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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关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布局最早出现于孙中山先生的《实业计划》。改革开放后，陆大道先生提出点一轴开发理论和“T型战略”。受这一思想影响，学界先后提出“点一轴一集聚区”开发模式，“一个半重点”，“开”字型发展战略，“勿”字形模式，“弗”字形网络布局，“四类六区”型的发展战略，菱形发展战略，“丰”字型发展战略和“三纵四横”的经济增长布局。尽管这些战略各有所短，但站在十二五规划前期，如果政府能够博取众长，以“交通为实业之母”，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为本，合理规划一、二、三类经济区和一、二、三类经济带，中华民族一定能够再一次实现腾飞。
关键词：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点一轴开发；实业计划；“弗”字形布局；“四类六区”型战略；菱形发展战略；网络式布局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0)02-0001-05
关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如果是从动态的角度来考察，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经济发展条件之下，甚至处于不同的视角，对于战略规划的要点和技术经济路线的设计也是不一样的。以五年规划为例，“六五”计划提出“首先是编制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区规划，以山西为中心包括内蒙古西部、陕北、宁夏、豫西的煤炭、重化工基地的经济区规划”。对此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经济增长极点的规划；“七五”规划提出“我国经济分布客观上存在着东、中、西部三大地带，并且在发展上呈现出逐步由东向西推进的客观趋势”。对此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轴式”或“纵向带式”发展战略。这种思想一直延续到21世纪初期的“十五”计划；进入“十一五”规划时期，中央提出要“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各地区要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发展潜力，按照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的不同要求，明确不同区域的功能定位，并制定相应的政策和评价指标，逐步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发展格局”，从而形成“4+4”的战略布局。对于这些战略的局限性笔者并不想妄加评论——而且也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重点，但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这些战略的制定或多或少的是要受到学界关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规划布局思想的影响。尤其是站在“十一五”规划末期和“十二五”规划前期，首先对学界关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布局的思想给予梳理，不仅有利于中央更科学的制定“十二五”规划，而且也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进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再上一个新台阶，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整体实现。
一、点—轴开发之要点及其渊源
在国内，比较公认的是1984年陆大道先生根据区位论和“空间结构理论”的基本原理，提出了“点一轴系统”开发的模式…。所谓点一轴开发，是在全国或地区范围内，确定若干等级的具有有利发展条件的线状基础设施轴线，对轴线地带的若干个点——中心城市给予重点发展。这里的“点”指各级居民点和中心城市。“轴”指由交通、通讯干线和能源、水源通道连接起来的“基础设施束”；“轴”对附近区域有很强的经济吸引力和凝聚力。轴线上集中的社会经济设施通过产品、信息、技术、人员、金融等，对附近区域有扩散作用。随着区域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点一轴”必然发展到“点一轴一集聚区”。这里的“集聚区”也是“点”，是规模和对外作用力更大的“点”。“发展轴”具有不同的结构与类型。
后来，贺有利、张仁陟(2007)发展了陆大道先生的“点一轴”开发理论。他们认为，在点轴开发中，点的作用相对轴的作用是主要的，点相对于轴更加突出。当许多点轴开发在一个地区密集时，由于现代交通通讯的迅速发展，各点的连接进一步加强，各个点互相沟通。
点的互相沟通形成了互通的交通网和信息网络，从而形成了点轴密集的群。点、轴、群理论是在点状增长极、轴状增长极的基础上，增加了生产力分布的新形态——群。实质是增加了群状增长极。点、轴、群理论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按照点状增长极，再到点状和轴状增长极，最后到点状、轴状和群状增长极的模式发展，呈现点、点轴、点轴群的发展规律和点、轴、群的布局特点。点、轴、群是生产力空间分布形态不同的三种增长极。在点、轴、群三种形态的增长极中，由于集聚效应和辐射效应，群往往成为最主要的增长极，成为主要的发展力量，甚至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乃至全球增长和发展的“引擎”。
相对于点、轴、群的是面。面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甚至全球。点、轴、群中的点是相对面来讲的点，是相对于国家或地区甚至全球来讲的点，点一般表现为城镇，不仅包括特大城市，还包括村镇、工矿点。总之，点状经济分布就是点，点状的增长极就是点。轴是相对于面来讲的轴，是相对于国家或地区甚至全球来讲的轴，轴实质是点的带状集合，是特殊形状的点。点、轴、群中的轴不仅是指点之间的联通，而且包括点的带状集合形成的经济带、城市带，轴一般表现为沿海地带、沿江地带、沿交通线地带。总之，带状经济的分布就是轴，带状的增长极就是轴。点、轴、群中的群是相对面来讲的群，是相对于国家或地区甚至全球来讲的群，是相对点和轴来讲的群，是点和轴的密集集合，是特殊形状的点，是特殊形状的轴。总之，群状经济的分布就是群，群状的增长极就是群。群一般表现为城市群。
至此，应该说点一轴一集聚区一群一带一面各自的内涵及其逻辑关系，从理论上讲已经非常清晰和完整——无可非议。但笔者在此需要强调的一点就是，关于这些思想的渊源问题。即国内学界一旦论及“点一轴”理论，旋即想到20世纪50年代增长极理论的创始人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的思想——“增长并不是出现在所有地方，而是以不同的强度出现在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最终影响”，而忘却了孙中三先生的思想。其实，关于点一轴开发的战略思想，早在1918年孙中山先生的《实业计划》当中就有所体现，而且比增长极理论还要早30多年。
