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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1年2月初穆巴拉克倒台以来，埃及民主转型已经历近三年时间。如果说2012年6月穆尔西当选埃及首位民选总统，意味着埃及政治民主化进程正式起航的话，那么2013年7月初军方强行将穆尔西赶下台，则意味着尚处于萌芽状态的埃及民主进程遭遇重挫。随着军方主导的过渡政府不断采取镇压和宵禁举措，埃及民主转型似乎正重回起点。埃及民主转型陷入困境，为我们破除“民主神话”提供了一部活生生的教科书。
将“民主化”作为解困之道，没能抓住埃及主要矛盾
2011年埃及民众起身反抗穆巴拉克统治时，打出的口号是“面包、自由和公正”，这就意味着这场变革本应是一场全面性变革，包含了民族、民权、民生等多重诉求，这其中尤其包含了对前政权服务权贵政治路线的不满，对新自由主义经济路线的否定，以及对依附性外交路线的反感。然而，由于埃及缺乏先进政党和意识形态的引导，加上西方大国有意误导，在剧变刚开始便冠以“阿拉伯之春”称号，因此处于盲目和狂热状态的埃及精英和民众，不假思索地选择了“民主转型”，将这场内涵丰富的社会政治运动简化为“民主反对独裁”，并将“民主化”视为纾解困境的万能灵药。
然而，民主政体更多是一种政治组织方式，它或许可以增强国家领导人产生的“程序合法性”，却不能解决各种社会经济难题。很多人可能不会想到，在特定背景下，政治民主与发展经济这两项变革目标，实际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如果要真正改善民生，实现经济和社会地位平等，就需要强行打破现行阶级特权，变革不合理的社会生产关系，而要完成这些任务又需要强人统治和高度集权；如果要实行宪政民主，前提则是默认现行政治经济秩序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不对现行经济和阶级结构进行根本性变革。正如亨廷顿曾指出的：“改革到来的代价就是以专断政府来压制意愿的表达和历史悠久的国家制度；而维护自由的代价就是继续保留已经过时的老一套特权、财产、专权、阶级结构和教会参与国家政治。”换句话说，当前埃及政治改革优先的转型路径，反而使该国实现经济社会地位平等的任务变得更加困难。
政治改革优先的转型路径，实际是先抓次要矛盾，后抓主要矛盾。实行民主化，实际是用简单化方式解决复杂性问题，反而掩盖了埃及存在的真正难题和解决路径，由此决定了埃及民主转型从开始就是一场“不彻底革命”，埋下爆发“二次革命”的伏笔。
埃及缺乏实现“好民主”的若干前提条件
退一步看，即使就实现民主化本身而言，埃及面临的环境也不容乐观。世界政治变革的诸多案例表明，民主化有“好民主”与“坏民主”之分。好民主有助于国家繁荣富强，但坏民主只会造成相反的结果。但实现“好民主”需要若干先决条件，如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成熟的政党制度、庞大的中产阶级、具有底线共识的政治文化等等。否则即使实现了民主转型，最终也很难巩固、延续。而埃及显然缺乏这些前提条件，由此导致埃及的民主化进程是一种“早熟的民主化”，是无法消受的“奢侈品”。
一是物质条件不具备。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发展模式将决定政治制度特性。李普塞特、亨廷顿等西方知名政治学者也表示，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成熟程度有着很强正相关关系。统计表明，人均收入在500美元以下的国家几乎不可能成为民主国家，人均收入在500—2000美元之间的国家，虽然有这个可能，但或许仍是不稳定的。只有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3000—4000美元，它才最有可能实现稳定、民主的发展。西方当初确立宪制，花费了几代人甚至几个世纪的时间。那种只知照搬西方宪制，却没有耐心经历历史积淀的民主派，实际就是列宁曾批评的“又想洗毛皮，又不让毛皮下水”。
埃及是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国内40%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中产阶级人口有限，因此即便推行民主也很难巩固。在不具备充分条件情况下，埃及过早推行民主化，结果导致具有宗教背景的穆兄会上台，由此导致世俗与宗教势力的对立加剧，政治极化和社会碎片化趋势日益明显。正是这种“穷折腾”和“坏民主”，使埃及政局更加动荡、国家更加孱弱。埃及民众非但没有享受到政治参与扩大的任何好处，反而牺牲了原来威权政体时代下政治稳定的好处。在无药可解、僵局难解的情况下，军人干政反而成为拯救埃及的救命稻草。
