召开能为重金属污染的防治梳理出一条清晰的思路，打破以往那种各行其是的格局，让重金属污染的防治能够慢慢走出现有的困境。
【知识链接】
如何规避重金属污染
在日常生活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规避重金属污染或中毒。
要特别留心食品容器和包装材料的使用。彩釉陶器、搪瓷器皿和一些玻璃杯内壁往往加有铅釉，锡酒壶中也含有铅，应注意不要用这些器皿盛放酸性食物和饮料，以防铅溶出造成中毒；有些带花纹颜色的玻璃、搪瓷器皿、冰箱镀镉的冰槽以及塑料制品，都不要存放酸性食物和饮料，以防其中所含的镉溶解出来；使用不锈钢食具要注意不能与乙醇（酒精）接触（如盛装料酒），以防镉、镍游离，危害健康。
不要大量、集中地食用某一类特别容易产生重金属污染的食物。通过食物链富集后，有的重金属在某些食物中会达到相当高的浓度，如贝类和蛤类等水生生物中铅、镉的浓集度较高，应尽量少吃或过于集中地吃。不吃或少吃罐头食品和含铅松花蛋，也可减少铅污染。对于日常销售蔬菜的重金属含量检测，目前仍停留在空白阶段，一项研究结果可作饮食选择参考：蔬菜对于重金属的吸收而被污染的程度顺序为叶菜类>茄果类>豆类>瓜果类。对于镉来说，不同作物对镉的富集程度不同，镉含量也不尽相同，比如蔬菜中的镉含量顺序是（按富集系数大小排列）：芹菜叶>菠菜>莴笋>大白菜>油菜>小白菜>芹菜茎>韭菜>茄子>圆白菜>黄瓜>菜花。
进行饮食调节。多吃富含果胶的水果（柑、桔和苹果等），以及木耳、海带、大白菜等食物，增加维生素的供给量，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铅的吸收，预防和减缓铅中毒；镉污染区的居民，补充足够的维生素及微量元素硒、锌和钙等，则可增加镉的排出。
【链接】
世界各国如何防治
重金属污染
德国：先污染后治理的典型
德国的生态治理模式属于典型的“先污染后治理”模式。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德国政府相继关闭污染严重的煤炭和化工企业，并投入巨资对废弃厂区进行生态修复；同时，在世界领先的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环保技术的直接推动下，对生态环境的污染进行治理。 首先，利用各种科学技术将渗透在德国土地上的各种重金属和化工有毒物质逐一清除；其次，对国民进行全民生态教育。德国的环境教育分为环保习惯养成教育和环境专业知识教育两个部分，家庭垃圾分类等习惯养成教育从幼儿就开始进行，环境专业知识教育则贯穿德国整个学历教育体系。德国还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生态监控网络。通过卫星、飞机、雷达、地面和水下传感系统，建立了遍布全国的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对德国气候变化、土壤状况、空气质量、降水量、水域治理、污水处理和下水道系统等进行实时监测。如今，经过三十多年的不懈努力， 德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生态环境最好的国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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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国如何防治
重金属污染
日本：
民间监督和立法双管齐下
日本的土地重金属污染曾非常严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经历了快速经济增长期，全国各地出现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事件，被称为四大公害的痛痛病、水俣病、第二水俣病、四日市病，就有三起和重金属污染有关。回顾公害历史，日本谈及经验：发生问题的责任在企业，而受害者和企业的个别谈判往往效率都很差，社会成本很高，最终都需要政府介入。政府应该提前用立法的方式进行引导，最终让受害者和企业通过法律方式解决。神冈的矿产企业长期将没有处理的废水排放注入神通川，致使高浓度的含镉废水污染了水源。用这种含镉的水浇灌农田，稻秧生长不良，生产出来的稻米成为“镉米”。“镉米”和“镉水”把神通川两岸的人们带进了“痛痛病”的阴霾中。1968年开始，患者及其家属对金属矿业公司提出民事诉讼，1972年审判原告胜诉。
此后，由镉污染受害者自发成立的公民社团，简称协议会，每年都对神冈矿山的镉污染程度进行调查。按协议会的规定，除了当地居民，国内各领域专家、学者都可申请加入。调查团分为水源调查组和土壤调查组，调查团可以检查工厂的每一道工序，包括排污口和污水净化设施。调查之后，双方坐在一起对话。由于公众热情参与，不间断地对企业进行监督，矿业公司每年都作公害报告，主动告知神通川河水的镉污染程度。经过数十年的监督，神通川河水里的镉含量如今已经降低到接近自然水平。
