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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异地高考源源不断？
高考一本的分数线，山东与北京相差近100分。而1分之差能刷掉近千考生。
教育资源的不公平，产生了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故事。我们多么希望能看到更多有关公平的故事。
崔莹知道，她和女儿在进行一场赌博，她没有像其他家长那样，在升高中时，把孩子送回老家。她赌，女儿高考时，政策能够松动。
现在，离女儿的高考，只剩下100多天，崔莹说：“我愿意用自己一条命，换一张北京的考桌。”
最残酷的赌注
崔莹一度以为，自己终于赌赢了。
去年8月31日清晨7点，80多岁的姑姑打来电话：“快看新闻！”她手忙脚乱地打开了电视——早间新闻里，正播放着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意见》的报道。文件里强调，各地要保证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之后，在当地参加升学的权利。
一整天，她在电视上看了五遍重播。
崔莹是黑龙江人，来京工作十年。七年前，她把女儿暖暖接到北京读书。初三那年，孩子并没有像其他随迁子女一样回到老家，而是在北京参加了中考，升入了一所北京的高中。按照当时的政策，即使读了高中，孩子也没有资格在北京参加高考。
“我们想等一等政策。”崔莹说。
正在备战高考的女儿，偷偷借同学的手机上网搜索过，低落了好一阵：“还没出政策，我是不是没希望了？”暖暖没有手机，家里的网线也早就藏起来了，崔莹不想让女儿知道那么多。
好消息等到了，这位母亲却不敢告诉女儿。没有最确定的消息，她怕刺激女儿。
很快，她便遭受当头一棒。
学法律的同学读了《意见》后，分析道：“这仅仅是个框架性的文件。落实执行的时间，也是不确定的。”
一位与教育部领导私下交流过的记者打来电话：“我把您的情况说了，这位领导听到之后非常明确地告知，（您的孩子）今年是不可能了。两年之内都没有机会。”
崔莹眼前一黑，当晚一夜未眠，偷偷哭到了凌晨。
可第二天，另一个记者告诉她：“根据可靠消息，您的孩子各项条件都符合（标准），希望很大。”
“我不知道该信谁的了。”这位个子不高的47岁妇女一脸憔悴，她说自己如同“等待着赦免令的死刑犯”。
不是每个记者都同情她。9月初，北京电视台一名记者，打断了她的讲述：“担心不能高考，你让孩子出国不就行了么！美国不行，就去新加坡这样的小国家啊。”她指责崔莹不早些把孩子送回老家去。
崔莹何尝没有考虑过这些情况，可总有些希望鼓励她等下去。
2005年，暖暖还在上小学，崔莹考下了会计师证，在北京一家企业当上了财务总监。她拿到了北京的“绿卡”——工作居住证，只有7%的在京外来人口能够获得的资格。
“购房，子女入学，社保，都可以享受北京市民待遇。我的孩子至少可以在北京读完高中。”崔莹话里透着自豪。当时办理证件的工作人员告诉她，大概过三四年，她甚至有机会获得北京户口。
2009年，暖暖升高中时，报考了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简称“民大附”）的志愿。这是北京唯一一所面向全国少数民族生源招生的高中，考入这里的孩子，可以在北京直接参加高考，而不用考虑户籍问题。对于这个朝鲜族家庭来说，这是最理想的结果。
