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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车人的七月》上映于2005年8月，是由安战军执导，范伟、陈小艺、赵君等主演的一部都市喜剧片。该片讲述了离异的看车人杜红军将要和花店店主小宋结婚时，刚出狱的小宋的无赖丈夫刘三几次三番蛮横搅局，最后杜红军忍无可忍蓄意报复，最终酿成大祸的故事。作为一部现实主义风格的电影，《看车人的七月》将现实引入艺术，呈现出现实的艺术性，将艺术以日常化的形式铺叙。影片采用现实主义的手法，用平实的眼光剖析普通市民的生活，使用固定的长镜头叙事，节奏、结构等平实冷静，是一部现实主义色彩浓重的佳片，前辈评论者也将其看作“平民电影”的典型。“它以一种高度戏剧化的方式凸现了某种日常生活的‘阴影’和不确定性的存在，凸现了底层的生活的复杂性。”[1]《看车人的七月》将都市中底层市民的边缘性、复杂性和焦灼无力感展现得淋漓尽致，它汇入了同时期小市民日常生活叙事的潮流，也成为人们了解时代、关切现实社会的底本。
一、 边缘性的人物存在
20世纪以来，西方学术界从理性逐渐转向对日常生活世界的阐释和探索，包括维特根斯坦、哈贝马斯、海德格尔等对日常生活的理论阐释，胡塞尔晚年使用的“生活世界”，舒茨笔下的“至尊现实”等。他们将日常生活看作重要的社会实在，强调其必然性与唯一性，他们指出，日常生活中聚集着大众共同的行动观点和实践元素，而这些观点和元素也将随着时间的积淀與相互交融积累成为特定的属性甚至固化为某种社会秩序。列斐伏尔则从更长远的时间维度展开，将日常生活视为无穷无尽、几尽轮回的存在，日常生活的永恒性使得其不单单是一种现象形态，而更凸显着产生与克服、再产生再克服的再生效应。他指出，日常生活“是生计、衣服、家具、家人、邻里和环境……如果愿意，你可以称之为物质文化……作为重复性的、数量化的物质生活过程，日常生活具有一种‘生动的态度’和‘诗意的气氛’”。[2]马克斯·韦伯则着眼于日常生活中人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表明人在社会网格中彼此依赖、互相协商的动态变化的过程。日常生活的研究既是社会学所包含的人与社会等方面的阐述，也将探讨生活中“自由”与“依赖”之间的存在与可能。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将关注点投入日常生活研究上，开始在西方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发掘新的角度，广大的文学、影视创作者也创作出大量的作品描绘日常生活景象、刻画日常生活中的人物、表现人与人、人与世界复杂的关系。
具体到影视作品对日常生活的表现，国内导演一般将创作重点置于社会底层居民的生存状态与境遇之上，这里的底层既包含都市中的普通小市民，他们迫于生计压力经受身体和精神双重的考验与磨砺，还包含由乡下进城的广大打工者，他们往往蜗居在城市的一角，生存权利等受到挤压与剥夺，久而久之成为城市中“畸形”存在的一族。《看车人的七月》是典型的表现都市普通小市民生活的电影，类似题材的还有同时期的《卡拉是条狗》《生活秀》等影片，这些影片的出现，共同掀起了当下“平民电影”的风潮。《看车人的七月》中实际上呈现了两类都市市民的形象，一是以杜红军为代表的老实肯干却依然生活拮据、诸事不顺的小市民，二是以刘三为代表的地痞流氓式的人物。可以说，范伟饰演的杜红军有着作为父亲、丈夫、社会工作者的既为熟悉又为复杂的形象特征，中国土地上有着千千万万像杜红军这样的成年男性。人到中年，他们渴望组建幸福的家庭、企盼子女成龙成凤、期许稳定体面的工作——然而，这一切，主人公杜红军都没有。影片从他与小宋拍婚纱照开始，以家庭的渴望切口引入，最终“家”的梦碎了，中间由“家”串联的“子女之梦”“事业之梦”也都瓦解殆尽。一定程度上说，杜红军“穷折腾了一番”却还是失败的典型。另一方面，杜红军又是成功的：影片中他虽未与小宋结合，但赢得了小宋的芳心；儿子小宇虽叛逆捣蛋，却一心为他着想。片尾小宇去劳改地看望父亲杜红军是“家”的团聚，接着镜头一转，骑着自行车意气风发地驰骋在城市宽阔的马路上又是否是导演对新一代城市市民的期待与希望？这一层面来说，导演预设的故事圈完满张合，却又意犹未尽。影片中另一类典型则是以刘三为代表的流氓、混混，他们整天无所事事，蛮横暴力，虽然生活在城市底层却也毫无追求。刘三作为影片塑造的反面人物，本应与杜红军所代表的第一类典型形成对照，展现更为纠葛复杂的人物关系，影片中实际刻画较为单一。
