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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林伯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之一，为德高望重的中共“五老”之一。他早年是同盟会会员和国民党员，后来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成员之一。由著名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家到热忱坚贞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他革命生涯中的一个重大转折。
（一）
林伯渠，名祖涵，号邃园，1886年3月20日出生于湖南临澧。1904年春天，林伯渠告别了家人、乡亲和师友，与本省数十名留日学生由长沙乘船出发，经武汉、上海转乘海轮东渡日本深造。其时，中国留日学生已有几千人，多数荟集东京，品流很杂，有的是为升官发财来镀金买文凭的，有的是抱着救国救民的宏愿来勤学苦读的，有的是因从事革命被清政府通缉亡命而来的；也有的是官宦子弟，借名游学却整天吃喝玩乐的。林伯渠则在民主共和思想的熏陶和留日学生激进派的影响下，日益倾向革命。
1905年8月，孙中山与黄兴等人在日本东京创建了中国同盟会。随即，林伯渠经黄兴、宋教仁介绍加入同盟会，从此踏上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征途。这是他一生事业中的第一个重要起点，为他后来最终选定追随中国共产党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林伯渠留学东京的年代，正是日本早期社会主义思潮澎湃的年代。这一些广泛流传于留日学生中的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译著、登载于同盟会在东京出版的机关刊物《民报》上推介马克思主义等的文章，对林伯渠世界观的影响，虽然还不是那么显著，但毕竟使他第一次知道了世界上有个著名的伟大人物马克思是主张共产主义的。这不能不是他后来思想转变的潜在因素。到1906年初，他受东京同盟会总部委派回国，秘密进行革命活动。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林伯渠在湖南做军运工作，为推动湖南首先响应武昌起义、宣布独立作出了贡献。辛亥革命失败后，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成国民党，孙中山被推举为理事长。1913年3月，袁世凯刺杀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7月，孙中山发动了武力讨袁。林伯渠参加了这次武装讨袁的“二次革命”。“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再度出亡日本。
1913年5月，被袁世凯通缉的林伯渠也逃亡至日本。1914年7月，孙中山为了继续革命，决定在东京改造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当时规定，凡参加中华革命党的党员，都要打手印，宣誓效忠孙中山。在许多老国民党员对此表示反对的情况下，林伯渠为了革命能够进行下去，同廖仲恺等少数同志毅然打手印，宣誓追随孙中山。林伯渠第二次到日本期间，与到日本留学的李大钊有幸相识并结为挚友。1916年3月，林伯渠为赴湖南参加护国军的斗争而离开了日本。
林伯渠世界观的转变，和中国许多先进知识分子一样，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明显开始的。1917年11月，俄国十月革命爆发。随即，中国几家权威报纸纷纷予以报道。这时，林伯渠正在战火纷飞的湘南参加护法战争。他风尘仆仆，奔走于衡阳、零陵、广州之间，为旧民主主义革命不断遭受挫折而伤透脑筋，但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使他大为兴奋，从俄国革命的成就中看到了中国未来的曙光。
1918年7月，李大钊在《言治》季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指出：俄国十月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彩色”、“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这是中国人民正确认识十月革命对世界的伟大意义最早的一篇文章。其后，李大钊又在《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杂志上相继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和《新纪元》等一系列热情歌颂十月革命的文章。他经常把自已的著作和各地出版的宣传马克思主义与报道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书刊、小册子寄给林伯渠阅读。
正如林伯渠后来回忆所说：“约在一九一八年三四月，连续接到李大钊同志几次信，详细给我介绍了十月革命情况及一些小册子、文件，并对目前中国形势阐述了他的所见，得到很大的启发。”李大钊寄来的著作和书刊，使正在为革命屡遭挫折而苦思焦虑、寻求出路的林伯渠，如在苦旱的沙漠中得到一股甘泉，拜读之后顿觉耳目一新。
尽管林伯渠对旧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已由日益增长的怀疑转到绝望，但他对孙中山这位革命先行者的伟大人格，却始终怀着崇高的敬意。1919年10月，孙中山把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林伯渠也随之转为国民党员。他继续留在上海，协助孙中山工作。他住在上海霞飞路一家门面很小的糖果铺阁楼上，平日常常是只买些大饼、油条或馒头之类的便宜食物充饥，或者有时上小饭店买一碗雪里蕻咸菜泡饭。
（二）
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新文化运动也从此走上了新阶段，有了新的内容。这个时期，关于社会主义的各种新思想、新学说大量涌入；各种新团体、新刊物层出不穷，似雨后春笋；从根本上改造社会的呼声不绝于耳；与劳工为伍的主张已为知识界广泛关注。在这当中，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传播和就此展开的争辩，日益成为主流。
