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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欧阳修的散文创作秉承了“简而有法”的主张，大抵上来讲，是文章简洁且有章法。从词语出处《尹师鲁墓志铭》中可以详细探究“简而有法”的具体内涵，这一主张与欧阳修的学风、古文创作理论及文道观等都密不可分。
关键词：欧阳修；“简而有法”
一、何谓“简而有法”
“简而有法”一词，始见于欧阳修为尹洙写的墓志铭《尹师鲁墓志铭》，他称赞尹洙的文章的时候，只用一句“师鲁为文章，简而有法”。这引起亲友们的不满，大多指责他，既与尹洙为友，为何吝惜至此，不肯多给一句赞赏之辞？为此，欧阳修特作《论尹师鲁墓志》回应。
《志》言天下之人识与不识，皆知师鲁文学、议论、材能。则文学之长，议论之高，材能之美，不言可知。又恐太略，故条析其事。再述于后。
述其文，则曰简而有法。此一句，在孔子六经惟《春秋》可当之，其他经非孔子自作文章，故虽有法而不简也。修于师鲁之文不薄矣，而世之无识者，不考文之轻重，但责言之多少，云师鲁文章不合祗著一句道了。
这段话表达的意思有二，首先解释墓志铭中第一段已经强调尹师鲁的文学、议论、才能为世人所知，足够证明尹洙文章之高明，再阐释简而有法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欧阳修是一代大儒，可是在他看来，六经也只有孔子亲作的《春秋》符合简而有法的标准。所以这样称赞尹洙的文章，实在待他不薄。批驳世人只看言之多少，不考文之轻重的不良风气。
那么何谓“简而有法”呢？在《论尹师鲁墓志》中欧阳修道：“……师鲁之志用意特深而语简，盖为师鲁文简而意深。”说明尹洙的“简而有法”是“用意深而语简”，为他写的墓志铭也仿效此点。又说在六经中，唯《春秋》可当“简而有法”一词，考《六经简要说》一书，欧阳修曾评论：“妙论精言，不以多为贵，而人非聪明，不能达其义，余尝听人读佛书，其数十万言，谓可数谈而尽，而溺其说者以谓欲晓愚下人，故如此尔。然则六经简要，愚下人独不得晓邪。”像佛书那样洋洋洒洒数言谈尽的是为了让愚笨的人明白，而精言，非有才智不能达意的才是高妙的文论，又云“孔子之文章，《易》、《春秋》是已。其言愈简，其义愈深”，说明简而有法，不止于简，而是有技巧的简洁，达到“意深”的境界。
《尹师鲁墓志铭》既是仿尹洙“简而有法”的风格写的，因而仔细分析此文和《论尹师鲁墓志》便可探出欧阳修对“简而有法”定义，而与欧阳修其他文章比较可知，“简而有法”实则也是欧阳修散文创作的理论核心。
首先，欧阳修的“简”， 不是简略的一笔带过，而是简以制繁，对材料进行精择，只选取典型独有的事件去表现人物。在写尹洙的墓志铭时，只记叙了“上书范公而自请同贬”和“临死而语不及私”两件事，以见尹洙平生忠义与临穷达祸福之不愧古人的大节，相比之下，才学议论只能算是小节，既是小节，何必赞言赘述？在《与杜?论祁公墓志书》、《再与杜?论祁公墓志书》两封书信中欧阳修表达了自己这种写作的倾向，“修文字简略，止记大节，期于久远”、“然所纪事，皆录实，有稽据，皆大节与人之所难者。其他常人所能者，在他人更无巨美，不可不书，于公为可略者，皆不暇书”。又如《张子野墓志铭》中，只写了与子野等贤豪相聚取乐和其虽为贵仕，而“被服操履，甚于寒儒”，以证其为人高洁，谦退柔和，所交甚良。
其次，文意避免重复。回应世人所谓称赞太少时，欧阳修说：“《志》言天下之人识与不识，皆知师鲁文学、议论、材能。则文学之长，议论之高，材能之美，不言可知。又恐太略，故条析其事。再述于后。”欧阳修简写是为了不想与前文重复。不仅仅避免上下文中重复，也尽量避免与其他作品和他所知的作品的重复，写尹师鲁墓志时，因为范仲淹曾经写过《祭尹师鲁舍人书》一文，其中对尹师鲁的古文创作情况进行展述。所以欧阳修也没有详写。这种手法类似于司马迁作《史记》时的互见法，写克宁这个人时，在《唐太祖家人传·克宁传》中详述其事本末，所以在《庄宗本纪》中，仅仅用几句话带过：“叔父克宁杀都虞侯李存质，幸臣史敬镕告克宁谋反，二月，执而杀之。”