孙中山先生在编制《实业计划》时提出应将中国划分成北、中、南三个大的经济区域，三大经济区同时开发、协调发展。他设想以北方冻方和南方三个世界级大港为中心，分别在北方、华中和华南构筑黄河流域经济区、长江流域经济区和珠江流域经济区；以交通网为纽带，连接三大区。国内铁路大多与周边各国相连，和沿海各类港口一起形成一个面向亚欧的国际交通网络，构筑一个开放、发展、充满竞争力的国民经济新体系。
他提出“筑北方大港于直隶湾”，他设想将此港建设成与纽约地位相当的世界性大港。他所设计的东方大港(他称之为“计划港”)在杭州湾的“乍浦岬与澉浦岬之间”。他认为无论从地理位置、历史渊源还是现实条件来看，“吾人之南方大港，当然为广州”。他计划以三大港口为起点，建造与黄河、长江和珠江平行或交叉的通往西北至喀什噶尔，东北达漠河，南至湛江、北海并与邻国相接的纵横交错的六大铁路系统，加上三大天 然黄金水道，辅之连接县、乡、村的公路网络，形成一个纵横交错的、带动国家经济发展的大动脉。
他认为，“交通为实业之母”。“予之计划，首先注重于铁路、道路之建筑，运河、水道之修治，商港、市街之建设。盖此皆实业之利器，非先有此种交通、运输、屯集之利器，则虽全具发展实业之要素，而亦无发展也”。他的《实业计划》共有六个部分，除了最后两个部分用较短的篇幅对农业、工矿业的发展做了一些概括之外，前四部分几乎都是对交通建设重要性的强调和对中国交通蓝图的规划。第1、2、3计划都是以交通为中心，除了建设北方、东方、南方大港之外，其他也都是建设水运和铁路系统的规划——治理京杭大运河、整治黄河、长江、珠江水运系统，建设西南铁路系统。即便如此，他觉得仍然没有规划好中国的交通网络。在第4计划中他对中国的铁路系统又做了非常详尽的设计，除西南铁路系统，他还计划扩张西北铁路系统。他认为，铁路的多少可以作为衡量一个国家贫富强弱的标尺，以美国为例：“美国有70万里之铁道”，“中国地广人众，就美国人口为比例，当有350万里之铁道，今尚不及350分之一”。所以要实现国家富强，首要任务是建造铁路。
二、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布局：相关文献评述
关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布局问题，学术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很难有一个一致的看法。
1985年5月至1987年，陆大道先生参与了《全国国土总体规划纲要》“全国生产力总体布局”部分的编写工作。此时。他提出未来15年乃至更长一段时期我国国土开发和经济布局应以沿海地带和长江沿岸地带两个一级轴线为基本框架的“T”字型战略，并写进“纲要”。“纲要”经多次修改，于1987年3月25日发到全国试行。这就是我们今天经常讲的“T”字型战略的来源。这一种战略最大的特点就是重点突出，可操作性强，因此，指导了中国将近25年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但从实践方面看，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珠江流域和长江以北的地区应该如何定位和发展，不是很明确。因为不是重点的地区并非什么都不是重点——比如支柱产业和主导产业的选择、生态环境的治理等等，相反，重点地区并非所有的地区和产业都是重点；二是区域之间——包括“T字形战略”框架内区域之间和框架外区域之间如何协调发展，如果说过去考虑的不是很好，那么，从现在开始应该从战略的高度给予重新设计。
几乎与此同时，徐炳文先生提出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半重点”，即国家应把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放在东部地区，同时，要在西部地区为实现20世纪末我国经济的战略转移打下坚实可靠的基础。也就是说从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全局来看，东部是一个重点，西部是半个重点。具体来说，“一个半重点”发展战略的含义是：1)明确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三者之间的关系，西部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半个”重点，应当服务于东部这一重点，而不是与它争重点；2)所谓一个半重点，仅是一种形象的比喻，它只说明轻重、主次的关系，而决不拘泥于东部和西部在量上一定要表现出1：0.5的固定比例关系；3)一个半重点，不是凝固不变的静态模式，而是一个发展变化的动态趋势，它反映了由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半个”重点，实际上要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长期积累过程中才能实现。而在国民经济发展实现由东部到西部的战略移转之后，一个重点和半个重点的位置将会倒过来；4)把西部地区的经济作为半个重点，主要目的不是与其他地区向国家争投资，而是希望国家从战略高度出发，给西部地区一些特殊的经济政策，改善其外部环境，以促进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种战略有点像邓小平同志在1988年提出的“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这是其一；其二，这种战略非常清楚的概括了东西部之间的关系，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强调了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和战略的动态演变。但忽略了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定位；并且就西部地区而言，仅新疆166万的国土面积比东部地区的国土面积(91.6万)还要大，“半个重点”中的重点如何布局，即使从1999年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我们也没有规划清楚。以英国为例，英国仅25.86万平方公里，却划分成12个标准区、37个二级区域和65个三级区域仍不够完整，较为粗放。相比较而言，我们的这种划分可能更难操作。
1986年晏学峰在陆大道先生“T”字型战略的基础上提出“1r”字型发展战略。该理论主张，国家的开发重点除了“一”“L”(沿海和长江流域)以外，还应把陇海一兰新作为另一条“J”字型开发轴线，形成一条“π”字型的区域开发格局，在充分发挥东部重点开发作用的同时，把一、三线地区的核心地段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更好地发挥新亚欧大陆桥的作用”。1988年戴哗、丁文峰提出“开”字型发展战略。该战略强调要在重视“π”战略的基础上重视京广沿线，即“一”的开发轴线的建设。这两种战略尽管强调了亚欧大陆桥的作用，但实践当中只是一种布局，并没有上升到操作层次加以认真贯彻执行。
