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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我国传统的文史哲是浑然一体的，原本没有独立的语文学科。清末（1904年）单独设科以后，“语文”从“文史哲”中得以剥离，另立门户。但是，学科独立之初，读经的余威尚在，科举的影响尚存，本国语文学什么、怎么学，成了学科发展的瓶颈。针对此，民国时期众多学养深厚的语文大师做出了有益探索，为现代语文学科的有效实施奠定了深厚基础。1924年，在借鉴同期学人学术成果的基础上，黎锦熙先生在其国文教学专著《新著国语教学法》里更加详尽地规划阐述了“国语教学之目的”（见下图）。
《新著国语教学法》一书作为最早的现代语文课程论专著，将语文课程目标明确地分为“语文（形式的）”和“心意（实质的）”两个方面，并就“语文方面”又做了全面、具体、细致的规划，强调了“形式”之于语文学科的重要作用，这就为语文学科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注入了特有的内涵，使独立出来的语文学科教育与文史哲教育拥有了比较清晰的界线，使学科目标更加清晰精准，进而使本学科教学不至于因过度“综合”“笼统”“统一”而模糊了与其他学科的界限。
这样的课程目标图式，既很明确地解答了“教师为什么教语文”和“学生为什么学语文”的基本问题，又使“听说读写”的学科基本能力得到了系统梳理和强化，使语文学科的专业地位、专业价值、专业智能等众多重要内容清晰明白。其给我们的启示是：不管语文学科具有多么特殊的功能，也不管它具有多么豐富的属性，作为母语教育，其核心目标就是培养学生正确、规范地运用祖国语言文字（不是“拼音文字”）去学习、工作、生活的能力；其核心任务就是指导学生如何规范、正确地运用汉语言文字去听、说、读、写，尤其是读与写（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也自然而然地渗透着情感、态度、价值观之类的人文思想教育）。
除了以上对学科基本职责界定的关键贡献之外，《新著国语教学法》在以下两个方面也富有拨云见日般的启发意义。
其一，从黎锦熙先生所规划的“国语要旨”中不难看出，“形式”（言语形式）是语文学科教学的核心与主体。这并不意味着忽略“内容”，只是强调语文学科区别于其他基础学科的标志是什么，突出语文学科的分内职责。
语文教学理所当然地应该从语言文字入手，披文入情，由“言”入“意”，在“怎样写的”“为什么这样写”中去捕捉“写了什么”。即经由“形式”抵达“内容”，只有沿着这样的路径才能获得真切意味而有价值的内容。这才是语文学科教学应有的侧重点。
其二，超越道德教育，走向思想的全面发展的路途。正如上面所提，语文并不是不要“内容”，而是经由“形式”到达学习“内容”。但是，受中国封建传统语文教育的影响，语文“内容”的学习，很多人往往认为就是伦理道德教育。
那么，语文学科的“内容”到底包含哪些要素呢？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的呢？黎先生在他的“国语要旨”中，其实都有呈现。他认为，应该培养学生三个方面，即“扩充知识与经验、启发想象与思想、涵养感情与德性”。从中可见：1.三者居于核心位置的是“启发想象与思想”，“扩充知识与经验”“涵养感情与德性”要促进“想象与思想”的发展；2.“启发想象与思想”的发展要依托“知识与经验”的扩充、“感情与德性”的涵养，不可凭空进行；
3.三者发展的最终指向是学生“个性与趣味”的养成，而不是社会共同的关系约束，即伦理道德。
以上分析的是三者的关系，那么三者具体的内涵是什么呢？“知识和经验”，这里是指人类长期积累下来的适应自然和社会、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方法与手段，黎先生在这里用“智”来概括，即“智力”，指人们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感情与德性”，这里是指人们长期建立起来的处理自我与他人关系的规则，人类是靠感情维系并生存的，必须要有集体生存的关系和法则，即伦理道德，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就在于此。“想象与思想”，这里主要指人在“智”和“德”的基础上，形成个体认识自然、社会、自我的价值体系，及观念（形象或抽象）地分析自然、社会、自我的能力。这也是人类社会能够发展和创新的主要原因。
以上三者，关注的是人的全面的发展，这里既有继承和发展前人的知识和经验，让学生更好地应对今天的生活；又有情感和道德的继承和发展，让学生更好地思考和处理今天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有学生思维能力和体系的发展。这三者主次分明，目的明确，可以说，对我们今天的语文学科核心素养有着很大的启发。核心素养中的“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与理解”这三者是什么关系呢？如果用黎先生的观点来看，“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和理解”都是建立在“思维发展与提升”的基础上的，“思维发展与提升”应该位于语文学科内容的核心位置；“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与理解”则是“思维发展与提升”的物质凭借或者手段。但是，这里的“审美”和“文化”又是一个宽泛的概念，落实到具体的课堂教学中是
