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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粤剧的兴起——二次大战前省港与海外舞台》是一部处在“二战”前粤剧历史研究学术前沿的理论新作。本文从该书的研究视角与史料运用、主要构架与待讨论论题、治史立场与方法、开拓性论题四个部分，探索其对于粤剧历史研究的价值。
关键词：粤剧 二次大战 省港 海外 中国近现代音乐 唯物史观
根据笔者的研究进度，近日读到一部由美国德州大学圣安东尼奥分校历史系伍荣仲教授撰写的《粤剧的兴起——二次大战前省港与海外舞台》的粤剧历史著作，由中华书局于2019年出版。该著作运用实证主义史学方法，在挖掘新史料、运用中英文一手资料上下了不少功夫。该书从社会史、商业史、文化史的角度兼有比较的历史意识与学术视野，称得上是粤剧历史研究的又一部力作。
一、研究视角与史料运用
就该书论题的深度和广度来看，其跳出了以华南或广州/香港为中心的框框，开拓了跨越国际网络的观察视角。第一部分为“广东大戏之形成”；第二部分为“庶民剧场与国家”；第三部分为“地方戏曲、跨国舞台”的独特视角。纵观近年粤剧书籍的出版，关于粤剧音乐的谈论略多，以历史角度撰写的粤剧研究专著并不多见。在“大历史”的观照下，又从社会史、商业史、文化史的层面，探寻粤剧“三个之于”之下的兴起、发展与传播的过程，此书可视为华南、中国、海外华人社区粤剧行业背后的文化政治及网络的精要论述，这也是其作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领域的开拓价值。
历史学研究首要重视的是史料，本书的史料运用不拘泥于中文报刊（涉及报纸、杂志与当代娱乐刊物等）、著作、论文，政府刊物、报告等。华南地区作为中国较大的“侨乡”，粤籍人士赴海外的同时势必带动了粤剧在海外的“远”播，带动了粤剧在华人社区的传播。研究者自然脱不开外文资料的爬梳。该著作采用了大量的英文书目、网站文章，以及相关的档案、博物馆和图书馆特藏资料。众多史料无疑考验了研究者的E-考据能力。研究者身居美国，关注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领域，研究课题围绕海外华人移民和文化认同等问题，亦具备较强的外文理解能力，涉及粤剧的研究有：The Rise of Cantonese Opera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5）；與陈泽蕾重编、陈非侬口述：《粤剧六十年》（香港：香港中文大学粤剧研究计划，2007）；The Chinese in Vancouver， 1945-80： The Pursuit of identity and Power（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1999）；并参与了《中国戏曲志：香港卷》和《中国戏曲音乐集成：香港卷》的编撰工作。上述相应的研究积累使其对相关的英文史料又会有更深刻的解读。
二、主要架构与待讨论论题
第一部分“广东大戏之形成”。第一章“在珠江三角洲游走的艺人与红船戏班”以明清时期的历史为经，以粤剧早期形成的载体“外江班”“本地班”“红船”“公所”“会馆”为纬，穿插反映广东本地艺人加入太平天国反清行列而被短暂“遏制”的事例，显示出粤剧顽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以及不拘一格的包容力和地方色彩。第二章“粤剧都市化”以世纪之交为时间交点，从“红船”到“戏院”演出场所（渠道）的变更，由“乡村”到“省港”游走路线的变更，展开了一段粤剧都市化的“华南双城记”；造就了一段伶星与戏剧“相得益彰”的辉煌时代。第三章“都市剧场与它的现代危机”以时间为纵向轴，沿着“戏剧（性）的复兴”“戏曲市场的收缩”“商业舞台之最低点”“扭转局势”的轨迹讲述了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中后期粤剧经历的兴与衰。第二部分“庶民剧场与国家”第四章“戏剧改革中的文化政治”描述了围绕着粤剧开展的文化角力（志士班和全女班的挑战；梅兰芳、欧阳予倩对粤剧的挑战），以及于期间粤剧自身所经历的变革置于中国传统戏曲历史潮流中所产生的影响。第五章“政府、公众秩序与地方戏剧”叙述了20世纪粤剧圈受到外来暴力事件伤害，经历着戏行内部冲突矛盾；省港两地在特殊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秩序之下，在戏行、戏院有关政策和管治方式的异同。第三部分“地方戏曲、跨国舞台”旨在把粤剧跨国舞台的景象与粤剧本土舞台进行并联：而粤剧跨国、上扬现象与当时中国华南地区发展轨迹不无关系。第六章“粤剧走进海外华人世界”分“1850年代至1880年代”、“1890年代至1910年代”、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三个阶段，分别叙述在太平洋沿岸、东南亚和北美洲粤剧的发展状况和粤剧跨国舞台兴旺的局面。第七章“粤剧作为跨国商业”采用加拿大温哥华当地的档案资料，分析唐人街戏院的商业运作。第八章“剧场与移民社会”详论华埠戏院在移民社会中发挥的作用。
