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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经济的协调发展，促使城市建设与文化内核相匹配，将成为未来城市发展的推动主力。
2011年12月25日，北京东三环希尔顿酒店的大堂中央，一株体量巨硕的圣诞树尽显着节日的氛围，环绕树根部的沙盘上是几组电动玩具火车乘客以及落满白雪的山坡松林，这般场景建构出人们心目中那个色彩斑斓的圣诞节。
这样美轮美奂的童话场景似乎掩盖不了过节人的焦虑：这一年，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风波尚未平息，欧债危机又起波澜，更加令人沮丧的是，有专家预测这场新危机很快就会波及东亚的日本。在中国，对于经济危机再起的焦虑甚嚣尘上，江浙一带的民营企业家频频发生“跑路”，原材料成本居高不下、国际外需萎靡振奋加之人民币不断升值的双重压力让他们已经苦苦挣扎了数月之久；曾经发烧不止的房地产市场此时降到冰点，退房、补差价、冲击售楼处的消息时有发生，这让地产大佬们真真切切感到寒冬的到来；反垄断的官司在有关部委间打来打去，看着热闹的老百姓开始盘算宽带资费能下调多少；尽管年中提高个人所得税免征额的政策缓解了普通劳动者的税务负担，但居高不下的通胀让老百姓还是不敢敞开钱袋子花钱……
文化新生机
当然在这个冬季也有让人温馨的好消息——在十月举行的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上，“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决定体现了中央平衡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齐头并进的远见和敏锐，这个前景无限、空间巨大产业体系让人们看到了新契机和新气象。不论是资本市场文化产业概念的股票一枝独秀，还是文化产业的增速居群龙之首，为这个经济寒冬提供了为数不多的暖意。
“我国虽然是文化资源和文化产业的大国，但我国文化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只有2.75%，而发达国家一般都超过5%，个别国家达到10%，我国要成为文化强国还需要加快文化产业的发展，使之成为国民经济支柱型产业”。中国城市经济论坛上，作为特邀贵宾的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顾秀莲道出了对文化建设的精妙见解，“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就如同一辆车的两个轮子，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也必须有文化建设的大发展大繁荣，才能顺利地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这也是‘发展是硬道理’的重要涵义”。
中国城市经济学会会长周道炯认为，从城市的发展来看，城市的经济地位、经济社会发展健康与否，直接决定着城市的文化选择，包括城市文化精神的导向。中国从经济城市向文化城市的转变，符合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内在规律和现实需要，但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巨大差异，使其成为当下许多城市的心头之痛。两院院士周干峙指出，在城市化方面，走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至关重要，文化建设必然也必须要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城市经济方面，产业究竟如何去发展，需要有个科学前瞻的态度和行动。“现在突出文化因素没有问题，但要与经济统筹考虑”。
“在城市发展的硬件上，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各种所谓地标性建筑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但由于城市管理者们一窝蜂地邀请不懂中国的外国人来设计，使中国城市成为西方人不付任何成本的实验之地。这种走向一厢情愿的所谓城市文化国际化之路，是中国城市经济发达而文化落后的典型之处”。周道炯如是说。
“经济发达而文化落后”的观点引起了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李京文的共鸣。他对近年来我国一些城市在建设中盲目崇洋媚外，设计的与传统文脉格格不入的“水煮蛋”、“大裤衩”表达了强烈不满，呼吁国家有关部门要对此引起重视，及时尽早进行规范。
民富促消费
当前，与文化建设的大发展大繁荣同样为社会各界所热衷讨论的话题还有“国富与民富”。其中一种观点认为，中国问鼎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广大民众的消费能力仍然与国家经济实力不相匹配，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过去中国一直坚持国富优先而非民富优先的政策导向，政府财政收入占经济总量比重远高于人均可支配收入占经济总量比重，国富民不富的现实导致内需不足。因此，“十二五”期间要把“国富优先”的政策导向转为“民富优先”。
对于长期潜心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理论研究的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来说，“国富”与“民富”显然是他最为关心的问题。
刘国光分析指出，我国经过改革开放实现国富，国力确实大大增强，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但人均却不到日本人均的1/10，仍然列世界的第100名之后。“但这并不能简单地认为就是‘国富民不富’，就老百姓生活水平总体上还是提高了，只是部分人群已经很富，但大部分国民富的不够，有穷有富，因此不能一概而论”。
对于造成收入分配上的两极分化现象，刘国光认为原因在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没有与时俱进进行调整。他指出，在改革开放之初通过搞活个体、私营经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种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尝试是没有错的。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当初在宣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的同时，国家还提出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口号。但多年的实践证明，让一部分人先富来的目标在很短时间内很快就完成了，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却迟迟不能自动地实现。因此，目前我国收入分配最核心的问题是一部分国民先富、暴富和大部分国民不富或者贫穷的矛盾。要克服和扭转贫富差距，需要的政策转向不是什么国富优先转向民富优先，而是要把这个政策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向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转变，这是我们今后的主要任务”。
2011年对于中国城市发展来说，是意义非凡的一年：中国城市化率首次突破50%，这意味着中国的城市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机遇期。与会的城市研究学者和地方政要达成了重要共识：城市因文化而提升，文化因城市而强大，一个兼顾历史和未来、促进文化繁荣与经济发展和谐共存的文化战略，将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坚强根基。文化赋予一座城市意义和光彩，提升一座城市的品质和内涵，更能为城市发展带来强盛的力量和引擎。
