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毛泽东要徐向前去当抗大校长
西安事变后，在与国民党谈判中，毛泽东多次令周恩来向南京政府提出，红军要改编为四个师，准备任命贺龙、刘伯承、林彪、徐向前分别为四个师的师长。由于蒋介石限制共产党的军力，最后只允许红军改编成三个师。于是，徐向前被任命为一二九师副师长。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徐向前就是游击战争的能手，他指挥红四方面军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粉碎了敌人一次次“围剿”，先后为创建鄂豫皖和川陕革命根据地建立了丰功伟绩。来到敌后的抗日战场，他把毛泽东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的运用水平又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先是在晋东南，后又到冀南平原和沂蒙山区，徐向前创造性地贯彻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提出创造“人山”工程，每到一地，都把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和武装群众放在首位，使抗日武装力量一天比一天壮大，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1年初，徐向前奉命从山东回到延安，一到延安，毛泽东便接见了他。他这次回延安原是为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长期战争使他积劳成疾，头疼病发作频繁，又在一次骑马外出时，左腿骨被惊跳起来的马踢伤，造成骨折而住进医院。由于伤口迟迟不能愈合，直到中秋节前夕，他才出院。出院后徐向前即参加了高级研究组的系统学习，为七大的召开进行思想准备。
1942年5月，徐向前在延安就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43年春耕期间的一天，毛泽东请徐向前到他的窑洞来，问了近日情况，对他提出了新的工作安排。毛泽东开门见山：“向前同志，你去办抗日军政大学，怎么样啊？”
“我？”徐向前有点为难地说，“主席，我不行，我这个人过去没搞过教育，还是派别人去吧。”
毛泽东说：“都想过了，还是你去合适。你既是师范毕业生，又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嘛！”徐向前又说：“主席，顶好让我去打仗。”
“抗大要你办，仗也要你打。现在，你先去办学校。”
“办学，我没有经验。”
“开始我们也不会打仗嘛！后来不是会了嘛！你去抗大当校长，把军事学院也带过去，还是李井泉当政委，让何长工、彭绍辉当副校长，陈奇涵当教育长，徐文烈当政治部主任。你先把领导机构组织起来就有办法了嘛！”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
毛泽东明确地向徐向前提出：“培养干部，准备反攻”，这就是要你去抗大的目的。具体地讲，要抓好三项工作：第一、思想教育是中心环节；第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第三、审查干部，巩固内部。
徐向前领受任务后，简单做了准备，就从延安出发，赶往绥德抗大校部，路上整整走了四天。由于战争环境的关系，抗大总校的校址经常变换，从保安到延安，到晋察冀，到晋东南，又到冀南平原。1943年2月抗大总校又从冀南的邢台地区转来陕北绥德县的西山寺。
不久，李井泉也来了。抗大的领导班子正式组成。因为抗大总校刚从冀南敌后抗日根据地迁来，同时中央又决定将设在晋察冀根据地的一分校、晋西北的七分校、延安的三分校（即军事学校）与总校合并，学校的规模就扩大了。合并以后，在校学员统称为抗大第八期。
徐向前担任校长后，带领全校师生一面挖窑洞，建校舍，一面接收学员。开课后，他组织学员学军事，学政治，学文化，很快使抗大出现了生机勃勃的局面。
抗大，抗大，越抗越大。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徐向前在担任抗大校长的两年多时间里，为中国革命培育了一大批优秀将才。
1945年8月间，抗大第八期学员提前毕业，分赴各抗日战场。总校也迁往东北，迎接新的战斗任务。此时，徐向前因患肋膜炎而出院不久，故仍留在延安养病。
徐向前的精神：“向前，向前”
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了内战，开始是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几个月后，蒋介石的全面进攻即遭失败，于是又转为向陕北、山东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
11月18日，中共中央决定暂时放弃延安。正在延安养病的徐向前和徐特立一家、郑位三一家、王明一家，以及刘少奇的爱人王前，共20多人，被先行疏散到绥德。在离开延安的前一天，毛泽东在枣园召集了一次领导干部会议，同时为他们先行疏散的同志送行。
徐向前临别依依，要毛泽东保重，话语间流露了自己不能上前线的遗憾。毛泽东谈笑如常，握着他的手说：“解放战争非打不可，可能打三年、五年或者十年，你们要做好这个精神准备。”
徐向前请求上前线，毛泽东先是点点头，然后说：“先养病，不会让你闲着的。”
徐向前到绥德后，仍不甘心留在后方，便向中央写了报告，请求到晋东南工作。中央复电同意他先去太行解放区养病，然后到晋冀鲁豫军区工作。1947年2月，徐向前与爱人黄杰到达山西长治，6月13日，中央军委任命他担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担负起了解放山西的任务。
徐向前带病率部出征，先后指挥了解放运城、临汾、晋中和太原的战役，他敢于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勇于连续作战，一股作气，打到“最后五分钟”。
“坚持最后五分钟”是徐向前在运城战役中发出的战斗命令，后来成为他的一句军事名言。他说：“最后五分钟是决定胜负的关头。这种时候，最容易动摇军心，最容易把最后决胜的时机放过去。因此须牢记一条，当你是困难最严重的时候，也是敌人最严重最困难的时候，常常是你因困难在决心发生动摇的时候，而恰恰是敌人对胜利已感到绝望的时候。这种时机是最紧要的关头，这种时机决定于何方能坚持，何方能够熬过这最后五分钟，何方就能取得胜利。”