1987年陈传康进一步提出TYIS发展战略。他认为，在梯度开发论基础上应考虑加强出海联系和加强一定轴线的各增长极的联系。“T”轴(沿海和长江沿线地区)通常被认为是我国开发的一级点轴系统；“Y”轴指东起连云港西接东欧国家的陇海一兰新线，并在兰州分出一支，通到青海的西宁和格尔木，延伸到西藏，这是我国的一个潜在的一级开发轴。陇海一兰新线纵贯我国南北分半的中轴，从东向西包括了我国三个经济梯度分区，从太平洋西岸直达我国西部，若再向西经北疆可以从阿拉山口经中亚、东欧直通西欧，是纵贯欧亚的最便捷交通连线。其作用不亚于发展长江黄金水道的经济联系。此外，还需加强不在这两个结构体系上的各地的出海联系，这些各自独立的出海联系，由内地指向沿海，称为多“I”轴，现在的内蒙古经大同至秦皇岛，山西经河北至天津，大连至东北三省，河北和山东从青岛出海，宁波至江西、福建至江西、两湖至广州，云贵至湛江的出海联系已经打通，但仍需进一步加强。另外，还需打通温州经金华至江西、汕头至江西，广西至云南等出海联系。这是对“T”、“Y”的补充，也具有独立的开发意义。这种战略颇具长远的指导意义，但无论是在当时的条件下，还是从现在看，“I”轴的建设很难实现。这是其一；其二，更多的西部地区——尤其是西北地区首要的是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如果一味地强调经济的增长，可能得不偿失，毕竟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有将近320万平方公里的沙漠完全分布在西北地区。
1990年杨承训、阎恒指出，所谓“勿”字形模式，是指沿海地区加上两个东西向的经济带一长江经济带和陇兰经济带，其特点是注意了东西走向的经济联系，弥补了“三”字形模式的某些缺陷，但对内地南北走向的共性及其经济网络有所忽视，在实施中必将产生偏颇。再如，不考虑大的地区差别，而直接划分较小的专业性经济区，虽然能突出重点，但缺乏长远的全局考虑，“点一线一面”的联系和扩散成了空档，因而更不利于形成全国 一盘棋的网络经济。基于此，他们提出“弗”字形网络布局(比“非”字形的“三横两竖论”——三个地带加上两条线确切一些)，这就是东中西三大地带，中间横穿两大东西向的经济带，一个是长江经济带，一个是沿黄陇兰经济带。此外，南北两边还有其他小型东西向的经济带。这种布局构思，可以称之为“弗字形网络结构”。
“弗”字形布局的要旨之一，就在于以铁路、航运大干线和水资源的大干流为轴心构造经济区带。东部沿海地区，海洋本身就是最大的运输线，陆路有京沈、京沪、沪杭等铁路和京杭大运河，基本上把这一发达的地带贯通起来。中部地区，以京广线为轴线，加上其他干线(如焦枝线、同蒲线等)，也能贯穿整个地带，西部地区由于面积大，地形复杂，尚无大的干线，但许多线段已逐渐接连，如从包头到西安铁路修通，与西康线连接，就和宝成一成昆、成渝一川黔等线贯通。东西向的长江经济带，大江本身就是一条“黄金水道”。沿黄一陇兰经济带，以陇海、兰新路为轴线，可以贯穿我国东西全域。此外，北部京包线连接包兰线，南部浙赣、湘黔线连接贵昆线，又形成两侧的东西纽带。这种战略在批评“勿”字形战略的同时其实自己也陷入那种“重点不突出”的沼泽地。这是其一；其二，忽视了泛珠江流域经济带——尤其是珠三角经济区的战略布局。
1992年张伦在回顾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基础上，提出“目”字形的开放格局，或称为“四类六区”型的发展战略，即沿海(包括华南开放区、长江三角洲开放区和环渤海开放区)沿边(包括东北开放区、西北开放区和西南开放区，构成了“目”字形开放格局的三段外环)沿江(沿长江地区，以长江干流为中轴线，以干支流组成的网络为骨架，以上海、南京、武汉、重庆等大城市为支撑点，辐射周围广大的城市和农村，形成横亘东西、带动南北的产业密集带)、沿线(即陇海一兰新沿线开放区，它和长江流域开放区共同构成了“目”字形开放格局的两条东西轴线。陇海一兰新沿线横跨东、中、西三大地带，穿越11个省区。此开放区两头连接着沿海开放区和西北开放区，将沿海开放与沿边开放连接起来，带动了沿线省区对外开放的发展，促进了黄河流域的经济开发)四种类型和沿海、长江流域、陇海一兰新沿线及东北、西北、西南共六个开放区。其中，东北、西北、西南三个开放区又同属于沿边开放区。沿海和沿边开放区构成了“目”字形开放格局的外环，长江流域和陇海——兰新沿线两个开放区构成了两条轴线。这种战略最大的优点就是勾画了中国全面对外开放的格局，避免了过去的小牛(沿海地区)拉大车(广大的中西部地区)——难以奏效的尴尬局面。这是其一；其二，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区域协调发展的思想。但其缺陷就在于，一是过于强调全面的经济发展，而忽视了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二是对于六区这种增长极点的规划过于粗糙，如西北区和西南区这种概括的规划，到实践当中并无法操作，以甘肃为例，国土面积比日本还要大，究竟应当怎样规划更有利于实践的发展，可能需要更详细的规划。
1997年，著名发展经济学奠基人张培刚先生提出“中心开花论”。该观点认为，国家应把战略重点放在中部地区，利用长江，依托武汉，充分发挥该地区交通便利，工业基础厚实的优势条件，外引内联——起到中心开花，带动华中一大片率先致富，从而促进整个中国经济的腾飞。其代表性理论观点就是他的所谓“牛肚子理论”，也叫中部崛起理论。这种战略一是简明扼要，尤其是对经济增长极点的规划更为清晰和具有可操作性；二是更加注意增长极点腹地良好的经济发展条件。但其局限性就在于。一是增长极点的选择过于单一，从而不利于整个国家经济--的协调发展；二是武汉经济区与沿海经济地带之间的关系应该如何协调，作者并没有从规划的角度给予详细的论证。如果我们再将这一种战略与陆大道先生的战略布局做一比较的话，显然前者更加注重增长极点的发展，而后者更加注重轴线的开发；前者强调中部地区的战略定位，而后者更加注重沿海与国际市场的衔接问题，但又没有忽视长江流域的开发与发展。
是年，刘宪法同志提出“菱形发展战略”。所谓菱形发展战略是根据各地区的资源禀赋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和原有的分工基础，选择若干发展条件较好、潜力大、区位比较优势明显的地区作为核心工业区，突出中心城市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建立多个增长极，建立以水路、陆路交通干线为纽带的区间经济技术联系的经济空间，采取点状跳跃式的区域开发模式，形成菱形状网格式的发展格局。具体说，以京津作为中国北部的增长极点，以上海作为全国的增长极点；以成渝作为中国西部的增长极点；以武汉作为中国中部的增长极点；以穗深作为中国南部的增长极点，将上述五个极点连接起来在地理空间位置上呈现出菱形状的发展格局，在这个菱形范围之内的地区将成为中国未来15年的经济发展核心区。在菱形经济发展核心区内，有五个核心工业区，即环渤海经济圈、长江三角洲经济区、长江中游经济发展带、长江下游经济发展带和华南沿海经济区；五大中心城市群即京津沈大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成渝城市群、武汉和九江一线城市群；京广、京九两条铁路干线是联结菱形南北两端的纽带，长江为连接菱形东西两端的纽带。
在菱形经济核心区外，还有一条贯穿中国东西的沿欧亚大陆桥经济发展带，这条经济发展带未来发展潜力巨大，不仅将成为21世纪中国经济大举向西进军的通道，而且是连接亚太和欧洲大陆世界两大经济区的纽带，其发展将会开创世界经济的新格局。