就在同一年，上海公布了新的户籍政策，拥有7年的工作居住证和中级职称，并纳税、社保7年的非沪籍人口，可以获得上海户口。“当时考虑一番，既然上海都放宽了，北京也快了吧。”就这样，崔莹决定赌一把。
“我爱北京”
如果不来北京，这场赌博不会发生。
1995年，暖暖在牡丹江出生。随后，崔莹的父亲去世，没有养老金和社保的母亲也身患重病。崔莹的单位正改制，效益不好，工资只有500多元。“两个妹妹都在韩国打工，我是老大，得扛起这个家。”
2002年初，她买断工龄，告别了小学一年级的女儿来到北京找工作。第二年春节才回家。母女一年见一面的日子，持续了四年。四年级冬天送别时，已经长高了不少的暖暖冲进车厢，死死抱着她哭：“妈妈，带我去北京吧！”她是被生生拽下车的。
“外面下着大雪，破旧的车厢里飘着小雪花。”崔莹红肿着眼睛，“站台上孩子边哭边招手。”
那辆绿皮火车，时常出现在她的噩梦里。
不久，暖暖跟姥姥吵架，打开8楼的窗户要跳楼。崔莹隔着电话：“你现在就跳！妈妈不会怪你！”孩子哇的哭了：“黑板上全是你的影子，我想你。”
这个事情，让崔莹决心把女儿接到身边。2005年8月，丈夫带着暖暖来到了北京。暖暖终于看到了梦里的北京。
最初三口人租住在望京，但周围没有一所小学愿意接收暖暖。暖暖硬着头皮学了奥数班，通过了一所小学的入学考试。
随后，他们在京买了房子。崔莹希望孩子能升入小区里的一所初中。听说特长生可以加分，暖暖参加朝阳区电子琴大赛，拿了第一名。但学校告诉她：“必须看考试成绩。”
暖暖放学后要去海淀学奥数，晚上9点自己坐公交车回家。冬天的有个晚上，孩子在地铁上睡着了，一直坐到终点，没车了。她顶着雪往家走，12点多才到家，棉衣上都结了冰。
崔莹很是心疼：“她怕我把她送回去，拼命学。”
欣慰的是，暖暖考上了这所初中。
入学选班干部的时候，她没选上。崔莹劝她，咱们跟别的孩子不一样，还是专心学习吧。暖暖不服气，她找到班主任，要求重新选。她在讲台上发表了竞选演讲，最终当上了班长。暖暖告诉妈妈，“我一定要证明，我和他们一样。”
这个朝鲜族女孩一度认为，自己已经是一个北京孩子了。她不止一次告诉母亲：“妈妈，我爱北京。” 伤疤
整个初中，暖暖的学习成绩都排在全班前五，时常会拿个第一。初三时，为了能留在北京，暖暖决定报考民大附，这样，即使户籍不放开，她在民大附也可以参加北京的高考。
可民大附面对全国招生，每个省只有10多个学生能考上，一直在北京学习的女儿，将和全国各地的少数民族孩子竞争这个名额。
暖暖告诉父母：“我一定要考上民大附。”之后她会补上一句：“您千万别把我送回去。”
她拼命地学习，还报了新东方的中考补习班，据说这里“往往可以将中考成绩提高一两百分”。这一年，教育花销有3万多，占了家庭支出的一半，一家三口再没去过商场买新衣服。
父亲发现暖暖的小臂上红肿地刻上了一行字母“MDF”，以为孩子早恋，刻的是男孩的名字，父亲劈头盖脸责骂暖暖。
崔莹劝开了丈夫，坐在女儿身边询问：“无论什么情况，妈妈都不怪你。”女儿哇的一声哭了：“妈妈，那是民大附的简称，我为了努力学习自己刻的。”
崔莹至今记着那伤口的模样：孩子肉呼呼的手臂上，扎着密麻麻的点状伤口，青一块红一块。伤口很深，有些地方还没结成痂。
“我都不敢问她是用什么扎的，扎在了我的心上啊。”崔莹嚎啕大哭，“孩子是我的一块肉，当时才14岁啊，她得多疼啊！”