如此，《看车人的七月》刻画了城市中底层小市民的形象，揭示了他们在家庭、事业等方面的不堪与失意。影片结尾处并未表明杜红军的未来，而将特写给了正在成长的下一代小宇，或许，这也寓意着导演对下一代底层城市市民摆脱边缘人角色的希冀。极强的现实主义风格展示了日常生活叙事的熟悉性与重复性，杜红军是城市边缘人的典型，也是无数正在城市挣扎生存的底层市民的缩影。
二、“行走”的空间叙事
《看车人的七月》不但凸显着导演对日常生活中底层市民的观察与关照，而且导演对叙事的展开有独特的考量：他并没有使用花哨夸张的镜头转换或空间移动，仅抓住最基本的人物表现展示最为平实的生活。“我们采用固定的长镜头叙事，全片共270个镜头，形成相对冷静的叙事结构，在表演上尽量保持生活的原汁原味。”[3]由此，影片极为巧妙地运用人物的“行走”架构与联结不同空间。
德塞图将日常生活空间的产生大致分为两种情形：一是人们通过日常生活的语言、文化等打破现有权力体系的方式促成新空间的产生；二是通过人们日常的“行走”来达到空间的转移、切换、创造等。他指出，正是“行走”的方式，人们搅乱和打碎了稳定的城市秩序，得以窥看、观察新的空间，从多样不同的空间元素中发掘传奇和故事，创造新的价值与意义。《看车人的七月》中，较为典型地运用了人物的“行走”来展现空间的产生与切换。影片穿插了四次小宇风风火火地骑着自行车穿梭在都市大道上的情景，这几次行走分别联结了繁华的都市与不富裕的家庭、喧嚣的街道与安静的学校、人群熙攘的集市与落寞孤寂的城市大道、空旷自由的野外和萧条压抑的监狱劳改地几种空间。第一次的“行走”是夜晚小宇给父亲杜红军送饭时的场景切换：小宇所在的北京即使夜半时分仍然灯火通明、车水马龙，小宇的父亲杜红军看车的“不夜城”酒店也是热闹非凡，而送饭回家后的小四合院的分户里则是一派简陋、杂乱、黯淡的景象。如此，小宇的“行走”实质上展示了巨大反差的两种空间，将都市生活中城市的表象与底层普通居民的生存现状严格切分，都市生活的奢华浮躁与小市民的窘迫生活形成鲜明对比。第二次的“行走”，是小宇将自己心爱的集邮册卖掉换来捐款的钱被一群混混抢走时的情景，小宇和同班同学怒气冲冲驰骋在嘈杂的街道上，与混混短暂的交锋后，镜头马上切换到空荡安静的办公室。随着气氛迥异的两种空间的呈现，人物的情绪也由愤怒的高点滑向低点。第三次，小宇骑车与杜红军会面前后熙攘的集市场景与落寞的都市街道的视觉冲突。贯穿前后两种空间的则是离婚多年的杜红军将要迎娶小宋，杜红军特意嘱咐儿子小宇要客气对待小宋阿姨的事件。身处在城市底层的失意中年杜红军渴望家庭的温暖，导演也将人物的这一情感寓现在空间的转换之中。第四次，即影片的结尾处，当杜红军因故意伤害无赖刘三的罪名被捕入狱时，小宇不得不离开却终未走成，旷野处一抹鲜明的橘色跳动——小宇的回归使得影片达到高潮，紧接着小宇骑着自行车行走在城市宽广的马路上——未知的新生活来临。因此，小宇的这四次“行走”实质上为影片空间的转换提供契机。 另一方面，“行走”在城市中，人和周围世界之间是互相作用的，他就在世界之中，或者更准确地说，他占用了城市空间，把它转化为自己的空间，他在空间中的移动模糊了空间的界限，并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故事。[4]“行走”的空间下，人与城市的互动更为紧密，正是在这样的互动中产生着空间特别的含义。因之，具体到《看车人的七月》中，小宇的“行走”联结起来的空间转换的缝隙中，寄寓着导演对空间意涵的理解：城市表象与实际生存者现状反差；都市生活不可避免的孤寂感；城市生存的焦灼体验等。
三、 人情、法律、道德冲突