其实，徐向前本人就是这样。在前线，每在战斗激烈的时刻，他常亲临前线指挥。他病得不能行走、不能骑马时，就坐在担架上指挥部队拼搏。有好几次差点儿去见马克思。
毛泽东对人说：“徐向前的战斗精神就像他的名字那样：向前，向前。”
从1947年6月到1949年4月，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徐向前率部歼灭了阎军30万人之多，解放了山西全境。对于徐向前的指挥艺术，毛泽东颇为称道，曾多次通报全军进行赞扬。
1948年5月18日，徐向前指挥部队打下了晋南重镇临汾。这一仗打得很艰苦，但也取得了攻坚战的经验。战役结束后，徐向前写了《临汾战役经过和主要经验》《临汾敌之防御配系及工事构筑的实际情形》和《临汾战役战术总结》等报告，上报中央，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评价。毛泽东在《给东北野战军领导的电报》中说：“徐向前同志指挥之临汾作战，我以九个旅（其中只有两个旅有攻城经验），攻敌两个正规旅及其他杂部共约两万人，费去七十天时间，付出一万五千人的伤亡，终于攻克。我军九个旅（约七万人）都取得攻坚经验，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大胜利。临汾阵地是很坚固的，敌人非常顽强。敌我两军攻防之主要方法是地道斗争。我军用多数地道进攻，敌军亦用多数地道破坏我之地道，双方都随时总结经验，结果我用地道下之地道获胜。”
临汾既下，晋南全境解放，晋冀鲁豫解放区和晋绥、西北解放区已连成一片，阎锡山统治区域缩小，处境更加孤立。接着，徐向前指挥部队马不停蹄，北上晋中，发起了晋中战役。1948年6月，徐向前指挥部队取得歼灭敌“亲训师”、“亲训炮兵团”和暂编第四十师大部的胜利。全军指战员们兴高彩烈，称颂“徐老总真是神机妙算，连敌人都乖乖地听他调动！”徐向前及时向军委作了总结报告。毛泽东看了这个报告，立即加上批语，转发全军。批语说：“我们很需要此种战役总结报告。希望各兵团在每一战役结束后，不论胜负及胜利大小均向军委做一总结报告，以利交流和总结经验。”
在围歼赵承绶集团之战斗正酣的时候，徐向前的目光已转向太原。7月15日晚，他和周士第报告军委，提出拟在完成榆次以南作战后，即行北上，完成对太原的包围，有可能即将夺取太原的意见。
第二天，军委复电同意。电报是毛泽东写的。同时，毛泽东还发电报给粟裕和华东局、中原局。电报说：“我徐向前同志所部三个纵队，于攻克临汾伤亡一万五千人之后，仅休息二十天即北上作战，连续歼灭阎锡山军七个师（等于旅）又四个军部（等于整编师部），现尚包围敌两个师，又两个总队（略等于旅），又一个军部，又一个总指挥部于榆次以南正歼击中。向前所部仅一个纵队有二万余人，其余两个纵队各一万余人，此次大战估计将伤亡万余，军委正令该军于完成榆次以南作战后，立即抢占太原飞机场，准备夺取太原。此种情形，望宣示干部，鼓励士气。”
毛泽东没有给徐向前直接发电，予以褒奖，然而，却对徐向前所指挥的部队的显赫战绩向全军作了宣扬。
晋中战役以歼灭阎锡山10万余人、解放晋中全部土地而胜利告终。1948年7月19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电祝贺：“庆祝你们继临汾大捷后，在晋中地区歼灭敌一个总部、五个军部、九个师、两个总队及解放十一座县城的伟大胜利。晋中战役在向前、士第两同志直接指挥之下，由于全军奋战，人民拥护，后方努力生产支前，及各战场的胜利配合，仅仅一个月中，获得如此辉煌的战绩，对于整个战局帮助极大。现在我军已临太原城下，最后地结束阎锡山反动统治的时机业已到来。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为夺取太原，解放太原人民而战！”
接到中央电报，徐向前和全体指战员受到巨大鼓舞，解放太原的决心和信心更大了。
在“九月会议”上，毛泽东点名让徐向前介绍晋中战役的经验
1948年8月中旬，徐向前抱病前往西柏坡，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九月会议”。这时的徐向前，肋膜炎复发，身体极为虚弱。他路经石家庄，在和平医院作检查，医生说他的旧病有发展，消化和吸收能力极差，体质虚弱，需要静养三个月。
夫人黄杰劝他多休息几天。徐向前却说：“医生的话不能不听，也不能全听。我还要去中央参加会议呢！”
9月初，徐向前就赶到西柏坡。毛泽东见到他，极为兴奋。尽管他不愿意把病情告诉毛泽东，但毛泽东还是知道了他病得不轻，嘱咐他要好好休养。
会议开始前，各地汇报情况。7日，徐向前发言。当他讲到华北第一兵团进入晋中战役的部队，总共是55950人时，毛泽东当即插话说：“哎呀！你们还不到6万人，一个月就消灭了阎锡山10万人，单是正规军就搞掉他8个整旅。你说一说，你们那个晋中战役是怎样打的？”
徐向前说：“我们是按主席的军事思想……”
毛泽东摇手。那手势，那笑容，包含着对徐向前谦虚作风的称赞和深爱。
接着，他汇报打太原的设想：“敌我炮火大体相等，兵力也相当，我共9万多人，敌也9万多人，其中民卫军1.5万人，因此打起来是有困难的。但打是一定要打下来的。我已经给部队讲过，我们就是长出白胡子，也要把太原打下来。”
毛泽东对徐向前的汇报很满意。会议正式开始后，毛泽东作了重要报告。为了更快地夺取全国胜利，会议检查了以前的工作，规定了今后的任务。其中，要求华北徐向前兵团，在一年内歼灭阎锡山14个旅左右（包括此前已歼8个旅在内），并攻占太原。
会议休息中间，毛泽东和徐向前一起在室外散步。在谈到假如阎锡山接受谈判条件，同意和平解决时，毛泽东说：“你请阎锡山把军队开到汾孝一带，我们的部队开进太原，那样麻烦就少了。”
徐向前说：“能和平解决太原最好，不过……”
毛泽东问：“你说不可能？”
徐向前说：“我们那个老乡阎锡山，生性奸诈，不会轻易让出他那个独立王国。他派人勾结陈纳德，邀请美国记者参观太原的碉堡，把太原搞成碉堡城了。他还幻想美国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他还可以重新出头。”
毛泽东说：“反动派是靠这一手。”
徐向前说：“解决太原问题，我们还是要照主席讲的干，‘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毛泽东点头说：“恐怕是这样。”
中央“九月会议”是一次推动解放战争加速胜利的重要会议。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序幕从此揭开。