暖暖最终没有考上民大附。她升入了自己初中所直属的高中，成绩排全班第六。
得知录取结果的晚上，暖暖凌晨三点哭着摇醒了崔莹：“妈妈，您花了那么多钱，操了那么多心，我怎么连普通孩子都不如呢？”
母女俩抱头痛哭。
初中时，班里的同学还有几个外地孩子，现在，暖暖成了全班唯一一个“外地生”。那些外地同学，要么中考前回到了老家准备考试，重新适应当地的教育环境，要么被有条件的家长安排到某些高中的国际班，等待高中毕业后直接出国。
这两个选择是崔莹不愿接受的：“出国，那么小的女孩我怎么放心，再说，全程花费一两百万，哪里掏得起；回去，这些年从来没回过黑龙江，她会疯掉的。”
她们只能选择继续等待。
经历一连串的挫折后，暖暖的成绩从高一开始一路下滑。到了期末的时候，排到了全班30多名。没了方向的她，越发消极了。
而她手臂上的伤，早就结成了触目惊心的疤。
救救孩子
经过调整，女儿的成绩有了起色。
崔莹不是没想过不赌了，2012年3月份，她把暖暖送到老家，参加了当地学校的一次统考，可北京的教育和牡丹江完全不对接，暖暖成绩排名垫底。校方以影响升学率为由，拒绝接受暖暖。
回到北京，暖暖在3个月后的期末考试中，考进了前10名。老师根据这次考试，给同学们排座位，前10名能坐到前两排，可暖暖仍然坐在原来的位置。
暖暖去问询老师，老师当着所有人的面回答：“你是要回老家高考的，先照顾一下大家吧。”
晚上回家，情绪失控的女孩哭喊着，将桌子上的书本和文具都狠命地砸在了地上。
当晚11点，崔莹在网上发了一条微博：救救孩子吧！孩子放学回来到现在一直在哭、在喊！因为我们2013年参加高考，一直在等待异地高考政策，可是在哪里报名？苍天救救我的孩子！
随后，那些评论“活埋了”她。
“您孩子几点放学的，一直哭到大半夜，没背过气儿去啊。”
“麻利儿回老家！该干嘛干嘛去，别把您家孩子毁了。”
“即使放开，北京也是最后，门槛最高，哪有你等的份呀。”
“如果为全国的孩子争取高考统一试卷，我支持。可是你们却想去争取北京、上海这些本身就是不平等高考政策的优惠名额，对其他孩子是不公平。”
“这些高考移民利益集团多么可恶！”
在1600多条回复里，这样的话语占了近六成。崔莹一条也没回复，一位网友评价：“这当妈的，心理素质过硬。”
两年前，她因为内分泌紊乱，动过子宫手术。2012年5月份，因腹部持续不适，连续大出血，做了病理取样手术。大夫告诉她：已经病变，是癌症前期症状，建议尽早切除子宫。她怕影响女儿，瞒着病情，一直拖着。因为吃药，46岁的崔莹，脸庞总是浮肿着。
暖暖也越来越逆反了。
有一天，暑期补习班的老师打来电话，孩子没去上课。面对质问，暖暖扭头就要走。压抑已久的崔莹，把病情哭着告诉了女儿。暖暖跪下了，“我再也不犯错误了，妈妈你赶紧去医院吧。”
一边往医院跑，一边还要往教育部跑，崔莹曾经问过教育部门，像暖暖这样在北京上高中的外地孩子有多少，没人回答她。有研究这个问题的律师说，在北京，上高三的外地学生有4000多人，因为对政策松动越来越绝望，高一高二的人数低于这个数字。很多家长抱团取暖，这几年，崔莹在网上、生活中，或多或少接触过不下2000个和她一样忧心忡忡的父母，有十五六个家长和她一样，孩子已经上了高三。
如果没有任何转机，只有休学一年——等待北京的新政策出台。崔莹托朋友打听，休学证明必须因为身体因素，或成绩极差面临留级才能申请。不符合条件，没有医生敢开证明。
“退一万步讲，我们等一年。”这位母亲狠狠揪着头发，“如果，2013年政策还是没出台呢？”她不敢想。
