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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过去的2020年，每一个人都戎马倥偬。纵有玉杯在手，奈何征途颠簸。
交替，虽只是时间意义上的，但中国人最注重的，就是这种符号意义、象征意义。“还能更差吗？”如果你的内心里划着这个问号，那么明天，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转折的寄托。
来一点都门帐饮的盏别，当我们与兰舟催发的2020年四目相对，还是要再问一问：这是怎样的一场缠绵，应当如何理解当下？
理解个人，重要的是情境；理解时代，重要的是背景。在这新年交替之际，我们清醒地感觉到，今天的中国，处在两大背景的交融与互嵌之下。
大背景，或者说普遍背景，是世界已经持续数百年的现代化进程，今天的中国，仍处在这一进程之中。
我们信仰现代化，追寻现代化，这一点，没有疑问，也没有弹性。只是，现代化对于中国人而言，是一种经过砍削的纯积极的想象。它本身其实内蕴着忧虑性的图景，这就是100年前英国哲学家席勒早已勾描的样貌：
“国家与宗教、法律与习俗，如今都已被分离；娱乐同劳作分离，手段同目的分离， 努力与报偿分离。人被永久地系绑在社会整体的某个独立而微小的片断之上，他自己也变得不过是个片断；日复一日地操弄着机器的齿轮，耳畔充斥着震耳欲聋的噪音。”
这不新鲜，更早的马克思，晚一点的弗洛姆，都有过深刻的批判。现代化思想的先贤，目光如炬地洞察了很长远的未来，对于我们来说，他们的未来就是眼前的今天。我们所经历的人生，不过是漫长的演变史里一个小小的片断。
小背景，又或称特殊背景，是新冠病毒突然闯入世界，就像大象闯入瓷器店，又像疯子当街挥舞着长柄的大刀。
病毒，几乎给全世界的人们的生活按下了暂停键，至少是0.5倍速播放。但它同时也以2倍速、4倍速的“B站速度”，撬动着世界的演变。
中美关系在政治非理性的左右下急剧恶化，民粹主义在许多国家快速上位，全球化在自保与壁垒、私利与斗争的作用下出现逆流，主要经济体在贸易阻滞、增长乏力的情境下暴露命门，与之相应的就是，全世界的大多数人，都感觉到自身生存空间日显逼仄。
一慢，一快。
正因这一慢一快，人的困境愈发凸显—所有人，无论贫富贵贱，都被抛到了一个巨大的未知之中。
惶惑不安，是大部分人的正常反应—世界会往哪里去？国家将往何处走？个体的命运又将面临怎样的风险？
没有确切的答案，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感受。
对很多人来说，过去的这一年，是在忍受中度过的。生命的离开、收入的缩水、“内卷”的普及、企业的艰难、垄断的阴影、作为“韭菜”被收割、爆雷之中被炸毁的普通人的财产、中年人被汹涌的“后浪”所施加的压力……
这一年，有很多人，曾在某一个深夜，仰起一张涕泗纵横的脸。
这是外在的时代放置于我们身上的稻草。庆幸的是，最后一根还没有来到。然而我们已经从中感受到自己作为人的有限性，意识到内在于每个人自身的限度—理性的限度、智识的限度、身体的限度、能力的限度。
世界的不确定性，极端化了这种限度，带给我们这代人以前所未有的焦虑和不安，所以父母鸡娃、全民内卷、考研考公、直播横行、打工人积极自嘲、女性独立意识火药桶般地易燃易爆……在个体意义上，它们都是应对不确定性的理性选择，要么解脱、要么接受、要么进攻那些艰难和焦躁。
但在另一面，限度并非全然是生存的限制和考验，它也是人之为人的意义所在，是人类一切美好品质—勇敢、审慎、智慧、节制—之所以如此闪耀的因由。
因为我们身体的和能力的限度，我们接受这一切我们必得承受的，但不意味着我们取消了自己的反思。