对政治敏感的林伯渠，在其思想认识经历重大转变的关头，也深深得益于这场深刻的声势浩大的社会思想运动，他开始更多地接触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学说。
1919年秋、冬间，李大钊的名著《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和杨匏安的力作《马克思主义》等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论文相继发表。不久，李大钊又在北京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国内进步刊物如《新青年》《晨报副刊》《星期评论》《建设》等，不断译载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著作《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的部分译文或全译，以及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河上肇的《马克思唯物史观》等等。此外，在日本的朋友们也经常寄有关日本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报刊、文件给林伯渠。
正是凭藉这些材料和愈来愈详细的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再结合自己多年革命实践的痛苦经验，林伯渠逐步认识到劳苦大众要得到解放，只有推翻旧的社会制度。认识了马克思主义并且日益坚信它是拯救中国和人类的唯一真理、是中国人民获得彻底解放的正确道路，逐渐树立起共产主义的信念，最终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并且从此终生不渝。
林伯渠后来回忆说：“这些时候，一些不能解决的政治问题时常苦恼着我。从同盟会起到民国成立后十年中，自己亲自参加了每个阶段的民族民主的革命斗争，经过了多少的挫折失败，也流尽无数士兵的鲜血，然而反动势力仍是此起彼伏地统治着中国，政局的澄清总是那样遥远无期。虽然对于造成这种形势的真正原因还不完全了解，但总觉得不能再重复过去所走过的道路，应该从痛苦的经验中摸索出一条新路。究竟怎样干下去才能把革命贯彻到底呢?当时对这样的一个问题作出圆满的答案是不容易的，似乎尽照着欧美式的议会政治很难完成这个任务。在俄国的十月革命中我得到一些新的启示，知道了劳苦大众要得到解放只有推翻资本主义，知道了无产阶级是革命的基本动力，这个阶级的解放事业是与全人类的命运血肉相关的。这些发现是从当时在北京和日本东京的几位朋友、其中之一就是李大钊同志寄给我的一些社会主义的宣传品里得到的。他是我二次到日本时最好的朋友，经常寄刊物给我。就依靠这些零碎的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消灭了我的疑虑，渐渐地把握住真理。”
（三）
就是在这旧民主主义革命处于山穷水尽和个人生活十分艰难的日子里，在林伯渠思想已发生重大转变（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民族主义者，而变成了彻底的民主主义者）的时候，他接到李大钊从北京的来信。信中提到陈独秀已在上海发起组织共产党，李汉俊、沈玄庐、邵力子等人纷纷参加。李大钊自己和张国焘、邓中夏也在北京组织了共产主义小组。信中还介绍林伯渠去会见在上海的陈独秀。
1920年初冬，林伯渠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二号和陈独秀见面，并进行了多次谈话。他们谈到了中国革命的前途，俄国革命的经验，以及一些浅显的共产主义的理论。
为了考验林伯渠，陈独秀让他谈谈对俄国十月革命和国内革命形势的看法。林伯渠讲了从辛亥革命果实被篡夺，到二次革命的失败；从护国护法运动的受挫，到五四运动的探索，他说：“要革命，依靠军阀打军阀行不通，只有依靠无产阶级的力量，才能拯救中国”。
1921年1月，林伯渠经李大钊、陈独秀介绍，加入了上海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但仍被安排在孙中山的身边继续工作。1923年，林伯渠被孙中山任命为中国国民党总务部副部长。国共合作时期他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林伯渠在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后，还曾和沈定一（玄庐）、李汉俊等进行过几次座谈，讨论《共产党宣言》和共产国际两次大会的决议与文件。从此，他便实现了一生中的根本性转变，踏上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征途，开始以崭新的姿态为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而斗争。
如果说，中国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是从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来提高政治觉悟开始的，那么，林伯渠转变为共产主义战士，就不仅是读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而且是同他多年的革命实践和艰辛阅历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他先加入同盟会、国民党，为旧民主主义奋斗，后加入共产党，立志为共产主义而献身，这恰恰合理地反映了林伯渠的成长过程。
后来，林伯渠在填写履历表或回忆参加革命的历史时，曾多次提到，他是“感于国内广大劳苦群众之受压迫与受十月革命之影响”而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可谓一语中的，言简意赅地道出了其入党的真正原因和动机。他又说：“从自身的经历中，也体验到一个彻底的民主主义者，他走向的是共产主义的道路。辛亥革命前觉得只要把帝制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经过了多少挫折，自己所追求的民主还是那样的遥远，于是慢慢地从痛苦的经验中，发现了此路不通，终于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这不仅是一个人的经验，在革命队伍里是不缺少这样的人的。”的确，董必武、吴玉章、徐特立和谢觉哉等一大批人都是著名的爱国主义者、老同盟会员、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英勇斗士，他们也几乎与林伯渠一样，相继转向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战斗行列。