第三，直书其事，意在言外。在《尹师鲁墓志铭》中，欧阳修没有直接评论其大节，而是直言为仇人论告以贬死的事实，没有写如何为尹洙感到悲痛、同情，而是直言死后其一家的惨状。虽没有表达自己的议论、感叹，但却无不尽寄托在文内，像朱熹所说“欧公不尽说，含蓄无尽，意又好”。
第四，用字简洁。文中，欧阳修只用三言两语便概括出尹洙贬死的原因，“遇事无难易而用于敢为，其所以见称于世者，亦所以取嫉妒于人，故卒卑穷以死”，欧公语言上的简单是雕琢字句，用词精简的笔法。“文中用字，在当不在奇”，一则逸闻趣事载欧阳修和几人正谈论修辞，这时有一匹马飞奔过来，把一条躺着的狗踏死了。一人写下“有犬卧通衢，逸马踏而过之”，还没有写出犬被马踩死的情节，欧阳修只六字“逸马毙犬于道”便道出事件因果始末，堪称精、简、准。
综上四点，欧阳修的“简而有法”涵盖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在内容上要求所记之事的典型性、重要性，且避免文意重复；在形式上要求简明扼要的叙述和深远含蓄的寄托，也就是言尽而意深，并且用字追求简练独到。“简而有法”也不仅仅是欧阳修对尹洙的评价，更是他对于自己作文的要求。
二、欧阳修“简而有法”思想的形成
（一）《春秋》、《易》的影响
在第一节有阐述，说六经之内唯有《春秋》当得上“简而有法”，且“孔子之文章，《易》、《春秋》是已。其言愈简，其义愈深”，欧阳修尚简的追求受到《易》、《春秋》的影响。
与《易》的渊源。欧阳修《易童子问》中有相关论述。“《系辞》曰：‘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其言天地之道、乾坤之用、圣人所以成其德业者，可谓详而备矣，故曰‘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者，是其义尽于此矣。”可见欧阳修“文字简略，止记大节，期于久远”的思想收到周易“简则易、易则亲而有功、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的启发。又在《易或问》中说“大义简而要，故其辞易而明”，大义的精简重要，只有文字简洁平易才能表达，故欧阳修的文章追求简明平易，反对怪奇，正所谓“正途趋简易，慎勿事岖崎”。 与《春秋》的联系。《春秋》对“简而有法”的影响首先从史学方面，再延及文学，欧阳修十分尊奉《春秋》，编纂史籍多取《春秋》之法，欧阳修奉命修《新唐书》、《五代史记》，与《旧唐书》、《旧五代史》对比可知，后者叙述冗长散漫，而前者文字简洁。欧阳修正是采用《春秋》的书写风格，微言大义，春秋笔法。其本质特征是尚简用晦。欧阳修称赞尹洙文章与《春秋》想媲美，同为简而有法，反映其以经史论文的思维方式。
（二）文道观
欧阳修认为文章功用在于述道。反对“吾文士也，职于文而已”的创作态度。认为为文而文的文学作品不能传之久远，在《送徐无党南归序》说：“予读班固《艺文志》、唐《四库书目》，见其所列自三代秦汉以来著书之士，多者至百余篇，少者三四十篇，其人不可胜数。而散亡磨灭，百不一二存焉。予窃悲其人，文章丽矣，言语工矣，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予固亦喜为文辞者，亦因以自警焉。”过去语丽精工者，大多散佚，盖仅文辞不足以文章传远。在《与张秀才第二书》中写道：“君子之于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君子于学不仅职于文，更应该务为道，为了传达“道“而作出的文章，才能取信于后世。