徐向前自觉病情严重，怕支持不了几个月的时间而中途倒下，完不成解放太原的任务。他想来想去，还是找刘少奇谈了自己的想法。刘少奇说：“你的身体状况中央很清楚，但现在实在抽不出人来顶替你。你先回石家庄住院，休息一下，争取把太原打下来再好好养病。”
9月13日，会议结束。之后，徐向前让兵团政治部主任胡耀邦先返回太原前线，他到石家庄和平医院看病。10月6日，徐向前抱病从石家庄出发，于10日回到太原前线。
徐向前由于日夜指挥作战，于11月11日又病倒了，不能吃不能喝，烧得厉害。
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对此非常关心。11月22日，军委发电：“向前患病甚念。望嘱钱部长（即钱信忠，时任华北军区卫生部副部长）妥为诊治，并望你们注意照护，使之能完全摆脱工作，静养一个时期”，“徐病状望随时报告。”毛泽东在签发这份电报时又加上一句：“如病情严重，应来中央医院，至要。”
11月29日，毛泽东致电徐向前：“闻病极念，务望安心静养，不要挂念工作，前方指挥由周（士第）、胡（耀邦）、陈（漫远）担负，你病情略好能够移动时，即来中央休养，待痊愈后再上前线。总之，治疗与休养是第一等重要，病好一切好办。”
七届二中全会，徐向前因病没有参加。毛泽东要彭德怀返回西北途中，去太原前线看看。彭德怀路经太原，徐向前向他介绍了攻击太原的详细方案和准备情况。完了，徐向前说：“我的肋膜两次出水，胸背疼痛，实在挪不动，你留下来指挥攻城吧！”
彭德怀见徐向前的身体确实很弱，便答应了。报经中央军委批准，彭德怀留在太原前指。为避免军心动摇，各种命令仍使用太原前线司令部司令兼政治委员徐向前的名义。
1949年4月24日晨5时半，太原前线我军对太原城内3万多守敌发起总攻。1300多门火炮，从四面八方对太原城进行轰击，在3个兵团和1个炮兵师及地方部队绝对优势兵力的突击下，太原守敌悉数被歼，阎锡山对山西人民长达38年的统治从此结束。太原战役共歼敌13.8万多人。不久，大同敌军亦即投诚，山西全境获得解放。
毛泽东看到太原解放的电报，高兴地说：“太原和山西解放，我们就可以集中更多力量解决长江以南和西北地区的问题了。”
“五一”节这一天，毛泽东签署中央贺电，向徐向前和周士第、罗瑞卿等及太原前线全体军民表示祝贺，贺电说：“战犯阎锡山及其反动集团，盘踞山西，危害人民，业已三十八年，为国内军阀割据为时最久者。抗日时期，阎匪即与日本侵略军勾结妥协，与抗日人民为敌。近几年来，阎匪在蒋介石指挥下，参与反革命内战，节节溃败，最后退守太原一隅，犹作顽抗。此次我太原前线人民解放军奉命攻城，迅速解决，阎匪虽逃，群凶就缚。大同敌军，亦即投诚。从此山西全境肃清，华北臻于巩固。当此伟大节日，特向你们致热烈的祝贺。”
受命出访苏联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这一天，徐向前没能出席北京的开国大典，他正在青岛养病。
徐向前虽然未能出席新政府会议，但却被任命为解放军总参谋长，同时还兼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由于他正在养病，总参谋部的工作由副总参谋长聂荣臻主持。
直到1950年5月，徐向前的病情才渐渐有所好转，到北京参加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会议期间，毛泽东见到他身体好转，甚是高兴，一再劝慰：“静养，安心静养！”
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参战前后，徐向前移住北京，尽心尽力为毛泽东指挥抗美援朝战争 提供帮助。可是入冬以后，他的病情又有复发，时常发烧，头痛更是剧烈。聂荣臻和薄一波来看他，他提出华北军区的工作需要加强，自己兼任华北军区的职务，应建议中央免除。聂荣臻按他的意见给中央写了报告。11月1日，毛泽东批示：“征求向前同志同意，如果向前同意的话，可以这样办。”同时还写了以下一段话：“向前同志：前次见面时，我说可抄一些电报给你看。后来我觉得你还是静养，不看电报为好。故未叫机要处抄给你。”
“八条命令”下达后，起到暂时稳定军队局势的作用。然而，由于江青一伙的破坏，军队的混乱局势仍然不能完全制止。冲击军事机关的事件，又连续发生。
毛泽东和老帅们一样，都在维护这八条。1968年3月27日晚，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几位老帅谈到“八条”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时说：“我们都是事后诸葛亮。现在看来，当时没有这个‘八条’也是不行的。”
毛泽东连声说：“好人！好人！”
1967年2月8日，周恩来在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吸收有关负责人参加。出席会议的有：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等。主要研究“抓革命、促生产”问题。会议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该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徐向前等一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与陈伯达、康生一伙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在2月11日下午的会上，叶剑英质问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一伙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啊！”
徐向前敲着桌子，激愤地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军队这样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如果不要，我们这些人干脆回家种地去！”
两位老帅据理力争，慷慨陈词，得到了一些同志的支持，使康生、陈伯达等人无言可对。
2月16日下午，继续开碰头会，讨论“抓革命、促生产”问题。徐向前因故没有参加。这次会上，斗争更加激烈。开始，谭震林要张春桥保护陈丕显，张春桥推托说回去和群众商量。谭震林恼怒了，大声质问：“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嘛！你们就是不要党的领导。”谭震林越说越激动。他斥责清华大学蒯大富之流搞的“百丑图”，说：“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谭震林越说越气，拿起文件、衣服，要退出会场，并说：“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周恩来要他回来。陈毅也说：“不要走，要留在里边斗争！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还讲了延安整风，说他和周恩来挨过整。
