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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文化
经济与文化的互动关系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拿文化卖钱，以文化为由头、为媒介、为手段去创造经济价值以及“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文化和经济的互动，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文化作为背景，自然或被动地作用于经济。特定的国民心理积淀、价值观念以及文化传统、民族风俗等一系列文化因素构成了经济活动的文化背景，它们通过影响经济活动主体的精神状态、思维习惯、行为方式进而影响经济活动的效率。这种影响是潜在的、间接的；同时又是既定的、自发的。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曾描述了各地经济发展的文化背景：齐国“其俗宽缓阔达，有先王遗风”；邹鲁“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地小人众，俭啬”；燕赵“丈夫相聚游戏，女子游媚富贵”，“轻浮放浪，不事农商”。文化背景的差异总是通过经济活动的方式、规模、层次曲折地反映出来，换言之，经济活动总是不同程度地接受来自“背景”的力量。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儒教与道教》等著作中，分析了新教伦理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儒教、道教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实际上这种影响，就是作为经济活动背景的文化因素。
第二阶段，文化作为手段主动地作用于经济，像企业文化、商业文化等，企业文化是一种出于直接经济目的文化改造和移植。企业管理者在法人治理权限内对企业实施文化创新，移植、嫁接、推行适合本企业目标和特点的文化因素，即强化既定文化背景中的积极因素，引入外生变量，以整合、生成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局部文化环境，从而激励、凝聚职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商业文化就其狭义而言，它是商品与交换过程中凝结在商品与劳务中的人文价值，它首先表现为一种审美观念、情感、哲学、道德精神，继而物化或人格化于商品和劳务之中，并随着商品的交换而让渡给消费者。商业文化是由消费者文化需求对于商品与劳务的反作用而形成的，由于它大大提升了商品满足需求的能力，因而商业文化就成了唤起并满足新需求、促进经济良性循环的强大力量。企业文化、商业文化逐渐弱化了经济发展对文化背景的依赖程度，并动摇了各民族、各地区曾经根深蒂固的文化偏见，人们不再拘泥于古今之辩、东西之争，“发展生产力”和“利益最大化”成为文化选择和创新的唯一主题。
第三个阶段，经济为文化的繁荣作贡献。当物质生活极大丰富时，文化便主宰需求。人们不仅看戏、看电影时间多了，逛书店唱卡拉OK的机会多了，而且对商品、服务、环境、管理也萌发文化诉求。他们不仅在文化活动中消费文化，而且在经济活动中追求和品味文化。文化需求成为经济社会生活一切选择的逻辑起点。在文明状态下，一切行为都成为文化行为，一切商品和服务都成为文化的载体，而一切财富都凝结为文化价值。因此，以往“为经济而文化”的定势思维必将转换为“为文化而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成为文明状态下人们日益高涨的精神需求的唯一满足物。所以，在发展文化的过程中，我们既要把文化作为经济活动的背景、素材、手段，又要将文化的繁荣作为最终目标。不仅要整合资源打造文化产业，还要振兴文化事业，提升城市形象，培育地区精神；不但要以文化产品、服务来满足现代人的文化需求，而且还要在经济活动中注入文化价值。经济的文化是经济发展自觉回应文化需求的重要标志。如果在经济活动中，企业和企业家只提供冷冰冰的支票、时装和数据图纸，那么迟早有一天他们会失去自己的顾客群。所以，当经济活动被理解为文化创造活动时，那些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圈实际上已演变为文化圈，它们在创造新的产品和服务，同时也在创造人本、审美和科学精神。每个企业都在生成企业文化、商业文化，每幢楼宇都有自己的楼宇文化，它们相互感染、影响，彼此模仿、借鉴，从而形成融企业个性、行业特色和区域风格的经济文化体。
继承与创新
有的人一提文化资源就是遗产；一提文化发展就是保护遗产、开发旅游。这样理解文化的话我们就不是文化的创造者，而是文化的终结者和守业者；我们就不是站在文化的入口处而是站在文化的出口处。我们津津乐道前人的创造和智慧，但很难给后人留下什么新的文化遗存。什刹海至今已七百多年，元、明、清以至民国都曾创造具有时代特色的什刹海文化。如果我们都把精力放在保护上，七百年后人们再修什刹海志时，却发现我们这一代出现了空白，那么我们就是历史的罪人。所以，对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必须站在一个新的高度，以大历史观来重新认识。毫无疑问，优秀的文化资源一定要继承和保护，无论是文物、历史街区，还是非物质的文化遗存如艺术、民俗。但这一切必须建立在对文化资源的科学评价和正确理解上，依据其不同的审美价值、记忆能力，选择相应的继承方式。
