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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事业“蒸蒸日上”，投资规模不断增大，投资行业趋向多元化。然而，对外直接投资的问题也日益显现，投资结构不合理，投资风险疏于防患，制约着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2013年中国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对外投资事业开展提供新空间。本文总结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以及不足，分析“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投资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据此提出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策略。
关键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一带一路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在经济、政治、国防以及国际地位上都实现了质的飞跃。近十年，我国的对外投资也取得了飞跃式发展，由资本流入国转变成净资本输出国。200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净额达123亿美元，首次突破百亿大关。2013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超过1000亿美元。根据《2014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14年中国在全球186个国家（地区）设立分支机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8826.4亿美元，占全球份额的3.4%。在投资区域分配上，中国海外投资集中在亚洲、拉丁美洲以及欧洲，投资总量1063.7亿美元，占全世界投资总量的86.4%。在行业分布上，中国对外投资集中在采矿业、制造业、批发与零售业、金融业以及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租赁服务业与金融业位居榜首，占总投资的42.8%。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的不足
1.投资比重仍较低，投资潜能未完全释放，还存在较大的投资红利空间。伴随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投资流量与存量也逐年递增，2010年中国的对外投资规模已经超越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居第一。然而，相较于欧美等发达国家，中国的投资比重仍较低。对外投资直接动机不明确，前期对外直接投资以释放产能，开拓市场，寻求资源为主要动机。近年来，各行各业都在探求新技术的来源与应用。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学习并获取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管理技能等，然后传回母国，促进国内技术进步与技术升级，实现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另外，我国投资内部结构不合理，投资以国有企业和大型的国有企业为主，中小型企业和民营企业参与不足，使得对外直接投资无法取得质的突破。
2.投资覆盖的国家和地区较为集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较为单一并且向发达国家倾斜。在分布上，亚洲、欧洲、拉丁美洲占据主位，投资以英国、美国以及德国为重点，而对印度、越南、柬埔寨、老挝等发展中国家投资较少。投资较为集中，使得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要素成本较高，国家之间竞争激烈，降低了投资效益。
3.行业分布不均勻。中国早期对外直接投资集中在制造业，主要寻求廉价的劳动力与原材料。近年来投资规模扩大，参与行业众多，涉及制造、商务租赁、金融、交通运输、公共管理、采矿以及高新技术等几乎所有国民经济行业，投资呈现多元化，但商务与租赁服务业、金融业、批发与零售、采矿业以及制造业一直是我国投资的主要方向，其投资规模逐年增加。以2014年为例，五大行业累积投资流量约971.22亿美元，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的78.9%。由此可见，我国投资参与的行业虽比较齐全，但是行业分布不均并且偏重基础产业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缺乏对及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不利于我国产业机构优化升级。
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得到国内外社会的高度关注。“一带一路”战略以合作与发展为理念，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沟通为主要内容。一带一路的战略实施，引领了中国对外投资的在亚洲、欧洲的发展。根据商务部统计，2015年上半年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48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额合计48.6亿美元，同比增长3.7%，主要投资国家包括新加坡、印尼、老挝、俄罗斯等。截至今年5月底，中国对“一带一路”64个国家和地区累计实现各类投资1612亿美元，约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20%。未来，一带一路沿线将成为中国企业投资的重点。
三、“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新机遇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源禀赋各异，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差距，与之合作的潜力和空间很大。沿线的68个国家中，有些国家能源资源比较丰富，可以满足中国对资源能源的迫切需求。同时许多新兴发展中国家工业基础薄弱，基础设施供给不足，与中国经济存在较强的互补性，为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开展投资和工程承包业务提供契机。一带一路战略部署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产能合作，特别是为我国高铁、核电、输变电等先进制造业创造了全新的发展契机，同时为利用国内的外汇储备提供新机会。
四、“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挑战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国家之间的经济水平、政治制度、文化风俗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的投资风险呈现多样化。