……
参加会议的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成了受审被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散会后，他们急忙跑到钓鱼台去向江青汇报。江青听了夹叙夹议的报告，暴跳如雷，说：“这是一场新的路线斗争，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是附和错误路线。”她拿起电话打给毛泽东办公室，说张春桥、姚文元有要事报告，请主席连夜接见。
张春桥、姚文元讲起这些情况，毛泽东听着只是笑，并不表态。他最了解几十年跟自己打江山的这些将帅们。张春桥摸不着头脑，弄不清毛泽东的意思。但是，当汇报到陈毅说延安整风的问题时，毛泽东的态度突然有了变化，说：“难道延安整风也错了吗？还要请王明他们回来吗？”
2月18日上午，江青带着王力去向林彪汇报怀仁堂会议的情况和毛泽东的指示。林彪一如既往，面无表情地听着。听完，说了两句话：一句是“徐向前不能代表解放军”；再一句是“陈伯达是个书生”。
2月18日深夜至19日拂晓，毛泽东召开会议，在会上盛怒地说：“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大闹怀仁堂，就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让刘、邓上台，我同林彪南下，再上井冈山打游击。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中央文革小组改组，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余秋里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
全场鸦雀无声。新中国的元帅和国务院的副总理们在最高权威面前，面面相觑，目光里充满了担忧、惶惑和期待。
会议确定陈毅、谭震林、徐向前“请假检讨”，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
2月25日到3月18日，在怀仁堂断断续续开了七八次会，名曰“政治局生活会”，实际上是批陈毅、谭震林、徐向前及其他人。
林彪、江青一伙诬蔑老一辈革命家力挽狂澜的举动为“二月逆流”，1967年3月24日，在“中央文革”的一次会议上，宣布由肖华主持“全军文革”的工作。
一个月以后，即4月30日夜，毛泽东请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等老同志到他的家里，作了亲切交谈。毛泽东逐个问了每个人的情况，然后说：“今天开个团结会。我们还是要搞团结嘛！”
毛泽东手里夹着一支烟，一边抽着，一边和悦地说：“起初，我不知道什么是‘大闹怀仁堂’。后来，我听了几次汇报，才搞清楚了。碰头会上的发言，是对运动有意见，是老帅发牢骚嘛！”
毛泽东坐在沙发上，目光注视着这些一起打天下的战友说：“这些话，是在党的会议上讲的，是阳谋，不是阴谋。以后，大家有意见，可以对我讲嘛！”
毛泽东还笑着问谭震林：“谭老板哪，你的气消了没有呀？我的气已经消了。”“咱们订一个君子协定，不许骂娘。”
屋子里扬起一阵笑声。徐向前和其他老帅们的脸上也出现了“文革”以来的第一次笑容。
解放军建军40周年纪念日快到了，按照惯例，新中国的元帅都应该出席招待大会，所以，这一次周恩来也把他们列入了出席招待会的名单。可是，林彪、江青一伙以他们“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是“二月逆流”的成员为由而不同意。7月31日讨论了一下午，始终争论不休。
下午5时左右，叶剑英来到徐向前住处，说周总理打电话给他，请他通知徐向前，准备出席招待会。总理说，关于出席招待会的名单，讨论了一下午，争论不休，他准备报告毛主席，等请示主席后，正式电话通知。
叶剑英还带来一名理发员，要徐向前先理好发，等待通知。他刚理好发，就接到周恩来的电话：“毛主席指示，今天的招待会，朱德要出席，徐向前、韩先楚也要出席。”
徐向前虽然早已脱离“全军文革”的领导工作岗位，但还挂着“全军文革”小组长的头衔，名不符实。9月16日，徐向前正式向毛泽东写了报告，要求辞去“全军文革”组长的职务，请另选贤能。
毛泽东考虑良久，于10月12日批示：“我意不宜免除，请考虑酌定。”林彪也批：“我完全同意主席意见，不要免除为妥。”
徐向前的辞呈没有得到批准，继续挂着空名。这位军委“文化革命小组长”，实际上只干了三个月就靠边站了。
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黄永胜当了总参谋长。他在总参布置批判几位老帅，并发动老帅们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组织揭发批判，要求和老帅划清界线。在一期简报上竟编造谎言，诬陷徐向前的夫人黄杰是“叛徒”，结果，三次被“造反派”抄家。
不久，徐向前办公室党支部写了一份正式报告给周总理，请示如何批判徐向前和他的夫人黄杰的问题。周恩来看后批示：“不要搞得过于紧张。”并转呈毛泽东。毛泽东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和他们搞好关系。”
林彪无可奈何，只好在毛泽东批示的一旁加批：“完全同意主席的意见，希望徐向前同志搞好健康，不要制造新的障碍。”
1969年4月1日，“九大”召开。在八届十二中全会选举“九大”代表时，徐向前等几位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共产党员，经毛泽东提名，当上了代表。九大期间，又是毛泽东出面做工作，徐向前等几位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才被选入中央委员会。
1971年9月13日，林彪的阴谋彻底败露，葬身大漠。毛泽东在斗争中更加理解和认识了这些老帅，并亲自为“二月逆流”平反。
毛泽东在接见八大军区司令员的会议上，对到场的每一位老帅，都说了几句褒奖的话。在和徐向前握手时，他没有说太多的话，只是连声称赞：“好人！好人！”心情激动，意在不言之中。（续完）