本著作中提出对于“在粤剧进入城市商业化的过程中，戏班公司扮演着异常重要的角色”“涉及工人运动与左派政治斗争的一段历史”“粤剧在华南以外的发展”“排华时期唐人街的舞台”等论题目前学界涉及得还比较少，为对“二战”前粤剧历史进行“填补式”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著作中提到的香港《华字日报》《剧潮》《伶星》《大汉公报》《觉先集》《广东戏剧史略》等为对“二战”前的粤剧历史进行深入分析提供了史料支撑和线索。
吹毛求疵地说，笔者对于著作中的少部分观点还是存有异议的。其中运用了过多的笔墨突出商业利益的因素推进粤剧的城市化发展，而淡化了粤剧本身的艺术价值和发展规律、粤剧演员自身的文化认同感等，仅在第二章中“伶星时代、戏剧辉煌”这一节中叙述了粤剧艺人自身的重要性；将“当代戏剧改革和浪潮与女艺人及全女班的兴起”视为对粤剧的冲击，笔者窃以为尚需讨论。一个剧种的发展，势必离不开其内在艺术价值的提升。而女艺人及全女班的兴起与高潮，即使在特定历史时期只是“昙花一现”，但对于体现粤剧的艺术魅力，彰显现代社会新女性形象，会产生积极意义。纵观近现代粤剧发展史（李雪芳、上海妹、卫少芳、林小群、小飞红、小木兰、马丽明、郎筠玉、孔雀屏、冯狄强、卢秋萍、谭玉卿、红线女、刘美卿、郑绮文等；“镜华影”全女班、“群芳艳影”全女班、“菱花艳影”全女班等）、粤曲发展史（“师娘”时期、“女伶”时期等），以及在当代粤剧舞台上女性演员（倪惠英、郭凤女、曾慧、赖琼霞、蒋文端、曾小敏等），在其中也拥有着不可忽视的一席之地。另外，将“北剧之时尚与梅兰芳”认为是对粤剧的挑战，笔者认为也需再讨论。从粤剧艺术自身的发展脉络来看，无论是其在唱腔上“本地腔调”吸收“外省腔调”，还是借鉴电影的传播方式，出现“伶影双栖”的岭南文化现象……一直有着“兼融并蓄”的特点。梅兰芳两次造访华南出演京剧反应热烈——当时正值京剧梅派艺术在中国戏曲界“声誉正隆”，从另一个侧面来看，是当时省港两地的观众对于“国粹”的欣赏与包容。相对于梅兰芳两次造访华南，特别是其中第二次在穗海珠大戏院连演八天，反响强烈，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广州城内大新公司（位于广州惠爱中路）天台持续性的京剧演出活动，或许就显得“润物无声”一些，而这一持续性的京剧演出活动与粤剧音乐活动并存于广州市民的音乐生活当中，从当时来看，也未必是对尚处于“高峰”阶段的粤剧艺术带来何种挑战，或者可以说是丰富了广州市民的音乐生活。 三、治史立场与方法
不同的历史学家和不同的历史学派对“什么是历史科学”有不同的答案。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是从现在社会本身包含的自我扬弃，来展望历史发展的未来进程。这正是今天的信息时代所要求的历史思维[1]。唯物史观认为，历史事实是历史研究最基本的出发点，历史研究必须充分、准确地占有资料，必须严谨、客观地对待自己所运用的资料。[2]“在自然界和历史的每一科学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3]。唯物史观认为，“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4]。作者本着唯物史观，从社会史、商业史及文化史角度探索粤剧的兴起、发展与传播。笔者虽然提出了著作中几个可以商榷、待讨论的论题，但这并不影响这部著作所蕴含的真知灼见。
四、开拓性论题
特别是从19世纪下半期开始，粤剧随着广府地区移民的脚步，传播范围涉及不同地区和国家的数目，为其他中国地方戏曲剧种所不及。作者运用Lois Rodecape， “Celestial Drama in the Golden Hills，”California Historical Society Quarterly， vol.23 （1944）， Daphne Lei， Operatic China： Staging Chinese Identity across the Pacific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an， 2006）考察首个来自中国的粤剧戏班Tong Hong Tong在三藩市的演出活动；并运用Ronald Riddle， Flying Dragons， Flowing Stream： Music in the life of San Francisco’s Chinese （Westport， CT： Greenwood， 1983）考察該戏剧自首次登台至19世纪末几乎没有间断地在三藩市上演。分别运用Harold Love， “Chinese Theatre on the Victorian Goldfields， 1858-1870，” Australian Drama Studies， vol. 3， no. 2 （1985） 和Karrie M. Sebryk，“A History of Chinese Theatre in Victoria，” MA thesis， University of Victoria， 1995考察粤剧戏班在墨尔本和维多利亚殖民地一带的“表演”情况，和华人戏院在加拿大的第一个唐人街内营业的情况。根据Henry B. McDowell， “The Eight Theater，” The Century Illustrated Monthly Magazine， vol7 （1884） 考察了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三藩市唐人街戏院异常兴旺的情况。