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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前话“名人入党小记”“党员风范百例”是本刊于1985年创刊后不久开设的经典专栏，曾发表过几百篇文章，宣传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的革命风范，反映不同身份、不同年龄、不同经历的仁人志士独特的“入党之路”，从而折射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向心力和凝聚力。在纪念建党90周年的时候，本刊再次接续推出这两个专栏，希望大家爱读勤思，从历史人物的政治追求和平凡事迹中获得教益和启示。
高士其是我国著名的科普作家和细菌学家，他更是一位坚强、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曾被毛泽东和周恩来称誉为“中国红色的科学家”。
高士其1905年11月1日出生于福州。1919年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时，就读于北平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的高士其积极投身其中，参加写标语、印发传单、上街游行等活动，“科学救国”的理想也在他心中扎根。
1927年，高士其在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攻读医学博士功课。1928年，他应聘到细菌学系试验室工作。一次在研究脑炎病毒的过程中，他不幸被病毒感染，从此留下了终生不治的残疾。多种疾病让他痛苦异常，他双眼上翻，周期性发炎，双手颤抖，腿脚不灵便，左耳变聋。但他没有被病魔吓倒，为了解救天下遭受病毒摧残的兄弟姐妹们，他带着重病的身体坚持读完博士课程。
1930年秋，高士其学成回国。不久，作为全国仅有的五个微生物学家之一的高士其，被其留美同学刘先生聘请到他担任院长的南京中央医院检验科就职。但工作不长时间后因看不惯医院的阴暗面而愤然离职，到上海投奔好友李公朴。李公朴不仅爽快收留了高士其，而且凭借关系向上海各报刊、出版社尽力推荐高士其。高士其还通过李公朴结识了青年哲学家李生萱(笔名艾思奇)和大名鼎鼎的教育家陶行知。在艾思奇那里，高士其第一次翻阅了鲁迅的小说集《呐喊》，觉得很有新意，思路豁然开阔。他对陈望道与鲁迅合编的《太白》杂志中一个把科学与文学结合起来的新鲜栏目《科学小品》大感兴趣，并立即开始动手尝试这一富有趣味的创作形式。高士其自1935年到1937年共写了如《细菌的衣食住行》《我们的抗敌英雄》《抗战与防疫》等近百篇科普作品，分别发表于上海各报刊，有的结集成书出版，为中国科学文艺作品的诞生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值得一提的是，期间他还郑重将原名“高仕”改为“高士其”，并声称：“去掉‘人’旁不做官，去掉‘金’旁不要钱”。
高士其心系国家命运，在创作科普作品的同时还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他参加了上海学生声援北平一二九运动的爱国示威游行；1936年10月12日，参加了上海人民公祭鲁迅的大会；1936年11月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七君子事件”，他不畏白色恐怖，积极参加援救斗争。
高士其在社会上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中共地下党组织派人探望高士其并给他送去毛主席著作和地下党组织的刊物。这一切使高士其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他在积极著书之余，还热情地参加党所领导的一系列群众运动。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关头。上海许多进步人士纷纷投奔革命圣地延安，寻求真理，追求光明。
1937年夏初的一天，艾思奇来向高士其辞行。“你到哪里去？”“延安！”艾思奇小声说。高士其激动了，攥住艾思奇的手恳求一同前往。他这时行动已很困难，可心情相当迫切：“我一定要到延安，我一定能到延安，就是爬，我也要爬到延安去！”但无奈最终不能成行。
不久，高士其接到艾思奇从延安捎来的信。这激发高士其坚定了非去延安不可而且要立即动身的决心。于是，他离开战火纷飞的上海，历经千辛万苦，辗转搭车、坐船、步行，行程千余里和历时三个多月，于1937年11月25日，终于奇迹般地来到了宝塔山下。
他是最早到达延安的科学家之一，又是一位在上海已崭露头角的文化人——科学小品作家，因此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陈云等领导人的格外关注和欢迎。当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紧紧握住高士其的手，并亲切而高声地说“欢迎你，中国红色的科学家”时，他觉得一股暖流直涌心间。
高士其到达延安后，见到了艾思奇，好友重逢，格外亲热。在得知他早于1935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时，对他很是羡慕；尤其是耳闻目睹并亲身感受了延安如火如荼的革命浪潮和感受到了党的关怀与照顾后，高士其入党的愿望由以前的时有萌动而顿时被激发成“喷薄欲出”和势不可挡。那天夜里，高士其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并十分激动地挥笔写下了诗篇《不能走路的人的呐喊》——