二是政治制度不完备。亨廷顿曾指出，政治稳定与政治制度化程度呈正比例关系，而与政治参与度呈反比例关系。埃及长期实行威权统治，国内不存在成熟而强大的世俗政党，也谈不上允许公民参政议政的政治制度建设，政治制度化程度很低。而没有政治制度保障的扩大民主参与，很容易导致政治无序状态。据统计，在穆巴拉克下台后短短几个月，埃及就涌现出近400个政党，参加下院选举政党超过50个，候选人超过6700名，大众政治参政热情高涨。然而，由于缺乏足够通畅的表达渠道，各阶层竞相通过自己熟悉的方式干预政治进程，如工人罢工、学生造反、商人罢市、平民示威、军人干政等，这种“泛政治化”特性使埃及日渐演变为亨廷顿所说的“普力夺社会”，政治失序、内耗不止。据统计，穆尔西执政一年共发生7400多次民众抗议，穆尔西政府对此束手无策。事实上，不仅穆尔西上台会遭遇民众抗议，世俗反对派执政同样会遇到类似问题。阿拉伯媒体称，埃及就像迷失在大海里的轮船，没有船长、船员、航海设备及可供停靠的海岸，随时会陷入“国家崩溃”的危险。
三是政治文化不成熟，尤其是缺乏“游戏规则”意识，由此导致民主转型“淮橘成枳”。民主作为一种“政治游戏”，其正常运行的前提条件是各方均认同某些共同的“游戏规则”，如获胜者知道“权力边界”，不独断专行；败选者愿赌服输，承认现行权力格局。但埃及显然缺乏成熟的民主政治文化。2012年6月穆尔西当选总统后，日趋独断专行，在关键岗位上全力安插穆兄会成员，既无权力分享举动，也无保障“个人自由”意识；反对派则不肯“愿赌服输”，一再谋求重新进行政治洗牌；普通民众更是缺乏耐心，只要看不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便重新上街抗议，甚至“为反对而反对”。这种浮躁混乱的政治文化，不可能让那些目光远大、理性睿智的政治家脱颖而出。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使国家因民主化而更加乱象纷呈，经济状况每况愈下，国家陷入建国60年来最糟糕的时期。 埃及更需要纳赛尔式的强人政治
在包括中东国家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同时面临工业化、壮大中产阶级、国族整合等难题，在国家尚未真正解决民生、完成国族建构情况下，建立强政府、强调集体纪律和辛勤工作才是诸善之源。当前埃及转型乱局表明，“秩序才是好东西”。因此，埃及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将恢复秩序放在优先位置。
从这个意义上说，7月3日埃及军方推翻穆尔西政府，偶然性中有必然性。军队掌握“枪杆子”，是唯一有能力在政治动荡中恢复秩序的组织性力量。同时，相比于其他政治社会组织，军人集团具有跨阶级特性，其利益认同具有一定模糊性，因而更容易被各界接受。因此，埃及军队历来是决定埃及政坛走向的关键。当年穆巴拉克正是控制了军队，才得以长期掌控埃及，后来正是军方“反水”，才导致其被迫下台。穆尔西政府上台后，埃及军方并不甘心“重返军营”，因而与穆尔西政府貌合神离，并最终借助民意推翻了穆尔西政府。目前，埃及军方正试图通过强硬而极端的方式，修正过度民主化带来的无政府状态，将恢复“秩序”放在优先位置。
这种趋势对那些钟爱“民主”的精英人士或许是个坏消息，但对埃及和埃及民众却更多是件好事。2011年埃及民众在“一·二五革命”中推翻了“独裁的”穆巴拉克政权后，又在2013年6月掀起反穆尔西大游行，并赞同军方推翻“民选的”穆尔西政府。这足以表明，埃及民众并不在乎未来的埃及政权究竟是“民主政体”还是“集权政体”，而需要的是能解决他们切身问题的“好政府”。套用中国那句俗话，“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
然而，截至目前，军方干政只是帮助埃及解决了“秩序还是自由”的问题，而没有解决“革命还是反革命”的问题。饱受动荡之苦的埃及民众固然期望稳定与秩序，但他们更期待纳赛尔式的强人政治。当年纳赛尔镇压反对派（包括穆兄会）毫不留情，但多数民众依然对其充满感情。当埃及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战败、纳赛尔主动提出辞职时，数十万民众涌到纳赛尔住所，恳请其继续执政；当l970年纳赛尔因病去世后，埃及万人空巷，上百万民众涌上街头，参加纳赛尔丧礼。说到底，纳赛尔是真心维护多数人民的利益，因而即便纳赛尔统治有这样或那样的弊病，民众仍对其充满感情，将其更多视为“铁腕总统”而不是“独裁者”。