德塞图指出：“一个社会是由一定的实践来构成，要了解这个社会，了解这个社会的人群，就要理解这个社会的生活实践。”德塞图所指的实践，就是人们相应于具体环境、具体规训机制而进行的具体运作，它既具有场所性特征，又具有主体性特征。[5]在《看车人的七月》中，导演表现的不仅仅是日常生活中都市市民的形象，更重要的，他注意到现实生活中人情、法律、道德之间存在的不可回避的矛盾和冲突。影片表现了两代人对于突发事件的两种处理方式，也表现了两代人在处理这些矛盾和冲突时的尴尬与困境。一代是以杜红军为代表的中年人，他们既重视法律的权威又顾忌人情与道德，万事周全才会付诸行动；而杜红军的儿子小宇作为年轻一代，由于性格上的叛逆与莽撞和处事未深的事实，他们往往爱憎分明且冲动易怒，面对不公平或难以通过正常手段处理的事件时，感性占据上风，暴力相向。片中，杜红军几次在教训儿子小宇时，都提到“我们是懂法的人”，而恰恰最后“最懂法”的杜红军冲破法律的界限，使用暴力的方式解决与流氓刘三的冲突。从这个层面来说，第一代和第二代人面对人情、道德、法律之间的暧昧地带，难以为计时，他们的行动恰巧趋于一致。最后，杜红军自首，影片并没有大肆渲染法律的庄严与权威，反而将重点置于杜红军与儿子小宇重归于好的感情描绘上，影片想要传达的或许是情感与理性、道德與法律、人性与规训的无法解决的尴尬困境。
另一方面，杜红军代表的底层市民在面对暴力等压迫时，他们的反抗方式往往也是最无力的。《看车人的七月》一步步分解了日常生活中普通民众面对暴力等其他不公平事件时由简单的说解、到小打小闹式的反抗再到忍无可忍时的“以恶制恶”的全过程。“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当今现实生活中也存在着。“人们选择怎样的日常生活形态，选择以日常的反抗抵抗日常压制还是采取公开的正式冲突来反击，是基于他们长期在日常生活中探索出来的计算术，这是弱者具有的一种日常生活政治智慧。”[6]像杜红军一样存在的绝大多数的人们用自己“琢磨与探索”的生活术处理着日常生活中诸多事宜，而这种事件的随机性与棘手性也使得他们承受着另一层面的不安与焦灼。
综上，《看车人的七月》着实展示着当下生活中普通市民的日常，他们行走在都市宽广的街道上，却无法摆脱生存的压力与无形的不安与焦灼，同时，当个人汇入社会洪流时，人情、道德、法律之间的暧昧地存在着难以割裂与决断的尴尬和困境。
参考文献：
[1]张颐武.感伤的生活想象——《看车人的七月》观感[J].当代电影，2003（6）：88.
[2][4][5][6]吴飞.空间实践与诗意的反抗——解读米歇尔·德塞图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J].社会学研究，2009（2）：181，186，182，194.
[3]张挺.《看车人的七月》寻找中的相爱与相失[J].电影艺术，2003（6）：111.
一、 边缘性的人物存在
20世纪以来，西方学术界从理性逐渐转向对日常生活世界的阐释和探索，包括维特根斯坦、哈贝马斯、海德格尔等对日常生活的理论阐释，胡塞尔晚年使用的“生活世界”，舒茨笔下的“至尊现实”等。他们将日常生活看作重要的社会实在，强调其必然性与唯一性，他们指出，日常生活中聚集着大众共同的行动观点和实践元素，而这些观点和元素也将随着时间的积淀與相互交融积累成为特定的属性甚至固化为某种社会秩序。列斐伏尔则从更长远的时间维度展开，将日常生活视为无穷无尽、几尽轮回的存在，日常生活的永恒性使得其不单单是一种现象形态，而更凸显着产生与克服、再产生再克服的再生效应。他指出，日常生活“是生计、衣服、家具、家人、邻里和环境……如果愿意，你可以称之为物质文化……作为重复性的、数量化的物质生活过程，日常生活具有一种‘生动的态度’和‘诗意的气氛’”。[2]马克斯·韦伯则着眼于日常生活中人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表明人在社会网格中彼此依赖、互相协商的动态变化的过程。日常生活的研究既是社会学所包含的人与社会等方面的阐述，也将探讨生活中“自由”与“依赖”之间的存在与可能。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将关注点投入日常生活研究上，开始在西方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发掘新的角度，广大的文学、影视创作者也创作出大量的作品描绘日常生活景象、刻画日常生活中的人物、表现人与人、人与世界复杂的关系。
