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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就新形势下坚持从严治党提出了8点要求，对全面推进从严治党进行了部署，特别是强调要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思想教育要结合落实制度规定来进行，使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也要使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执行制度没有例外，不留“暗门”、不开“天窗”，使制度成为硬约束而不是橡皮筋。标志着我们党在巩固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基础上，正在通过制度建设的跟进，逐步走向从严管党制度治党的新常态。
制度治党新常态，对于我们党实现从“运动”整党治党模式向制度管党治党模式的转变，是有历史性意义的。
党在执政以后，究竟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模式来继续管好党治好党，让党继续保持革命时期的奋斗进取精神和优良作风，使广大党的干部始终做到“两个务必”，是党执政一直面临的严峻考验，也是我们党一直倍加重视并进行了长期艰辛探索的历史性难题。早在建国初期，党除了继承民主革命时期的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在自身建设中采取整党整风的传统做法外，在其他方面也进行了新的大胆的探索和思考。比如在如何运用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实现互相监督方面，尽管遭遇过挫折，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是义无反顾地为建设一个执政条件下清正廉洁的党，而艰辛探索和奋斗。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们党逐步形成了重视从制度上建党的战略构想，反映到党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也逐步形成了依靠制度管党治党的从严治党新模式，着力建设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力图逐步形成用制度规范从政行为、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有效机制。但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新的管党管人管权的管用的机制还远没有健全起来。党的领导机制、执政方式和政府体制，对广大干部还缺乏明确、规范、有效机制，包括可操作的管用的激励机制和惩治导向机制都欠缺。往往道德说教多，“大道理”多，不需做的规定多，而具有真正约束力的“真办法”少，更缺乏相互支撑和互补互动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甚至有时讲的很多“大道理”和现行的体制运作发生矛盾和冲突，致使一部分干部感到无所适从；甚至使一些按照这些“大道理”去认真做的干部，反而得不到现行体制中“潜规则”的认可，甚至被这些“潜规则”排斥。如果这种政治生态得不到改良，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干部廉洁自律的诸多问题是不可能的。所以，要持续、彻底地解决党员干部廉洁自律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除了党内继续加大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力度以外，关键还是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特别是干部管理制度的改革，不断培育新的制度要素，尽快建立健全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为新的制度治党治国模式的成长，创造条件和开辟道路。要建设一个对人民负责任的政府，就必须通过改革，建立起一个对人民负责任的科学的政府体制；同样，要使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干部都能够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系于一身，都能够自觉做到廉洁自律，就必须通过改革，建立起一个科学的党的领导机制。所谓科学，就是这种体制的价值取向必须遵循以人为本、责权利对等和人民民主的原则。尤其是在干部管理体制方面，要按这些原则要求抓紧理顺干部授权机制，正确处理好党管干部与人民选择干部之间的关系，从制度导向上解决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的问题。进而通过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让政府权力的产生和运作始终在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使得各级政府工作人员愿意对人民负责、高兴对人民负责、不敢不对人民负责。也就是毛泽东在1945年回答黄炎培先生提出历史周期律时所指出的：“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而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制度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制度治党模式依然任重道远。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采取反对贪腐、刷新党风的一系列雷霆行动的同时，及时跟进了顺应党心民意的一系列制度管党治党方面的新举措，初步形成了风清气正的行政环境，让全党和全国人民看到了反腐败斗争和党风廉政建设越来越多的希望，看到了标本兼治并主要依靠制度管党治党的新模式新常态的雏形。特别是对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于2013年就作出了系统的规划设计和战略部署。对管党治党的很多关键性党内法规的制定实施，列出了时间表，正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党内法规制定工作，全力加快形成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运行有效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要求全党把这项工作作为推进党的建设、提高党的執政能力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摆到突出位置，下大力气把党执政治国和自身建设的制度基础夯实。特别是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方面的党内法规的制定实施，将为推动党的作风的持续改善和反腐败斗争的深入进行提供坚实的制度支持；将为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切实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为全面推进从严治党的常态化提供制度支撑。