由此观之，埃及民众并不反感军人干政，只是反感“坏的军人干政”。尤其在经历了民主神话破灭的惨痛经历后，日渐成熟的埃及民众对徒有其名的民主转型越发失去兴趣，而更关注未来新政府“葫芦里究竟卖什么药”。因此，对埃及军方来说，要想巩固政权，不是匆忙审判穆尔西，刺激和加剧政治对抗；也不是修改宪法，让塞西将军可以合法参选总统；甚至不是设法与穆兄会和解，而是明确未来“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正像当初埃及民众与穆尔西短暂的“蜜月期”一样，民众与埃及军方的“蜜月期”同样短暂。如果军方不能用明确的语言和切实的行动证明自己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新型政权，多数民众仍会像当初反对穆尔西统治那样，继续反对军人干政，乃至发动“第三次革命”。
教训与启示
埃及民主转型遇挫并非个案，而是诸多发展中国家民主转型的缩影。它如同一本鲜活的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两个朴素而简单的常识性真理。
首先，政治变革是国之大事，直接关系国家兴衰和根基稳固，不能“随大流”，更不能“瞎折腾”。民主不是万能的灵药，不可能解决所有难题。尤其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实现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等重大任务，远比“一人一票”的西式民主重要得多。从西方国家经验来看，其政治变革大体经历了经济发展—国族整合和社会公平（建立扁平化结构）—最后才是政治民主化进程。如果颠倒主次，只会南辕北辙，将问题搞得更加复杂。
其次，是否有利于国家强大和人民福祉，才是衡量政治制度优劣的关键标准。正像衡量治疗方案好坏的标准是能否使身体更强健一样，评价政治转型的成败标准，不应简单地看是否走向了民主化（如全民选举、多党竞争之类等），而是看这种变革是否富国强民，增强综合国力。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政治改革应遵循两大标准：一是政权和政策是否能体现、代表多数人民意志；二是是否有利于增强政府效能和执行能力。两大标准缺一不可。没有代表性的政治更替，会出现将民主视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封建民主”、“寡头民主”乃至“君主共和制”；而没有有效性的政治更替，就会像战后伊拉克以及当前的埃及那样，空有建设国家的纲领和目标，却因国内权力纷争使政府运行不断空转，制定的政策目标根本没有能力贯彻实施。因此，第三世界国家实现政治现代化，最重要的事不是推行弱势民主政体，而是建立强政府，并借其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实现社会阶级结构的扁平化。如果无视自身国情和政治演进路径，盲目追求民主化，效果往往适得其反。
（作者单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将“民主化”作为解困之道，没能抓住埃及主要矛盾
2011年埃及民众起身反抗穆巴拉克统治时，打出的口号是“面包、自由和公正”，这就意味着这场变革本应是一场全面性变革，包含了民族、民权、民生等多重诉求，这其中尤其包含了对前政权服务权贵政治路线的不满，对新自由主义经济路线的否定，以及对依附性外交路线的反感。然而，由于埃及缺乏先进政党和意识形态的引导，加上西方大国有意误导，在剧变刚开始便冠以“阿拉伯之春”称号，因此处于盲目和狂热状态的埃及精英和民众，不假思索地选择了“民主转型”，将这场内涵丰富的社会政治运动简化为“民主反对独裁”，并将“民主化”视为纾解困境的万能灵药。
然而，民主政体更多是一种政治组织方式，它或许可以增强国家领导人产生的“程序合法性”，却不能解决各种社会经济难题。很多人可能不会想到，在特定背景下，政治民主与发展经济这两项变革目标，实际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如果要真正改善民生，实现经济和社会地位平等，就需要强行打破现行阶级特权，变革不合理的社会生产关系，而要完成这些任务又需要强人统治和高度集权；如果要实行宪政民主，前提则是默认现行政治经济秩序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不对现行经济和阶级结构进行根本性变革。正如亨廷顿曾指出的：“改革到来的代价就是以专断政府来压制意愿的表达和历史悠久的国家制度；而维护自由的代价就是继续保留已经过时的老一套特权、财产、专权、阶级结构和教会参与国家政治。”换句话说，当前埃及政治改革优先的转型路径，反而使该国实现经济社会地位平等的任务变得更加困难。
政治改革优先的转型路径，实际是先抓次要矛盾，后抓主要矛盾。实行民主化，实际是用简单化方式解决复杂性问题，反而掩盖了埃及存在的真正难题和解决路径，由此决定了埃及民主转型从开始就是一场“不彻底革命”，埋下爆发“二次革命”的伏笔。
埃及缺乏实现“好民主”的若干前提条件