从Collingwood， Rambles of a Naturealist on the Shores and Waters of the China Sea： Being Observations in Natural History during a Voyage to China， Formosa， Borneo， Singapore， etc.Made in Her Majeaty’s Vessel in 1886 and 1867（London： John Murray， Albemarle）十分零碎的记录考察早期新加坡华人演戏活动的情况。运用Nancy Y. Rao， “The Public Face of Chinatown： Actresses， Actors， playwrights， and Audiences of Chinatown Theaters in San Francisco during the 1920s”，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merican Music， vol.5， no2 （2011） 考察1920s进入美洲巡演网络的女艺人的情况。作者对英文文献的挖掘，让这些史料自己“说话”，开拓了对粤剧在海外舞台历史面貌的呈现。
结 语
《粤剧的兴起——二次大战前省港与海外舞台》是一部处在“二战”前粤剧历史研究学术前沿的理论新作。是一部从社会史、商业史及文化史角度探索粤剧的兴起、发展与传播的著作。作者运用了第一手中英文材料和大量的学术论著，当中包括近年才被发现的档案，以20世纪初为焦点，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为止，分三部分论述粤剧的发展过程。该著作的出版，为进一步进行研究和深入分析“二战”前粤剧历史起到了借鉴作用。
（作者单位：星海音乐学院）
注释：
[1] 朱本源：《历史学理论与方法》（修订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4月，第219页。
[2] 卜宪群：《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琐谈》，《历史研究》，2015年第3期，第8页。
[3] 韦建桦主编：《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40页。
[4] 韦建桦主编：《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十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1页。
关键词：粤剧 二次大战 省港 海外 中国近现代音乐 唯物史观
根据笔者的研究进度，近日读到一部由美国德州大学圣安东尼奥分校历史系伍荣仲教授撰写的《粤剧的兴起——二次大战前省港与海外舞台》的粤剧历史著作，由中华书局于2019年出版。该著作运用实证主义史学方法，在挖掘新史料、运用中英文一手资料上下了不少功夫。该书从社会史、商业史、文化史的角度兼有比较的历史意识与学术视野，称得上是粤剧历史研究的又一部力作。
一、研究视角与史料运用
就该书论题的深度和广度来看，其跳出了以华南或广州/香港为中心的框框，开拓了跨越国际网络的观察视角。第一部分为“广东大戏之形成”；第二部分为“庶民剧场与国家”；第三部分为“地方戏曲、跨国舞台”的独特视角。纵观近年粤剧书籍的出版，关于粤剧音乐的谈论略多，以历史角度撰写的粤剧研究专著并不多见。在“大历史”的观照下，又从社会史、商业史、文化史的层面，探寻粤剧“三个之于”之下的兴起、发展与传播的过程，此书可视为华南、中国、海外华人社区粤剧行业背后的文化政治及网络的精要论述，这也是其作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领域的开拓价值。
历史学研究首要重视的是史料，本书的史料运用不拘泥于中文报刊（涉及报纸、杂志与当代娱乐刊物等）、著作、论文，政府刊物、报告等。华南地区作为中国较大的“侨乡”，粤籍人士赴海外的同时势必带动了粤剧在海外的“远”播，带动了粤剧在华人社区的传播。研究者自然脱不开外文资料的爬梳。该著作采用了大量的英文书目、网站文章，以及相关的档案、博物馆和图书馆特藏资料。众多史料无疑考验了研究者的E-考据能力。研究者身居美国，关注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领域，研究课题围绕海外华人移民和文化认同等问题，亦具备较强的外文理解能力，涉及粤剧的研究有：The Rise of Cantonese Opera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5）；與陈泽蕾重编、陈非侬口述：《粤剧六十年》（香港：香港中文大学粤剧研究计划，2007）；The Chinese in Vancouver， 1945-80： The Pursuit of identity and Power（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1999）；并参与了《中国戏曲志：香港卷》和《中国戏曲音乐集成：香港卷》的编撰工作。上述相应的研究积累使其对相关的英文史料又会有更深刻的解读。