2012年2月13日，广西省柳州市政府发出通知称，据环保部门检测，龙江与融江汇合处下游4公里处水体，以及龙江与融江汇合口至柳江露塘断面镉的浓度符合国家标准。经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同意，决定解除1月25日、26日发出的《关于禁止取用柳江露塘断面以上受污染河段河水作为饮用水的紧急通知》，龙江与融江汇合口至其下游4公里河段、柳江江露塘断面以上河段恢复常态。
至此，喧嚣了半个多月的广西龙江镉污染事件似乎慢慢退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范围。然而，镉污染不过是重金属污染之一种。最近几年来各地屡屡出现的其他重金属污染事件，业已引起人们的警惕乃至恐慌。这既是经济长期粗放型发展积累下来的问题所导致的环境恶化，同时也折射出我们对于重金属的防治，不管是在技术手段、管理方法上，还是在最重要的意识层次方面，都有所欠缺。
“从土壤治理方面来说，目前国内容易走两个极端：要么放任自流，造成饮用水等方面污染；要么过度修复，造成浪费，这也比较害人。”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姜林对记者说。在他看来，一听到污染，不分析污染的暴露途径和危害等，部分地区就一个治理标准，带来的危害也是比较严重的。
关注，我们的起步有点晚
虽然有点晚，不过，2011年，毕竟让我们等到了《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的正式出台。
《规划》列出了重点防治区域。未来5年，国家计划投入750亿元，开展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重点防治区域将得到国家项目资金的重点支持。所谓“重点区域”，包括内蒙古、江苏、浙江、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云南、陕西、甘肃和青海等14个重点省份和138个重点防护区。
“其实，学界对重金属污染早有研究，但很多研究成果在一段时间内并没有能够进入公众视野，也没有能够引起管理层的足够重视。”据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廖晓勇回忆，我国真正从中央层面重视重金属污染问题，大概开始于“十五”初期。而学术界明显要更早一些，但要受到管理层的重视却还要等一些年。
1998年，以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林玉锁研究员为首的研究团队曾经提出开展针对全国土壤环境的普查，最终未获同意。 2006年，由前环保总局与国土资源部共同承担的“全国土壤现状调查及污染防治项目”正式启动，但计划用3年半完成的该项目在完成150万平方公里的调查后曾一度中断，直至 2008年才重启，至今也未发布任何结果。
2007年5月，中国启动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首次对中国重金属污染现状进行详细调查，涵盖了水体、大气和土壤。
2011年3月，国务院批准了《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实施方案》，这也是迄今为止全国第一个获国务院批准的重金属污染治理试点方案。该方案明确了株洲清水塘等7大重点区域为工作重点，规划项目927个，总投资595亿元，规划期限从2011年到2020年。力争到“十二五”末，湘江流域内危害群众健康的重金属污染突出问题得到解决，涉重金属企业数量和重金属排放量比2008年减少50%。
其实，早在2010年年初，国务院就已正式批复《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简称《规划》)，这是我国出台的第一个“十二五”专项规划，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重金属污染防治的高度重视。当年全国全面开展涉铅行业排查整治，首次将该行业所有企业的环境信息向社会公开，接受监督。目前，全国80%以上的铅蓄电池企业被关闭或处于停产中，整治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按照《规划》要求，到2015年，“重点区域”铅、汞、铬、镉和类金属砷等重金属污染物的排放，要比2007年削减15%；“非重点区域”的重点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不超过2007年水平。