暖暖半开玩笑地问崔莹：“是不是我嫁给一个北京男孩，以后我的孩子，就可以在北京参加高考了？”
高考一本的分数线，山东与北京相差近100分。而1分之差能刷掉近千考生。
教育资源的不公平，产生了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故事。我们多么希望能看到更多有关公平的故事。
崔莹知道，她和女儿在进行一场赌博，她没有像其他家长那样，在升高中时，把孩子送回老家。她赌，女儿高考时，政策能够松动。
现在，离女儿的高考，只剩下100多天，崔莹说：“我愿意用自己一条命，换一张北京的考桌。”
最残酷的赌注
崔莹一度以为，自己终于赌赢了。
去年8月31日清晨7点，80多岁的姑姑打来电话：“快看新闻！”她手忙脚乱地打开了电视——早间新闻里，正播放着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意见》的报道。文件里强调，各地要保证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之后，在当地参加升学的权利。
一整天，她在电视上看了五遍重播。
崔莹是黑龙江人，来京工作十年。七年前，她把女儿暖暖接到北京读书。初三那年，孩子并没有像其他随迁子女一样回到老家，而是在北京参加了中考，升入了一所北京的高中。按照当时的政策，即使读了高中，孩子也没有资格在北京参加高考。
“我们想等一等政策。”崔莹说。
正在备战高考的女儿，偷偷借同学的手机上网搜索过，低落了好一阵：“还没出政策，我是不是没希望了？”暖暖没有手机，家里的网线也早就藏起来了，崔莹不想让女儿知道那么多。
好消息等到了，这位母亲却不敢告诉女儿。没有最确定的消息，她怕刺激女儿。
很快，她便遭受当头一棒。
学法律的同学读了《意见》后，分析道：“这仅仅是个框架性的文件。落实执行的时间，也是不确定的。”
一位与教育部领导私下交流过的记者打来电话：“我把您的情况说了，这位领导听到之后非常明确地告知，（您的孩子）今年是不可能了。两年之内都没有机会。”
崔莹眼前一黑，当晚一夜未眠，偷偷哭到了凌晨。
可第二天，另一个记者告诉她：“根据可靠消息，您的孩子各项条件都符合（标准），希望很大。”
“我不知道该信谁的了。”这位个子不高的47岁妇女一脸憔悴，她说自己如同“等待着赦免令的死刑犯”。
不是每个记者都同情她。9月初，北京电视台一名记者，打断了她的讲述：“担心不能高考，你让孩子出国不就行了么！美国不行，就去新加坡这样的小国家啊。”她指责崔莹不早些把孩子送回老家去。
崔莹何尝没有考虑过这些情况，可总有些希望鼓励她等下去。
2005年，暖暖还在上小学，崔莹考下了会计师证，在北京一家企业当上了财务总监。她拿到了北京的“绿卡”——工作居住证，只有7%的在京外来人口能够获得的资格。
“购房，子女入学，社保，都可以享受北京市民待遇。我的孩子至少可以在北京读完高中。”崔莹话里透着自豪。当时办理证件的工作人员告诉她，大概过三四年，她甚至有机会获得北京户口。
2009年，暖暖升高中时，报考了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简称“民大附”）的志愿。这是北京唯一一所面向全国少数民族生源招生的高中，考入这里的孩子，可以在北京直接参加高考，而不用考虑户籍问题。对于这个朝鲜族家庭来说，这是最理想的结果。