退一步看，即使就实现民主化本身而言，埃及面临的环境也不容乐观。世界政治变革的诸多案例表明，民主化有“好民主”与“坏民主”之分。好民主有助于国家繁荣富强，但坏民主只会造成相反的结果。但实现“好民主”需要若干先决条件，如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成熟的政党制度、庞大的中产阶级、具有底线共识的政治文化等等。否则即使实现了民主转型，最终也很难巩固、延续。而埃及显然缺乏这些前提条件，由此导致埃及的民主化进程是一种“早熟的民主化”，是无法消受的“奢侈品”。
一是物质条件不具备。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发展模式将决定政治制度特性。李普塞特、亨廷顿等西方知名政治学者也表示，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成熟程度有着很强正相关关系。统计表明，人均收入在500美元以下的国家几乎不可能成为民主国家，人均收入在500—2000美元之间的国家，虽然有这个可能，但或许仍是不稳定的。只有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3000—4000美元，它才最有可能实现稳定、民主的发展。西方当初确立宪制，花费了几代人甚至几个世纪的时间。那种只知照搬西方宪制，却没有耐心经历历史积淀的民主派，实际就是列宁曾批评的“又想洗毛皮，又不让毛皮下水”。
埃及是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国内40%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中产阶级人口有限，因此即便推行民主也很难巩固。在不具备充分条件情况下，埃及过早推行民主化，结果导致具有宗教背景的穆兄会上台，由此导致世俗与宗教势力的对立加剧，政治极化和社会碎片化趋势日益明显。正是这种“穷折腾”和“坏民主”，使埃及政局更加动荡、国家更加孱弱。埃及民众非但没有享受到政治参与扩大的任何好处，反而牺牲了原来威权政体时代下政治稳定的好处。在无药可解、僵局难解的情况下，军人干政反而成为拯救埃及的救命稻草。
二是政治制度不完备。亨廷顿曾指出，政治稳定与政治制度化程度呈正比例关系，而与政治参与度呈反比例关系。埃及长期实行威权统治，国内不存在成熟而强大的世俗政党，也谈不上允许公民参政议政的政治制度建设，政治制度化程度很低。而没有政治制度保障的扩大民主参与，很容易导致政治无序状态。据统计，在穆巴拉克下台后短短几个月，埃及就涌现出近400个政党，参加下院选举政党超过50个，候选人超过6700名，大众政治参政热情高涨。然而，由于缺乏足够通畅的表达渠道，各阶层竞相通过自己熟悉的方式干预政治进程，如工人罢工、学生造反、商人罢市、平民示威、军人干政等，这种“泛政治化”特性使埃及日渐演变为亨廷顿所说的“普力夺社会”，政治失序、内耗不止。据统计，穆尔西执政一年共发生7400多次民众抗议，穆尔西政府对此束手无策。事实上，不仅穆尔西上台会遭遇民众抗议，世俗反对派执政同样会遇到类似问题。阿拉伯媒体称，埃及就像迷失在大海里的轮船，没有船长、船员、航海设备及可供停靠的海岸，随时会陷入“国家崩溃”的危险。
三是政治文化不成熟，尤其是缺乏“游戏规则”意识，由此导致民主转型“淮橘成枳”。民主作为一种“政治游戏”，其正常运行的前提条件是各方均认同某些共同的“游戏规则”，如获胜者知道“权力边界”，不独断专行；败选者愿赌服输，承认现行权力格局。但埃及显然缺乏成熟的民主政治文化。2012年6月穆尔西当选总统后，日趋独断专行，在关键岗位上全力安插穆兄会成员，既无权力分享举动，也无保障“个人自由”意识；反对派则不肯“愿赌服输”，一再谋求重新进行政治洗牌；普通民众更是缺乏耐心，只要看不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便重新上街抗议，甚至“为反对而反对”。这种浮躁混乱的政治文化，不可能让那些目光远大、理性睿智的政治家脱颖而出。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使国家因民主化而更加乱象纷呈，经济状况每况愈下，国家陷入建国60年来最糟糕的时期。 埃及更需要纳赛尔式的强人政治
在包括中东国家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同时面临工业化、壮大中产阶级、国族整合等难题，在国家尚未真正解决民生、完成国族建构情况下，建立强政府、强调集体纪律和辛勤工作才是诸善之源。当前埃及转型乱局表明，“秩序才是好东西”。因此，埃及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将恢复秩序放在优先位置。