林伯渠一向十分感激革命先驱李大钊是他入党的引路人。他在探寻正确的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曾与李大钊结下了深深的友谊。在日本时，他们俩曾结为拜把兄弟。林伯渠素来极为钦佩李大钊的博学多才和崇高的革命情操。大革命时期，李大钊壮烈牺牲后，林伯渠对其一直无比怀念。1941年，他在延安写的自传中，曾经满怀深情地说：“李大钊是我二次到日本时最好的朋友。”1958年10月4日，在被病魔夺去生命的前两年，他特意给人民出版社为纪念李大钊诞辰70周年出版的《李大钊选集》，情真意切地题写了一首七言律诗：
登高一呼群山应，从此神州不陆沉。
大智若愚能解惑，微言如闪首传真。
特抒政理合南北，未许主张泯浊清。
尽有胸中无限事，敢抛热血护新生。
这首诗充分表达了林伯渠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深深的敬仰和缅怀之情，对李大钊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为革命牺牲的历史作用和丰功伟绩作了形象而准确的高度评价。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林伯渠作新政协筹备工作报告，并当选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为筹备新政协，建立新中国，他虽已63岁，仍不辞劳苦，有时竟连续工作达20小时。为勉励自己，他在日记里写下了“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10个大字，并郑重盖上自己的印章。1949年10月1日，他站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以新建立的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的身份，主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60年5月29日，为创建新中国、建设新中国而呕心沥血、奋斗终生的林伯渠与世长辞，享年74岁。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所致悼词对这位中共老党员的一生做出高度概括和评价：“他经历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三个历史阶段。在每个革命的历史阶段，他都是彻底的革命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林伯渠虽具有很高的资历和声望，但从不以此自视特殊，而是一贯忠实履行入党誓言，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以对党的无限忠诚和执著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懈奋斗、无私奉献，坚定不移地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功勋卓著。在他的身上，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崇高的道德风尚，充分体现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徐特立曾称赞他是“党员之模范，足以型后辈”。
（责编孟红）
（一）
林伯渠，名祖涵，号邃园，1886年3月20日出生于湖南临澧。1904年春天，林伯渠告别了家人、乡亲和师友，与本省数十名留日学生由长沙乘船出发，经武汉、上海转乘海轮东渡日本深造。其时，中国留日学生已有几千人，多数荟集东京，品流很杂，有的是为升官发财来镀金买文凭的，有的是抱着救国救民的宏愿来勤学苦读的，有的是因从事革命被清政府通缉亡命而来的；也有的是官宦子弟，借名游学却整天吃喝玩乐的。林伯渠则在民主共和思想的熏陶和留日学生激进派的影响下，日益倾向革命。
1905年8月，孙中山与黄兴等人在日本东京创建了中国同盟会。随即，林伯渠经黄兴、宋教仁介绍加入同盟会，从此踏上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征途。这是他一生事业中的第一个重要起点，为他后来最终选定追随中国共产党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林伯渠留学东京的年代，正是日本早期社会主义思潮澎湃的年代。这一些广泛流传于留日学生中的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译著、登载于同盟会在东京出版的机关刊物《民报》上推介马克思主义等的文章，对林伯渠世界观的影响，虽然还不是那么显著，但毕竟使他第一次知道了世界上有个著名的伟大人物马克思是主张共产主义的。这不能不是他后来思想转变的潜在因素。到1906年初，他受东京同盟会总部委派回国，秘密进行革命活动。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林伯渠在湖南做军运工作，为推动湖南首先响应武昌起义、宣布独立作出了贡献。辛亥革命失败后，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成国民党，孙中山被推举为理事长。1913年3月，袁世凯刺杀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7月，孙中山发动了武力讨袁。林伯渠参加了这次武装讨袁的“二次革命”。“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再度出亡日本。
1913年5月，被袁世凯通缉的林伯渠也逃亡至日本。1914年7月，孙中山为了继续革命，决定在东京改造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当时规定，凡参加中华革命党的党员，都要打手印，宣誓效忠孙中山。在许多老国民党员对此表示反对的情况下，林伯渠为了革命能够进行下去，同廖仲恺等少数同志毅然打手印，宣誓追随孙中山。林伯渠第二次到日本期间，与到日本留学的李大钊有幸相识并结为挚友。1916年3月，林伯渠为赴湖南参加护国军的斗争而离开了日本。
