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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的明确规划无疑验证了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四十多年前的一個判断：“我们已经由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1] 作为“空间生产”的当代中国实例，大湾区还是一个进行时，充满着各种可能性。尽管在各种论述中，粤港澳大湾区经常会被论者与世界上其他几个著名的湾区如东京湾区、旧金山湾区和纽约湾区并举，但在我看来，它的潜能远超过某个经济贸易区域，对标的倒更应是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北美自贸区或者德、法、西、意、比、希等20余国的欧洲关税同盟，也就是说它更宏大的愿景应该是一个跨区域的平台，而非限于某个特殊区域，它在经济、技术、贸易、资本之外，同样致力于文化与话语的构建，最终目标应该是重新定位湾区乃至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进而构建自身的语法与规则。2020年11月13日，在深圳举行的“第三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发展峰会”上就将主题定为“人文湾区·文学湾区”，显示了文学在这个宏观筹划中的参与性，以及湾区更为深远与广泛的诉求与考虑。
“大湾区文学丛书”从属于这一系列建构活动，并且明确地显示出创造、阐释与自我阐释的话语自觉。唐诗人主编的“文学理论卷”是其中的一种，以“大湾区文化共同体”“大湾区文学论”“大湾区文学对谈”为题分为三辑，搜罗、选择与编订了自2017年3月《2017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推动内地与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发挥港澳独特优势，提升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与功能”，以及当年7月1日国家高层在香港回归20 周年正式签署《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以来，文化与文学界对大湾区文学与文化的讨论与笔谈文章。这些文章一空依傍、创榛辟莽，许多只是政策解读与未来畅想，略显粗糙与散漫，但开风气而散金碎玉，充溢着一个新兴观念开创期的活力。我们可以从空间共同体、历史连续性和当下实践性三个方面做进一步的阐发。
一
如同2020 年8月29日的“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对话”活动的主题所显示的，“个体与共同体”是大湾区文学构想的基本理念。不过，我理解此处的“共同体”，并非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nnies）所谓的与“思想的和机械的形态”的“社会”相对的“现实的和有机的生命”的“共同体”[2]，也不能狭隘理解为某种特定的政治行动与观念想象相结合所形成的专指民族国家的“共同体”[3]，而是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论说的那种包容多维度的广义共同体[4]。文学意义上的大湾区共同体包含了三个逻辑层面：文学活动的个体性层面，中华民族文化有机组成部分的层面，以及人类可理解与共通性文化符号、精神产品和未来愿景的普泛层面，具体表现为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学生产、传播与接受。“共同体”作为关系结合体，因而就呈现出物理与心理、有形与无形、自然与自觉、自在与自为的多个维度。
多元共生是一再被论者们提及的关键词，这一点涉及中国内部的文化多样性。中国并非单一民族、单一文化的民族国家，而是包含人口、地理与习俗差异，以及经济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共和性”存在。在普遍性的时间（也即现代性进程）之中，中国先天与内在地包孕了差异性的空间，甚至在其内部任何一个区域地带都是“跨体系社会”，具体到粤港澳大湾区同样如此。黄玉蓉、曾超在《文化共同体视野下的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合作研究》中梳理了其复杂而丰富的文化构成：“既有丰富的民间文化资源，又有鲜活的国际文化元素;既有成熟的制度文化，又有多样化的非制度文化，呈现出多元共生的文化面貌和精彩纷呈的文化形态。从纵向的历史轴来看，有农耕文化、商业文化、海洋文化、侨乡文化;从横向的地缘轴来看，有岭南文化、客家文化、中原文化、广府文化等;物质性的文化资源有岭南宗祠、庙宇、厅堂、馆所等;非物质性的文化资源有语言、音乐、舞蹈、习俗、节庆等;政治、文化名人资源有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李小龙、叶问、黄飞鸿等;此外，港片和粤语流行歌曲也曾经红遍大江南北。