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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
雨季到来后，因排水不畅造成的全国性都市“看海”潮，让人们想起雨果在《悲惨世界》中的这句话+。
今年夏季，发生在全国各地的暴雨让很多城市陷入一片混乱中。我国城市规划中，有关城市暴雨雨涝的设计有何缺陷？长久以来被忽视的城市排水问题，对一些科学家而言并不是什么新课题。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科学家感兴趣的课题，却因为不是“热点”而通不过评审。记者就此问题专访了中国科学院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王铮，他指出，我国科学研究的热点，往往是8年前国际研究的热点；也就是说，我国比国际上对同样问题的研究落后了整整8年时间。
科研立项的曲折申请路
8年，中国人民用这个时间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8年，《智取威虎山》里的小常宝从小女孩长成了大姑娘。8年的时间，对于科学决策的滞后已经足够漫长了。中国科学院政策所研究员王铮讲述了3个他申请立项的故事。
被耽搁的太湖水污染治理
王铮研究员介绍，太湖流域的水污染问题他是最早关注者之一。早在1996年，王铮研究员当时参加了中国科学院长江三角洲发展问题院士考察团，当时王铮研究员所在的单位还没有院士，王铮是破格提拔的研究员，也被邀参加了对太湖的考察。在考察中，太湖水污染的问题引发了他及众多学者的关注。
1999年，王铮研究员和清华大学何强教授、天津大学陶建华教授，共同提出长江三角洲的水污染治理与太湖流域管理问题，建议作为攻关课题，但该项目没有被接受。2007年，太湖水污染问题集中爆发，湖面漂浮的大量蓝藻导致湖水缺氧性恶臭，污染严重，并威胁到无锡居民的正常用水，太湖的水污染导致无锡人不得不喊出“保卫母亲湖”的口号，这时人们才开始重视太湖的水质问题，太湖水污染的问题才被列入到研究的议事日程。从1996年太湖污染的问题被关注，到2007年太湖水污染大面积暴发，这个过程也经历了8年时间。如果1996年他们的建议列入“十五攻关计划”，2005年结题，2007年也许就没有太湖水污染问题。
城市环境灾害课题3次被拒
尽管进入中科院政策所已有10余年，但王铮研究员最初研究的并不是宏观的政策和管理学，而是地理课题。早在1992年，他还在中科院地理所工作，协助张丕远教授负责研究“地球（表层）系统复合自然灾害活动基本规律”。他说，当时这个项目中有一部分就是研究城市暴雨雨涝灾害活动规律。
接下来的设计有些工程化，想研究容易积水的下垫面地段，暴雨过程成灾的城市地理分布规律以及不同地理环境下，灾害的发生、发展与衰退，以及最优河渠网络等问题。“当时我还发明了个名词，叫‘城市工程地貌学’。”王铮研究员说，可惜的是，在1994年鉴定课题的时候，他们的这个项目被否决了。“当时评审的人说，城市雨涝有什么研究的，哪里下雨哪里就涝。”
此后不久，王铮研究员由地理所转至政策所工作，他的第一次尝试宣告失败，“这让我体验了孩子夭折的痛苦”。
但王铮研究员并未对城市地理灾害的科研项目死心。1999年初，王铮研究员应邀兼任华东师范大学的教育部地理信息科学开放实验室主任。2003年前后，华东师范大学的许世远教授再度提出城市自然地理学的项目建议。王铮研究员是这个队伍中的一员。
同时，华东师范大学的周乃晟教授也提出，我国亟须开展城市“河渠网络设计”的研究。因为周乃晟教授是上海普陀区政协委员，她在上海普陀区的调研中发现了这个问题。
“华东师范大学的建筑有很多是上世纪苏联援建的建筑，其地下排水也是沿袭苏联的。当时的情况是，每年一下雨，大学校园里就起雨涝，我的研究也是从这个身边的情况入手的。”王铮研究员说，当时他通过教育部和上海市委相继上报了这一项目，希望得到认可。
“但当时国外研究城市雨涝的不多，上面认为不是热点科学问题，又被淘汰了。”王铮研究员回忆，当时的情况是，有关部门征集对于城市建设的课题，“当时车越来越多，路越修越多，交通越来越堵塞，所以后来获得通过的是交通建设方面的”，而他的课题是有关城市基础建设、自然灾害防御的，自然和当时的热点搭不上界。