菱形发展战略强调发展核心工业区，但也不排斥次级核心工业区。次级核心工业区有：以齐齐哈尔一哈尔滨一绥芬河为东西线，以哈尔滨一长春一沈阳为南北线组成的T字型的远东北经济区；以铜川一宝鸡一西安为顶点的关中大三角经济区；以南宁、防城港、钦州和北海组成的钦州湾经济区；厦漳泉金三角经济开发区；有地处南昆—贵昆—黔桂—成昆—川黔“8”字型铁路网轴心的昆明经济区；还有地处沿欧亚大陆桥的兰州经济区和乌鲁木齐经济区等。这种战略不仅对重要的经济区给予了详细的规划，而且对次级工业区也给予了详细的规划，同时还对轴线的布局——主要千道和次要干道均给予了详细的规划。今天我们所实施的若干重要的城市群布局、经济区建设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无不在当时的这个战略规划范围之内。我们深信，未来中国经济的核心区仍将在菱形范围之内——但次级核心工业区和欧亚大陆桥经济带亦将取得较快的发展。
1998年魏后凯先生根据点一轴理论提出网络开发理论。他认为区域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发展中呈现出增长极点开发、点轴开发和网络开发三个不同阶段。任何一个区域经济的发展，总是最先从一些点开始，然后沿着一定的轴线在空间上延伸。这些点既可以是一个城镇，也可以是由多个城镇所组成的群体，每个点都通过投入和产出方面的联系，对周围广大地区产生较大的乘数作用，从而促进和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点与点之间的经济联系及相互作用的结果往往在空间上沿着交 通线连接成轴线，轴线的经纬交织形成经济网络。针对这一特点，落后地区应采取增长极点开发，发展中地区应采取点轴开发，而发达地区应采取网络开发。
受这一思想影响，2007年张贡生、李长亮首先在国内提出“丰”字型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即中国的黄河、长江、珠江三条河流和京广铁路正好构成一个“丰收”的“丰”字，经济发展的重心在“丰”字的下端，而三条河流的中上游发展较落后。因此，实施“丰”字型发展战略，将三条河流的中上游和下游形成共同的经济发展带，这样可以促进中部崛起，带动西部发展，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同时促进生态环境的保护。2009年张贡生先生进一步将其思想修改为“三纵四横”的经济增长布局。从纵轴上看，可以有三条：一是沿海经济带。该经济带主要包括环渤海地区、长三角经济圈、珠三角经济圈和闽东南经济圈；二是京广线、京哈线。该线将中国的东北地区、环渤海经济圈、珠三角经济圈和整个中部地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三是乌鲁木齐至广州经济带。该线既涉及陇海兰新经济带的绝大部分，又涉及京广线的一部分，即与它的重合部分。同时，还涉及古丝绸之路的重新振兴问题，甚至是与欧洲和东南亚国家的连接。从横轴上看，主要有四条：一是沿黄经济带。该线覆盖了环渤海经济圈、中原城镇群和西安一咸阳城镇群，以及银川、兰州和西宁等城市(圈)；二是长江经济带。该线覆盖了长三角洲、武汉城镇群、长株潭城市群和长江中上游经济带。这一条线既是我国最大的城市(如上海、南京、武汉和重庆等)和最大的腹地所在地，也是中国经济势力最为强大的区域，同时更是中国线路最长的内河航运中心；三是珠江经济带。该线将珠三角和南贵昆经济区紧密的连接在一起，形成一条以珠江为纽带的经济合作轴线；四是京包—包兰经济带。该线包括环渤海地区、山西煤炭化工基地和宁夏沿黄地区、内蒙古河套地区和鄂尔多斯高原等区域。其中，处于西部地区的一级开发带有四条：一是西陇海一兰新经济带，包括陕西关中地区、甘肃兰州一白银经济区、新疆天山北坡经济区和库尔勒地区等。二是长江中上游经济带，包括成渝地区、攀(枝花)成(都)编(阳)地区和长江三峡地区等。三是南贵昆经济区，包括广西南宁、北海、钦州、防城地区，贵州贵阳附近地区，云南昆明附近地区等。四是呼包银经济带，包括宁夏沿黄地区、内蒙古河套地区和鄂尔多斯高原等。这四个经济带既是西部地区过去和现在的重点，更是未来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心。同时，他还对中国的城市群空间布局和沿海地区的由ll大城市群组成的大都市带给予了详细的论证。该战略一是忽视了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的经济联系。如果从现在开始能够加快乌鲁木齐经兰州直达西南地区快速通道的建设，可能更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发展；二是忽略了泛北部湾经济区和辽中南经济区的建设；三是过于强调平衡式的发展，对于中国经济核心区的规划不是十分明确。
三、结论与讨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四点结论：
一是关于经济增长极最早是由法国的佩鲁提出，关于点一轴开发模式最早是由国内的陆大道先生提出，但其思想最早形成于孙中山先生1918年撰写的《实业计划》，这一点我们必须予以承认——且比佩鲁的理论要早将近30年时间。
二是关于经济增长极，既可以是点状，也可以是轴状，甚至是群状。作为原子的“点”一般表现为城镇，不仅包括特大城市，还包括村镇、工矿点，或者是一个产业——定程度上产业的聚集度支撑了大大小小的点、极点、轴和群的存在或发展，这才是问题的根本。
三是“交通为实业之母”，否则点只能是点，而不可能形成更大的面和群。因此，无论是从城市群建设方面来讲，还是从区域协调发展的角度来讲，都必须重视立体交通网络的建设。
四是为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中央在“十一五”规划当中已经明确提出要“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但未来2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重点仍将在菱形经济核心区范围之内，这不仅是由其自身经济发展的水平所决定，更重要的是由其自然生态环境所决定。但仍需讨论的问题主要有四个：
一是如上所述，英国仅25.8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却划分成12个标准区、37个二级区域和65个三级区域仍觉得不够完整，相比较而言，面对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又应该如何细分才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比如，从全国看是否可以考虑划分为一类经济区、二类经济区、三类经济区，一类开发轴(带)、二类开发轴(带)、三类开发轴(带)，甚至更细。
二是过去我们一味地强调各地区经济的发展——却忽视了区域之间生态环境的差异，其结果就是导致生态环境的破坏。今后究竟应当如何实现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良性循环，这是摆在我们每一位规划者面前的一大课题。虽然主体功能区建设目前有一些困难，但从规划的角度讲，应当以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为出发点和归宿，对各级各类区域进行重新规划，以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三是虽然学界热衷于黄河流域经济带、长江流域经济带、珠江流域经济带、沿海经济地带和京九经济带的划分方法，但从实践来看，无论是就长三角17个城市而言，还是就环渤海经济区而言，由于受地方利益和保护主义思想的影响，都很难实现合作，因此，寄希望于更大范围的合作当前可能失望大于希望，如何破冰，需要政界、学界和产业界通力合作，破解这一难题。