总之，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海洋文化与大陆文化、农耕文化与商业文化、契约文化与诚信文化在粤港澳大湾区蓬勃生长，交融共生。”这里显示出“区域”与“地方”之间的差异，大湾区这个区域并非某个同质化的事物，无法被地方性所概括，无论从现实还是历史层面来考察，它都是带有全局性意义的处所。中西古今的各种元素与观念并行不悖地共处于此一区域，共有着多元化的遗产，共享着多样性的资源，共同承担风险与挑战，也着力塑造共同的理想与未来。
文化多样性几乎是大湾区不证自明的先验事实，它的“9+2”城市群也是家族相似的星云式存在，彼此之间亦有个性差别与相互的往还，但是当它们组成了一个湾区城市带时，就形成了共同的独特性风貌。一方面体现为陆海相关的区位特点，并由此在文化上产生了刘介民、刘小晨在《粤港澳大湾区新时代文化内涵》所说的“重商务实的价值取向、开拓进取的精神、开放兼容的意识等‘海洋性’特征”。这对于农耕文化为主体的乡土中国城镇化转型过程而言，不啻为鲜活而积极的动力元素与生长点。另一方面，则是作为前现代时期长期位于中原王朝边缘地带而造成的精英文化薄弱地带，这为通俗、大众与流行文化的繁荣提供了契机和舞台，如蒋述卓、李石在《文化共同体与粤港澳大湾区流行文艺生态》中谈到的武侠小说、流行歌曲、电视电影以及粤语文化，它们同样有着充实与修正精英文化宰制性霸权的功能与价值。海洋文化与大陆文化、流行文化与精英文化、商业文化与政治文化各有其优劣短长，它们在兼容并包的语境中齐头并进才是整体性文化兴盛壮大的基础。
同时，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并非静止、凝滞与本质化的，而总是伴随历史情境的变化相应发生扬弃传承与革故鼎新，必须在一种流动性的视野中予以考察。凌逾的《构建粤港澳大湾区文化想象共同体》一文，从长时段的历史中归纳了大湾区的流变：“两千余年来，粤港澳大湾区由山脉水系构筑的山水共同体、史地共同体，变为由移民构筑的民俗习俗共同体，再到由文化构筑的政治经济文明共同体，再发展到由网络构筑的想象社区共同体，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印刷时代的民族共同体，重民权，切换到网络时代的网民共同体，重网权，网民讲究网感，有自成一体的网络话语系统。近百年来，大湾区由岛向陆发展，由海向天发展，由海洋蓝色文明向航空天空文明发展;由来料加工制造业，发展为电子产品制造业、网络数码创造业、人工智能创造业，并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园，创新行业蓬勃发展，如华为、腾讯等高科技企业。人类从为空间、资源、纸媒而战，转向为太空、芯片、智媒而战。”进而他还指出，“智能化网络营造共时共情共鸣的新型虚拟空间;跨媒介文艺、跨界艺术实现艺术与技术、人文与科技、文艺与媒介深度融合，这些都有利于加强大湾区文化的凝聚力，促进大湾区文化想象共同体建构”。共同体类型的历时嬗变与媒介融合时代新型空间的出现，体现出既有历史感又富含现实关切的总体性思路。 历史感、现实关怀与总体性思路最终导向今日建构大湾区文化与文学的目标所在，它固然要彰显与发扬某种区位优势，但那只是策略与手段，它还有一个目的性的旨归，即在多元共生的实然态描述基础上，还有着应然态的文化融合追求。就像杨竞业、杨维真在《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融合的几个问题》中所总结的，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融合的最高价值目标是“在共商共建的基础上实现发展共享，在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融通的基础上实现民心相通，在创新实践‘一国两制’基础上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此，粤港澳大湾区要在思想观念、政策制度、民族情感、交往实践和产业创造等领域进一步融合发展”，具体的实践就包括更新粤港澳大湾区的观念认知，包括：一要把握创新、高质量发展、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新时代”内涵;二要植入“创新、开放、绿色、协调、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三要传承中华优良传统。还要深化“一国”是根本前提，“两制”是具体政策的制度认识，并且肩负起支撑“一带一路”建设的使命，厚植爱国根基，守护中华传统，弘扬民族精神，增强大湾区人的情感认同、身份认同、历史认同与文化认同。也即“多元”与“一体”之间是辩证的关系，强调多元共生并不能走向文化相对主义或差异政治的道路——后者已经被证明为一条无效的文化政治之路，而要走向具有文化自觉的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之路。