王铮研究员回忆，10余年来，就城市的自然地理学和城市环境灾害的课题，他先后向不同的部门申报过3次，但无一次获得通过，
绿色GDP核算的起落
1996年，王铮研究员与国家统计局吴优、曹克瑜同志和国有资产管理局钱阔同志，给国家基金委有个部门建议了个重点课题，是关于中国绿色GDP核算基本方法研究。经过这个部门初评，项目建议没有被接受。1996年如果我们跟进，我们不会落后。可是基金委请的评审专家没有在1996年认识到这个问题。这些专家的普遍认识是1999—2000年大量的绿色GDP研究出现时，知识性跟进。结果人云亦云，仓促上马了。2004年我国大规模展开了绿色GDP核算，吴优同志是负责人之一。中国绿色GDP核算基本方法从提出到我国大规模展开绿色GDP核算，这个过程也经历了8年。
2002年，王铮研究员的学生刘扬在完成博士论文时，发现绿色GDP核算存在许多困难，2003年刘扬的论文送审时遭到有的人的否定，以至于经过4位院士重新评审才得到答辩。2007年，有关部门终于暂停绿色GDP核算。回头想一想，如果1996我们的建议被通过，按基金研究速度，8年我们已经完成了两个回合的研究。2004年对绿色GDP核算研究就会有了坚实的基础。王铮研究员激动地说：“刘扬和我发现的问题会更早发现，后来暴露的问题，也会解决，2007年就不会被动了。”
何为“8年之痒”？
王铮研究员总结说：“以上3个故事的共同特征是，我们把需要研究的科学问题拖延了8年，当发现相应的科学问题要解决时，又不得不仓促上马。”
也就是说，科学界在进行科研项目立项时，往往会有一些专家拿着国外的热点做展示，要求科研人员当作研究的热点，而不去结合我国的现实需要。“比如城市排水问题，我国1949年前没有标准，1949年后教条地学习苏联进行城市规划和建设。但实际上，他们的城市河渠系统建筑标准并不适合我国的自然地理条件。这就埋下了‘定时炸弹’。”王铮研究员说，与此相比，欧美很多国家是因地制宜地制定自己的城市河渠标准，所以城市雨涝问题不太突出。“而SCI（科学引文索引）不大研究这方面的问题，因此，雨涝规律和气候变化下雨涝的适应问题也就成不了世界性的热点。” 回顾对“8年之痒”现象的研究和关注，王铮研究员说可以追溯到10多年前。2001年，在王铮研究员的指导下，他所带的研究生龚轶统计发现，美国人提出的科学问题，大约8年左右在中国兴起。1998年，王铮研究员向有关方面申请“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评价意见是：“这个问题已经解决。”2005—2006年，长三角一体化、泛珠三角一体化炒得很热，这时人们才发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基础研究问题，并没有完成”。2004年，王铮研究员从美国回来的一位朋友申请自然科学基金没中。该朋友气愤地说，该领域的研究是美国当前最具有挑战性的问题。王铮研究员告诉了这位朋友的相关结论。结果他找了个8年前美国的热点问题，一炮打中。
王铮研究员进一步介绍说，在国际上出现某种原创性东西后，3～4年后还有一个跟进的高潮。由于是高潮，国际上就会举行学术会议，我国就有代表去了。接着下一年，中国出现些介绍性文字，启动了研究。再过3年，出现研究性成果发表。中国比国际上对同样问题的研究落后8年。王铮研究员的分析进一步发现美国对某一个领域R&D投入增加，大约4年后相应部门的GDP增加，次年中国看到产业方向而响应，再过4年相应部门的R&D投入和GDP增加。中国对美国的R&D的溢出的响应时间也是8年。
这时我们要问，为什么国际上出现第一波原创的跟进时中国不能跟进呢？这里首先是个“银子”问题。要跟进，就得有投入，可惜对于国际上刚刚兴起的东西，在中国申请课题不会被批准的，中国的R&D投入是不会选择的。所以那些发现春江水暖的中国科学家就只能学鸭子叫几声。
科研热点落后国际的4大原因