从这个意义上说，7月3日埃及军方推翻穆尔西政府，偶然性中有必然性。军队掌握“枪杆子”，是唯一有能力在政治动荡中恢复秩序的组织性力量。同时，相比于其他政治社会组织，军人集团具有跨阶级特性，其利益认同具有一定模糊性，因而更容易被各界接受。因此，埃及军队历来是决定埃及政坛走向的关键。当年穆巴拉克正是控制了军队，才得以长期掌控埃及，后来正是军方“反水”，才导致其被迫下台。穆尔西政府上台后，埃及军方并不甘心“重返军营”，因而与穆尔西政府貌合神离，并最终借助民意推翻了穆尔西政府。目前，埃及军方正试图通过强硬而极端的方式，修正过度民主化带来的无政府状态，将恢复“秩序”放在优先位置。
这种趋势对那些钟爱“民主”的精英人士或许是个坏消息，但对埃及和埃及民众却更多是件好事。2011年埃及民众在“一·二五革命”中推翻了“独裁的”穆巴拉克政权后，又在2013年6月掀起反穆尔西大游行，并赞同军方推翻“民选的”穆尔西政府。这足以表明，埃及民众并不在乎未来的埃及政权究竟是“民主政体”还是“集权政体”，而需要的是能解决他们切身问题的“好政府”。套用中国那句俗话，“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
然而，截至目前，军方干政只是帮助埃及解决了“秩序还是自由”的问题，而没有解决“革命还是反革命”的问题。饱受动荡之苦的埃及民众固然期望稳定与秩序，但他们更期待纳赛尔式的强人政治。当年纳赛尔镇压反对派（包括穆兄会）毫不留情，但多数民众依然对其充满感情。当埃及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战败、纳赛尔主动提出辞职时，数十万民众涌到纳赛尔住所，恳请其继续执政；当l970年纳赛尔因病去世后，埃及万人空巷，上百万民众涌上街头，参加纳赛尔丧礼。说到底，纳赛尔是真心维护多数人民的利益，因而即便纳赛尔统治有这样或那样的弊病，民众仍对其充满感情，将其更多视为“铁腕总统”而不是“独裁者”。
由此观之，埃及民众并不反感军人干政，只是反感“坏的军人干政”。尤其在经历了民主神话破灭的惨痛经历后，日渐成熟的埃及民众对徒有其名的民主转型越发失去兴趣，而更关注未来新政府“葫芦里究竟卖什么药”。因此，对埃及军方来说，要想巩固政权，不是匆忙审判穆尔西，刺激和加剧政治对抗；也不是修改宪法，让塞西将军可以合法参选总统；甚至不是设法与穆兄会和解，而是明确未来“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正像当初埃及民众与穆尔西短暂的“蜜月期”一样，民众与埃及军方的“蜜月期”同样短暂。如果军方不能用明确的语言和切实的行动证明自己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新型政权，多数民众仍会像当初反对穆尔西统治那样，继续反对军人干政，乃至发动“第三次革命”。
教训与启示
埃及民主转型遇挫并非个案，而是诸多发展中国家民主转型的缩影。它如同一本鲜活的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两个朴素而简单的常识性真理。
首先，政治变革是国之大事，直接关系国家兴衰和根基稳固，不能“随大流”，更不能“瞎折腾”。民主不是万能的灵药，不可能解决所有难题。尤其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实现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等重大任务，远比“一人一票”的西式民主重要得多。从西方国家经验来看，其政治变革大体经历了经济发展—国族整合和社会公平（建立扁平化结构）—最后才是政治民主化进程。如果颠倒主次，只会南辕北辙，将问题搞得更加复杂。
其次，是否有利于国家强大和人民福祉，才是衡量政治制度优劣的关键标准。正像衡量治疗方案好坏的标准是能否使身体更强健一样，评价政治转型的成败标准，不应简单地看是否走向了民主化（如全民选举、多党竞争之类等），而是看这种变革是否富国强民，增强综合国力。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政治改革应遵循两大标准：一是政权和政策是否能体现、代表多数人民意志；二是是否有利于增强政府效能和执行能力。两大标准缺一不可。没有代表性的政治更替，会出现将民主视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封建民主”、“寡头民主”乃至“君主共和制”；而没有有效性的政治更替，就会像战后伊拉克以及当前的埃及那样，空有建设国家的纲领和目标，却因国内权力纷争使政府运行不断空转，制定的政策目标根本没有能力贯彻实施。因此，第三世界国家实现政治现代化，最重要的事不是推行弱势民主政体，而是建立强政府，并借其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实现社会阶级结构的扁平化。如果无视自身国情和政治演进路径，盲目追求民主化，效果往往适得其反。
（作者单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