从理想类型（Ideal Type）的逻辑推衍上来说，大湾区的文学想象落脚于个人性、地方性的实践，并由区域共同体扩展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进而在夯实文化身份与认同的同时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智力支持。
二
理论建构为了不使自己成为无根之木与无源之水的空洞玄想，一定要对历史的脉络有着扎实的梳理，同时也要从实际的现实状况与材料出发，因而探究粤港澳大湾区的人文渊薮就是题中应有之意。我们在从百越、南蛮、岭南、珠三角、省港澳，到今日粤港澳大湾区的一系列地理沿革与名称的变换中，可以看到这个区域在漫长历史中的连续性。当然，对于任何一个地理空间而言，这种连续性都是自然发生的，被动性的历史描述呈现出客观的事实，未能曲尽某个地域的特殊性意义所在。
粤港澳大湾区的特殊性在于它同19世纪以来的全球整体性秩序与格局变化息息相关。这个整体性秩序与格局体现为帝国的瓦解、民族国家的兴起、启蒙思想与技术的发展、革命的蔓延，以及航海與殖民主义的全球扩散。中华帝国遭受此种新兴秩序与格局的冲击，首当其冲就在东南沿海。正是在中国文化的现代性断裂中，大湾区从“自然历史”中剥离出来，成为一个“现代历史”意义上的文化地理板块。谢有顺在《“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现在和未来》中指出“岭南文化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其1840 年以后的现代文化”，这是一个敏锐的觉察。近现代以来中国的历史叙述，无论是以阶级斗争（革命）的视角，还是改革开放的话语（现代化），如果从文化地理上来说，都无法忽视南方边地的直接策动。如果以“南方边地出来的新时代之风”来描述中国的近代史，可以发现“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国民革命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运动，都兴起自南方大地，而后向北发展。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运动等改革运动以及新思想、新文化的接受与创造，亦多由南省出身的人物担任骨干，或以在此时代发展起来的南方边地城市作为其衍生发展的舞台”。[5] 也就是说，无论在19世纪中叶中国如何被动地进入到世界史叙述，如何带有“殖民现代性”的色彩，都无可否认革命与改革开放启动的发端点都是来自东南沿海，其中尤以粤港澳为最。
从陆疆到海疆的地理大势转移，意味着文化前沿与中心的置换，曾经一度处于边缘位置的湾区地方因其先发优势而成为新思潮与新观念的原发地，从而在其后的日益壮大中带动了更广袤地域的整体变革。以粤港澳为策动地的文化思潮与观念，在晚清时代是应对坚船利炮下亡国灭种危机的被动接受与仿效，进而成为一种反帝、解殖与民族独立的自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则成为现代化“试点”的自主行为。革命与改革的路径选择与过程，充满了曲折回环的挫折、试错与更新，今日的大湾区依然可以视为这个艰难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步骤。而粤港澳大湾区之所以成为一个切实的想象，而不是虚假的幻想，源于它在当下中国整体生产生活中的重要位置：至少从经济上而言，中国正在进入大南方时代，以成都、重庆、武汉、南京、合肥、苏州、上海、杭州为节点的长江经济带，加上北京湾与粤港澳大湾区，一带两区构成了中国GDP的绝对重心所在。如果更集中一点看，粤港澳大湾区与杭州湾就是重心中的核心，而后者的城市群尤为密集，所以对于其进行明确的规划是基于现实的基础与未来长远的必然。
值得一提的是，粤港澳大湾区一方面是革命与改革开放的前沿，同时也是古典与传统的后卫。所谓“礼失求诸野”，一方面在王朝时代远离帝国中心有利于其保存与涵养了与官方“大传统”所不同的形形色色“小传统”（地方曲艺、技艺、信仰、民俗等）;另一方面，那些新中国成立之后被意识形态改造与市场逻辑以摧枯拉朽之势在核心地带挤压的古老文化理念（敬天法祖、忠贞孝义、尊师重教等传统），却受惠于湾区先发经济与观念反哺回来的保护。表面看上去这种颇为吊诡的局面，正是大湾区文化的复合性生态。未来已来，而过去则未去。同时异代、一地多风，这是一种带有“后现代”意味的时空与人文混搭与杂糅的现象，为当下大湾区文学的书写提供了创造与生发的开发性空间。