哦，我是一个不能走路的人。
不能走路，
也来到延安，
也要在路旁助威呐喊：
赶走日本强盗！
还我中华河山！
高士其借此抒发自己要在“路旁助威呐喊”的战斗激情，愿将自己的知识贡献给抗战。
高士其马上付之于实际行动。在延安，他的生命获得了新的力量。他拖着病残之躯，以更加昂扬的斗志和更为高涨的革命积极性不知疲倦地参加各种活动——开会、讲学、吟诗和写作。1938年2月，在陕北公学担任教员的高士其与其他20多位研究科学的青年发起成立了延安的第一个科学技术团体——“边区国防科学社”，举行“自然辩证法座谈会”“革命医学座谈会”“细菌学讨论会”等，还经常参加边区文协组织的诗歌朗诵会等活动。他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延安的军民。
虽然延安的医疗条件十分简陋，但党像慈母一样无微不至地关怀着高士其，送他去中央干部疗养院疗养，还派了秘书、炊事员照料他的工作和生活。
然而，由于延安生活的艰苦，高士其的病情不断加重。这时候，高士其想到的不是自己能够活多久，而是希望在有生之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经过近一年革命队伍的艰苦生活磨练和考验后，高士其在与疾病做斗争的同时，1938年秋天用他发抖的手，花了三天的时间，吃力地完成用毅力写就的入党申请书。
三个月后，高士其的申请被通过。1938年12月，高士其光荣地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预备党员。他高兴地马上写信报告毛主席，毛主席也欣喜地立即亲笔回信祝贺，勉励他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模范共产党员，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奋斗终身。入党是他转变为自觉的无产阶级战士的标志。以后，他为党的事业奋斗的劲头更足了。
高士其的病情日益恶化，最终全身瘫痪。为了高士其的健康，组织上全力挽救他的生命，派人护送他经重庆去香港治疗。日军占领香港后，党又将高士其护送到桂林，住进科学食品研究所并担任了研究所所长和东南盟军服务处的技术顾问，在极为困难的环境中他一面同疾病斗争，一面坚持创作。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高士其用诗作武器，欢呼胜利，抨击国民党反动派抢夺胜利果实的行径，他请人笔录，写下著名的诗篇《我的原子弹也在爆炸》。随着斗争的激烈，高士其创作的诗也越来越多，如诗歌《黑暗与光明》《给流血的朋友》等。1946年，高士其的第一首科学诗也是中国的第一首科学诗《天地进行曲》与世人见面，这首41节的长诗，用明快流畅的诗句，描写天的变化与发展，透露出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1946年7月，内战爆发，爱国者李公朴、闻一多先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高士其十分悲愤，奋笔疾书，写下激昂的政治诗篇与反动派“肉搏”，被国民党列入黑名单。这时，又是党组织派人将高士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由于劳累和奔波，高士其的病情再次恶化而被送到台北治疗。此外，他撰写的科学论文《自然运动大纲》《跃进三百年序》和《新科学与新民主》等，也都产生在这个时期。这些作品笔锋尖锐，极具战斗性，既阐述了自然发展的规律，也揭露了敌人的罪恶，表明高士其已从一个爱国主义者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
1949年5月，在新中国诞生的前夕，高士其经香港来到北京。在融融春色中，周恩来总理接见了他，并安排他住进了北京医院。高士其也由地下党员转为公开的中共党员。9月，他有幸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受邀在“隆隆”的礼炮声中来到天安门广场参加了开国大典。在万分激动的心情下他写下诗篇《红旗飘飘》，庆贺新中国的诞生。后来，他这样叙述当时的心情：“我能亲眼看到新中国的诞生，看到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上升起，在全国人民胜利的欢呼声中，我的病所给我的一切痛苦，都被胜利的风吹走了。”
在北京干面胡同的一套房间里，高士其开始了新的科普创作生活。而且在条件较好的北京医院接受全面的治疗下他的健康状况大有好转。自1951年起，高士其先后担任了中央文化部科学普及局的顾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协会顾问及科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委员，并当选为第一届到第五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解放后，高士其创作的科学小品如《传染》《天石》《猪笼草和紫胶虫》《空气中的“居民”》《水的改造》等，题材非常广泛，从电子到宇宙，从微生物到人类，从火到原子弹，从兵器到自动化工厂等等，包罗万象、无所不谈，而且语言生动活泼、清新形象，让人读起来趣味盎然，并能够从中吸取知识。高士其还采用拟人化的手法，用诗的语言，写了许多别具风格的科学诗，叙说枯燥的科学知识，而且还赋予它深刻的政治意义。
高士其自1928年得病后，医生曾预言活不到三年，可是高士其居然又活了60年，直至1988年去世，享年85岁。