四是完整的沿海经济地带应该包括辽中南出海通道和广西泛北部湾出海通道的建设。这两个地区能否得到快速发展，不仅直接决定着该区域及其腹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而且更重要的是关系到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水平。因为这两个经济区无论是从自然生态条件方面看，还是从区位方面看，相对于中西部地区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因此可以考虑给予更加优惠的政策，以刺激其经济发展。
关键词：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点一轴开发；实业计划；“弗”字形布局；“四类六区”型战略；菱形发展战略；网络式布局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0)02-0001-05
关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如果是从动态的角度来考察，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经济发展条件之下，甚至处于不同的视角，对于战略规划的要点和技术经济路线的设计也是不一样的。以五年规划为例，“六五”计划提出“首先是编制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区规划，以山西为中心包括内蒙古西部、陕北、宁夏、豫西的煤炭、重化工基地的经济区规划”。对此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经济增长极点的规划；“七五”规划提出“我国经济分布客观上存在着东、中、西部三大地带，并且在发展上呈现出逐步由东向西推进的客观趋势”。对此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轴式”或“纵向带式”发展战略。这种思想一直延续到21世纪初期的“十五”计划；进入“十一五”规划时期，中央提出要“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各地区要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发展潜力，按照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的不同要求，明确不同区域的功能定位，并制定相应的政策和评价指标，逐步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发展格局”，从而形成“4+4”的战略布局。对于这些战略的局限性笔者并不想妄加评论——而且也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重点，但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这些战略的制定或多或少的是要受到学界关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规划布局思想的影响。尤其是站在“十一五”规划末期和“十二五”规划前期，首先对学界关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布局的思想给予梳理，不仅有利于中央更科学的制定“十二五”规划，而且也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进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再上一个新台阶，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整体实现。
一、点—轴开发之要点及其渊源
在国内，比较公认的是1984年陆大道先生根据区位论和“空间结构理论”的基本原理，提出了“点一轴系统”开发的模式…。所谓点一轴开发，是在全国或地区范围内，确定若干等级的具有有利发展条件的线状基础设施轴线，对轴线地带的若干个点——中心城市给予重点发展。这里的“点”指各级居民点和中心城市。“轴”指由交通、通讯干线和能源、水源通道连接起来的“基础设施束”；“轴”对附近区域有很强的经济吸引力和凝聚力。轴线上集中的社会经济设施通过产品、信息、技术、人员、金融等，对附近区域有扩散作用。随着区域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点一轴”必然发展到“点一轴一集聚区”。这里的“集聚区”也是“点”，是规模和对外作用力更大的“点”。“发展轴”具有不同的结构与类型。
后来，贺有利、张仁陟(2007)发展了陆大道先生的“点一轴”开发理论。他们认为，在点轴开发中，点的作用相对轴的作用是主要的，点相对于轴更加突出。当许多点轴开发在一个地区密集时，由于现代交通通讯的迅速发展，各点的连接进一步加强，各个点互相沟通。
点的互相沟通形成了互通的交通网和信息网络，从而形成了点轴密集的群。点、轴、群理论是在点状增长极、轴状增长极的基础上，增加了生产力分布的新形态——群。实质是增加了群状增长极。点、轴、群理论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按照点状增长极，再到点状和轴状增长极，最后到点状、轴状和群状增长极的模式发展，呈现点、点轴、点轴群的发展规律和点、轴、群的布局特点。点、轴、群是生产力空间分布形态不同的三种增长极。在点、轴、群三种形态的增长极中，由于集聚效应和辐射效应，群往往成为最主要的增长极，成为主要的发展力量，甚至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乃至全球增长和发展的“引擎”。
相对于点、轴、群的是面。面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甚至全球。点、轴、群中的点是相对面来讲的点，是相对于国家或地区甚至全球来讲的点，点一般表现为城镇，不仅包括特大城市，还包括村镇、工矿点。总之，点状经济分布就是点，点状的增长极就是点。轴是相对于面来讲的轴，是相对于国家或地区甚至全球来讲的轴，轴实质是点的带状集合，是特殊形状的点。点、轴、群中的轴不仅是指点之间的联通，而且包括点的带状集合形成的经济带、城市带，轴一般表现为沿海地带、沿江地带、沿交通线地带。总之，带状经济的分布就是轴，带状的增长极就是轴。点、轴、群中的群是相对面来讲的群，是相对于国家或地区甚至全球来讲的群，是相对点和轴来讲的群，是点和轴的密集集合，是特殊形状的点，是特殊形状的轴。总之，群状经济的分布就是群，群状的增长极就是群。群一般表现为城市群。
至此，应该说点一轴一集聚区一群一带一面各自的内涵及其逻辑关系，从理论上讲已经非常清晰和完整——无可非议。但笔者在此需要强调的一点就是，关于这些思想的渊源问题。即国内学界一旦论及“点一轴”理论，旋即想到20世纪50年代增长极理论的创始人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的思想——“增长并不是出现在所有地方，而是以不同的强度出现在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最终影响”，而忘却了孙中三先生的思想。其实，关于点一轴开发的战略思想，早在1918年孙中山先生的《实业计划》当中就有所体现，而且比增长极理论还要早30多年。
孙中山先生在编制《实业计划》时提出应将中国划分成北、中、南三个大的经济区域，三大经济区同时开发、协调发展。他设想以北方冻方和南方三个世界级大港为中心，分别在北方、华中和华南构筑黄河流域经济区、长江流域经济区和珠江流域经济区；以交通网为纽带，连接三大区。国内铁路大多与周边各国相连，和沿海各类港口一起形成一个面向亚欧的国际交通网络，构筑一个开放、发展、充满竞争力的国民经济新体系。