具体到影视作品对日常生活的表现，国内导演一般将创作重点置于社会底层居民的生存状态与境遇之上，这里的底层既包含都市中的普通小市民，他们迫于生计压力经受身体和精神双重的考验与磨砺，还包含由乡下进城的广大打工者，他们往往蜗居在城市的一角，生存权利等受到挤压与剥夺，久而久之成为城市中“畸形”存在的一族。《看车人的七月》是典型的表现都市普通小市民生活的电影，类似题材的还有同时期的《卡拉是条狗》《生活秀》等影片，这些影片的出现，共同掀起了当下“平民电影”的风潮。《看车人的七月》中实际上呈现了两类都市市民的形象，一是以杜红军为代表的老实肯干却依然生活拮据、诸事不顺的小市民，二是以刘三为代表的地痞流氓式的人物。可以说，范伟饰演的杜红军有着作为父亲、丈夫、社会工作者的既为熟悉又为复杂的形象特征，中国土地上有着千千万万像杜红军这样的成年男性。人到中年，他们渴望组建幸福的家庭、企盼子女成龙成凤、期许稳定体面的工作——然而，这一切，主人公杜红军都没有。影片从他与小宋拍婚纱照开始，以家庭的渴望切口引入，最终“家”的梦碎了，中间由“家”串联的“子女之梦”“事业之梦”也都瓦解殆尽。一定程度上说，杜红军“穷折腾了一番”却还是失败的典型。另一方面，杜红军又是成功的：影片中他虽未与小宋结合，但赢得了小宋的芳心；儿子小宇虽叛逆捣蛋，却一心为他着想。片尾小宇去劳改地看望父亲杜红军是“家”的团聚，接着镜头一转，骑着自行车意气风发地驰骋在城市宽阔的马路上又是否是导演对新一代城市市民的期待与希望？这一层面来说，导演预设的故事圈完满张合，却又意犹未尽。影片中另一类典型则是以刘三为代表的流氓、混混，他们整天无所事事，蛮横暴力，虽然生活在城市底层却也毫无追求。刘三作为影片塑造的反面人物，本应与杜红军所代表的第一类典型形成对照，展现更为纠葛复杂的人物关系，影片中实际刻画较为单一。
如此，《看车人的七月》刻画了城市中底层小市民的形象，揭示了他们在家庭、事业等方面的不堪与失意。影片结尾处并未表明杜红军的未来，而将特写给了正在成长的下一代小宇，或许，这也寓意着导演对下一代底层城市市民摆脱边缘人角色的希冀。极强的现实主义风格展示了日常生活叙事的熟悉性与重复性，杜红军是城市边缘人的典型，也是无数正在城市挣扎生存的底层市民的缩影。
二、“行走”的空间叙事
《看车人的七月》不但凸显着导演对日常生活中底层市民的观察与关照，而且导演对叙事的展开有独特的考量：他并没有使用花哨夸张的镜头转换或空间移动，仅抓住最基本的人物表现展示最为平实的生活。“我们采用固定的长镜头叙事，全片共270个镜头，形成相对冷静的叙事结构，在表演上尽量保持生活的原汁原味。”[3]由此，影片极为巧妙地运用人物的“行走”架构与联结不同空间。
德塞图将日常生活空间的产生大致分为两种情形：一是人们通过日常生活的语言、文化等打破现有权力体系的方式促成新空间的产生；二是通过人们日常的“行走”来达到空间的转移、切换、创造等。他指出，正是“行走”的方式，人们搅乱和打碎了稳定的城市秩序，得以窥看、观察新的空间，从多样不同的空间元素中发掘传奇和故事，创造新的价值与意义。《看车人的七月》中，较为典型地运用了人物的“行走”来展现空间的产生与切换。影片穿插了四次小宇风风火火地骑着自行车穿梭在都市大道上的情景，这几次行走分别联结了繁华的都市与不富裕的家庭、喧嚣的街道与安静的学校、人群熙攘的集市与落寞孤寂的城市大道、空旷自由的野外和萧条压抑的监狱劳改地几种空间。第一次的“行走”是夜晚小宇给父亲杜红军送饭时的场景切换：小宇所在的北京即使夜半时分仍然灯火通明、车水马龙，小宇的父亲杜红军看车的“不夜城”酒店也是热闹非凡，而送饭回家后的小四合院的分户里则是一派简陋、杂乱、黯淡的景象。如此，小宇的“行走”实质上展示了巨大反差的两种空间，将都市生活中城市的表象与底层普通居民的生存现状严格切分，都市生活的奢华浮躁与小市民的窘迫生活形成鲜明对比。第二次的“行走”，是小宇将自己心爱的集邮册卖掉换来捐款的钱被一群混混抢走时的情景，小宇和同班同学怒气冲冲驰骋在嘈杂的街道上，与混混短暂的交锋后，镜头马上切换到空荡安静的办公室。随着气氛迥异的两种空间的呈现，人物的情绪也由愤怒的高点滑向低点。第三次，小宇骑车与杜红军会面前后熙攘的集市场景与落寞的都市街道的视觉冲突。