恰恰相反，反思是我们自守的盾牌，也是进击的武器。只有在反思中，我们才能获得关切每一个个体处境改善的可能。
因为我们有智识的限度，所以理性要保持谦卑，对未知保持敬畏。
自然灾难的来去，是不可控的，但措施、制度、人心，却可用智慧和审慎来调节。轻松一点地打个比方，这也是为什么所有的丧尸片，最深层的反思都指向人本身，而非丧尸或病毒，因为这样才有意义。
关键是人不要出脱理智。2020年的重要问题所在，就是这个世界有太多人，大人物小人物，出脱了理智。
因为有理性的限度，所以我们不可能设计出一套完美无瑕的制度方案来合理安顿所有人，所以必得承认任何关于我们自身处境的改善方案，都需要以彼此的理解和接受为前提。我们依然需要寻求共识，寻求一种所有人能够生活在一起的最佳方案。
承认人类的有限性，所以得清醒，我们不可能将自身命运完全寄托于任何救世主和完美方案。
2020年给我们上过的重要一课，就是告诉我们：在最艰困的时刻，我们最需要共识；在最分裂的年代，我们最需要合作；在整个世界往下滚的时候，我们更需要托举它的力量。
然而这只是一个课堂结论。课堂的内容本身，是在诉说现实：越是艰困，共识越稀缺；越是分裂，合作越渺远；越是下坠，推力越强大。
历史告诉我们，几乎所有的艰难时代降临，民粹主义就会破土而出。民粹主义一旦流行，智识和理性就会变得奢侈。
这就是当下的世界。我们不能光是把标枪指向他者，而应当在这个寒冬的某个寂静瞬间，把解剖刀对准自我：我自己，是否也成了某种失控的、可笑的因素的一部分？
我们在强大国家能力的庇荫之下，躲过了病毒最凶狠的锤击。2020年，中国告别绝对贫困，全面小康也将如期实现，下一个百年目标，在 “十四五”规划的筹谋中蓝图展开。
我们的生活整体上没有极度偏离正轨，2020年的中国成为了世界上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艰苦谈判八年的RCEP落地签署，中欧投资协议完成谈判。
病毒试图把所有大门都关起来，但世界上还是有某种力量，像孔子的父亲叔梁纥那样，义无反顾地用肩膀扛起下坠的门。
把同期的他者作为参照系，中国仍在快步前行。
不过，中国人应该得到某种启示。过去和现在，我们中许多人依然以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权力、金钱与美貌—作为统摄人生的信条，2020年应该给予了每一个人反思的机会：个体成功是脆弱的，生命支点是单薄的，外在的环境变动，可以销毁一切。
作为媒体，我们由此进一步坚信，关怀个体的遭遇，关怀一切被损害被侮辱的个体的命运，是一种使命。因为我们知道，不确定中，愈加需要彼此相爱，抱团取暖。
作为个人，我们也愈发意识到，真正的生活依存于我们的至亲至爱、我们的挚友乡邻，依存于我们与他人的关联—不论他是近在咫尺，还是远在天边。
我们是彼此需要的。
我们如何对待同学？他是我们的真心玩伴，还是竞争的对手、比较的对象？
我们如何对待伴侣？Ta是可以随意伤害的，安放我们的欲望、依赖与惰性的工具人，还是可以一起成长，深刻牵绊，交托信任的同伴？
我们如何对待同事、竞争者？他们是潜在或明显的资源争夺者，是可以明里恶语相向、暗里偷偷下毒的对象，还是可以有分歧却不互害，存异也可以求同的同袍？
我们如何对待邻人？他是与我们生命无关的旁人，还是可以相交的友人？
我们如何对待萍水相逢的陌生人、互不相识的网上邻居？能不能够相互从对方那里获得多一点善意和支持，少一点恶意和攻击？
我们如何与自身相处？那些自我激励、自我批评，又或是自我麻醉、自我放纵，能否换来心境的安宁、实质的成长，还是只换来不停的情感消耗？
我们期盼2021年，但不是以盼望中彩票似的奇跡降临的方式。我们自身可以做的，其实也有很多。
灾难与困顿，更加提醒我们，爱自己，爱他人。