林伯渠世界观的转变，和中国许多先进知识分子一样，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明显开始的。1917年11月，俄国十月革命爆发。随即，中国几家权威报纸纷纷予以报道。这时，林伯渠正在战火纷飞的湘南参加护法战争。他风尘仆仆，奔走于衡阳、零陵、广州之间，为旧民主主义革命不断遭受挫折而伤透脑筋，但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使他大为兴奋，从俄国革命的成就中看到了中国未来的曙光。
1918年7月，李大钊在《言治》季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指出：俄国十月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彩色”、“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这是中国人民正确认识十月革命对世界的伟大意义最早的一篇文章。其后，李大钊又在《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杂志上相继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和《新纪元》等一系列热情歌颂十月革命的文章。他经常把自已的著作和各地出版的宣传马克思主义与报道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书刊、小册子寄给林伯渠阅读。
正如林伯渠后来回忆所说：“约在一九一八年三四月，连续接到李大钊同志几次信，详细给我介绍了十月革命情况及一些小册子、文件，并对目前中国形势阐述了他的所见，得到很大的启发。”李大钊寄来的著作和书刊，使正在为革命屡遭挫折而苦思焦虑、寻求出路的林伯渠，如在苦旱的沙漠中得到一股甘泉，拜读之后顿觉耳目一新。
尽管林伯渠对旧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已由日益增长的怀疑转到绝望，但他对孙中山这位革命先行者的伟大人格，却始终怀着崇高的敬意。1919年10月，孙中山把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林伯渠也随之转为国民党员。他继续留在上海，协助孙中山工作。他住在上海霞飞路一家门面很小的糖果铺阁楼上，平日常常是只买些大饼、油条或馒头之类的便宜食物充饥，或者有时上小饭店买一碗雪里蕻咸菜泡饭。
（二）
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新文化运动也从此走上了新阶段，有了新的内容。这个时期，关于社会主义的各种新思想、新学说大量涌入；各种新团体、新刊物层出不穷，似雨后春笋；从根本上改造社会的呼声不绝于耳；与劳工为伍的主张已为知识界广泛关注。在这当中，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传播和就此展开的争辩，日益成为主流。
对政治敏感的林伯渠，在其思想认识经历重大转变的关头，也深深得益于这场深刻的声势浩大的社会思想运动，他开始更多地接触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学说。
1919年秋、冬间，李大钊的名著《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和杨匏安的力作《马克思主义》等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论文相继发表。不久，李大钊又在北京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国内进步刊物如《新青年》《晨报副刊》《星期评论》《建设》等，不断译载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著作《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的部分译文或全译，以及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河上肇的《马克思唯物史观》等等。此外，在日本的朋友们也经常寄有关日本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报刊、文件给林伯渠。
正是凭藉这些材料和愈来愈详细的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再结合自己多年革命实践的痛苦经验，林伯渠逐步认识到劳苦大众要得到解放，只有推翻旧的社会制度。认识了马克思主义并且日益坚信它是拯救中国和人类的唯一真理、是中国人民获得彻底解放的正确道路，逐渐树立起共产主义的信念，最终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并且从此终生不渝。
林伯渠后来回忆说：“这些时候，一些不能解决的政治问题时常苦恼着我。从同盟会起到民国成立后十年中，自己亲自参加了每个阶段的民族民主的革命斗争，经过了多少的挫折失败，也流尽无数士兵的鲜血，然而反动势力仍是此起彼伏地统治着中国，政局的澄清总是那样遥远无期。虽然对于造成这种形势的真正原因还不完全了解，但总觉得不能再重复过去所走过的道路，应该从痛苦的经验中摸索出一条新路。究竟怎样干下去才能把革命贯彻到底呢?当时对这样的一个问题作出圆满的答案是不容易的，似乎尽照着欧美式的议会政治很难完成这个任务。在俄国的十月革命中我得到一些新的启示，知道了劳苦大众要得到解放只有推翻资本主义，知道了无产阶级是革命的基本动力，这个阶级的解放事业是与全人类的命运血肉相关的。这些发现是从当时在北京和日本东京的几位朋友、其中之一就是李大钊同志寄给我的一些社会主义的宣传品里得到的。他是我二次到日本时最好的朋友，经常寄刊物给我。就依靠这些零碎的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消灭了我的疑虑，渐渐地把握住真理。”
（三）
就是在这旧民主主义革命处于山穷水尽和个人生活十分艰难的日子里，在林伯渠思想已发生重大转变（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民族主义者，而变成了彻底的民主主义者）的时候，他接到李大钊从北京的来信。信中提到陈独秀已在上海发起组织共产党，李汉俊、沈玄庐、邵力子等人纷纷参加。李大钊自己和张国焘、邓中夏也在北京组织了共产主义小组。信中还介绍林伯渠去会见在上海的陈独秀。
1920年初冬，林伯渠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二号和陈独秀见面，并进行了多次谈话。他们谈到了中国革命的前途，俄国革命的经验，以及一些浅显的共产主义的理论。