2011年12月25日，北京东三环希尔顿酒店的大堂中央，一株体量巨硕的圣诞树尽显着节日的氛围，环绕树根部的沙盘上是几组电动玩具火车乘客以及落满白雪的山坡松林，这般场景建构出人们心目中那个色彩斑斓的圣诞节。
这样美轮美奂的童话场景似乎掩盖不了过节人的焦虑：这一年，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风波尚未平息，欧债危机又起波澜，更加令人沮丧的是，有专家预测这场新危机很快就会波及东亚的日本。在中国，对于经济危机再起的焦虑甚嚣尘上，江浙一带的民营企业家频频发生“跑路”，原材料成本居高不下、国际外需萎靡振奋加之人民币不断升值的双重压力让他们已经苦苦挣扎了数月之久；曾经发烧不止的房地产市场此时降到冰点，退房、补差价、冲击售楼处的消息时有发生，这让地产大佬们真真切切感到寒冬的到来；反垄断的官司在有关部委间打来打去，看着热闹的老百姓开始盘算宽带资费能下调多少；尽管年中提高个人所得税免征额的政策缓解了普通劳动者的税务负担，但居高不下的通胀让老百姓还是不敢敞开钱袋子花钱……
文化新生机
当然在这个冬季也有让人温馨的好消息——在十月举行的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上，“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决定体现了中央平衡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齐头并进的远见和敏锐，这个前景无限、空间巨大产业体系让人们看到了新契机和新气象。不论是资本市场文化产业概念的股票一枝独秀，还是文化产业的增速居群龙之首，为这个经济寒冬提供了为数不多的暖意。
“我国虽然是文化资源和文化产业的大国，但我国文化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只有2.75%，而发达国家一般都超过5%，个别国家达到10%，我国要成为文化强国还需要加快文化产业的发展，使之成为国民经济支柱型产业”。中国城市经济论坛上，作为特邀贵宾的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顾秀莲道出了对文化建设的精妙见解，“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就如同一辆车的两个轮子，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也必须有文化建设的大发展大繁荣，才能顺利地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这也是‘发展是硬道理’的重要涵义”。
中国城市经济学会会长周道炯认为，从城市的发展来看，城市的经济地位、经济社会发展健康与否，直接决定着城市的文化选择，包括城市文化精神的导向。中国从经济城市向文化城市的转变，符合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内在规律和现实需要，但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巨大差异，使其成为当下许多城市的心头之痛。两院院士周干峙指出，在城市化方面，走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至关重要，文化建设必然也必须要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城市经济方面，产业究竟如何去发展，需要有个科学前瞻的态度和行动。“现在突出文化因素没有问题，但要与经济统筹考虑”。
“在城市发展的硬件上，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各种所谓地标性建筑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但由于城市管理者们一窝蜂地邀请不懂中国的外国人来设计，使中国城市成为西方人不付任何成本的实验之地。这种走向一厢情愿的所谓城市文化国际化之路，是中国城市经济发达而文化落后的典型之处”。周道炯如是说。
“经济发达而文化落后”的观点引起了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李京文的共鸣。他对近年来我国一些城市在建设中盲目崇洋媚外，设计的与传统文脉格格不入的“水煮蛋”、“大裤衩”表达了强烈不满，呼吁国家有关部门要对此引起重视，及时尽早进行规范。
民富促消费
当前，与文化建设的大发展大繁荣同样为社会各界所热衷讨论的话题还有“国富与民富”。其中一种观点认为，中国问鼎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广大民众的消费能力仍然与国家经济实力不相匹配，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过去中国一直坚持国富优先而非民富优先的政策导向，政府财政收入占经济总量比重远高于人均可支配收入占经济总量比重，国富民不富的现实导致内需不足。因此，“十二五”期间要把“国富优先”的政策导向转为“民富优先”。
对于长期潜心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理论研究的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来说，“国富”与“民富”显然是他最为关心的问题。
刘国光分析指出，我国经过改革开放实现国富，国力确实大大增强，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但人均却不到日本人均的1/10，仍然列世界的第100名之后。“但这并不能简单地认为就是‘国富民不富’，就老百姓生活水平总体上还是提高了，只是部分人群已经很富，但大部分国民富的不够，有穷有富，因此不能一概而论”。
对于造成收入分配上的两极分化现象，刘国光认为原因在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没有与时俱进进行调整。他指出，在改革开放之初通过搞活个体、私营经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种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尝试是没有错的。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当初在宣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的同时，国家还提出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口号。但多年的实践证明，让一部分人先富来的目标在很短时间内很快就完成了，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却迟迟不能自动地实现。因此，目前我国收入分配最核心的问题是一部分国民先富、暴富和大部分国民不富或者贫穷的矛盾。要克服和扭转贫富差距，需要的政策转向不是什么国富优先转向民富优先，而是要把这个政策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向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转变，这是我们今后的主要任务”。
2011年对于中国城市发展来说，是意义非凡的一年：中国城市化率首次突破50%，这意味着中国的城市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机遇期。与会的城市研究学者和地方政要达成了重要共识：城市因文化而提升，文化因城市而强大，一个兼顾历史和未来、促进文化繁荣与经济发展和谐共存的文化战略，将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坚强根基。文化赋予一座城市意义和光彩，提升一座城市的品质和内涵，更能为城市发展带来强盛的力量和引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