高士其身残志坚，以对党终生无悔的赤胆忠心辛勤工作，生命不息，笔耕不止，以出众的才华和独特的风格以及惊人的毅力创作了大量青少年所喜爱的科普读物和别具一格的科学诗，为与他的同一代人尤其是他的下一代的青少年树立了乐观、奋进的榜样，为推动我国科学普及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责编肖黎）
高士其是我国著名的科普作家和细菌学家，他更是一位坚强、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曾被毛泽东和周恩来称誉为“中国红色的科学家”。
高士其1905年11月1日出生于福州。1919年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时，就读于北平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的高士其积极投身其中，参加写标语、印发传单、上街游行等活动，“科学救国”的理想也在他心中扎根。
1927年，高士其在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攻读医学博士功课。1928年，他应聘到细菌学系试验室工作。一次在研究脑炎病毒的过程中，他不幸被病毒感染，从此留下了终生不治的残疾。多种疾病让他痛苦异常，他双眼上翻，周期性发炎，双手颤抖，腿脚不灵便，左耳变聋。但他没有被病魔吓倒，为了解救天下遭受病毒摧残的兄弟姐妹们，他带着重病的身体坚持读完博士课程。
1930年秋，高士其学成回国。不久，作为全国仅有的五个微生物学家之一的高士其，被其留美同学刘先生聘请到他担任院长的南京中央医院检验科就职。但工作不长时间后因看不惯医院的阴暗面而愤然离职，到上海投奔好友李公朴。李公朴不仅爽快收留了高士其，而且凭借关系向上海各报刊、出版社尽力推荐高士其。高士其还通过李公朴结识了青年哲学家李生萱(笔名艾思奇)和大名鼎鼎的教育家陶行知。在艾思奇那里，高士其第一次翻阅了鲁迅的小说集《呐喊》，觉得很有新意，思路豁然开阔。他对陈望道与鲁迅合编的《太白》杂志中一个把科学与文学结合起来的新鲜栏目《科学小品》大感兴趣，并立即开始动手尝试这一富有趣味的创作形式。高士其自1935年到1937年共写了如《细菌的衣食住行》《我们的抗敌英雄》《抗战与防疫》等近百篇科普作品，分别发表于上海各报刊，有的结集成书出版，为中国科学文艺作品的诞生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值得一提的是，期间他还郑重将原名“高仕”改为“高士其”，并声称：“去掉‘人’旁不做官，去掉‘金’旁不要钱”。
高士其心系国家命运，在创作科普作品的同时还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他参加了上海学生声援北平一二九运动的爱国示威游行；1936年10月12日，参加了上海人民公祭鲁迅的大会；1936年11月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七君子事件”，他不畏白色恐怖，积极参加援救斗争。
高士其在社会上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中共地下党组织派人探望高士其并给他送去毛主席著作和地下党组织的刊物。这一切使高士其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他在积极著书之余，还热情地参加党所领导的一系列群众运动。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关头。上海许多进步人士纷纷投奔革命圣地延安，寻求真理，追求光明。
1937年夏初的一天，艾思奇来向高士其辞行。“你到哪里去？”“延安！”艾思奇小声说。高士其激动了，攥住艾思奇的手恳求一同前往。他这时行动已很困难，可心情相当迫切：“我一定要到延安，我一定能到延安，就是爬，我也要爬到延安去！”但无奈最终不能成行。
不久，高士其接到艾思奇从延安捎来的信。这激发高士其坚定了非去延安不可而且要立即动身的决心。于是，他离开战火纷飞的上海，历经千辛万苦，辗转搭车、坐船、步行，行程千余里和历时三个多月，于1937年11月25日，终于奇迹般地来到了宝塔山下。
他是最早到达延安的科学家之一，又是一位在上海已崭露头角的文化人——科学小品作家，因此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陈云等领导人的格外关注和欢迎。当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紧紧握住高士其的手，并亲切而高声地说“欢迎你，中国红色的科学家”时，他觉得一股暖流直涌心间。
高士其到达延安后，见到了艾思奇，好友重逢，格外亲热。在得知他早于1935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时，对他很是羡慕；尤其是耳闻目睹并亲身感受了延安如火如荼的革命浪潮和感受到了党的关怀与照顾后，高士其入党的愿望由以前的时有萌动而顿时被激发成“喷薄欲出”和势不可挡。那天夜里，高士其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并十分激动地挥笔写下了诗篇《不能走路的人的呐喊》——
哦，我是一个不能走路的人。
不能走路，
也来到延安，
也要在路旁助威呐喊：
赶走日本强盗！
还我中华河山！
高士其借此抒发自己要在“路旁助威呐喊”的战斗激情，愿将自己的知识贡献给抗战。