分析造成“8年之痒”的原因，王铮研究员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科学上的官本位。目前，负责科学立项的人多为学者型官员、战略科学家。这些学者型官员一般身兼多个职能，主要精力用于大量行政工作，又要承担科研规划管理的任务，还要去争取研究经费，所以这些学者型官员很难有时间看科学文献、做科研，关注具体科学问题，因此只能浮光掠影地讨论科学问题，“战略”地评价课题价值。
王铮研究员介绍说，现在我国已经培养了一大批学者型官员了，这些学者型官员许多是经过科学训练的，当年的科学学习和研究给了他们基本概念，这本来是好事。问题出在，现在当官了，没有时间研究也不可能研究，可是在中国官本位结构下，他们高高在上，自以为自己还处于学科前列。也许在七八年前，他们作博士论文或多或少处在学科前沿，但时代在前进，学科前沿也在更替，以前的前沿课题会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另外，这些学者型官员接触的不是第一线的研究人员，加上他们对自己旧学科的依恋，以上这些原因就会影响学者型官员决策时的科学性。
另外，大多数的大型国际科学研讨会，参加者都是科研单位、高校的一把手，一把手没有时间的话就是二把手参加，这些领导疲于开会，很辛苦。他们没有一线科研的体验，在科研方向的把握上其感受不那么深切。这样造成的问题是，很多单位科研立项的选题只能按照看到的、听到的国际上流行的热点来定。
但问题是，当国际上一个研究课题刚开始的时候，一般是在研究室里埋头研究，不会在社会上公布，只有当作出一批成果的时候，才会在一定规模的相关国际会议上公布、交流，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学者型官员这时才知道，但已经延迟了。因为学者型官员不是站在科研的第一线，很难及时反馈给一线的科研人员，为了避免这个问题，应该让一线的科学家去参加战略讨论会，减少官员参会的机会。
在一段时间里，有关方面认为，中国科学界缺少的是帅才，需要的是战略科学家。王铮研究员说：“这种观点大错特错。”中国按官本位者选拔的帅才太多，只有时间从国际会议获取信息了解科学前沿、但不能有时间深入研究的战略科学家太多。这些人，以官本位为基础包围了科学研究投资的部门，这样中国科学的“8年之痒”就不可避免发生了。
二是现在我国的科研体制存在缺陷。目前，我国科研体制分配制度是急功近利的，学者型官员也有一个科研团队，保证这个团队的生存是他们也要考虑的主要问题。如果这个科研团队有几个出色的科研人员、能干的科研助手，这个团队就具有独立选择课题的能力，如果没有，那么他们的科研课题就只能跟踪国际的研究热点，如果亦步亦趋地跟踪国际潮流，那么落后就不可避免。
三是唯SCI（科学引文索引）论。国际上SCI本来是一个很好的评价指标，但这个指标有的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并不能有效地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我国在科研的立项上更多的应该是自已发现实际面临的问题并解决问题，我们的科研热点要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毛泽东时代的科学研究更多的是按照中国的实际来做的，所以我们才能在当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造出原子弹。我国当时造原子弹时，这个领域的研究国际上SCI文章都发表过了，要是按照SCI标准来选择就不会入选。如果不是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而是追逐国际上的热点，这样会导致我们更加落后。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爬行、唯SCI论，这些都是中国科技界的弊端，是科学研究方向失稳的原因。科学家，或者端‘科学’这个饭碗的，需要认真反思。
四是项目的审批者、管理者、专家论证者在科研项目方面缺乏前瞻性。