不易操作的，不如黎先生的清晰、明确。
最后，我们以一篇具体的课文为例，谈谈黎先生的“国语要旨”观对当下小学语文教学的指导意义。《狼牙山五壮士》这篇文章，曾经引起过不小的争议，有的编辑建议把这篇课文剔除，理由是已经不符合当下时代的精神；有的则强烈建议要保留，理由是这种勇敢的精神要传承。其实，两者都是基于“伦理道德”层面来思考问题的。如果基于黎先生的“国文要旨”观，我们首先要思考的不是其伦理道德意义，而是要思考这篇文章是否能够在“形式”方面给予学生以示范。事实上，这篇文章在“形式”方面是一篇非常典范的文章，它紧扣一个“引”字，写了五位战士机智地把上千的敌人引到狼牙山的悬崖绝路之上，为大部队和群众的转移争得了宝贵的时间。在人物刻画上，有群体的刻画，有个别的塑造，有对比的描写，有细节的描写，将五壮士英雄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应该说是值得学生学习的言语范本。其次，按照黎先生的观点，我们还要落实“内容”的学习。这里的内容的学习，不仅仅是学习五位壮士视死如归的民族气概，还要看看这里是否有“知识与经验”值得学习，是否有“感情与德性”值得学习，是否能够有助于学生“启发想象与思想”，显然这里也都包含的。狼牙山五壮士，如何巧妙地“引诱”上千敌人一步步走上了绝路？这里就充满了“智”，五个人对上千人，不能硬来，只可智取，班长马宝玉是充满了战略智慧的。狼牙山五壮士为何在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后不去追赶大部队？因为他们知道，这可能会暴露大部队的行踪，因而坚决地走向了死地，并且面对敌人决不投降，舍身跳下悬崖！这是一种大情怀，大德性，是一种从心底激发的、中华民族面对外族侵略誓死为国的大无畏精神！
由上述课例可见，黎先生的“国语要旨”观，对当下小学语文教学具有非常切实的指导意义。
综上所述，以黎锦熙先生为代表的“民国时期众多学养深厚的研究者、实践者，以精深的思考和扎实的实践为尚处婴幼期的现代语文学科初步圈画了作为一门‘学科’的清晰领地，构建了学科的发展路径”（管然荣、郭金庭《回归与重建——试论民国时期语文教育范式的当代意义》，《中学语文教学》，2014年第2期）。为现代语文学科奠定了扎实的学理基础，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从“为什么教”到“教什么”再到“怎样教”，即从课程目标到课程内容再到课程实施，确立了“语文学科”的专业地位，赋予了“语文学科”丰富的专业意义和专业价值，为语文学科的科学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并从学科专业上指明了发展方向。在新课改不断走向“深水区”的当下，我们语文人重温黎锦熙先生的语文教育教学的开山之作，是大有裨益的。
（作者单位：北京教育学院丰台分院）
《新著国语教学法》一书作为最早的现代语文课程论专著，将语文课程目标明确地分为“语文（形式的）”和“心意（实质的）”两个方面，并就“语文方面”又做了全面、具体、细致的规划，强调了“形式”之于语文学科的重要作用，这就为语文学科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注入了特有的内涵，使独立出来的语文学科教育与文史哲教育拥有了比较清晰的界线，使学科目标更加清晰精准，进而使本学科教学不至于因过度“综合”“笼统”“统一”而模糊了与其他学科的界限。
这样的课程目标图式，既很明确地解答了“教师为什么教语文”和“学生为什么学语文”的基本问题，又使“听说读写”的学科基本能力得到了系统梳理和强化，使语文学科的专业地位、专业价值、专业智能等众多重要内容清晰明白。其给我们的启示是：不管语文学科具有多么特殊的功能，也不管它具有多么豐富的属性，作为母语教育，其核心目标就是培养学生正确、规范地运用祖国语言文字（不是“拼音文字”）去学习、工作、生活的能力；其核心任务就是指导学生如何规范、正确地运用汉语言文字去听、说、读、写，尤其是读与写（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也自然而然地渗透着情感、态度、价值观之类的人文思想教育）。
除了以上对学科基本职责界定的关键贡献之外，《新著国语教学法》在以下两个方面也富有拨云见日般的启发意义。
其一，从黎锦熙先生所规划的“国语要旨”中不难看出，“形式”（言语形式）是语文学科教学的核心与主体。这并不意味着忽略“内容”，只是强调语文学科区别于其他基础学科的标志是什么，突出语文学科的分内职责。
语文教学理所当然地应该从语言文字入手，披文入情，由“言”入“意”，在“怎样写的”“为什么这样写”中去捕捉“写了什么”。即经由“形式”抵达“内容”，只有沿着这样的路径才能获得真切意味而有价值的内容。这才是语文学科教学应有的侧重点。
其二，超越道德教育，走向思想的全面发展的路途。正如上面所提，语文并不是不要“内容”，而是经由“形式”到达学习“内容”。但是，受中国封建传统语文教育的影响，语文“内容”的学习，很多人往往认为就是伦理道德教育。