贯穿前后两种空间的则是离婚多年的杜红军将要迎娶小宋，杜红军特意嘱咐儿子小宇要客气对待小宋阿姨的事件。身处在城市底层的失意中年杜红军渴望家庭的温暖，导演也将人物的这一情感寓现在空间的转换之中。第四次，即影片的结尾处，当杜红军因故意伤害无赖刘三的罪名被捕入狱时，小宇不得不离开却终未走成，旷野处一抹鲜明的橘色跳动——小宇的回归使得影片达到高潮，紧接着小宇骑着自行车行走在城市宽广的马路上——未知的新生活来临。因此，小宇的这四次“行走”实质上为影片空间的转换提供契机。 另一方面，“行走”在城市中，人和周围世界之间是互相作用的，他就在世界之中，或者更准确地说，他占用了城市空间，把它转化为自己的空间，他在空间中的移动模糊了空间的界限，并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故事。[4]“行走”的空间下，人与城市的互动更为紧密，正是在这样的互动中产生着空间特别的含义。因之，具体到《看车人的七月》中，小宇的“行走”联结起来的空间转换的缝隙中，寄寓着导演对空间意涵的理解：城市表象与实际生存者现状反差；都市生活不可避免的孤寂感；城市生存的焦灼体验等。
三、 人情、法律、道德冲突
德塞图指出：“一个社会是由一定的实践来构成，要了解这个社会，了解这个社会的人群，就要理解这个社会的生活实践。”德塞图所指的实践，就是人们相应于具体环境、具体规训机制而进行的具体运作，它既具有场所性特征，又具有主体性特征。[5]在《看车人的七月》中，导演表现的不仅仅是日常生活中都市市民的形象，更重要的，他注意到现实生活中人情、法律、道德之间存在的不可回避的矛盾和冲突。影片表现了两代人对于突发事件的两种处理方式，也表现了两代人在处理这些矛盾和冲突时的尴尬与困境。一代是以杜红军为代表的中年人，他们既重视法律的权威又顾忌人情与道德，万事周全才会付诸行动；而杜红军的儿子小宇作为年轻一代，由于性格上的叛逆与莽撞和处事未深的事实，他们往往爱憎分明且冲动易怒，面对不公平或难以通过正常手段处理的事件时，感性占据上风，暴力相向。片中，杜红军几次在教训儿子小宇时，都提到“我们是懂法的人”，而恰恰最后“最懂法”的杜红军冲破法律的界限，使用暴力的方式解决与流氓刘三的冲突。从这个层面来说，第一代和第二代人面对人情、道德、法律之间的暧昧地带，难以为计时，他们的行动恰巧趋于一致。最后，杜红军自首，影片并没有大肆渲染法律的庄严与权威，反而将重点置于杜红军与儿子小宇重归于好的感情描绘上，影片想要传达的或许是情感与理性、道德與法律、人性与规训的无法解决的尴尬困境。
另一方面，杜红军代表的底层市民在面对暴力等压迫时，他们的反抗方式往往也是最无力的。《看车人的七月》一步步分解了日常生活中普通民众面对暴力等其他不公平事件时由简单的说解、到小打小闹式的反抗再到忍无可忍时的“以恶制恶”的全过程。“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当今现实生活中也存在着。“人们选择怎样的日常生活形态，选择以日常的反抗抵抗日常压制还是采取公开的正式冲突来反击，是基于他们长期在日常生活中探索出来的计算术，这是弱者具有的一种日常生活政治智慧。”[6]像杜红军一样存在的绝大多数的人们用自己“琢磨与探索”的生活术处理着日常生活中诸多事宜，而这种事件的随机性与棘手性也使得他们承受着另一层面的不安与焦灼。
综上，《看车人的七月》着实展示着当下生活中普通市民的日常，他们行走在都市宽广的街道上，却无法摆脱生存的压力与无形的不安与焦灼，同时，当个人汇入社会洪流时，人情、道德、法律之间的暧昧地存在着难以割裂与决断的尴尬和困境。
参考文献：
[1]张颐武.感伤的生活想象——《看车人的七月》观感[J].当代电影，2003（6）：88.
[2][4][5][6]吴飞.空间实践与诗意的反抗——解读米歇尔·德塞图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J].社会学研究，2009（2）：181，186，182，194.
[3]张挺.《看车人的七月》寻找中的相爱与相失[J].电影艺术，2003（6）：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