（责编郄智）
西安事变后，在与国民党谈判中，毛泽东多次令周恩来向南京政府提出，红军要改编为四个师，准备任命贺龙、刘伯承、林彪、徐向前分别为四个师的师长。由于蒋介石限制共产党的军力，最后只允许红军改编成三个师。于是，徐向前被任命为一二九师副师长。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徐向前就是游击战争的能手，他指挥红四方面军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粉碎了敌人一次次“围剿”，先后为创建鄂豫皖和川陕革命根据地建立了丰功伟绩。来到敌后的抗日战场，他把毛泽东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的运用水平又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先是在晋东南，后又到冀南平原和沂蒙山区，徐向前创造性地贯彻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提出创造“人山”工程，每到一地，都把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和武装群众放在首位，使抗日武装力量一天比一天壮大，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1年初，徐向前奉命从山东回到延安，一到延安，毛泽东便接见了他。他这次回延安原是为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长期战争使他积劳成疾，头疼病发作频繁，又在一次骑马外出时，左腿骨被惊跳起来的马踢伤，造成骨折而住进医院。由于伤口迟迟不能愈合，直到中秋节前夕，他才出院。出院后徐向前即参加了高级研究组的系统学习，为七大的召开进行思想准备。
1942年5月，徐向前在延安就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43年春耕期间的一天，毛泽东请徐向前到他的窑洞来，问了近日情况，对他提出了新的工作安排。毛泽东开门见山：“向前同志，你去办抗日军政大学，怎么样啊？”
“我？”徐向前有点为难地说，“主席，我不行，我这个人过去没搞过教育，还是派别人去吧。”
毛泽东说：“都想过了，还是你去合适。你既是师范毕业生，又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嘛！”徐向前又说：“主席，顶好让我去打仗。”
“抗大要你办，仗也要你打。现在，你先去办学校。”
“办学，我没有经验。”
“开始我们也不会打仗嘛！后来不是会了嘛！你去抗大当校长，把军事学院也带过去，还是李井泉当政委，让何长工、彭绍辉当副校长，陈奇涵当教育长，徐文烈当政治部主任。你先把领导机构组织起来就有办法了嘛！”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
毛泽东明确地向徐向前提出：“培养干部，准备反攻”，这就是要你去抗大的目的。具体地讲，要抓好三项工作：第一、思想教育是中心环节；第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第三、审查干部，巩固内部。
徐向前领受任务后，简单做了准备，就从延安出发，赶往绥德抗大校部，路上整整走了四天。由于战争环境的关系，抗大总校的校址经常变换，从保安到延安，到晋察冀，到晋东南，又到冀南平原。1943年2月抗大总校又从冀南的邢台地区转来陕北绥德县的西山寺。
不久，李井泉也来了。抗大的领导班子正式组成。因为抗大总校刚从冀南敌后抗日根据地迁来，同时中央又决定将设在晋察冀根据地的一分校、晋西北的七分校、延安的三分校（即军事学校）与总校合并，学校的规模就扩大了。合并以后，在校学员统称为抗大第八期。
徐向前担任校长后，带领全校师生一面挖窑洞，建校舍，一面接收学员。开课后，他组织学员学军事，学政治，学文化，很快使抗大出现了生机勃勃的局面。
抗大，抗大，越抗越大。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徐向前在担任抗大校长的两年多时间里，为中国革命培育了一大批优秀将才。
1945年8月间，抗大第八期学员提前毕业，分赴各抗日战场。总校也迁往东北，迎接新的战斗任务。此时，徐向前因患肋膜炎而出院不久，故仍留在延安养病。
徐向前的精神：“向前，向前”
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了内战，开始是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几个月后，蒋介石的全面进攻即遭失败，于是又转为向陕北、山东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
11月18日，中共中央决定暂时放弃延安。正在延安养病的徐向前和徐特立一家、郑位三一家、王明一家，以及刘少奇的爱人王前，共20多人，被先行疏散到绥德。在离开延安的前一天，毛泽东在枣园召集了一次领导干部会议，同时为他们先行疏散的同志送行。
徐向前临别依依，要毛泽东保重，话语间流露了自己不能上前线的遗憾。毛泽东谈笑如常，握着他的手说：“解放战争非打不可，可能打三年、五年或者十年，你们要做好这个精神准备。”
徐向前请求上前线，毛泽东先是点点头，然后说：“先养病，不会让你闲着的。”
徐向前到绥德后，仍不甘心留在后方，便向中央写了报告，请求到晋东南工作。中央复电同意他先去太行解放区养病，然后到晋冀鲁豫军区工作。1947年2月，徐向前与爱人黄杰到达山西长治，6月13日，中央军委任命他担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担负起了解放山西的任务。
徐向前带病率部出征，先后指挥了解放运城、临汾、晋中和太原的战役，他敢于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勇于连续作战，一股作气，打到“最后五分钟”。
“坚持最后五分钟”是徐向前在运城战役中发出的战斗命令，后来成为他的一句军事名言。他说：“最后五分钟是决定胜负的关头。这种时候，最容易动摇军心，最容易把最后决胜的时机放过去。因此须牢记一条，当你是困难最严重的时候，也是敌人最严重最困难的时候，常常是你因困难在决心发生动摇的时候，而恰恰是敌人对胜利已感到绝望的时候。这种时机是最紧要的关头，这种时机决定于何方能坚持，何方能够熬过这最后五分钟，何方就能取得胜利。”