“如果从个人到政府，从地方到中央都足够重视的话，也许十几年后我们就能看见明显的治理效果。”廖晓勇同时也承认，目前没有任何人能给出保证。
技术，缺的还有标准
从2001年开始，中国科学院地理所就在株洲地区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基地，进行重金属污染修复实验。“我们有很多成功的例子。”尽管这样，廖晓勇还是表示，他没有办法对某一重金属污染事件的治理发表自己的看法，因为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环境以及对治理要求的不同，都会产生不同的技术要求。
“每一个案例都需要具体分析。很多情况下，污染源都不是单一的，一般都是综合因素导致的。”姜林举例说，在治理土壤污染时到底用工程控制的手段，还是具体的修复技术，要看土壤的本身特点与用途、污染物的暴露途径及和对人体、环境的影响分析。还要看土壤的用途和修复时间，比如用植物修复（蜈蚣草），需要的时间和投入都比较大；固化法治理不适合农田，稳定化相对合适。这就说明，土壤的污染治理不存在最优技术，根据土壤的治理需求量体裁衣，需要有针对性的方案编制。
然而，目前国内从应用到实际的治理手段相对单一。
以土壤的修复为例，目前，国内用得比较多的是植物修复和组合填埋，土壤洗涤技术目前停留在实验室研究的比较多。至于固化稳定化的技术在中国兴起的时间不长，是比较新的领域，目前技术研究不少，可走出去应用的极少，但这应该是今后的技术发展方向。
“技术的应用应该加强，目前比较薄弱。”廖晓勇说。
“从土壤的修复上来说，法律法规也不健全，各种各样的标准都不支持技术现状。”姜林认为，如果没有多部门的管理协作机制，那么，污染治理中涉及的土地再利用等问题是难以由环保部门单一解决的。“应尽快地健全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体系，因为从国外的经验看这个体系要比水气的大，但是国家层面的土壤防治技术体系尚不健全。”
“不说技术和法律法规，单从检测仪器来说，国内就缺乏统一的生产标准，连行业标准都没有。”中节能六合天融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郭炜对记者说，作为一家生产检测及治理污染仪器的公司，在长期的生产过程中，他们生产仪器的标准完全是参考国外的数据。这是国内所有相关厂商的一致做法。问题是，不同的厂商参考的是不同国家的数据标准，这就使不同地区的检测数据各不相同，没有办法进行统一的对比，也因此常常让检测数据缺乏公信力。
“就拿这次的PM2.5的事件来说，为什么美国不拿PM10说话，行业内的人都知道这两者的检测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原因就在于我们国家没有PM2.5的检测标准。”郭炜认为，要让环境的检测数据取信于民，首先要建立一个统一的检测仪器生产标准。而要让环境修复的结果长期保持，就必须建立修复后期的风险管理意识。
“没有人能保证一次修复，终生有效。”郭炜坦承，作为一个经常承接治理工程的公司，他们也没有办法保证治理的成果能保持多久，因为在一次的治理过程中需要面对的就只是当前的问题，可是这样的问题是否会反复，已经被稳定的重金属是否再次活跃，这些都需要有一个长期的责任管理。但是，现在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个问题，都是当前治理达标了，合同完成就走，然后过一段时间再来签订治理合同。费钱费力。
“国外都是5年一回顾，和治理承担方签订终生合同。”也许，一种长期管理意识的建立更能让我们看到重金属污染，也包括其他环境问题治理的光明前景。
投入，谁该为污染埋单？
“2000年前，我们的检测仪器每年也就卖不超过20台，而且客户都是国内外的大企业。2006年前，因为国家对电力行业的排污要求，一年能卖近100台，到了2007，‘十一五’的减排规划下来，全国范围内一年能安装几百台。”
很明显，企业是否愿意购买排污监测和处理仪器，更多的是看国家的重视程度，除了少数极具环保意识的外国企业和国家级的大企业，基本没有企业愿意在不被要求的情况下为了减少污染付钱。这也是为什么目前的重金属污染严重程度分布呈现从大城市转向小城镇，从发达地区转向欠发达地区的原因所在。
“说实话，我们也是企业，可是我们企业的目标其实和我们客户的利益需求是相违背的。”郭炜对记者算了一笔账，一个大中型企业要买一套设备，怎么也要花个几千万，这只是初期的投入。后面呢，为了让设备正常运行，每年还要投入几百上千万地购买相关材料和进行维护。面对这样高的支出，在目前国内监管并不严的情况下，先不说没有能力购买的企业，即使购买了，绝大部分企业都会选择让设备闲置，原因就在于运行费用太高，以及没有人会调查这些设备是否完好并工作。
“鼓励研制更便捷、更简单、更智能化，且更多企业用得起的仪器是一个方面。政府是否也应该考虑在建立健全监测机制之外，对企业的初期减排进行一定程度的奖惩，而不是出了问题后一刀切？”郭炜认为对企业的减排行为进行奖励更有利于重金属污染的防治。