如果不避粗陋，我们可以将大湾区文学的遗产划分为人文发蒙以来的古典传统、19世纪中叶以来的现代传统，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的当代传统，它们并非判然有别地作为元素存在，而是彼此镶嵌融合为一体的积淀性集体记忆与“文化心理结构”[6]。古远清在《大湾区文学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中主要梳理了20世纪以来大湾区文学的发展与演变，从早期的“省港澳”新小说到1949年之后的“粤港派”“中原派”与“方言文学”，再到新时代出现的“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它从最初的地方风味，进而由人口的迁徙与流动而增强了多元性，是以岭南特色的中华传统文化为根基，从“粤港派”文化的传统出发，整合粤港澳三地文学资源，逐步发展出思想解放、文学创新、多元融合、学术精进的个性，是一个有开放性、包容性的中国当代文学新品种。显然，粤港澳三地“9+2”11城自身也都蕴含了多元的要素，不唯本土的，也有外来的;不唯中国的，也有海外的;不仅是城市文学，也包含乡土文学与海洋文学。
“大湾区文学丛书”从属于这一系列建构活动，并且明确地显示出创造、阐释与自我阐释的话语自觉。唐诗人主编的“文学理论卷”是其中的一种，以“大湾区文化共同体”“大湾区文学论”“大湾区文学对谈”为题分为三辑，搜罗、选择与编订了自2017年3月《2017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推动内地与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发挥港澳独特优势，提升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与功能”，以及当年7月1日国家高层在香港回归20 周年正式签署《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以来，文化与文学界对大湾区文学与文化的讨论与笔谈文章。这些文章一空依傍、创榛辟莽，许多只是政策解读与未来畅想，略显粗糙与散漫，但开风气而散金碎玉，充溢着一个新兴观念开创期的活力。我们可以从空间共同体、历史连续性和当下实践性三个方面做进一步的阐发。
一
如同2020 年8月29日的“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对话”活动的主题所显示的，“个体与共同体”是大湾区文学构想的基本理念。不过，我理解此处的“共同体”，并非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nnies）所谓的与“思想的和机械的形态”的“社会”相对的“现实的和有机的生命”的“共同体”[2]，也不能狭隘理解为某种特定的政治行动与观念想象相结合所形成的专指民族国家的“共同体”[3]，而是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论说的那种包容多维度的广义共同体[4]。文学意义上的大湾区共同体包含了三个逻辑层面：文学活动的个体性层面，中华民族文化有机组成部分的层面，以及人类可理解与共通性文化符号、精神产品和未来愿景的普泛层面，具体表现为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学生产、传播与接受。“共同体”作为关系结合体，因而就呈现出物理与心理、有形与无形、自然与自觉、自在与自为的多个维度。
多元共生是一再被论者们提及的关键词，这一点涉及中国内部的文化多样性。中国并非单一民族、单一文化的民族国家，而是包含人口、地理与习俗差异，以及经济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共和性”存在。在普遍性的时间（也即现代性进程）之中，中国先天与内在地包孕了差异性的空间，甚至在其内部任何一个区域地带都是“跨体系社会”，具体到粤港澳大湾区同样如此。黄玉蓉、曾超在《文化共同体视野下的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合作研究》中梳理了其复杂而丰富的文化构成：“既有丰富的民间文化资源，又有鲜活的国际文化元素;既有成熟的制度文化，又有多样化的非制度文化，呈现出多元共生的文化面貌和精彩纷呈的文化形态。从纵向的历史轴来看，有农耕文化、商业文化、海洋文化、侨乡文化;从横向的地缘轴来看，有岭南文化、客家文化、中原文化、广府文化等;物质性的文化资源有岭南宗祠、庙宇、厅堂、馆所等;非物质性的文化资源有语言、音乐、舞蹈、习俗、节庆等;政治、文化名人资源有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李小龙、叶问、黄飞鸿等;此外，港片和粤语流行歌曲也曾经红遍大江南北。总之，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海洋文化与大陆文化、农耕文化与商业文化、契约文化与诚信文化在粤港澳大湾区蓬勃生长，交融共生。”这里显示出“区域”与“地方”之间的差异，大湾区这个区域并非某个同质化的事物，无法被地方性所概括，无论从现实还是历史层面来考察，它都是带有全局性意义的处所。中西古今的各种元素与观念并行不悖地共处于此一区域，共有着多元化的遗产，共享着多样性的资源，共同承担风险与挑战，也着力塑造共同的理想与未来。