其实，徐向前本人就是这样。在前线，每在战斗激烈的时刻，他常亲临前线指挥。他病得不能行走、不能骑马时，就坐在担架上指挥部队拼搏。有好几次差点儿去见马克思。
毛泽东对人说：“徐向前的战斗精神就像他的名字那样：向前，向前。”
从1947年6月到1949年4月，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徐向前率部歼灭了阎军30万人之多，解放了山西全境。对于徐向前的指挥艺术，毛泽东颇为称道，曾多次通报全军进行赞扬。
1948年5月18日，徐向前指挥部队打下了晋南重镇临汾。这一仗打得很艰苦，但也取得了攻坚战的经验。战役结束后，徐向前写了《临汾战役经过和主要经验》《临汾敌之防御配系及工事构筑的实际情形》和《临汾战役战术总结》等报告，上报中央，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评价。毛泽东在《给东北野战军领导的电报》中说：“徐向前同志指挥之临汾作战，我以九个旅（其中只有两个旅有攻城经验），攻敌两个正规旅及其他杂部共约两万人，费去七十天时间，付出一万五千人的伤亡，终于攻克。我军九个旅（约七万人）都取得攻坚经验，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大胜利。临汾阵地是很坚固的，敌人非常顽强。敌我两军攻防之主要方法是地道斗争。我军用多数地道进攻，敌军亦用多数地道破坏我之地道，双方都随时总结经验，结果我用地道下之地道获胜。”
临汾既下，晋南全境解放，晋冀鲁豫解放区和晋绥、西北解放区已连成一片，阎锡山统治区域缩小，处境更加孤立。接着，徐向前指挥部队马不停蹄，北上晋中，发起了晋中战役。1948年6月，徐向前指挥部队取得歼灭敌“亲训师”、“亲训炮兵团”和暂编第四十师大部的胜利。全军指战员们兴高彩烈，称颂“徐老总真是神机妙算，连敌人都乖乖地听他调动！”徐向前及时向军委作了总结报告。毛泽东看了这个报告，立即加上批语，转发全军。批语说：“我们很需要此种战役总结报告。希望各兵团在每一战役结束后，不论胜负及胜利大小均向军委做一总结报告，以利交流和总结经验。”
在围歼赵承绶集团之战斗正酣的时候，徐向前的目光已转向太原。7月15日晚，他和周士第报告军委，提出拟在完成榆次以南作战后，即行北上，完成对太原的包围，有可能即将夺取太原的意见。
第二天，军委复电同意。电报是毛泽东写的。同时，毛泽东还发电报给粟裕和华东局、中原局。电报说：“我徐向前同志所部三个纵队，于攻克临汾伤亡一万五千人之后，仅休息二十天即北上作战，连续歼灭阎锡山军七个师（等于旅）又四个军部（等于整编师部），现尚包围敌两个师，又两个总队（略等于旅），又一个军部，又一个总指挥部于榆次以南正歼击中。向前所部仅一个纵队有二万余人，其余两个纵队各一万余人，此次大战估计将伤亡万余，军委正令该军于完成榆次以南作战后，立即抢占太原飞机场，准备夺取太原。此种情形，望宣示干部，鼓励士气。”
毛泽东没有给徐向前直接发电，予以褒奖，然而，却对徐向前所指挥的部队的显赫战绩向全军作了宣扬。
晋中战役以歼灭阎锡山10万余人、解放晋中全部土地而胜利告终。1948年7月19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电祝贺：“庆祝你们继临汾大捷后，在晋中地区歼灭敌一个总部、五个军部、九个师、两个总队及解放十一座县城的伟大胜利。晋中战役在向前、士第两同志直接指挥之下，由于全军奋战，人民拥护，后方努力生产支前，及各战场的胜利配合，仅仅一个月中，获得如此辉煌的战绩，对于整个战局帮助极大。现在我军已临太原城下，最后地结束阎锡山反动统治的时机业已到来。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为夺取太原，解放太原人民而战！”
接到中央电报，徐向前和全体指战员受到巨大鼓舞，解放太原的决心和信心更大了。
在“九月会议”上，毛泽东点名让徐向前介绍晋中战役的经验
1948年8月中旬，徐向前抱病前往西柏坡，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九月会议”。这时的徐向前，肋膜炎复发，身体极为虚弱。他路经石家庄，在和平医院作检查，医生说他的旧病有发展，消化和吸收能力极差，体质虚弱，需要静养三个月。
夫人黄杰劝他多休息几天。徐向前却说：“医生的话不能不听，也不能全听。我还要去中央参加会议呢！”
9月初，徐向前就赶到西柏坡。毛泽东见到他，极为兴奋。尽管他不愿意把病情告诉毛泽东，但毛泽东还是知道了他病得不轻，嘱咐他要好好休养。
会议开始前，各地汇报情况。7日，徐向前发言。当他讲到华北第一兵团进入晋中战役的部队，总共是55950人时，毛泽东当即插话说：“哎呀！你们还不到6万人，一个月就消灭了阎锡山10万人，单是正规军就搞掉他8个整旅。你说一说，你们那个晋中战役是怎样打的？”
徐向前说：“我们是按主席的军事思想……”
毛泽东摇手。那手势，那笑容，包含着对徐向前谦虚作风的称赞和深爱。
接着，他汇报打太原的设想：“敌我炮火大体相等，兵力也相当，我共9万多人，敌也9万多人，其中民卫军1.5万人，因此打起来是有困难的。但打是一定要打下来的。我已经给部队讲过，我们就是长出白胡子，也要把太原打下来。”
毛泽东对徐向前的汇报很满意。会议正式开始后，毛泽东作了重要报告。为了更快地夺取全国胜利，会议检查了以前的工作，规定了今后的任务。其中，要求华北徐向前兵团，在一年内歼灭阎锡山14个旅左右（包括此前已歼8个旅在内），并攻占太原。
会议休息中间，毛泽东和徐向前一起在室外散步。在谈到假如阎锡山接受谈判条件，同意和平解决时，毛泽东说：“你请阎锡山把军队开到汾孝一带，我们的部队开进太原，那样麻烦就少了。”
徐向前说：“能和平解决太原最好，不过……”
毛泽东问：“你说不可能？”
徐向前说：“我们那个老乡阎锡山，生性奸诈，不会轻易让出他那个独立王国。他派人勾结陈纳德，邀请美国记者参观太原的碉堡，把太原搞成碉堡城了。他还幻想美国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他还可以重新出头。”
毛泽东说：“反动派是靠这一手。”
徐向前说：“解决太原问题，我们还是要照主席讲的干，‘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毛泽东点头说：“恐怕是这样。”
中央“九月会议”是一次推动解放战争加速胜利的重要会议。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序幕从此揭开。
徐向前自觉病情严重，怕支持不了几个月的时间而中途倒下，完不成解放太原的任务。他想来想去，还是找刘少奇谈了自己的想法。刘少奇说：“你的身体状况中央很清楚，但现在实在抽不出人来顶替你。你先回石家庄住院，休息一下，争取把太原打下来再好好养病。”