2011年，六合天融和云南红河州下属有色金属传统产区的一个县签订了重金属污染治理协议。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这个县早已不是之前那个山清水秀的西南小城了，严重的重金属污染对这里居民的生命健康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目前，治理都是政府出资。”郭炜很肯定地对记者说。这既是因为治理重金属污染牵涉的地区面积、需要的资金巨大，也与我国重金属污染“救火式”治理特色有关，基本上都在遵循“风平浪静—突然事故—政府出面处理”这样一套套路。虽然我国有“谁污染谁治理”的规定，然而大多情况下，造成污染的企业在事故发生或就四分五裂，根本就不可能承担责任。这样的治理模式其实也是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府财政一个沉重的负担。
“为什么都要政府出钱？”姜林认为，因为修复的牵涉面，由政府带头是应该的，但是修复资金却可以开辟渠道，“我们可以建立修复资金的融资机制，避免所有经费都由政府支付。以前的经验证明，往往因为这样，修复和治理不能最终持续下去。毕竟修复所需资金很多。应该有些政策引导其他形式的资本进入修复工程中，总体上应该走市场化、可持续的融资道路，政府可以提供部分资金、技术和政策的支持和引导。”
未来，要治更要防
在全国排查的4.46万家化学品企业中，72%分布在长江、黄河、珠江、太湖等重点流域沿岸，距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重要生态功能区等环境敏感区不足1公里的占12.2%。
2006年，株洲霞湾港在清淤过程中由于水利施工不当，导致含镉严重超标的底泥和污水排入湘江，使得湘江株洲霞湾港至长沙江段水质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这起事故也把湘江重金属污染治理推向了风口浪尖。2006年，湖南省开启湘江治理大幕。
2007年，湖南省关停洞庭湖畔234家造纸企业，洞庭湖恢复到三类水质。2008年，湘江流域660家造纸企业关停超过2/3。但是，历史欠账加上仍然存在的废水、废渣的偷排漏排情况使得湘江的污染雪上加霜。2009年3月，湖南省环保局在“长江环保执法行动”中对长沙、株洲、湘潭等5个市300家企业进行督查，发现有偷排行为的企业共17家，环保设备部分停运的有9家，超排的有11家，偷排、漏排现象依然严重。
重金属的污染到底有多严重？其实，直到现在也没有调查清楚。不清楚的结果就是对重金属污染的防治不到位，依然只能发现一起治理一起，而“治”的难度要远远大于“防”。
既然如此，不管是从难度和成本出发，还是从减少污染改变环境出发，我们都应该将“防”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就是要加强对污染源的控制。
“加强污染源的控制，对环保意识薄弱的地区监控监管尤其要进一步加强。”姜林对记者强调，在污染场地和污染土壤方面，应该从管理思路上突破原来水气的管理思路，更多地基于风险评估的管理思路上。这也是国外用几十年的发展总结出来的经验。如果高于浓度标准，不见得要修复，应该先进行风险评估，看是否需要修复，修复到什么程度。因为修复土壤，少则几千万元，多则十几亿元，资金的浪费很大。“风险管理的理念还没有被广泛接受，现在对污染还是草木皆兵的态度，缺乏对污染的风险评估办法。”
“而企业的责任就是不让污染物出厂，我们一直觉得这是最理想的状态。”郭炜认为这应该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目标。如果这样的目标能够实现，边污染边治理的现状无疑就能得到改变。
2012年4月，在湖南将要召开一次全国范围内的重金属防治专家会议。虽然纷纭繁杂的重金属污染防治问题不是一次会议能够解决的，我们也希望这次会议的召开能为重金属污染的防治梳理出一条清晰的思路，打破以往那种各行其是的格局，让重金属污染的防治能够慢慢走出现有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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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规避重金属污染
在日常生活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规避重金属污染或中毒。
要特别留心食品容器和包装材料的使用。彩釉陶器、搪瓷器皿和一些玻璃杯内壁往往加有铅釉，锡酒壶中也含有铅，应注意不要用这些器皿盛放酸性食物和饮料，以防铅溶出造成中毒；有些带花纹颜色的玻璃、搪瓷器皿、冰箱镀镉的冰槽以及塑料制品，都不要存放酸性食物和饮料，以防其中所含的镉溶解出来；使用不锈钢食具要注意不能与乙醇（酒精）接触（如盛装料酒），以防镉、镍游离，危害健康。