难道不需要专家论证吗？王铮说，当然需要专家论证。问题出在我们的科研管理部门找的专家是日理万机的专家。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这些官员型学者提出某个科学问题的重要性，往往提到某次国际学术会议的主题；由于是学术官员，他们有机会更多参加学术会议。然而，一个科学问题已经成为国际学术会议的主题了，肯定是有了众多研究的，中国这时候就能“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爬行”。
如何化解“8年之痒”
对于我国科研热点落后国际的现象，怎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王铮研究员认为，首先是学者型官员“放下架子，甘当小学生”，与科研第一线研究人员接触，而且“忘记”自己的光荣历史，承认自己已经不站在科学前沿了；第二是不要什么专门的战略科学家，而是开放一些项目确定的会议，减少管理层次，让一线科学家获得发言机会；第三、减少有些官员型学者的会议负担，让他们坚持招收研究生，用研究生提出问题把他们“固定”在科学前沿。
国外经验值得借鉴
对于如何借鉴国外一些好的经验，王铮研究员也有自已独到的看法。他认为，一是国外的科学共同体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中国也应该发挥科学共同体的力量。目前，在中国成立科学共同体、科学协会有很多限制。我国在科学共同体的登记、管理上要放开，要为科学共同体、科学协会的成长创造良好、宽松的环境。同时要有针对性地增加一些科学沙龙的活动，有些科研选题是在闲聊中得出来的，而不是战略科学家们规划出来的。
另外，我国现有的一些科学共同体的功能在衰退，使得有些科学共同体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究其原因，这也是官本位造成的。
二是国外设立了很多民间科学基金，国外的基金不完全是官方的渠道。我国要鼓励成立民间科学基金会，这些民间科学基金是促进科学发展的一股强大的动力。我国的科学基金绝大多数由政府主导，因此，我国应该借鉴国外基金会的成功经验，鼓励国有大型企业、有实力的私营企业成立科学基金会，比如中石油、中石化，这些企业有能力成立科学基金会推动我国科学的发展。
雨季到来后，因排水不畅造成的全国性都市“看海”潮，让人们想起雨果在《悲惨世界》中的这句话+。
今年夏季，发生在全国各地的暴雨让很多城市陷入一片混乱中。我国城市规划中，有关城市暴雨雨涝的设计有何缺陷？长久以来被忽视的城市排水问题，对一些科学家而言并不是什么新课题。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科学家感兴趣的课题，却因为不是“热点”而通不过评审。记者就此问题专访了中国科学院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王铮，他指出，我国科学研究的热点，往往是8年前国际研究的热点；也就是说，我国比国际上对同样问题的研究落后了整整8年时间。
科研立项的曲折申请路
8年，中国人民用这个时间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8年，《智取威虎山》里的小常宝从小女孩长成了大姑娘。8年的时间，对于科学决策的滞后已经足够漫长了。中国科学院政策所研究员王铮讲述了3个他申请立项的故事。
被耽搁的太湖水污染治理
王铮研究员介绍，太湖流域的水污染问题他是最早关注者之一。早在1996年，王铮研究员当时参加了中国科学院长江三角洲发展问题院士考察团，当时王铮研究员所在的单位还没有院士，王铮是破格提拔的研究员，也被邀参加了对太湖的考察。在考察中，太湖水污染的问题引发了他及众多学者的关注。
1999年，王铮研究员和清华大学何强教授、天津大学陶建华教授，共同提出长江三角洲的水污染治理与太湖流域管理问题，建议作为攻关课题，但该项目没有被接受。2007年，太湖水污染问题集中爆发，湖面漂浮的大量蓝藻导致湖水缺氧性恶臭，污染严重，并威胁到无锡居民的正常用水，太湖的水污染导致无锡人不得不喊出“保卫母亲湖”的口号，这时人们才开始重视太湖的水质问题，太湖水污染的问题才被列入到研究的议事日程。从1996年太湖污染的问题被关注，到2007年太湖水污染大面积暴发，这个过程也经历了8年时间。如果1996年他们的建议列入“十五攻关计划”，2005年结题，2007年也许就没有太湖水污染问题。