二、主要架构与待讨论论题
第一部分“广东大戏之形成”。第一章“在珠江三角洲游走的艺人与红船戏班”以明清时期的历史为经，以粤剧早期形成的载体“外江班”“本地班”“红船”“公所”“会馆”为纬，穿插反映广东本地艺人加入太平天国反清行列而被短暂“遏制”的事例，显示出粤剧顽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以及不拘一格的包容力和地方色彩。第二章“粤剧都市化”以世纪之交为时间交点，从“红船”到“戏院”演出场所（渠道）的变更，由“乡村”到“省港”游走路线的变更，展开了一段粤剧都市化的“华南双城记”；造就了一段伶星与戏剧“相得益彰”的辉煌时代。第三章“都市剧场与它的现代危机”以时间为纵向轴，沿着“戏剧（性）的复兴”“戏曲市场的收缩”“商业舞台之最低点”“扭转局势”的轨迹讲述了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中后期粤剧经历的兴与衰。第二部分“庶民剧场与国家”第四章“戏剧改革中的文化政治”描述了围绕着粤剧开展的文化角力（志士班和全女班的挑战；梅兰芳、欧阳予倩对粤剧的挑战），以及于期间粤剧自身所经历的变革置于中国传统戏曲历史潮流中所产生的影响。第五章“政府、公众秩序与地方戏剧”叙述了20世纪粤剧圈受到外来暴力事件伤害，经历着戏行内部冲突矛盾；省港两地在特殊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秩序之下，在戏行、戏院有关政策和管治方式的异同。第三部分“地方戏曲、跨国舞台”旨在把粤剧跨国舞台的景象与粤剧本土舞台进行并联：而粤剧跨国、上扬现象与当时中国华南地区发展轨迹不无关系。第六章“粤剧走进海外华人世界”分“1850年代至1880年代”、“1890年代至1910年代”、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三个阶段，分别叙述在太平洋沿岸、东南亚和北美洲粤剧的发展状况和粤剧跨国舞台兴旺的局面。第七章“粤剧作为跨国商业”采用加拿大温哥华当地的档案资料，分析唐人街戏院的商业运作。第八章“剧场与移民社会”详论华埠戏院在移民社会中发挥的作用。
本著作中提出对于“在粤剧进入城市商业化的过程中，戏班公司扮演着异常重要的角色”“涉及工人运动与左派政治斗争的一段历史”“粤剧在华南以外的发展”“排华时期唐人街的舞台”等论题目前学界涉及得还比较少，为对“二战”前粤剧历史进行“填补式”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著作中提到的香港《华字日报》《剧潮》《伶星》《大汉公报》《觉先集》《广东戏剧史略》等为对“二战”前的粤剧历史进行深入分析提供了史料支撑和线索。
吹毛求疵地说，笔者对于著作中的少部分观点还是存有异议的。其中运用了过多的笔墨突出商业利益的因素推进粤剧的城市化发展，而淡化了粤剧本身的艺术价值和发展规律、粤剧演员自身的文化认同感等，仅在第二章中“伶星时代、戏剧辉煌”这一节中叙述了粤剧艺人自身的重要性；将“当代戏剧改革和浪潮与女艺人及全女班的兴起”视为对粤剧的冲击，笔者窃以为尚需讨论。一个剧种的发展，势必离不开其内在艺术价值的提升。而女艺人及全女班的兴起与高潮，即使在特定历史时期只是“昙花一现”，但对于体现粤剧的艺术魅力，彰显现代社会新女性形象，会产生积极意义。纵观近现代粤剧发展史（李雪芳、上海妹、卫少芳、林小群、小飞红、小木兰、马丽明、郎筠玉、孔雀屏、冯狄强、卢秋萍、谭玉卿、红线女、刘美卿、郑绮文等；“镜华影”全女班、“群芳艳影”全女班、“菱花艳影”全女班等）、粤曲发展史（“师娘”时期、“女伶”时期等），以及在当代粤剧舞台上女性演员（倪惠英、郭凤女、曾慧、赖琼霞、蒋文端、曾小敏等），在其中也拥有着不可忽视的一席之地。另外，将“北剧之时尚与梅兰芳”认为是对粤剧的挑战，笔者认为也需再讨论。从粤剧艺术自身的发展脉络来看，无论是其在唱腔上“本地腔调”吸收“外省腔调”，还是借鉴电影的传播方式，出现“伶影双栖”的岭南文化现象……一直有着“兼融并蓄”的特点。梅兰芳两次造访华南出演京剧反应热烈——当时正值京剧梅派艺术在中国戏曲界“声誉正隆”，从另一个侧面来看，是当时省港两地的观众对于“国粹”的欣赏与包容。相对于梅兰芳两次造访华南，特别是其中第二次在穗海珠大戏院连演八天，反响强烈，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广州城内大新公司（位于广州惠爱中路）天台持续性的京剧演出活动，或许就显得“润物无声”一些，而这一持续性的京剧演出活动与粤剧音乐活动并存于广州市民的音乐生活当中，从当时来看，也未必是对尚处于“高峰”阶段的粤剧艺术带来何种挑战，或者可以说是丰富了广州市民的音乐生活。 三、治史立场与方法
不同的历史学家和不同的历史学派对“什么是历史科学”有不同的答案。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是从现在社会本身包含的自我扬弃，来展望历史发展的未来进程。这正是今天的信息时代所要求的历史思维[1]。唯物史观认为，历史事实是历史研究最基本的出发点，历史研究必须充分、准确地占有资料，必须严谨、客观地对待自己所运用的资料。[2]“在自然界和历史的每一科学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3]。唯物史观认为，“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4]。作者本着唯物史观，从社会史、商业史及文化史角度探索粤剧的兴起、发展与传播。笔者虽然提出了著作中几个可以商榷、待讨论的论题，但这并不影响这部著作所蕴含的真知灼见。