言必行，行必果。走向从严治党制度治党新常态，再次彰显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政治担当和卓越能力。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而党的长治久安的关键在以好的制度管党治党。这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希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希望。
（作者为中央党校党建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制度治党新常态，对于我们党实现从“运动”整党治党模式向制度管党治党模式的转变，是有历史性意义的。
党在执政以后，究竟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模式来继续管好党治好党，让党继续保持革命时期的奋斗进取精神和优良作风，使广大党的干部始终做到“两个务必”，是党执政一直面临的严峻考验，也是我们党一直倍加重视并进行了长期艰辛探索的历史性难题。早在建国初期，党除了继承民主革命时期的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在自身建设中采取整党整风的传统做法外，在其他方面也进行了新的大胆的探索和思考。比如在如何运用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实现互相监督方面，尽管遭遇过挫折，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是义无反顾地为建设一个执政条件下清正廉洁的党，而艰辛探索和奋斗。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们党逐步形成了重视从制度上建党的战略构想，反映到党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也逐步形成了依靠制度管党治党的从严治党新模式，着力建设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力图逐步形成用制度规范从政行为、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有效机制。但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新的管党管人管权的管用的机制还远没有健全起来。党的领导机制、执政方式和政府体制，对广大干部还缺乏明确、规范、有效机制，包括可操作的管用的激励机制和惩治导向机制都欠缺。往往道德说教多，“大道理”多，不需做的规定多，而具有真正约束力的“真办法”少，更缺乏相互支撑和互补互动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甚至有时讲的很多“大道理”和现行的体制运作发生矛盾和冲突，致使一部分干部感到无所适从；甚至使一些按照这些“大道理”去认真做的干部，反而得不到现行体制中“潜规则”的认可，甚至被这些“潜规则”排斥。如果这种政治生态得不到改良，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干部廉洁自律的诸多问题是不可能的。所以，要持续、彻底地解决党员干部廉洁自律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除了党内继续加大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力度以外，关键还是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特别是干部管理制度的改革，不断培育新的制度要素，尽快建立健全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为新的制度治党治国模式的成长，创造条件和开辟道路。要建设一个对人民负责任的政府，就必须通过改革，建立起一个对人民负责任的科学的政府体制；同样，要使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干部都能够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系于一身，都能够自觉做到廉洁自律，就必须通过改革，建立起一个科学的党的领导机制。所谓科学，就是这种体制的价值取向必须遵循以人为本、责权利对等和人民民主的原则。尤其是在干部管理体制方面，要按这些原则要求抓紧理顺干部授权机制，正确处理好党管干部与人民选择干部之间的关系，从制度导向上解决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的问题。进而通过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让政府权力的产生和运作始终在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使得各级政府工作人员愿意对人民负责、高兴对人民负责、不敢不对人民负责。也就是毛泽东在1945年回答黄炎培先生提出历史周期律时所指出的：“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而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制度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制度治党模式依然任重道远。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采取反对贪腐、刷新党风的一系列雷霆行动的同时，及时跟进了顺应党心民意的一系列制度管党治党方面的新举措，初步形成了风清气正的行政环境，让全党和全国人民看到了反腐败斗争和党风廉政建设越来越多的希望，看到了标本兼治并主要依靠制度管党治党的新模式新常态的雏形。特别是对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于2013年就作出了系统的规划设计和战略部署。对管党治党的很多关键性党内法规的制定实施，列出了时间表，正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党内法规制定工作，全力加快形成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运行有效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要求全党把这项工作作为推进党的建设、提高党的執政能力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摆到突出位置，下大力气把党执政治国和自身建设的制度基础夯实。特别是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方面的党内法规的制定实施，将为推动党的作风的持续改善和反腐败斗争的深入进行提供坚实的制度支持；将为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切实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为全面推进从严治党的常态化提供制度支撑。
言必行，行必果。走向从严治党制度治党新常态，再次彰显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政治担当和卓越能力。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而党的长治久安的关键在以好的制度管党治党。这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希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希望。
（作者为中央党校党建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