9月13日，会议结束。之后，徐向前让兵团政治部主任胡耀邦先返回太原前线，他到石家庄和平医院看病。10月6日，徐向前抱病从石家庄出发，于10日回到太原前线。
徐向前由于日夜指挥作战，于11月11日又病倒了，不能吃不能喝，烧得厉害。
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对此非常关心。11月22日，军委发电：“向前患病甚念。望嘱钱部长（即钱信忠，时任华北军区卫生部副部长）妥为诊治，并望你们注意照护，使之能完全摆脱工作，静养一个时期”，“徐病状望随时报告。”毛泽东在签发这份电报时又加上一句：“如病情严重，应来中央医院，至要。”
11月29日，毛泽东致电徐向前：“闻病极念，务望安心静养，不要挂念工作，前方指挥由周（士第）、胡（耀邦）、陈（漫远）担负，你病情略好能够移动时，即来中央休养，待痊愈后再上前线。总之，治疗与休养是第一等重要，病好一切好办。”
七届二中全会，徐向前因病没有参加。毛泽东要彭德怀返回西北途中，去太原前线看看。彭德怀路经太原，徐向前向他介绍了攻击太原的详细方案和准备情况。完了，徐向前说：“我的肋膜两次出水，胸背疼痛，实在挪不动，你留下来指挥攻城吧！”
彭德怀见徐向前的身体确实很弱，便答应了。报经中央军委批准，彭德怀留在太原前指。为避免军心动摇，各种命令仍使用太原前线司令部司令兼政治委员徐向前的名义。
1949年4月24日晨5时半，太原前线我军对太原城内3万多守敌发起总攻。1300多门火炮，从四面八方对太原城进行轰击，在3个兵团和1个炮兵师及地方部队绝对优势兵力的突击下，太原守敌悉数被歼，阎锡山对山西人民长达38年的统治从此结束。太原战役共歼敌13.8万多人。不久，大同敌军亦即投诚，山西全境获得解放。
毛泽东看到太原解放的电报，高兴地说：“太原和山西解放，我们就可以集中更多力量解决长江以南和西北地区的问题了。”
“五一”节这一天，毛泽东签署中央贺电，向徐向前和周士第、罗瑞卿等及太原前线全体军民表示祝贺，贺电说：“战犯阎锡山及其反动集团，盘踞山西，危害人民，业已三十八年，为国内军阀割据为时最久者。抗日时期，阎匪即与日本侵略军勾结妥协，与抗日人民为敌。近几年来，阎匪在蒋介石指挥下，参与反革命内战，节节溃败，最后退守太原一隅，犹作顽抗。此次我太原前线人民解放军奉命攻城，迅速解决，阎匪虽逃，群凶就缚。大同敌军，亦即投诚。从此山西全境肃清，华北臻于巩固。当此伟大节日，特向你们致热烈的祝贺。”
受命出访苏联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这一天，徐向前没能出席北京的开国大典，他正在青岛养病。
徐向前虽然未能出席新政府会议，但却被任命为解放军总参谋长，同时还兼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由于他正在养病，总参谋部的工作由副总参谋长聂荣臻主持。
直到1950年5月，徐向前的病情才渐渐有所好转，到北京参加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会议期间，毛泽东见到他身体好转，甚是高兴，一再劝慰：“静养，安心静养！”
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参战前后，徐向前移住北京，尽心尽力为毛泽东指挥抗美援朝战争 提供帮助。可是入冬以后，他的病情又有复发，时常发烧，头痛更是剧烈。聂荣臻和薄一波来看他，他提出华北军区的工作需要加强，自己兼任华北军区的职务，应建议中央免除。聂荣臻按他的意见给中央写了报告。11月1日，毛泽东批示：“征求向前同志同意，如果向前同意的话，可以这样办。”同时还写了以下一段话：“向前同志：前次见面时，我说可抄一些电报给你看。后来我觉得你还是静养，不看电报为好。故未叫机要处抄给你。”
“八条命令”下达后，起到暂时稳定军队局势的作用。然而，由于江青一伙的破坏，军队的混乱局势仍然不能完全制止。冲击军事机关的事件，又连续发生。
毛泽东和老帅们一样，都在维护这八条。1968年3月27日晚，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几位老帅谈到“八条”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时说：“我们都是事后诸葛亮。现在看来，当时没有这个‘八条’也是不行的。”
毛泽东连声说：“好人！好人！”
1967年2月8日，周恩来在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吸收有关负责人参加。出席会议的有：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等。主要研究“抓革命、促生产”问题。会议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该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徐向前等一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与陈伯达、康生一伙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在2月11日下午的会上，叶剑英质问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一伙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啊！”
徐向前敲着桌子，激愤地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军队这样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如果不要，我们这些人干脆回家种地去！”
两位老帅据理力争，慷慨陈词，得到了一些同志的支持，使康生、陈伯达等人无言可对。
2月16日下午，继续开碰头会，讨论“抓革命、促生产”问题。徐向前因故没有参加。这次会上，斗争更加激烈。开始，谭震林要张春桥保护陈丕显，张春桥推托说回去和群众商量。谭震林恼怒了，大声质问：“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嘛！你们就是不要党的领导。”谭震林越说越激动。他斥责清华大学蒯大富之流搞的“百丑图”，说：“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谭震林越说越气，拿起文件、衣服，要退出会场，并说：“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周恩来要他回来。陈毅也说：“不要走，要留在里边斗争！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还讲了延安整风，说他和周恩来挨过整。