那么，语文学科的“内容”到底包含哪些要素呢？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的呢？黎先生在他的“国语要旨”中，其实都有呈现。他认为，应该培养学生三个方面，即“扩充知识与经验、启发想象与思想、涵养感情与德性”。从中可见：1.三者居于核心位置的是“启发想象与思想”，“扩充知识与经验”“涵养感情与德性”要促进“想象与思想”的发展；2.“启发想象与思想”的发展要依托“知识与经验”的扩充、“感情与德性”的涵养，不可凭空进行；
3.三者发展的最终指向是学生“个性与趣味”的养成，而不是社会共同的关系约束，即伦理道德。
以上分析的是三者的关系，那么三者具体的内涵是什么呢？“知识和经验”，这里是指人类长期积累下来的适应自然和社会、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方法与手段，黎先生在这里用“智”来概括，即“智力”，指人们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感情与德性”，这里是指人们长期建立起来的处理自我与他人关系的规则，人类是靠感情维系并生存的，必须要有集体生存的关系和法则，即伦理道德，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就在于此。“想象与思想”，这里主要指人在“智”和“德”的基础上，形成个体认识自然、社会、自我的价值体系，及观念（形象或抽象）地分析自然、社会、自我的能力。这也是人类社会能够发展和创新的主要原因。
以上三者，关注的是人的全面的发展，这里既有继承和发展前人的知识和经验，让学生更好地应对今天的生活；又有情感和道德的继承和发展，让学生更好地思考和处理今天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有学生思维能力和体系的发展。这三者主次分明，目的明确，可以说，对我们今天的语文学科核心素养有着很大的启发。核心素养中的“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与理解”这三者是什么关系呢？如果用黎先生的观点来看，“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和理解”都是建立在“思维发展与提升”的基础上的，“思维发展与提升”应该位于语文学科内容的核心位置；“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与理解”则是“思维发展与提升”的物质凭借或者手段。但是，这里的“审美”和“文化”又是一个宽泛的概念，落实到具体的课堂教学中是
不易操作的，不如黎先生的清晰、明确。
最后，我们以一篇具体的课文为例，谈谈黎先生的“国语要旨”观对当下小学语文教学的指导意义。《狼牙山五壮士》这篇文章，曾经引起过不小的争议，有的编辑建议把这篇课文剔除，理由是已经不符合当下时代的精神；有的则强烈建议要保留，理由是这种勇敢的精神要传承。其实，两者都是基于“伦理道德”层面来思考问题的。如果基于黎先生的“国文要旨”观，我们首先要思考的不是其伦理道德意义，而是要思考这篇文章是否能够在“形式”方面给予学生以示范。事实上，这篇文章在“形式”方面是一篇非常典范的文章，它紧扣一个“引”字，写了五位战士机智地把上千的敌人引到狼牙山的悬崖绝路之上，为大部队和群众的转移争得了宝贵的时间。在人物刻画上，有群体的刻画，有个别的塑造，有对比的描写，有细节的描写，将五壮士英雄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应该说是值得学生学习的言语范本。其次，按照黎先生的观点，我们还要落实“内容”的学习。这里的内容的学习，不仅仅是学习五位壮士视死如归的民族气概，还要看看这里是否有“知识与经验”值得学习，是否有“感情与德性”值得学习，是否能够有助于学生“启发想象与思想”，显然这里也都包含的。狼牙山五壮士，如何巧妙地“引诱”上千敌人一步步走上了绝路？这里就充满了“智”，五个人对上千人，不能硬来，只可智取，班长马宝玉是充满了战略智慧的。狼牙山五壮士为何在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后不去追赶大部队？因为他们知道，这可能会暴露大部队的行踪，因而坚决地走向了死地，并且面对敌人决不投降，舍身跳下悬崖！这是一种大情怀，大德性，是一种从心底激发的、中华民族面对外族侵略誓死为国的大无畏精神！
由上述课例可见，黎先生的“国语要旨”观，对当下小学语文教学具有非常切实的指导意义。
综上所述，以黎锦熙先生为代表的“民国时期众多学养深厚的研究者、实践者，以精深的思考和扎实的实践为尚处婴幼期的现代语文学科初步圈画了作为一门‘学科’的清晰领地，构建了学科的发展路径”（管然荣、郭金庭《回归与重建——试论民国时期语文教育范式的当代意义》，《中学语文教学》，2014年第2期）。为现代语文学科奠定了扎实的学理基础，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从“为什么教”到“教什么”再到“怎样教”，即从课程目标到课程内容再到课程实施，确立了“语文学科”的专业地位，赋予了“语文学科”丰富的专业意义和专业价值，为语文学科的科学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并从学科专业上指明了发展方向。在新课改不断走向“深水区”的当下，我们语文人重温黎锦熙先生的语文教育教学的开山之作，是大有裨益的。
（作者单位：北京教育学院丰台分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