他提出“筑北方大港于直隶湾”，他设想将此港建设成与纽约地位相当的世界性大港。他所设计的东方大港(他称之为“计划港”)在杭州湾的“乍浦岬与澉浦岬之间”。他认为无论从地理位置、历史渊源还是现实条件来看，“吾人之南方大港，当然为广州”。他计划以三大港口为起点，建造与黄河、长江和珠江平行或交叉的通往西北至喀什噶尔，东北达漠河，南至湛江、北海并与邻国相接的纵横交错的六大铁路系统，加上三大天 然黄金水道，辅之连接县、乡、村的公路网络，形成一个纵横交错的、带动国家经济发展的大动脉。
他认为，“交通为实业之母”。“予之计划，首先注重于铁路、道路之建筑，运河、水道之修治，商港、市街之建设。盖此皆实业之利器，非先有此种交通、运输、屯集之利器，则虽全具发展实业之要素，而亦无发展也”。他的《实业计划》共有六个部分，除了最后两个部分用较短的篇幅对农业、工矿业的发展做了一些概括之外，前四部分几乎都是对交通建设重要性的强调和对中国交通蓝图的规划。第1、2、3计划都是以交通为中心，除了建设北方、东方、南方大港之外，其他也都是建设水运和铁路系统的规划——治理京杭大运河、整治黄河、长江、珠江水运系统，建设西南铁路系统。即便如此，他觉得仍然没有规划好中国的交通网络。在第4计划中他对中国的铁路系统又做了非常详尽的设计，除西南铁路系统，他还计划扩张西北铁路系统。他认为，铁路的多少可以作为衡量一个国家贫富强弱的标尺，以美国为例：“美国有70万里之铁道”，“中国地广人众，就美国人口为比例，当有350万里之铁道，今尚不及350分之一”。所以要实现国家富强，首要任务是建造铁路。
二、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布局：相关文献评述
关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布局问题，学术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很难有一个一致的看法。
1985年5月至1987年，陆大道先生参与了《全国国土总体规划纲要》“全国生产力总体布局”部分的编写工作。此时。他提出未来15年乃至更长一段时期我国国土开发和经济布局应以沿海地带和长江沿岸地带两个一级轴线为基本框架的“T”字型战略，并写进“纲要”。“纲要”经多次修改，于1987年3月25日发到全国试行。这就是我们今天经常讲的“T”字型战略的来源。这一种战略最大的特点就是重点突出，可操作性强，因此，指导了中国将近25年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但从实践方面看，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珠江流域和长江以北的地区应该如何定位和发展，不是很明确。因为不是重点的地区并非什么都不是重点——比如支柱产业和主导产业的选择、生态环境的治理等等，相反，重点地区并非所有的地区和产业都是重点；二是区域之间——包括“T字形战略”框架内区域之间和框架外区域之间如何协调发展，如果说过去考虑的不是很好，那么，从现在开始应该从战略的高度给予重新设计。
几乎与此同时，徐炳文先生提出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半重点”，即国家应把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放在东部地区，同时，要在西部地区为实现20世纪末我国经济的战略转移打下坚实可靠的基础。也就是说从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全局来看，东部是一个重点，西部是半个重点。具体来说，“一个半重点”发展战略的含义是：1)明确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三者之间的关系，西部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半个”重点，应当服务于东部这一重点，而不是与它争重点；2)所谓一个半重点，仅是一种形象的比喻，它只说明轻重、主次的关系，而决不拘泥于东部和西部在量上一定要表现出1：0.5的固定比例关系；3)一个半重点，不是凝固不变的静态模式，而是一个发展变化的动态趋势，它反映了由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半个”重点，实际上要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长期积累过程中才能实现。而在国民经济发展实现由东部到西部的战略移转之后，一个重点和半个重点的位置将会倒过来；4)把西部地区的经济作为半个重点，主要目的不是与其他地区向国家争投资，而是希望国家从战略高度出发，给西部地区一些特殊的经济政策，改善其外部环境，以促进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种战略有点像邓小平同志在1988年提出的“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这是其一；其二，这种战略非常清楚的概括了东西部之间的关系，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强调了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和战略的动态演变。但忽略了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定位；并且就西部地区而言，仅新疆166万的国土面积比东部地区的国土面积(91.6万)还要大，“半个重点”中的重点如何布局，即使从1999年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我们也没有规划清楚。以英国为例，英国仅25.86万平方公里，却划分成12个标准区、37个二级区域和65个三级区域仍不够完整，较为粗放。相比较而言，我们的这种划分可能更难操作。
1986年晏学峰在陆大道先生“T”字型战略的基础上提出“1r”字型发展战略。该理论主张，国家的开发重点除了“一”“L”(沿海和长江流域)以外，还应把陇海一兰新作为另一条“J”字型开发轴线，形成一条“π”字型的区域开发格局，在充分发挥东部重点开发作用的同时，把一、三线地区的核心地段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更好地发挥新亚欧大陆桥的作用”。1988年戴哗、丁文峰提出“开”字型发展战略。该战略强调要在重视“π”战略的基础上重视京广沿线，即“一”的开发轴线的建设。这两种战略尽管强调了亚欧大陆桥的作用，但实践当中只是一种布局，并没有上升到操作层次加以认真贯彻执行。
1987年陈传康进一步提出TYIS发展战略。他认为，在梯度开发论基础上应考虑加强出海联系和加强一定轴线的各增长极的联系。“T”轴(沿海和长江沿线地区)通常被认为是我国开发的一级点轴系统；“Y”轴指东起连云港西接东欧国家的陇海一兰新线，并在兰州分出一支，通到青海的西宁和格尔木，延伸到西藏，这是我国的一个潜在的一级开发轴。陇海一兰新线纵贯我国南北分半的中轴，从东向西包括了我国三个经济梯度分区，从太平洋西岸直达我国西部，若再向西经北疆可以从阿拉山口经中亚、东欧直通西欧，是纵贯欧亚的最便捷交通连线。其作用不亚于发展长江黄金水道的经济联系。此外，还需加强不在这两个结构体系上的各地的出海联系，这些各自独立的出海联系，由内地指向沿海，称为多“I”轴，现在的内蒙古经大同至秦皇岛，山西经河北至天津，大连至东北三省，河北和山东从青岛出海，宁波至江西、福建至江西、两湖至广州，云贵至湛江的出海联系已经打通，但仍需进一步加强。另外，还需打通温州经金华至江西、汕头至江西，广西至云南等出海联系。这是对“T”、“Y”的补充，也具有独立的开发意义。这种战略颇具长远的指导意义，但无论是在当时的条件下，还是从现在看，“I”轴的建设很难实现。这是其一；其二，更多的西部地区——尤其是西北地区首要的是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如果一味地强调经济的增长，可能得不偿失，毕竟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有将近320万平方公里的沙漠完全分布在西北地区。