城市环境灾害课题3次被拒
尽管进入中科院政策所已有10余年，但王铮研究员最初研究的并不是宏观的政策和管理学，而是地理课题。早在1992年，他还在中科院地理所工作，协助张丕远教授负责研究“地球（表层）系统复合自然灾害活动基本规律”。他说，当时这个项目中有一部分就是研究城市暴雨雨涝灾害活动规律。
接下来的设计有些工程化，想研究容易积水的下垫面地段，暴雨过程成灾的城市地理分布规律以及不同地理环境下，灾害的发生、发展与衰退，以及最优河渠网络等问题。“当时我还发明了个名词，叫‘城市工程地貌学’。”王铮研究员说，可惜的是，在1994年鉴定课题的时候，他们的这个项目被否决了。“当时评审的人说，城市雨涝有什么研究的，哪里下雨哪里就涝。”
此后不久，王铮研究员由地理所转至政策所工作，他的第一次尝试宣告失败，“这让我体验了孩子夭折的痛苦”。
但王铮研究员并未对城市地理灾害的科研项目死心。1999年初，王铮研究员应邀兼任华东师范大学的教育部地理信息科学开放实验室主任。2003年前后，华东师范大学的许世远教授再度提出城市自然地理学的项目建议。王铮研究员是这个队伍中的一员。
同时，华东师范大学的周乃晟教授也提出，我国亟须开展城市“河渠网络设计”的研究。因为周乃晟教授是上海普陀区政协委员，她在上海普陀区的调研中发现了这个问题。
“华东师范大学的建筑有很多是上世纪苏联援建的建筑，其地下排水也是沿袭苏联的。当时的情况是，每年一下雨，大学校园里就起雨涝，我的研究也是从这个身边的情况入手的。”王铮研究员说，当时他通过教育部和上海市委相继上报了这一项目，希望得到认可。
“但当时国外研究城市雨涝的不多，上面认为不是热点科学问题，又被淘汰了。”王铮研究员回忆，当时的情况是，有关部门征集对于城市建设的课题，“当时车越来越多，路越修越多，交通越来越堵塞，所以后来获得通过的是交通建设方面的”，而他的课题是有关城市基础建设、自然灾害防御的，自然和当时的热点搭不上界。
王铮研究员回忆，10余年来，就城市的自然地理学和城市环境灾害的课题，他先后向不同的部门申报过3次，但无一次获得通过，
绿色GDP核算的起落
1996年，王铮研究员与国家统计局吴优、曹克瑜同志和国有资产管理局钱阔同志，给国家基金委有个部门建议了个重点课题，是关于中国绿色GDP核算基本方法研究。经过这个部门初评，项目建议没有被接受。1996年如果我们跟进，我们不会落后。可是基金委请的评审专家没有在1996年认识到这个问题。这些专家的普遍认识是1999—2000年大量的绿色GDP研究出现时，知识性跟进。结果人云亦云，仓促上马了。2004年我国大规模展开了绿色GDP核算，吴优同志是负责人之一。中国绿色GDP核算基本方法从提出到我国大规模展开绿色GDP核算，这个过程也经历了8年。
2002年，王铮研究员的学生刘扬在完成博士论文时，发现绿色GDP核算存在许多困难，2003年刘扬的论文送审时遭到有的人的否定，以至于经过4位院士重新评审才得到答辩。2007年，有关部门终于暂停绿色GDP核算。回头想一想，如果1996我们的建议被通过，按基金研究速度，8年我们已经完成了两个回合的研究。2004年对绿色GDP核算研究就会有了坚实的基础。王铮研究员激动地说：“刘扬和我发现的问题会更早发现，后来暴露的问题，也会解决，2007年就不会被动了。”
何为“8年之痒”？
王铮研究员总结说：“以上3个故事的共同特征是，我们把需要研究的科学问题拖延了8年，当发现相应的科学问题要解决时，又不得不仓促上马。”
也就是说，科学界在进行科研项目立项时，往往会有一些专家拿着国外的热点做展示，要求科研人员当作研究的热点，而不去结合我国的现实需要。“比如城市排水问题，我国1949年前没有标准，1949年后教条地学习苏联进行城市规划和建设。但实际上，他们的城市河渠系统建筑标准并不适合我国的自然地理条件。这就埋下了‘定时炸弹’。”王铮研究员说，与此相比，欧美很多国家是因地制宜地制定自己的城市河渠标准，所以城市雨涝问题不太突出。“而SCI（科学引文索引）不大研究这方面的问题，因此，雨涝规律和气候变化下雨涝的适应问题也就成不了世界性的热点。” 