文化多样性几乎是大湾区不证自明的先验事实，它的“9+2”城市群也是家族相似的星云式存在，彼此之间亦有个性差别与相互的往还，但是当它们组成了一个湾区城市带时，就形成了共同的独特性风貌。一方面体现为陆海相关的区位特点，并由此在文化上产生了刘介民、刘小晨在《粤港澳大湾区新时代文化内涵》所说的“重商务实的价值取向、开拓进取的精神、开放兼容的意识等‘海洋性’特征”。这对于农耕文化为主体的乡土中国城镇化转型过程而言，不啻为鲜活而积极的动力元素与生长点。另一方面，则是作为前现代时期长期位于中原王朝边缘地带而造成的精英文化薄弱地带，这为通俗、大众与流行文化的繁荣提供了契机和舞台，如蒋述卓、李石在《文化共同体与粤港澳大湾区流行文艺生态》中谈到的武侠小说、流行歌曲、电视电影以及粤语文化，它们同样有着充实与修正精英文化宰制性霸权的功能与价值。海洋文化与大陆文化、流行文化与精英文化、商业文化与政治文化各有其优劣短长，它们在兼容并包的语境中齐头并进才是整体性文化兴盛壮大的基础。
同时，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并非静止、凝滞与本质化的，而总是伴随历史情境的变化相应发生扬弃传承与革故鼎新，必须在一种流动性的视野中予以考察。凌逾的《构建粤港澳大湾区文化想象共同体》一文，从长时段的历史中归纳了大湾区的流变：“两千余年来，粤港澳大湾区由山脉水系构筑的山水共同体、史地共同体，变为由移民构筑的民俗习俗共同体，再到由文化构筑的政治经济文明共同体，再发展到由网络构筑的想象社区共同体，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印刷时代的民族共同体，重民权，切换到网络时代的网民共同体，重网权，网民讲究网感，有自成一体的网络话语系统。近百年来，大湾区由岛向陆发展，由海向天发展，由海洋蓝色文明向航空天空文明发展;由来料加工制造业，发展为电子产品制造业、网络数码创造业、人工智能创造业，并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园，创新行业蓬勃发展，如华为、腾讯等高科技企业。人类从为空间、资源、纸媒而战，转向为太空、芯片、智媒而战。”进而他还指出，“智能化网络营造共时共情共鸣的新型虚拟空间;跨媒介文艺、跨界艺术实现艺术与技术、人文与科技、文艺与媒介深度融合，这些都有利于加强大湾区文化的凝聚力，促进大湾区文化想象共同体建构”。共同体类型的历时嬗变与媒介融合时代新型空间的出现，体现出既有历史感又富含现实关切的总体性思路。 历史感、现实关怀与总体性思路最终导向今日建构大湾区文化与文学的目标所在，它固然要彰显与发扬某种区位优势，但那只是策略与手段，它还有一个目的性的旨归，即在多元共生的实然态描述基础上，还有着应然态的文化融合追求。就像杨竞业、杨维真在《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融合的几个问题》中所总结的，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融合的最高价值目标是“在共商共建的基础上实现发展共享，在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融通的基础上实现民心相通，在创新实践‘一国两制’基础上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此，粤港澳大湾区要在思想观念、政策制度、民族情感、交往实践和产业创造等领域进一步融合发展”，具体的实践就包括更新粤港澳大湾区的观念认知，包括：一要把握创新、高质量发展、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新时代”内涵;二要植入“创新、开放、绿色、协调、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三要传承中华优良传统。还要深化“一国”是根本前提，“两制”是具体政策的制度认识，并且肩负起支撑“一带一路”建设的使命，厚植爱国根基，守护中华传统，弘扬民族精神，增强大湾区人的情感认同、身份认同、历史认同与文化认同。也即“多元”与“一体”之间是辩证的关系，强调多元共生并不能走向文化相对主义或差异政治的道路——后者已经被证明为一条无效的文化政治之路，而要走向具有文化自觉的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之路。
从理想类型（Ideal Type）的逻辑推衍上来说，大湾区的文学想象落脚于个人性、地方性的实践，并由区域共同体扩展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进而在夯实文化身份与认同的同时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智力支持。
二
理论建构为了不使自己成为无根之木与无源之水的空洞玄想，一定要对历史的脉络有着扎实的梳理，同时也要从实际的现实状况与材料出发，因而探究粤港澳大湾区的人文渊薮就是题中应有之意。我们在从百越、南蛮、岭南、珠三角、省港澳，到今日粤港澳大湾区的一系列地理沿革与名称的变换中，可以看到这个区域在漫长历史中的连续性。当然，对于任何一个地理空间而言，这种连续性都是自然发生的，被动性的历史描述呈现出客观的事实，未能曲尽某个地域的特殊性意义所在。