概而论之，约有三种“继承”：①完整地保留和保护。完整地保存了城市记忆，反映了城市与历史的某种联系，成为某个历史时期的智慧结晶的文物或街区，党和政府应创造一切条件倾力保护。如故宫，乃东方宫殿和建筑艺术的杰作，气象不凡，与日月同辉，谁也不能动。要动故宫，不仅中国不答应，世界也不答应，因为它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②合作，即与古人合作。如果把古人的一切文化作品都理解为完美无缺的精品，那是有悖情理和事实的。限于当时的条件和环境，古人的创造可能有瑕疵，他们有可能留下未完成的巨著。因此，今人应“踵其事而增其华”，发挥当代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与古人共铸文化精品。比如四合院，虽然它保存了历史风貌，但它的材质和功能与现代文明相冲突，我们应当在保护历史风貌的基础上完善功能，使其既延续古典风貌又支持现代生活，并得以不断继承。③创新，即与时代同行。创新不是破坏，而是在科学继承前人创造的基础上的再创造，是建立在与古人对话交流基础上的与时俱进。世道衰落的标志是破坏祖宗的家业，而盛世之兆是文化创新。每一件珍贵文物的诞生，每一处重要遗产的形成，都是先人集当时科技文化成果之大成，大胆创造、不断突破的结果。传统城市文化风貌最为完整典型的巴黎，艾非尔铁塔、蓬皮杜艺术中心等标新立异的作品不照样魅力四射吗？只有创新才能形成新的遗产，创新是最高境界的继承。目前，文化创新任重道远，方兴未艾。历史街区的有机更新，经济圈内的文化建设，开发满足现代需求的文化业态，建设反映当代人智慧和水平的文化设施和景观，树立开放兼容的大文化观，构建党委领导、政府管理、企业经营的体制，每一项任务都富有挑战性，都是当今文化创新的立足点。
文化发展的路径独特而曲折，它因不同的经济时代、制度环境和发展阶段而呈现自己的特殊性。当今，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繁荣文化事业，促进文化产业，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文化发展的时代主题。激活文化底蕴，构建和谐社会，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每一个文化建设者的光荣职责。因之，把握文化产出的特性，穿透一般商品经济规则的迷雾；把握文化价值的终极作用，穿透“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迷雾；把握文化创新的未来意义，穿透一味保护和继承遗产的迷雾，任务就显得尤为迫切。这不仅关系到文化自身的效率，而且关系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品质。
经济与文化的互动关系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拿文化卖钱，以文化为由头、为媒介、为手段去创造经济价值以及“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文化和经济的互动，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文化作为背景，自然或被动地作用于经济。特定的国民心理积淀、价值观念以及文化传统、民族风俗等一系列文化因素构成了经济活动的文化背景，它们通过影响经济活动主体的精神状态、思维习惯、行为方式进而影响经济活动的效率。这种影响是潜在的、间接的；同时又是既定的、自发的。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曾描述了各地经济发展的文化背景：齐国“其俗宽缓阔达，有先王遗风”；邹鲁“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地小人众，俭啬”；燕赵“丈夫相聚游戏，女子游媚富贵”，“轻浮放浪，不事农商”。文化背景的差异总是通过经济活动的方式、规模、层次曲折地反映出来，换言之，经济活动总是不同程度地接受来自“背景”的力量。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儒教与道教》等著作中，分析了新教伦理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儒教、道教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实际上这种影响，就是作为经济活动背景的文化因素。
第二阶段，文化作为手段主动地作用于经济，像企业文化、商业文化等，企业文化是一种出于直接经济目的文化改造和移植。企业管理者在法人治理权限内对企业实施文化创新，移植、嫁接、推行适合本企业目标和特点的文化因素，即强化既定文化背景中的积极因素，引入外生变量，以整合、生成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局部文化环境，从而激励、凝聚职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商业文化就其狭义而言，它是商品与交换过程中凝结在商品与劳务中的人文价值，它首先表现为一种审美观念、情感、哲学、道德精神，继而物化或人格化于商品和劳务之中，并随着商品的交换而让渡给消费者。商业文化是由消费者文化需求对于商品与劳务的反作用而形成的，由于它大大提升了商品满足需求的能力，因而商业文化就成了唤起并满足新需求、促进经济良性循环的强大力量。企业文化、商业文化逐渐弱化了经济发展对文化背景的依赖程度，并动摇了各民族、各地区曾经根深蒂固的文化偏见，人们不再拘泥于古今之辩、东西之争，“发展生产力”和“利益最大化”成为文化选择和创新的唯一主题。