就在同一年，上海公布了新的户籍政策，拥有7年的工作居住证和中级职称，并纳税、社保7年的非沪籍人口，可以获得上海户口。“当时考虑一番，既然上海都放宽了，北京也快了吧。”就这样，崔莹决定赌一把。
“我爱北京”
如果不来北京，这场赌博不会发生。
1995年，暖暖在牡丹江出生。随后，崔莹的父亲去世，没有养老金和社保的母亲也身患重病。崔莹的单位正改制，效益不好，工资只有500多元。“两个妹妹都在韩国打工，我是老大，得扛起这个家。”
2002年初，她买断工龄，告别了小学一年级的女儿来到北京找工作。第二年春节才回家。母女一年见一面的日子，持续了四年。四年级冬天送别时，已经长高了不少的暖暖冲进车厢，死死抱着她哭：“妈妈，带我去北京吧！”她是被生生拽下车的。
“外面下着大雪，破旧的车厢里飘着小雪花。”崔莹红肿着眼睛，“站台上孩子边哭边招手。”
那辆绿皮火车，时常出现在她的噩梦里。
不久，暖暖跟姥姥吵架，打开8楼的窗户要跳楼。崔莹隔着电话：“你现在就跳！妈妈不会怪你！”孩子哇的哭了：“黑板上全是你的影子，我想你。”
这个事情，让崔莹决心把女儿接到身边。2005年8月，丈夫带着暖暖来到了北京。暖暖终于看到了梦里的北京。
最初三口人租住在望京，但周围没有一所小学愿意接收暖暖。暖暖硬着头皮学了奥数班，通过了一所小学的入学考试。
随后，他们在京买了房子。崔莹希望孩子能升入小区里的一所初中。听说特长生可以加分，暖暖参加朝阳区电子琴大赛，拿了第一名。但学校告诉她：“必须看考试成绩。”
暖暖放学后要去海淀学奥数，晚上9点自己坐公交车回家。冬天的有个晚上，孩子在地铁上睡着了，一直坐到终点，没车了。她顶着雪往家走，12点多才到家，棉衣上都结了冰。
崔莹很是心疼：“她怕我把她送回去，拼命学。”
欣慰的是，暖暖考上了这所初中。
入学选班干部的时候，她没选上。崔莹劝她，咱们跟别的孩子不一样，还是专心学习吧。暖暖不服气，她找到班主任，要求重新选。她在讲台上发表了竞选演讲，最终当上了班长。暖暖告诉妈妈，“我一定要证明，我和他们一样。”
这个朝鲜族女孩一度认为，自己已经是一个北京孩子了。她不止一次告诉母亲：“妈妈，我爱北京。” 伤疤
整个初中，暖暖的学习成绩都排在全班前五，时常会拿个第一。初三时，为了能留在北京，暖暖决定报考民大附，这样，即使户籍不放开，她在民大附也可以参加北京的高考。
可民大附面对全国招生，每个省只有10多个学生能考上，一直在北京学习的女儿，将和全国各地的少数民族孩子竞争这个名额。
暖暖告诉父母：“我一定要考上民大附。”之后她会补上一句：“您千万别把我送回去。”
她拼命地学习，还报了新东方的中考补习班，据说这里“往往可以将中考成绩提高一两百分”。这一年，教育花销有3万多，占了家庭支出的一半，一家三口再没去过商场买新衣服。
父亲发现暖暖的小臂上红肿地刻上了一行字母“MDF”，以为孩子早恋，刻的是男孩的名字，父亲劈头盖脸责骂暖暖。
崔莹劝开了丈夫，坐在女儿身边询问：“无论什么情况，妈妈都不怪你。”女儿哇的一声哭了：“妈妈，那是民大附的简称，我为了努力学习自己刻的。”
崔莹至今记着那伤口的模样：孩子肉呼呼的手臂上，扎着密麻麻的点状伤口，青一块红一块。伤口很深，有些地方还没结成痂。
“我都不敢问她是用什么扎的，扎在了我的心上啊。”崔莹嚎啕大哭，“孩子是我的一块肉，当时才14岁啊，她得多疼啊！”
暖暖最终没有考上民大附。她升入了自己初中所直属的高中，成绩排全班第六。
得知录取结果的晚上，暖暖凌晨三点哭着摇醒了崔莹：“妈妈，您花了那么多钱，操了那么多心，我怎么连普通孩子都不如呢？”
母女俩抱头痛哭。