回顾对“8年之痒”现象的研究和关注，王铮研究员说可以追溯到10多年前。2001年，在王铮研究员的指导下，他所带的研究生龚轶统计发现，美国人提出的科学问题，大约8年左右在中国兴起。1998年，王铮研究员向有关方面申请“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评价意见是：“这个问题已经解决。”2005—2006年，长三角一体化、泛珠三角一体化炒得很热，这时人们才发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基础研究问题，并没有完成”。2004年，王铮研究员从美国回来的一位朋友申请自然科学基金没中。该朋友气愤地说，该领域的研究是美国当前最具有挑战性的问题。王铮研究员告诉了这位朋友的相关结论。结果他找了个8年前美国的热点问题，一炮打中。
王铮研究员进一步介绍说，在国际上出现某种原创性东西后，3～4年后还有一个跟进的高潮。由于是高潮，国际上就会举行学术会议，我国就有代表去了。接着下一年，中国出现些介绍性文字，启动了研究。再过3年，出现研究性成果发表。中国比国际上对同样问题的研究落后8年。王铮研究员的分析进一步发现美国对某一个领域R&D投入增加，大约4年后相应部门的GDP增加，次年中国看到产业方向而响应，再过4年相应部门的R&D投入和GDP增加。中国对美国的R&D的溢出的响应时间也是8年。
这时我们要问，为什么国际上出现第一波原创的跟进时中国不能跟进呢？这里首先是个“银子”问题。要跟进，就得有投入，可惜对于国际上刚刚兴起的东西，在中国申请课题不会被批准的，中国的R&D投入是不会选择的。所以那些发现春江水暖的中国科学家就只能学鸭子叫几声。
科研热点落后国际的4大原因
分析造成“8年之痒”的原因，王铮研究员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科学上的官本位。目前，负责科学立项的人多为学者型官员、战略科学家。这些学者型官员一般身兼多个职能，主要精力用于大量行政工作，又要承担科研规划管理的任务，还要去争取研究经费，所以这些学者型官员很难有时间看科学文献、做科研，关注具体科学问题，因此只能浮光掠影地讨论科学问题，“战略”地评价课题价值。
王铮研究员介绍说，现在我国已经培养了一大批学者型官员了，这些学者型官员许多是经过科学训练的，当年的科学学习和研究给了他们基本概念，这本来是好事。问题出在，现在当官了，没有时间研究也不可能研究，可是在中国官本位结构下，他们高高在上，自以为自己还处于学科前列。也许在七八年前，他们作博士论文或多或少处在学科前沿，但时代在前进，学科前沿也在更替，以前的前沿课题会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另外，这些学者型官员接触的不是第一线的研究人员，加上他们对自己旧学科的依恋，以上这些原因就会影响学者型官员决策时的科学性。
另外，大多数的大型国际科学研讨会，参加者都是科研单位、高校的一把手，一把手没有时间的话就是二把手参加，这些领导疲于开会，很辛苦。他们没有一线科研的体验，在科研方向的把握上其感受不那么深切。这样造成的问题是，很多单位科研立项的选题只能按照看到的、听到的国际上流行的热点来定。
但问题是，当国际上一个研究课题刚开始的时候，一般是在研究室里埋头研究，不会在社会上公布，只有当作出一批成果的时候，才会在一定规模的相关国际会议上公布、交流，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学者型官员这时才知道，但已经延迟了。因为学者型官员不是站在科研的第一线，很难及时反馈给一线的科研人员，为了避免这个问题，应该让一线的科学家去参加战略讨论会，减少官员参会的机会。
在一段时间里，有关方面认为，中国科学界缺少的是帅才，需要的是战略科学家。王铮研究员说：“这种观点大错特错。”中国按官本位者选拔的帅才太多，只有时间从国际会议获取信息了解科学前沿、但不能有时间深入研究的战略科学家太多。这些人，以官本位为基础包围了科学研究投资的部门，这样中国科学的“8年之痒”就不可避免发生了。