……
参加会议的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成了受审被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散会后，他们急忙跑到钓鱼台去向江青汇报。江青听了夹叙夹议的报告，暴跳如雷，说：“这是一场新的路线斗争，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是附和错误路线。”她拿起电话打给毛泽东办公室，说张春桥、姚文元有要事报告，请主席连夜接见。
张春桥、姚文元讲起这些情况，毛泽东听着只是笑，并不表态。他最了解几十年跟自己打江山的这些将帅们。张春桥摸不着头脑，弄不清毛泽东的意思。但是，当汇报到陈毅说延安整风的问题时，毛泽东的态度突然有了变化，说：“难道延安整风也错了吗？还要请王明他们回来吗？”
2月18日上午，江青带着王力去向林彪汇报怀仁堂会议的情况和毛泽东的指示。林彪一如既往，面无表情地听着。听完，说了两句话：一句是“徐向前不能代表解放军”；再一句是“陈伯达是个书生”。
2月18日深夜至19日拂晓，毛泽东召开会议，在会上盛怒地说：“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大闹怀仁堂，就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让刘、邓上台，我同林彪南下，再上井冈山打游击。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中央文革小组改组，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余秋里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
全场鸦雀无声。新中国的元帅和国务院的副总理们在最高权威面前，面面相觑，目光里充满了担忧、惶惑和期待。
会议确定陈毅、谭震林、徐向前“请假检讨”，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
2月25日到3月18日，在怀仁堂断断续续开了七八次会，名曰“政治局生活会”，实际上是批陈毅、谭震林、徐向前及其他人。
林彪、江青一伙诬蔑老一辈革命家力挽狂澜的举动为“二月逆流”，1967年3月24日，在“中央文革”的一次会议上，宣布由肖华主持“全军文革”的工作。
一个月以后，即4月30日夜，毛泽东请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等老同志到他的家里，作了亲切交谈。毛泽东逐个问了每个人的情况，然后说：“今天开个团结会。我们还是要搞团结嘛！”
毛泽东手里夹着一支烟，一边抽着，一边和悦地说：“起初，我不知道什么是‘大闹怀仁堂’。后来，我听了几次汇报，才搞清楚了。碰头会上的发言，是对运动有意见，是老帅发牢骚嘛！”
毛泽东坐在沙发上，目光注视着这些一起打天下的战友说：“这些话，是在党的会议上讲的，是阳谋，不是阴谋。以后，大家有意见，可以对我讲嘛！”
毛泽东还笑着问谭震林：“谭老板哪，你的气消了没有呀？我的气已经消了。”“咱们订一个君子协定，不许骂娘。”
屋子里扬起一阵笑声。徐向前和其他老帅们的脸上也出现了“文革”以来的第一次笑容。
解放军建军40周年纪念日快到了，按照惯例，新中国的元帅都应该出席招待大会，所以，这一次周恩来也把他们列入了出席招待会的名单。可是，林彪、江青一伙以他们“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是“二月逆流”的成员为由而不同意。7月31日讨论了一下午，始终争论不休。
下午5时左右，叶剑英来到徐向前住处，说周总理打电话给他，请他通知徐向前，准备出席招待会。总理说，关于出席招待会的名单，讨论了一下午，争论不休，他准备报告毛主席，等请示主席后，正式电话通知。
叶剑英还带来一名理发员，要徐向前先理好发，等待通知。他刚理好发，就接到周恩来的电话：“毛主席指示，今天的招待会，朱德要出席，徐向前、韩先楚也要出席。”
徐向前虽然早已脱离“全军文革”的领导工作岗位，但还挂着“全军文革”小组长的头衔，名不符实。9月16日，徐向前正式向毛泽东写了报告，要求辞去“全军文革”组长的职务，请另选贤能。
毛泽东考虑良久，于10月12日批示：“我意不宜免除，请考虑酌定。”林彪也批：“我完全同意主席意见，不要免除为妥。”
徐向前的辞呈没有得到批准，继续挂着空名。这位军委“文化革命小组长”，实际上只干了三个月就靠边站了。
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黄永胜当了总参谋长。他在总参布置批判几位老帅，并发动老帅们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组织揭发批判，要求和老帅划清界线。在一期简报上竟编造谎言，诬陷徐向前的夫人黄杰是“叛徒”，结果，三次被“造反派”抄家。
不久，徐向前办公室党支部写了一份正式报告给周总理，请示如何批判徐向前和他的夫人黄杰的问题。周恩来看后批示：“不要搞得过于紧张。”并转呈毛泽东。毛泽东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和他们搞好关系。”
林彪无可奈何，只好在毛泽东批示的一旁加批：“完全同意主席的意见，希望徐向前同志搞好健康，不要制造新的障碍。”
1969年4月1日，“九大”召开。在八届十二中全会选举“九大”代表时，徐向前等几位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共产党员，经毛泽东提名，当上了代表。九大期间，又是毛泽东出面做工作，徐向前等几位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才被选入中央委员会。
1971年9月13日，林彪的阴谋彻底败露，葬身大漠。毛泽东在斗争中更加理解和认识了这些老帅，并亲自为“二月逆流”平反。
毛泽东在接见八大军区司令员的会议上，对到场的每一位老帅，都说了几句褒奖的话。在和徐向前握手时，他没有说太多的话，只是连声称赞：“好人！好人！”心情激动，意在不言之中。（续完）
（责编郄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