四、开拓性论题
特别是从19世纪下半期开始，粤剧随着广府地区移民的脚步，传播范围涉及不同地区和国家的数目，为其他中国地方戏曲剧种所不及。作者运用Lois Rodecape， “Celestial Drama in the Golden Hills，”California Historical Society Quarterly， vol.23 （1944）， Daphne Lei， Operatic China： Staging Chinese Identity across the Pacific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an， 2006）考察首个来自中国的粤剧戏班Tong Hong Tong在三藩市的演出活动；并运用Ronald Riddle， Flying Dragons， Flowing Stream： Music in the life of San Francisco’s Chinese （Westport， CT： Greenwood， 1983）考察該戏剧自首次登台至19世纪末几乎没有间断地在三藩市上演。分别运用Harold Love， “Chinese Theatre on the Victorian Goldfields， 1858-1870，” Australian Drama Studies， vol. 3， no. 2 （1985） 和Karrie M. Sebryk，“A History of Chinese Theatre in Victoria，” MA thesis， University of Victoria， 1995考察粤剧戏班在墨尔本和维多利亚殖民地一带的“表演”情况，和华人戏院在加拿大的第一个唐人街内营业的情况。根据Henry B. McDowell， “The Eight Theater，” The Century Illustrated Monthly Magazine， vol7 （1884） 考察了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三藩市唐人街戏院异常兴旺的情况。从Collingwood， Rambles of a Naturealist on the Shores and Waters of the China Sea： Being Observations in Natural History during a Voyage to China， Formosa， Borneo， Singapore， etc.Made in Her Majeaty’s Vessel in 1886 and 1867（London： John Murray， Albemarle）十分零碎的记录考察早期新加坡华人演戏活动的情况。运用Nancy Y. Rao， “The Public Face of Chinatown： Actresses， Actors， playwrights， and Audiences of Chinatown Theaters in San Francisco during the 1920s”，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merican Music， vol.5， no2 （2011） 考察1920s进入美洲巡演网络的女艺人的情况。作者对英文文献的挖掘，让这些史料自己“说话”，开拓了对粤剧在海外舞台历史面貌的呈现。
结 语
《粤剧的兴起——二次大战前省港与海外舞台》是一部处在“二战”前粤剧历史研究学术前沿的理论新作。是一部从社会史、商业史及文化史角度探索粤剧的兴起、发展与传播的著作。作者运用了第一手中英文材料和大量的学术论著，当中包括近年才被发现的档案，以20世纪初为焦点，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为止，分三部分论述粤剧的发展过程。该著作的出版，为进一步进行研究和深入分析“二战”前粤剧历史起到了借鉴作用。
（作者单位：星海音乐学院）
注释：
[1] 朱本源：《历史学理论与方法》（修订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4月，第219页。
[2] 卜宪群：《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琐谈》，《历史研究》，2015年第3期，第8页。
[3] 韦建桦主编：《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40页。
[4] 韦建桦主编：《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十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