高士其马上付之于实际行动。在延安，他的生命获得了新的力量。他拖着病残之躯，以更加昂扬的斗志和更为高涨的革命积极性不知疲倦地参加各种活动——开会、讲学、吟诗和写作。1938年2月，在陕北公学担任教员的高士其与其他20多位研究科学的青年发起成立了延安的第一个科学技术团体——“边区国防科学社”，举行“自然辩证法座谈会”“革命医学座谈会”“细菌学讨论会”等，还经常参加边区文协组织的诗歌朗诵会等活动。他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延安的军民。
虽然延安的医疗条件十分简陋，但党像慈母一样无微不至地关怀着高士其，送他去中央干部疗养院疗养，还派了秘书、炊事员照料他的工作和生活。
然而，由于延安生活的艰苦，高士其的病情不断加重。这时候，高士其想到的不是自己能够活多久，而是希望在有生之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经过近一年革命队伍的艰苦生活磨练和考验后，高士其在与疾病做斗争的同时，1938年秋天用他发抖的手，花了三天的时间，吃力地完成用毅力写就的入党申请书。
三个月后，高士其的申请被通过。1938年12月，高士其光荣地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预备党员。他高兴地马上写信报告毛主席，毛主席也欣喜地立即亲笔回信祝贺，勉励他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模范共产党员，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奋斗终身。入党是他转变为自觉的无产阶级战士的标志。以后，他为党的事业奋斗的劲头更足了。
高士其的病情日益恶化，最终全身瘫痪。为了高士其的健康，组织上全力挽救他的生命，派人护送他经重庆去香港治疗。日军占领香港后，党又将高士其护送到桂林，住进科学食品研究所并担任了研究所所长和东南盟军服务处的技术顾问，在极为困难的环境中他一面同疾病斗争，一面坚持创作。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高士其用诗作武器，欢呼胜利，抨击国民党反动派抢夺胜利果实的行径，他请人笔录，写下著名的诗篇《我的原子弹也在爆炸》。随着斗争的激烈，高士其创作的诗也越来越多，如诗歌《黑暗与光明》《给流血的朋友》等。1946年，高士其的第一首科学诗也是中国的第一首科学诗《天地进行曲》与世人见面，这首41节的长诗，用明快流畅的诗句，描写天的变化与发展，透露出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1946年7月，内战爆发，爱国者李公朴、闻一多先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高士其十分悲愤，奋笔疾书，写下激昂的政治诗篇与反动派“肉搏”，被国民党列入黑名单。这时，又是党组织派人将高士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由于劳累和奔波，高士其的病情再次恶化而被送到台北治疗。此外，他撰写的科学论文《自然运动大纲》《跃进三百年序》和《新科学与新民主》等，也都产生在这个时期。这些作品笔锋尖锐，极具战斗性，既阐述了自然发展的规律，也揭露了敌人的罪恶，表明高士其已从一个爱国主义者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
1949年5月，在新中国诞生的前夕，高士其经香港来到北京。在融融春色中，周恩来总理接见了他，并安排他住进了北京医院。高士其也由地下党员转为公开的中共党员。9月，他有幸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受邀在“隆隆”的礼炮声中来到天安门广场参加了开国大典。在万分激动的心情下他写下诗篇《红旗飘飘》，庆贺新中国的诞生。后来，他这样叙述当时的心情：“我能亲眼看到新中国的诞生，看到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上升起，在全国人民胜利的欢呼声中，我的病所给我的一切痛苦，都被胜利的风吹走了。”
在北京干面胡同的一套房间里，高士其开始了新的科普创作生活。而且在条件较好的北京医院接受全面的治疗下他的健康状况大有好转。自1951年起，高士其先后担任了中央文化部科学普及局的顾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协会顾问及科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委员，并当选为第一届到第五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解放后，高士其创作的科学小品如《传染》《天石》《猪笼草和紫胶虫》《空气中的“居民”》《水的改造》等，题材非常广泛，从电子到宇宙，从微生物到人类，从火到原子弹，从兵器到自动化工厂等等，包罗万象、无所不谈，而且语言生动活泼、清新形象，让人读起来趣味盎然，并能够从中吸取知识。高士其还采用拟人化的手法，用诗的语言，写了许多别具风格的科学诗，叙说枯燥的科学知识，而且还赋予它深刻的政治意义。
高士其自1928年得病后，医生曾预言活不到三年，可是高士其居然又活了60年，直至1988年去世，享年85岁。
高士其身残志坚，以对党终生无悔的赤胆忠心辛勤工作，生命不息，笔耕不止，以出众的才华和独特的风格以及惊人的毅力创作了大量青少年所喜爱的科普读物和别具一格的科学诗，为与他的同一代人尤其是他的下一代的青少年树立了乐观、奋进的榜样，为推动我国科学普及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责编肖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