1990年杨承训、阎恒指出，所谓“勿”字形模式，是指沿海地区加上两个东西向的经济带一长江经济带和陇兰经济带，其特点是注意了东西走向的经济联系，弥补了“三”字形模式的某些缺陷，但对内地南北走向的共性及其经济网络有所忽视，在实施中必将产生偏颇。再如，不考虑大的地区差别，而直接划分较小的专业性经济区，虽然能突出重点，但缺乏长远的全局考虑，“点一线一面”的联系和扩散成了空档，因而更不利于形成全国 一盘棋的网络经济。基于此，他们提出“弗”字形网络布局(比“非”字形的“三横两竖论”——三个地带加上两条线确切一些)，这就是东中西三大地带，中间横穿两大东西向的经济带，一个是长江经济带，一个是沿黄陇兰经济带。此外，南北两边还有其他小型东西向的经济带。这种布局构思，可以称之为“弗字形网络结构”。
“弗”字形布局的要旨之一，就在于以铁路、航运大干线和水资源的大干流为轴心构造经济区带。东部沿海地区，海洋本身就是最大的运输线，陆路有京沈、京沪、沪杭等铁路和京杭大运河，基本上把这一发达的地带贯通起来。中部地区，以京广线为轴线，加上其他干线(如焦枝线、同蒲线等)，也能贯穿整个地带，西部地区由于面积大，地形复杂，尚无大的干线，但许多线段已逐渐接连，如从包头到西安铁路修通，与西康线连接，就和宝成一成昆、成渝一川黔等线贯通。东西向的长江经济带，大江本身就是一条“黄金水道”。沿黄一陇兰经济带，以陇海、兰新路为轴线，可以贯穿我国东西全域。此外，北部京包线连接包兰线，南部浙赣、湘黔线连接贵昆线，又形成两侧的东西纽带。这种战略在批评“勿”字形战略的同时其实自己也陷入那种“重点不突出”的沼泽地。这是其一；其二，忽视了泛珠江流域经济带——尤其是珠三角经济区的战略布局。
1992年张伦在回顾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基础上，提出“目”字形的开放格局，或称为“四类六区”型的发展战略，即沿海(包括华南开放区、长江三角洲开放区和环渤海开放区)沿边(包括东北开放区、西北开放区和西南开放区，构成了“目”字形开放格局的三段外环)沿江(沿长江地区，以长江干流为中轴线，以干支流组成的网络为骨架，以上海、南京、武汉、重庆等大城市为支撑点，辐射周围广大的城市和农村，形成横亘东西、带动南北的产业密集带)、沿线(即陇海一兰新沿线开放区，它和长江流域开放区共同构成了“目”字形开放格局的两条东西轴线。陇海一兰新沿线横跨东、中、西三大地带，穿越11个省区。此开放区两头连接着沿海开放区和西北开放区，将沿海开放与沿边开放连接起来，带动了沿线省区对外开放的发展，促进了黄河流域的经济开发)四种类型和沿海、长江流域、陇海一兰新沿线及东北、西北、西南共六个开放区。其中，东北、西北、西南三个开放区又同属于沿边开放区。沿海和沿边开放区构成了“目”字形开放格局的外环，长江流域和陇海——兰新沿线两个开放区构成了两条轴线。这种战略最大的优点就是勾画了中国全面对外开放的格局，避免了过去的小牛(沿海地区)拉大车(广大的中西部地区)——难以奏效的尴尬局面。这是其一；其二，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区域协调发展的思想。但其缺陷就在于，一是过于强调全面的经济发展，而忽视了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二是对于六区这种增长极点的规划过于粗糙，如西北区和西南区这种概括的规划，到实践当中并无法操作，以甘肃为例，国土面积比日本还要大，究竟应当怎样规划更有利于实践的发展，可能需要更详细的规划。
1997年，著名发展经济学奠基人张培刚先生提出“中心开花论”。该观点认为，国家应把战略重点放在中部地区，利用长江，依托武汉，充分发挥该地区交通便利，工业基础厚实的优势条件，外引内联——起到中心开花，带动华中一大片率先致富，从而促进整个中国经济的腾飞。其代表性理论观点就是他的所谓“牛肚子理论”，也叫中部崛起理论。这种战略一是简明扼要，尤其是对经济增长极点的规划更为清晰和具有可操作性；二是更加注意增长极点腹地良好的经济发展条件。但其局限性就在于。一是增长极点的选择过于单一，从而不利于整个国家经济--的协调发展；二是武汉经济区与沿海经济地带之间的关系应该如何协调，作者并没有从规划的角度给予详细的论证。如果我们再将这一种战略与陆大道先生的战略布局做一比较的话，显然前者更加注重增长极点的发展，而后者更加注重轴线的开发；前者强调中部地区的战略定位，而后者更加注重沿海与国际市场的衔接问题，但又没有忽视长江流域的开发与发展。
是年，刘宪法同志提出“菱形发展战略”。所谓菱形发展战略是根据各地区的资源禀赋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和原有的分工基础，选择若干发展条件较好、潜力大、区位比较优势明显的地区作为核心工业区，突出中心城市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建立多个增长极，建立以水路、陆路交通干线为纽带的区间经济技术联系的经济空间，采取点状跳跃式的区域开发模式，形成菱形状网格式的发展格局。具体说，以京津作为中国北部的增长极点，以上海作为全国的增长极点；以成渝作为中国西部的增长极点；以武汉作为中国中部的增长极点；以穗深作为中国南部的增长极点，将上述五个极点连接起来在地理空间位置上呈现出菱形状的发展格局，在这个菱形范围之内的地区将成为中国未来15年的经济发展核心区。在菱形经济发展核心区内，有五个核心工业区，即环渤海经济圈、长江三角洲经济区、长江中游经济发展带、长江下游经济发展带和华南沿海经济区；五大中心城市群即京津沈大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成渝城市群、武汉和九江一线城市群；京广、京九两条铁路干线是联结菱形南北两端的纽带，长江为连接菱形东西两端的纽带。
在菱形经济核心区外，还有一条贯穿中国东西的沿欧亚大陆桥经济发展带，这条经济发展带未来发展潜力巨大，不仅将成为21世纪中国经济大举向西进军的通道，而且是连接亚太和欧洲大陆世界两大经济区的纽带，其发展将会开创世界经济的新格局。
菱形发展战略强调发展核心工业区，但也不排斥次级核心工业区。次级核心工业区有：以齐齐哈尔一哈尔滨一绥芬河为东西线，以哈尔滨一长春一沈阳为南北线组成的T字型的远东北经济区；以铜川一宝鸡一西安为顶点的关中大三角经济区；以南宁、防城港、钦州和北海组成的钦州湾经济区；厦漳泉金三角经济开发区；有地处南昆—贵昆—黔桂—成昆—川黔“8”字型铁路网轴心的昆明经济区；还有地处沿欧亚大陆桥的兰州经济区和乌鲁木齐经济区等。这种战略不仅对重要的经济区给予了详细的规划，而且对次级工业区也给予了详细的规划，同时还对轴线的布局——主要千道和次要干道均给予了详细的规划。今天我们所实施的若干重要的城市群布局、经济区建设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无不在当时的这个战略规划范围之内。我们深信，未来中国经济的核心区仍将在菱形范围之内——但次级核心工业区和欧亚大陆桥经济带亦将取得较快的发展。