二是现在我国的科研体制存在缺陷。目前，我国科研体制分配制度是急功近利的，学者型官员也有一个科研团队，保证这个团队的生存是他们也要考虑的主要问题。如果这个科研团队有几个出色的科研人员、能干的科研助手，这个团队就具有独立选择课题的能力，如果没有，那么他们的科研课题就只能跟踪国际的研究热点，如果亦步亦趋地跟踪国际潮流，那么落后就不可避免。
三是唯SCI（科学引文索引）论。国际上SCI本来是一个很好的评价指标，但这个指标有的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并不能有效地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我国在科研的立项上更多的应该是自已发现实际面临的问题并解决问题，我们的科研热点要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毛泽东时代的科学研究更多的是按照中国的实际来做的，所以我们才能在当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造出原子弹。我国当时造原子弹时，这个领域的研究国际上SCI文章都发表过了，要是按照SCI标准来选择就不会入选。如果不是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而是追逐国际上的热点，这样会导致我们更加落后。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爬行、唯SCI论，这些都是中国科技界的弊端，是科学研究方向失稳的原因。科学家，或者端‘科学’这个饭碗的，需要认真反思。
四是项目的审批者、管理者、专家论证者在科研项目方面缺乏前瞻性。
难道不需要专家论证吗？王铮说，当然需要专家论证。问题出在我们的科研管理部门找的专家是日理万机的专家。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这些官员型学者提出某个科学问题的重要性，往往提到某次国际学术会议的主题；由于是学术官员，他们有机会更多参加学术会议。然而，一个科学问题已经成为国际学术会议的主题了，肯定是有了众多研究的，中国这时候就能“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爬行”。
如何化解“8年之痒”
对于我国科研热点落后国际的现象，怎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王铮研究员认为，首先是学者型官员“放下架子，甘当小学生”，与科研第一线研究人员接触，而且“忘记”自己的光荣历史，承认自己已经不站在科学前沿了；第二是不要什么专门的战略科学家，而是开放一些项目确定的会议，减少管理层次，让一线科学家获得发言机会；第三、减少有些官员型学者的会议负担，让他们坚持招收研究生，用研究生提出问题把他们“固定”在科学前沿。
国外经验值得借鉴
对于如何借鉴国外一些好的经验，王铮研究员也有自已独到的看法。他认为，一是国外的科学共同体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中国也应该发挥科学共同体的力量。目前，在中国成立科学共同体、科学协会有很多限制。我国在科学共同体的登记、管理上要放开，要为科学共同体、科学协会的成长创造良好、宽松的环境。同时要有针对性地增加一些科学沙龙的活动，有些科研选题是在闲聊中得出来的，而不是战略科学家们规划出来的。
另外，我国现有的一些科学共同体的功能在衰退，使得有些科学共同体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究其原因，这也是官本位造成的。
二是国外设立了很多民间科学基金，国外的基金不完全是官方的渠道。我国要鼓励成立民间科学基金会，这些民间科学基金是促进科学发展的一股强大的动力。我国的科学基金绝大多数由政府主导，因此，我国应该借鉴国外基金会的成功经验，鼓励国有大型企业、有实力的私营企业成立科学基金会，比如中石油、中石化，这些企业有能力成立科学基金会推动我国科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