1.政治风险。区域不稳定因素增加了直接投资的风险。某些发展中国家（如叙利亚、伊拉克等）的国内政治形势不稳定，长期政局动荡会破坏招商引资政策的连续性。国家之间宗教信仰的不同、民族分裂势力的影响以及恐怖力量的威胁，都会影响直接投资的效益。
2.市场风险。包括汇率风险，通货膨胀风险等。发展中国家汇率政策不明朗，货币币值波动范围大，影响我国在当地的投资效益。发达国家也存在市场风险，如欧债危机、次贷危机等。
3.管控风险。由于缺乏审计，中国企业在国外投资的资产与收益一直是糊涂账。国家审计署2014年的抽查显示，央企的海外投资和管理存在众多问题，阻碍了母国与分支机构的利益输送。2015年，国资委宣布对大型国有企业的海外资产进行第三方设计，指出国企海外投资的巨额亏损问题。
4.对外直接投资资金需求大，融资困难。企业对沿线国家进行海外投资，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投资，会产生资金缺口，融资困难，渠道单一等问题成为企业“走出去”的瓶颈。 五、优化中国直接投资的战略选择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存在障碍和发展，但新的国际经济环境下，中国企业应把握机遇，迎接挑战，才能在国际舞台上站稳脚跟。上海自贸区的建设、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的建立，为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了新动力。我国在加快对投资的同时，要优化战略选择。
第一：找准与沿线国家的利益共同点，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可持续发展，保证长期投资的稳定效益。中国要真正落实“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思想，从周边东道国实际需求出发，寻求利益的平衡点，关注当地民生诉求，实现合作共赢。
第二：优化投资格局，促使投资多元化发展。对沿线国家的投资避免地理位置集中，同时注重对中东欧地区的投资。中东欧是连接中国、西部与西欧的中间地带，联通亚欧大市场的桥梁。扩大对中东欧的投资可以增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在投资行业流向上，对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可加强基础设施投资。对发达国家，增加对高新技术的投资，利用投资学习与获取东道国的先進技术。此外，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采用多样化的方式渗透到东道国的经济发展中去，通过跨国并购获取高新技术，绿地投资利用当地丰富的要素资源，以降低投资风险和成本，提高投资红利。
第三：金融业护航企业出海。完善国内金融体制，扩展金融业服务项目，从传统的存贷款、结算向投行、风险控制以及财务管理领域发展。推进金融业的国际化进程，出台相关金融政策，如简化审批手续、拓宽融资渠道等，保证金融业“走出去”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同步发展。
参考文献：
[1]杨飞虎，晏朝飞.2015.“一带一路”战略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实施机制研究[J].理论探讨，186（5）：80-83.
[2]钟春平，潘黎.2015.对外直接投资风险与“一带一路”战略[J].开放导报，181（4）：40-42.
[3]于田.2015.安永：“一带一路”稳步推进，金融、基建开启新一轮投资热潮.国际金融：57-59.
[4]新华网：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
[5]杨英，刘彩霞.2015.“一带一路”背景下对外直接投资与中国产业升级的关系[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5）：93-102.
作者简介：程慧超（1989—），女，山东人，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关键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一带一路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在经济、政治、国防以及国际地位上都实现了质的飞跃。近十年，我国的对外投资也取得了飞跃式发展，由资本流入国转变成净资本输出国。200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净额达123亿美元，首次突破百亿大关。2013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超过1000亿美元。根据《2014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14年中国在全球186个国家（地区）设立分支机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8826.4亿美元，占全球份额的3.4%。在投资区域分配上，中国海外投资集中在亚洲、拉丁美洲以及欧洲，投资总量1063.7亿美元，占全世界投资总量的86.4%。在行业分布上，中国对外投资集中在采矿业、制造业、批发与零售业、金融业以及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租赁服务业与金融业位居榜首，占总投资的42.8%。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的不足
1.投资比重仍较低，投资潜能未完全释放，还存在较大的投资红利空间。伴随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投资流量与存量也逐年递增，2010年中国的对外投资规模已经超越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居第一。然而，相较于欧美等发达国家，中国的投资比重仍较低。对外投资直接动机不明确，前期对外直接投资以释放产能，开拓市场，寻求资源为主要动机。近年来，各行各业都在探求新技术的来源与应用。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学习并获取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管理技能等，然后传回母国，促进国内技术进步与技术升级，实现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另外，我国投资内部结构不合理，投资以国有企业和大型的国有企业为主，中小型企业和民营企业参与不足，使得对外直接投资无法取得质的突破。
2.投资覆盖的国家和地区较为集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较为单一并且向发达国家倾斜。在分布上，亚洲、欧洲、拉丁美洲占据主位，投资以英国、美国以及德国为重点，而对印度、越南、柬埔寨、老挝等发展中国家投资较少。投资较为集中，使得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要素成本较高，国家之间竞争激烈，降低了投资效益。