2021年，希望你被爱包围，也希望你用爱，去表达善意、慈悲和关怀。
是爱，永不放弃。
交替，虽只是时间意义上的，但中国人最注重的，就是这种符号意义、象征意义。“还能更差吗？”如果你的内心里划着这个问号，那么明天，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转折的寄托。
来一点都门帐饮的盏别，当我们与兰舟催发的2020年四目相对，还是要再问一问：这是怎样的一场缠绵，应当如何理解当下？
理解个人，重要的是情境；理解时代，重要的是背景。在这新年交替之际，我们清醒地感觉到，今天的中国，处在两大背景的交融与互嵌之下。
大背景，或者说普遍背景，是世界已经持续数百年的现代化进程，今天的中国，仍处在这一进程之中。
我们信仰现代化，追寻现代化，这一点，没有疑问，也没有弹性。只是，现代化对于中国人而言，是一种经过砍削的纯积极的想象。它本身其实内蕴着忧虑性的图景，这就是100年前英国哲学家席勒早已勾描的样貌：
“国家与宗教、法律与习俗，如今都已被分离；娱乐同劳作分离，手段同目的分离， 努力与报偿分离。人被永久地系绑在社会整体的某个独立而微小的片断之上，他自己也变得不过是个片断；日复一日地操弄着机器的齿轮，耳畔充斥着震耳欲聋的噪音。”
这不新鲜，更早的马克思，晚一点的弗洛姆，都有过深刻的批判。现代化思想的先贤，目光如炬地洞察了很长远的未来，对于我们来说，他们的未来就是眼前的今天。我们所经历的人生，不过是漫长的演变史里一个小小的片断。
小背景，又或称特殊背景，是新冠病毒突然闯入世界，就像大象闯入瓷器店，又像疯子当街挥舞着长柄的大刀。
病毒，几乎给全世界的人们的生活按下了暂停键，至少是0.5倍速播放。但它同时也以2倍速、4倍速的“B站速度”，撬动着世界的演变。
中美关系在政治非理性的左右下急剧恶化，民粹主义在许多国家快速上位，全球化在自保与壁垒、私利与斗争的作用下出现逆流，主要经济体在贸易阻滞、增长乏力的情境下暴露命门，与之相应的就是，全世界的大多数人，都感觉到自身生存空间日显逼仄。
一慢，一快。
正因这一慢一快，人的困境愈发凸显—所有人，无论贫富贵贱，都被抛到了一个巨大的未知之中。
惶惑不安，是大部分人的正常反应—世界会往哪里去？国家将往何处走？个体的命运又将面临怎样的风险？
没有确切的答案，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感受。
对很多人来说，过去的这一年，是在忍受中度过的。生命的离开、收入的缩水、“内卷”的普及、企业的艰难、垄断的阴影、作为“韭菜”被收割、爆雷之中被炸毁的普通人的财产、中年人被汹涌的“后浪”所施加的压力……
这一年，有很多人，曾在某一个深夜，仰起一张涕泗纵横的脸。
这是外在的时代放置于我们身上的稻草。庆幸的是，最后一根还没有来到。然而我们已经从中感受到自己作为人的有限性，意识到内在于每个人自身的限度—理性的限度、智识的限度、身体的限度、能力的限度。
世界的不确定性，极端化了这种限度，带给我们这代人以前所未有的焦虑和不安，所以父母鸡娃、全民内卷、考研考公、直播横行、打工人积极自嘲、女性独立意识火药桶般地易燃易爆……在个体意义上，它们都是应对不确定性的理性选择，要么解脱、要么接受、要么进攻那些艰难和焦躁。
但在另一面，限度并非全然是生存的限制和考验，它也是人之为人的意义所在，是人类一切美好品质—勇敢、审慎、智慧、节制—之所以如此闪耀的因由。
因为我们身体的和能力的限度，我们接受这一切我们必得承受的，但不意味着我们取消了自己的反思。
恰恰相反，反思是我们自守的盾牌，也是进击的武器。只有在反思中，我们才能获得关切每一个个体处境改善的可能。
因为我们有智识的限度，所以理性要保持谦卑，对未知保持敬畏。