不要大量、集中地食用某一类特别容易产生重金属污染的食物。通过食物链富集后，有的重金属在某些食物中会达到相当高的浓度，如贝类和蛤类等水生生物中铅、镉的浓集度较高，应尽量少吃或过于集中地吃。不吃或少吃罐头食品和含铅松花蛋，也可减少铅污染。对于日常销售蔬菜的重金属含量检测，目前仍停留在空白阶段，一项研究结果可作饮食选择参考：蔬菜对于重金属的吸收而被污染的程度顺序为叶菜类>茄果类>豆类>瓜果类。对于镉来说，不同作物对镉的富集程度不同，镉含量也不尽相同，比如蔬菜中的镉含量顺序是（按富集系数大小排列）：芹菜叶>菠菜>莴笋>大白菜>油菜>小白菜>芹菜茎>韭菜>茄子>圆白菜>黄瓜>菜花。
进行饮食调节。多吃富含果胶的水果（柑、桔和苹果等），以及木耳、海带、大白菜等食物，增加维生素的供给量，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铅的吸收，预防和减缓铅中毒；镉污染区的居民，补充足够的维生素及微量元素硒、锌和钙等，则可增加镉的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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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国如何防治
重金属污染
德国：先污染后治理的典型
德国的生态治理模式属于典型的“先污染后治理”模式。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德国政府相继关闭污染严重的煤炭和化工企业，并投入巨资对废弃厂区进行生态修复；同时，在世界领先的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环保技术的直接推动下，对生态环境的污染进行治理。 首先，利用各种科学技术将渗透在德国土地上的各种重金属和化工有毒物质逐一清除；其次，对国民进行全民生态教育。德国的环境教育分为环保习惯养成教育和环境专业知识教育两个部分，家庭垃圾分类等习惯养成教育从幼儿就开始进行，环境专业知识教育则贯穿德国整个学历教育体系。德国还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生态监控网络。通过卫星、飞机、雷达、地面和水下传感系统，建立了遍布全国的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对德国气候变化、土壤状况、空气质量、降水量、水域治理、污水处理和下水道系统等进行实时监测。如今，经过三十多年的不懈努力， 德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生态环境最好的国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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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民间监督和立法双管齐下
日本的土地重金属污染曾非常严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经历了快速经济增长期，全国各地出现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事件，被称为四大公害的痛痛病、水俣病、第二水俣病、四日市病，就有三起和重金属污染有关。回顾公害历史，日本谈及经验：发生问题的责任在企业，而受害者和企业的个别谈判往往效率都很差，社会成本很高，最终都需要政府介入。政府应该提前用立法的方式进行引导，最终让受害者和企业通过法律方式解决。神冈的矿产企业长期将没有处理的废水排放注入神通川，致使高浓度的含镉废水污染了水源。用这种含镉的水浇灌农田，稻秧生长不良，生产出来的稻米成为“镉米”。“镉米”和“镉水”把神通川两岸的人们带进了“痛痛病”的阴霾中。1968年开始，患者及其家属对金属矿业公司提出民事诉讼，1972年审判原告胜诉。
此后，由镉污染受害者自发成立的公民社团，简称协议会，每年都对神冈矿山的镉污染程度进行调查。按协议会的规定，除了当地居民，国内各领域专家、学者都可申请加入。调查团分为水源调查组和土壤调查组，调查团可以检查工厂的每一道工序，包括排污口和污水净化设施。调查之后，双方坐在一起对话。由于公众热情参与，不间断地对企业进行监督，矿业公司每年都作公害报告，主动告知神通川河水的镉污染程度。经过数十年的监督，神通川河水里的镉含量如今已经降低到接近自然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