3.行业分布不均勻。中国早期对外直接投资集中在制造业，主要寻求廉价的劳动力与原材料。近年来投资规模扩大，参与行业众多，涉及制造、商务租赁、金融、交通运输、公共管理、采矿以及高新技术等几乎所有国民经济行业，投资呈现多元化，但商务与租赁服务业、金融业、批发与零售、采矿业以及制造业一直是我国投资的主要方向，其投资规模逐年增加。以2014年为例，五大行业累积投资流量约971.22亿美元，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的78.9%。由此可见，我国投资参与的行业虽比较齐全，但是行业分布不均并且偏重基础产业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缺乏对及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不利于我国产业机构优化升级。
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得到国内外社会的高度关注。“一带一路”战略以合作与发展为理念，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沟通为主要内容。一带一路的战略实施，引领了中国对外投资的在亚洲、欧洲的发展。根据商务部统计，2015年上半年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48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额合计48.6亿美元，同比增长3.7%，主要投资国家包括新加坡、印尼、老挝、俄罗斯等。截至今年5月底，中国对“一带一路”64个国家和地区累计实现各类投资1612亿美元，约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20%。未来，一带一路沿线将成为中国企业投资的重点。
三、“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新机遇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源禀赋各异，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差距，与之合作的潜力和空间很大。沿线的68个国家中，有些国家能源资源比较丰富，可以满足中国对资源能源的迫切需求。同时许多新兴发展中国家工业基础薄弱，基础设施供给不足，与中国经济存在较强的互补性，为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开展投资和工程承包业务提供契机。一带一路战略部署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产能合作，特别是为我国高铁、核电、输变电等先进制造业创造了全新的发展契机，同时为利用国内的外汇储备提供新机会。
四、“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挑战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国家之间的经济水平、政治制度、文化风俗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的投资风险呈现多样化。
1.政治风险。区域不稳定因素增加了直接投资的风险。某些发展中国家（如叙利亚、伊拉克等）的国内政治形势不稳定，长期政局动荡会破坏招商引资政策的连续性。国家之间宗教信仰的不同、民族分裂势力的影响以及恐怖力量的威胁，都会影响直接投资的效益。
2.市场风险。包括汇率风险，通货膨胀风险等。发展中国家汇率政策不明朗，货币币值波动范围大，影响我国在当地的投资效益。发达国家也存在市场风险，如欧债危机、次贷危机等。
3.管控风险。由于缺乏审计，中国企业在国外投资的资产与收益一直是糊涂账。国家审计署2014年的抽查显示，央企的海外投资和管理存在众多问题，阻碍了母国与分支机构的利益输送。2015年，国资委宣布对大型国有企业的海外资产进行第三方设计，指出国企海外投资的巨额亏损问题。
4.对外直接投资资金需求大，融资困难。企业对沿线国家进行海外投资，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投资，会产生资金缺口，融资困难，渠道单一等问题成为企业“走出去”的瓶颈。 五、优化中国直接投资的战略选择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存在障碍和发展，但新的国际经济环境下，中国企业应把握机遇，迎接挑战，才能在国际舞台上站稳脚跟。上海自贸区的建设、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的建立，为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了新动力。我国在加快对投资的同时，要优化战略选择。
第一：找准与沿线国家的利益共同点，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可持续发展，保证长期投资的稳定效益。中国要真正落实“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思想，从周边东道国实际需求出发，寻求利益的平衡点，关注当地民生诉求，实现合作共赢。
第二：优化投资格局，促使投资多元化发展。对沿线国家的投资避免地理位置集中，同时注重对中东欧地区的投资。中东欧是连接中国、西部与西欧的中间地带，联通亚欧大市场的桥梁。扩大对中东欧的投资可以增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在投资行业流向上，对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可加强基础设施投资。对发达国家，增加对高新技术的投资，利用投资学习与获取东道国的先進技术。此外，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采用多样化的方式渗透到东道国的经济发展中去，通过跨国并购获取高新技术，绿地投资利用当地丰富的要素资源，以降低投资风险和成本，提高投资红利。
第三：金融业护航企业出海。完善国内金融体制，扩展金融业服务项目，从传统的存贷款、结算向投行、风险控制以及财务管理领域发展。推进金融业的国际化进程，出台相关金融政策，如简化审批手续、拓宽融资渠道等，保证金融业“走出去”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同步发展。
参考文献：
[1]杨飞虎，晏朝飞.2015.“一带一路”战略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实施机制研究[J].理论探讨，186（5）：80-83.
[2]钟春平，潘黎.2015.对外直接投资风险与“一带一路”战略[J].开放导报，181（4）：40-42.
[3]于田.2015.安永：“一带一路”稳步推进，金融、基建开启新一轮投资热潮.国际金融：57-59.
[4]新华网：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
[5]杨英，刘彩霞.2015.“一带一路”背景下对外直接投资与中国产业升级的关系[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5）：93-102.
作者简介：程慧超（1989—），女，山东人，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对外直接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