第三个阶段，经济为文化的繁荣作贡献。当物质生活极大丰富时，文化便主宰需求。人们不仅看戏、看电影时间多了，逛书店唱卡拉OK的机会多了，而且对商品、服务、环境、管理也萌发文化诉求。他们不仅在文化活动中消费文化，而且在经济活动中追求和品味文化。文化需求成为经济社会生活一切选择的逻辑起点。在文明状态下，一切行为都成为文化行为，一切商品和服务都成为文化的载体，而一切财富都凝结为文化价值。因此，以往“为经济而文化”的定势思维必将转换为“为文化而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成为文明状态下人们日益高涨的精神需求的唯一满足物。所以，在发展文化的过程中，我们既要把文化作为经济活动的背景、素材、手段，又要将文化的繁荣作为最终目标。不仅要整合资源打造文化产业，还要振兴文化事业，提升城市形象，培育地区精神；不但要以文化产品、服务来满足现代人的文化需求，而且还要在经济活动中注入文化价值。经济的文化是经济发展自觉回应文化需求的重要标志。如果在经济活动中，企业和企业家只提供冷冰冰的支票、时装和数据图纸，那么迟早有一天他们会失去自己的顾客群。所以，当经济活动被理解为文化创造活动时，那些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圈实际上已演变为文化圈，它们在创造新的产品和服务，同时也在创造人本、审美和科学精神。每个企业都在生成企业文化、商业文化，每幢楼宇都有自己的楼宇文化，它们相互感染、影响，彼此模仿、借鉴，从而形成融企业个性、行业特色和区域风格的经济文化体。
继承与创新
有的人一提文化资源就是遗产；一提文化发展就是保护遗产、开发旅游。这样理解文化的话我们就不是文化的创造者，而是文化的终结者和守业者；我们就不是站在文化的入口处而是站在文化的出口处。我们津津乐道前人的创造和智慧，但很难给后人留下什么新的文化遗存。什刹海至今已七百多年，元、明、清以至民国都曾创造具有时代特色的什刹海文化。如果我们都把精力放在保护上，七百年后人们再修什刹海志时，却发现我们这一代出现了空白，那么我们就是历史的罪人。所以，对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必须站在一个新的高度，以大历史观来重新认识。毫无疑问，优秀的文化资源一定要继承和保护，无论是文物、历史街区，还是非物质的文化遗存如艺术、民俗。但这一切必须建立在对文化资源的科学评价和正确理解上，依据其不同的审美价值、记忆能力，选择相应的继承方式。
概而论之，约有三种“继承”：①完整地保留和保护。完整地保存了城市记忆，反映了城市与历史的某种联系，成为某个历史时期的智慧结晶的文物或街区，党和政府应创造一切条件倾力保护。如故宫，乃东方宫殿和建筑艺术的杰作，气象不凡，与日月同辉，谁也不能动。要动故宫，不仅中国不答应，世界也不答应，因为它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②合作，即与古人合作。如果把古人的一切文化作品都理解为完美无缺的精品，那是有悖情理和事实的。限于当时的条件和环境，古人的创造可能有瑕疵，他们有可能留下未完成的巨著。因此，今人应“踵其事而增其华”，发挥当代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与古人共铸文化精品。比如四合院，虽然它保存了历史风貌，但它的材质和功能与现代文明相冲突，我们应当在保护历史风貌的基础上完善功能，使其既延续古典风貌又支持现代生活，并得以不断继承。③创新，即与时代同行。创新不是破坏，而是在科学继承前人创造的基础上的再创造，是建立在与古人对话交流基础上的与时俱进。世道衰落的标志是破坏祖宗的家业，而盛世之兆是文化创新。每一件珍贵文物的诞生，每一处重要遗产的形成，都是先人集当时科技文化成果之大成，大胆创造、不断突破的结果。传统城市文化风貌最为完整典型的巴黎，艾非尔铁塔、蓬皮杜艺术中心等标新立异的作品不照样魅力四射吗？只有创新才能形成新的遗产，创新是最高境界的继承。目前，文化创新任重道远，方兴未艾。历史街区的有机更新，经济圈内的文化建设，开发满足现代需求的文化业态，建设反映当代人智慧和水平的文化设施和景观，树立开放兼容的大文化观，构建党委领导、政府管理、企业经营的体制，每一项任务都富有挑战性，都是当今文化创新的立足点。
文化发展的路径独特而曲折，它因不同的经济时代、制度环境和发展阶段而呈现自己的特殊性。当今，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繁荣文化事业，促进文化产业，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文化发展的时代主题。激活文化底蕴，构建和谐社会，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每一个文化建设者的光荣职责。因之，把握文化产出的特性，穿透一般商品经济规则的迷雾；把握文化价值的终极作用，穿透“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迷雾；把握文化创新的未来意义，穿透一味保护和继承遗产的迷雾，任务就显得尤为迫切。这不仅关系到文化自身的效率，而且关系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