1998年魏后凯先生根据点一轴理论提出网络开发理论。他认为区域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发展中呈现出增长极点开发、点轴开发和网络开发三个不同阶段。任何一个区域经济的发展，总是最先从一些点开始，然后沿着一定的轴线在空间上延伸。这些点既可以是一个城镇，也可以是由多个城镇所组成的群体，每个点都通过投入和产出方面的联系，对周围广大地区产生较大的乘数作用，从而促进和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点与点之间的经济联系及相互作用的结果往往在空间上沿着交 通线连接成轴线，轴线的经纬交织形成经济网络。针对这一特点，落后地区应采取增长极点开发，发展中地区应采取点轴开发，而发达地区应采取网络开发。
受这一思想影响，2007年张贡生、李长亮首先在国内提出“丰”字型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即中国的黄河、长江、珠江三条河流和京广铁路正好构成一个“丰收”的“丰”字，经济发展的重心在“丰”字的下端，而三条河流的中上游发展较落后。因此，实施“丰”字型发展战略，将三条河流的中上游和下游形成共同的经济发展带，这样可以促进中部崛起，带动西部发展，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同时促进生态环境的保护。2009年张贡生先生进一步将其思想修改为“三纵四横”的经济增长布局。从纵轴上看，可以有三条：一是沿海经济带。该经济带主要包括环渤海地区、长三角经济圈、珠三角经济圈和闽东南经济圈；二是京广线、京哈线。该线将中国的东北地区、环渤海经济圈、珠三角经济圈和整个中部地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三是乌鲁木齐至广州经济带。该线既涉及陇海兰新经济带的绝大部分，又涉及京广线的一部分，即与它的重合部分。同时，还涉及古丝绸之路的重新振兴问题，甚至是与欧洲和东南亚国家的连接。从横轴上看，主要有四条：一是沿黄经济带。该线覆盖了环渤海经济圈、中原城镇群和西安一咸阳城镇群，以及银川、兰州和西宁等城市(圈)；二是长江经济带。该线覆盖了长三角洲、武汉城镇群、长株潭城市群和长江中上游经济带。这一条线既是我国最大的城市(如上海、南京、武汉和重庆等)和最大的腹地所在地，也是中国经济势力最为强大的区域，同时更是中国线路最长的内河航运中心；三是珠江经济带。该线将珠三角和南贵昆经济区紧密的连接在一起，形成一条以珠江为纽带的经济合作轴线；四是京包—包兰经济带。该线包括环渤海地区、山西煤炭化工基地和宁夏沿黄地区、内蒙古河套地区和鄂尔多斯高原等区域。其中，处于西部地区的一级开发带有四条：一是西陇海一兰新经济带，包括陕西关中地区、甘肃兰州一白银经济区、新疆天山北坡经济区和库尔勒地区等。二是长江中上游经济带，包括成渝地区、攀(枝花)成(都)编(阳)地区和长江三峡地区等。三是南贵昆经济区，包括广西南宁、北海、钦州、防城地区，贵州贵阳附近地区，云南昆明附近地区等。四是呼包银经济带，包括宁夏沿黄地区、内蒙古河套地区和鄂尔多斯高原等。这四个经济带既是西部地区过去和现在的重点，更是未来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心。同时，他还对中国的城市群空间布局和沿海地区的由ll大城市群组成的大都市带给予了详细的论证。该战略一是忽视了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的经济联系。如果从现在开始能够加快乌鲁木齐经兰州直达西南地区快速通道的建设，可能更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发展；二是忽略了泛北部湾经济区和辽中南经济区的建设；三是过于强调平衡式的发展，对于中国经济核心区的规划不是十分明确。
三、结论与讨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四点结论：
一是关于经济增长极最早是由法国的佩鲁提出，关于点一轴开发模式最早是由国内的陆大道先生提出，但其思想最早形成于孙中山先生1918年撰写的《实业计划》，这一点我们必须予以承认——且比佩鲁的理论要早将近30年时间。
二是关于经济增长极，既可以是点状，也可以是轴状，甚至是群状。作为原子的“点”一般表现为城镇，不仅包括特大城市，还包括村镇、工矿点，或者是一个产业——定程度上产业的聚集度支撑了大大小小的点、极点、轴和群的存在或发展，这才是问题的根本。
三是“交通为实业之母”，否则点只能是点，而不可能形成更大的面和群。因此，无论是从城市群建设方面来讲，还是从区域协调发展的角度来讲，都必须重视立体交通网络的建设。
四是为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中央在“十一五”规划当中已经明确提出要“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但未来2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重点仍将在菱形经济核心区范围之内，这不仅是由其自身经济发展的水平所决定，更重要的是由其自然生态环境所决定。但仍需讨论的问题主要有四个：
一是如上所述，英国仅25.8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却划分成12个标准区、37个二级区域和65个三级区域仍觉得不够完整，相比较而言，面对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又应该如何细分才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比如，从全国看是否可以考虑划分为一类经济区、二类经济区、三类经济区，一类开发轴(带)、二类开发轴(带)、三类开发轴(带)，甚至更细。
二是过去我们一味地强调各地区经济的发展——却忽视了区域之间生态环境的差异，其结果就是导致生态环境的破坏。今后究竟应当如何实现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良性循环，这是摆在我们每一位规划者面前的一大课题。虽然主体功能区建设目前有一些困难，但从规划的角度讲，应当以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为出发点和归宿，对各级各类区域进行重新规划，以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三是虽然学界热衷于黄河流域经济带、长江流域经济带、珠江流域经济带、沿海经济地带和京九经济带的划分方法，但从实践来看，无论是就长三角17个城市而言，还是就环渤海经济区而言，由于受地方利益和保护主义思想的影响，都很难实现合作，因此，寄希望于更大范围的合作当前可能失望大于希望，如何破冰，需要政界、学界和产业界通力合作，破解这一难题。
四是完整的沿海经济地带应该包括辽中南出海通道和广西泛北部湾出海通道的建设。这两个地区能否得到快速发展，不仅直接决定着该区域及其腹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而且更重要的是关系到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水平。因为这两个经济区无论是从自然生态条件方面看，还是从区位方面看，相对于中西部地区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因此可以考虑给予更加优惠的政策，以刺激其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