自然灾难的来去，是不可控的，但措施、制度、人心，却可用智慧和审慎来调节。轻松一点地打个比方，这也是为什么所有的丧尸片，最深层的反思都指向人本身，而非丧尸或病毒，因为这样才有意义。
关键是人不要出脱理智。2020年的重要问题所在，就是这个世界有太多人，大人物小人物，出脱了理智。
因为有理性的限度，所以我们不可能设计出一套完美无瑕的制度方案来合理安顿所有人，所以必得承认任何关于我们自身处境的改善方案，都需要以彼此的理解和接受为前提。我们依然需要寻求共识，寻求一种所有人能够生活在一起的最佳方案。
承认人类的有限性，所以得清醒，我们不可能将自身命运完全寄托于任何救世主和完美方案。
2020年给我们上过的重要一课，就是告诉我们：在最艰困的时刻，我们最需要共识；在最分裂的年代，我们最需要合作；在整个世界往下滚的时候，我们更需要托举它的力量。
然而这只是一个课堂结论。课堂的内容本身，是在诉说现实：越是艰困，共识越稀缺；越是分裂，合作越渺远；越是下坠，推力越强大。
历史告诉我们，几乎所有的艰难时代降临，民粹主义就会破土而出。民粹主义一旦流行，智识和理性就会变得奢侈。
这就是当下的世界。我们不能光是把标枪指向他者，而应当在这个寒冬的某个寂静瞬间，把解剖刀对准自我：我自己，是否也成了某种失控的、可笑的因素的一部分？
我们在强大国家能力的庇荫之下，躲过了病毒最凶狠的锤击。2020年，中国告别绝对贫困，全面小康也将如期实现，下一个百年目标，在 “十四五”规划的筹谋中蓝图展开。
我们的生活整体上没有极度偏离正轨，2020年的中国成为了世界上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艰苦谈判八年的RCEP落地签署，中欧投资协议完成谈判。
病毒试图把所有大门都关起来，但世界上还是有某种力量，像孔子的父亲叔梁纥那样，义无反顾地用肩膀扛起下坠的门。
把同期的他者作为参照系，中国仍在快步前行。
不过，中国人应该得到某种启示。过去和现在，我们中许多人依然以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权力、金钱与美貌—作为统摄人生的信条，2020年应该给予了每一个人反思的机会：个体成功是脆弱的，生命支点是单薄的，外在的环境变动，可以销毁一切。
作为媒体，我们由此进一步坚信，关怀个体的遭遇，关怀一切被损害被侮辱的个体的命运，是一种使命。因为我们知道，不确定中，愈加需要彼此相爱，抱团取暖。
作为个人，我们也愈发意识到，真正的生活依存于我们的至亲至爱、我们的挚友乡邻，依存于我们与他人的关联—不论他是近在咫尺，还是远在天边。
我们是彼此需要的。
我们如何对待同学？他是我们的真心玩伴，还是竞争的对手、比较的对象？
我们如何对待伴侣？Ta是可以随意伤害的，安放我们的欲望、依赖与惰性的工具人，还是可以一起成长，深刻牵绊，交托信任的同伴？
我们如何对待同事、竞争者？他们是潜在或明显的资源争夺者，是可以明里恶语相向、暗里偷偷下毒的对象，还是可以有分歧却不互害，存异也可以求同的同袍？
我们如何对待邻人？他是与我们生命无关的旁人，还是可以相交的友人？
我们如何对待萍水相逢的陌生人、互不相识的网上邻居？能不能够相互从对方那里获得多一点善意和支持，少一点恶意和攻击？
我们如何与自身相处？那些自我激励、自我批评，又或是自我麻醉、自我放纵，能否换来心境的安宁、实质的成长，还是只换来不停的情感消耗？
我们期盼2021年，但不是以盼望中彩票似的奇跡降临的方式。我们自身可以做的，其实也有很多。
灾难与困顿，更加提醒我们，爱自己，爱他人。
2021年，希望你被爱包围，也希望你用爱，去表达善意、慈悲和关怀。
是爱，永不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