初中时，班里的同学还有几个外地孩子，现在，暖暖成了全班唯一一个“外地生”。那些外地同学，要么中考前回到了老家准备考试，重新适应当地的教育环境，要么被有条件的家长安排到某些高中的国际班，等待高中毕业后直接出国。
这两个选择是崔莹不愿接受的：“出国，那么小的女孩我怎么放心，再说，全程花费一两百万，哪里掏得起；回去，这些年从来没回过黑龙江，她会疯掉的。”
她们只能选择继续等待。
经历一连串的挫折后，暖暖的成绩从高一开始一路下滑。到了期末的时候，排到了全班30多名。没了方向的她，越发消极了。
而她手臂上的伤，早就结成了触目惊心的疤。
救救孩子
经过调整，女儿的成绩有了起色。
崔莹不是没想过不赌了，2012年3月份，她把暖暖送到老家，参加了当地学校的一次统考，可北京的教育和牡丹江完全不对接，暖暖成绩排名垫底。校方以影响升学率为由，拒绝接受暖暖。
回到北京，暖暖在3个月后的期末考试中，考进了前10名。老师根据这次考试，给同学们排座位，前10名能坐到前两排，可暖暖仍然坐在原来的位置。
暖暖去问询老师，老师当着所有人的面回答：“你是要回老家高考的，先照顾一下大家吧。”
晚上回家，情绪失控的女孩哭喊着，将桌子上的书本和文具都狠命地砸在了地上。
当晚11点，崔莹在网上发了一条微博：救救孩子吧！孩子放学回来到现在一直在哭、在喊！因为我们2013年参加高考，一直在等待异地高考政策，可是在哪里报名？苍天救救我的孩子！
随后，那些评论“活埋了”她。
“您孩子几点放学的，一直哭到大半夜，没背过气儿去啊。”
“麻利儿回老家！该干嘛干嘛去，别把您家孩子毁了。”
“即使放开，北京也是最后，门槛最高，哪有你等的份呀。”
“如果为全国的孩子争取高考统一试卷，我支持。可是你们却想去争取北京、上海这些本身就是不平等高考政策的优惠名额，对其他孩子是不公平。”
“这些高考移民利益集团多么可恶！”
在1600多条回复里，这样的话语占了近六成。崔莹一条也没回复，一位网友评价：“这当妈的，心理素质过硬。”
两年前，她因为内分泌紊乱，动过子宫手术。2012年5月份，因腹部持续不适，连续大出血，做了病理取样手术。大夫告诉她：已经病变，是癌症前期症状，建议尽早切除子宫。她怕影响女儿，瞒着病情，一直拖着。因为吃药，46岁的崔莹，脸庞总是浮肿着。
暖暖也越来越逆反了。
有一天，暑期补习班的老师打来电话，孩子没去上课。面对质问，暖暖扭头就要走。压抑已久的崔莹，把病情哭着告诉了女儿。暖暖跪下了，“我再也不犯错误了，妈妈你赶紧去医院吧。”
一边往医院跑，一边还要往教育部跑，崔莹曾经问过教育部门，像暖暖这样在北京上高中的外地孩子有多少，没人回答她。有研究这个问题的律师说，在北京，上高三的外地学生有4000多人，因为对政策松动越来越绝望，高一高二的人数低于这个数字。很多家长抱团取暖，这几年，崔莹在网上、生活中，或多或少接触过不下2000个和她一样忧心忡忡的父母，有十五六个家长和她一样，孩子已经上了高三。
如果没有任何转机，只有休学一年——等待北京的新政策出台。崔莹托朋友打听，休学证明必须因为身体因素，或成绩极差面临留级才能申请。不符合条件，没有医生敢开证明。
“退一万步讲，我们等一年。”这位母亲狠狠揪着头发，“如果，2013年政策还是没出台呢？”她不敢想。
暖暖半开玩笑地问崔莹：“是不是我嫁给一个北京男孩，以后我的孩子，就可以在北京参加高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