粤港澳大湾区的特殊性在于它同19世纪以来的全球整体性秩序与格局变化息息相关。这个整体性秩序与格局体现为帝国的瓦解、民族国家的兴起、启蒙思想与技术的发展、革命的蔓延，以及航海與殖民主义的全球扩散。中华帝国遭受此种新兴秩序与格局的冲击，首当其冲就在东南沿海。正是在中国文化的现代性断裂中，大湾区从“自然历史”中剥离出来，成为一个“现代历史”意义上的文化地理板块。谢有顺在《“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现在和未来》中指出“岭南文化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其1840 年以后的现代文化”，这是一个敏锐的觉察。近现代以来中国的历史叙述，无论是以阶级斗争（革命）的视角，还是改革开放的话语（现代化），如果从文化地理上来说，都无法忽视南方边地的直接策动。如果以“南方边地出来的新时代之风”来描述中国的近代史，可以发现“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国民革命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运动，都兴起自南方大地，而后向北发展。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运动等改革运动以及新思想、新文化的接受与创造，亦多由南省出身的人物担任骨干，或以在此时代发展起来的南方边地城市作为其衍生发展的舞台”。[5] 也就是说，无论在19世纪中叶中国如何被动地进入到世界史叙述，如何带有“殖民现代性”的色彩，都无可否认革命与改革开放启动的发端点都是来自东南沿海，其中尤以粤港澳为最。
从陆疆到海疆的地理大势转移，意味着文化前沿与中心的置换，曾经一度处于边缘位置的湾区地方因其先发优势而成为新思潮与新观念的原发地，从而在其后的日益壮大中带动了更广袤地域的整体变革。以粤港澳为策动地的文化思潮与观念，在晚清时代是应对坚船利炮下亡国灭种危机的被动接受与仿效，进而成为一种反帝、解殖与民族独立的自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则成为现代化“试点”的自主行为。革命与改革的路径选择与过程，充满了曲折回环的挫折、试错与更新，今日的大湾区依然可以视为这个艰难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步骤。而粤港澳大湾区之所以成为一个切实的想象，而不是虚假的幻想，源于它在当下中国整体生产生活中的重要位置：至少从经济上而言，中国正在进入大南方时代，以成都、重庆、武汉、南京、合肥、苏州、上海、杭州为节点的长江经济带，加上北京湾与粤港澳大湾区，一带两区构成了中国GDP的绝对重心所在。如果更集中一点看，粤港澳大湾区与杭州湾就是重心中的核心，而后者的城市群尤为密集，所以对于其进行明确的规划是基于现实的基础与未来长远的必然。
值得一提的是，粤港澳大湾区一方面是革命与改革开放的前沿，同时也是古典与传统的后卫。所谓“礼失求诸野”，一方面在王朝时代远离帝国中心有利于其保存与涵养了与官方“大传统”所不同的形形色色“小传统”（地方曲艺、技艺、信仰、民俗等）;另一方面，那些新中国成立之后被意识形态改造与市场逻辑以摧枯拉朽之势在核心地带挤压的古老文化理念（敬天法祖、忠贞孝义、尊师重教等传统），却受惠于湾区先发经济与观念反哺回来的保护。表面看上去这种颇为吊诡的局面，正是大湾区文化的复合性生态。未来已来，而过去则未去。同时异代、一地多风，这是一种带有“后现代”意味的时空与人文混搭与杂糅的现象，为当下大湾区文学的书写提供了创造与生发的开发性空间。
如果不避粗陋，我们可以将大湾区文学的遗产划分为人文发蒙以来的古典传统、19世纪中叶以来的现代传统，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的当代传统，它们并非判然有别地作为元素存在，而是彼此镶嵌融合为一体的积淀性集体记忆与“文化心理结构”[6]。古远清在《大湾区文学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中主要梳理了20世纪以来大湾区文学的发展与演变，从早期的“省港澳”新小说到1949年之后的“粤港派”“中原派”与“方言文学”，再到新时代出现的“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它从最初的地方风味，进而由人口的迁徙与流动而增强了多元性，是以岭南特色的中华传统文化为根基，从“粤港派”文化的传统出发，整合粤港澳三地文学资源，逐步发展出思想解放、文学创新、多元融合、学术精进的个性，是一个有开放性、包容性的中国当代文学新品种。显然，粤港澳三地“9+2”11城自身也都蕴含了多元的要素，不唯本土的，也有外来的;不唯中国的，也有海外的;不仅是城市文学，也包含乡土文学与海洋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