为了考验林伯渠，陈独秀让他谈谈对俄国十月革命和国内革命形势的看法。林伯渠讲了从辛亥革命果实被篡夺，到二次革命的失败；从护国护法运动的受挫，到五四运动的探索，他说：“要革命，依靠军阀打军阀行不通，只有依靠无产阶级的力量，才能拯救中国”。
1921年1月，林伯渠经李大钊、陈独秀介绍，加入了上海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但仍被安排在孙中山的身边继续工作。1923年，林伯渠被孙中山任命为中国国民党总务部副部长。国共合作时期他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林伯渠在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后，还曾和沈定一（玄庐）、李汉俊等进行过几次座谈，讨论《共产党宣言》和共产国际两次大会的决议与文件。从此，他便实现了一生中的根本性转变，踏上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征途，开始以崭新的姿态为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而斗争。
如果说，中国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是从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来提高政治觉悟开始的，那么，林伯渠转变为共产主义战士，就不仅是读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而且是同他多年的革命实践和艰辛阅历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他先加入同盟会、国民党，为旧民主主义奋斗，后加入共产党，立志为共产主义而献身，这恰恰合理地反映了林伯渠的成长过程。
后来，林伯渠在填写履历表或回忆参加革命的历史时，曾多次提到，他是“感于国内广大劳苦群众之受压迫与受十月革命之影响”而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可谓一语中的，言简意赅地道出了其入党的真正原因和动机。他又说：“从自身的经历中，也体验到一个彻底的民主主义者，他走向的是共产主义的道路。辛亥革命前觉得只要把帝制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经过了多少挫折，自己所追求的民主还是那样的遥远，于是慢慢地从痛苦的经验中，发现了此路不通，终于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这不仅是一个人的经验，在革命队伍里是不缺少这样的人的。”的确，董必武、吴玉章、徐特立和谢觉哉等一大批人都是著名的爱国主义者、老同盟会员、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英勇斗士，他们也几乎与林伯渠一样，相继转向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战斗行列。
林伯渠一向十分感激革命先驱李大钊是他入党的引路人。他在探寻正确的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曾与李大钊结下了深深的友谊。在日本时，他们俩曾结为拜把兄弟。林伯渠素来极为钦佩李大钊的博学多才和崇高的革命情操。大革命时期，李大钊壮烈牺牲后，林伯渠对其一直无比怀念。1941年，他在延安写的自传中，曾经满怀深情地说：“李大钊是我二次到日本时最好的朋友。”1958年10月4日，在被病魔夺去生命的前两年，他特意给人民出版社为纪念李大钊诞辰70周年出版的《李大钊选集》，情真意切地题写了一首七言律诗：
登高一呼群山应，从此神州不陆沉。
大智若愚能解惑，微言如闪首传真。
特抒政理合南北，未许主张泯浊清。
尽有胸中无限事，敢抛热血护新生。
这首诗充分表达了林伯渠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深深的敬仰和缅怀之情，对李大钊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为革命牺牲的历史作用和丰功伟绩作了形象而准确的高度评价。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林伯渠作新政协筹备工作报告，并当选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为筹备新政协，建立新中国，他虽已63岁，仍不辞劳苦，有时竟连续工作达20小时。为勉励自己，他在日记里写下了“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10个大字，并郑重盖上自己的印章。1949年10月1日，他站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以新建立的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的身份，主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60年5月29日，为创建新中国、建设新中国而呕心沥血、奋斗终生的林伯渠与世长辞，享年74岁。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所致悼词对这位中共老党员的一生做出高度概括和评价：“他经历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三个历史阶段。在每个革命的历史阶段，他都是彻底的革命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林伯渠虽具有很高的资历和声望，但从不以此自视特殊，而是一贯忠实履行入党誓言，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以对党的无限忠诚和执著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懈奋斗、无私奉献，坚定不移地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功勋卓著。在他的身上，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崇高的道德风尚，充分体现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徐特立曾称赞他是“党员之模范，足以型后辈”。
（责编孟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