在《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中更直接提出文以载道，且欧阳修修正了韩愈理论和实践上的偏颇，将文、道放在平等的位置，强调道非空洞之道，而是体现在作家的修养和文章的实用性上；文辞方面，欧阳修抛弃了韩愈古文奇险深奥的倾向，而继承其文从字顺的一面。所以欧阳修更加注重文章的实用性而非空洞的审美性，道也非虚幻缥缈的道，而是有充实的内容。欧阳修的神道碑铭、墓志铭、墓表这类作品时发现，这类作品都贯彻了纪述墓主生平事实，不夸张不溢美，纪述其功业大者的原则，目的为了传之久远。
所以，在欧阳修看来，文章于社会是“经国之大业”，于个人是“不朽之盛事”；文章需要蕴意深远，为文有法，而且“简而有法”。
三、与其他古文大家的比较
欧阳修的“简而有法”使得他的文章更具有特色与自己的风格，欧公文章的“简”在唐宋八大家之中也是独树一帜。
陆钢《碧川文选跋》云：“韩愈氏承曹魏萎茶，以古文为诸儒倡，有摧陷廓清之功；宋欧阳修氏承五季卑弱，为文简明信通，使天下争自灌磨，以通经学古为高。”
韩愈文章尚奇，一贯好奇求新也，“以体制言，碑志之发议论，设对话 以及杂记之以感慨成文，皆自创格调，开后世新路，已见韩愈求奇之意；以形式言，各体一贯之重首尾，多突转，句法参差交错又多排比，益见韩愈务去陈言之心也，故韩文特有雄伟波澜诡变奇崛之貌。”
而欧阳修文章尚简，前文已经详述。
苏轼文章重在才思灵动，潇洒肆意。明代学者指出苏轼文章句法之灵活，字法之流转生动"苏轼文章句法灵活多变，长短、散对、轻重、反正、虚实相生，错综变化，用字确、新、活、亮、健。苏轼的文章尊崇《庄子》，神思浩渺，自由恣肆，王守谦评论苏轼文章“如晴空鸟迹，水面风痕”正写了苏轼文章这种特点。
柳宗元的散文典雅厚重，幽深明净，与柳宗元写作文章要有严肃认真的态度有关，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一文中柳宗元说，“故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票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堰赛而骄也”故柳宗元的散文追求的是庄重、谨严、明确、有理。
相较可知，在唐宋八大家内，欧阳修是最崇尚“简”的。也是欧公文章一个独特的标志，在欧阳修散文创作理论中占据重要地位。
注释：
欧阳修.欧阳修全集（第三册）[M].李逸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1.1045.
李之亮.欧阳修集编年笺注（第七册）[M].成都：巴蜀书社，2007.534.
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三九） [M].北京：中华书局，1986.3310.
李之亮.欧阳修集编年笺注（第四册）[M].成都：巴蜀书社，2007.534.
欧阳修.欧阳修全集（第二册）[M].李逸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1.631.
洪本健编.欧阳修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95.539.
何寄澎.唐宋古文新探[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67.
参考文献：
[1]欧阳修.欧阳修全集[M].李逸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1.
[2]李之亮.欧阳修集编年笺注（第七册）[M].成都：巴蜀书社，2007.
[3]何寄澎.唐宋古文新探[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4]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三九）[M].北京：中华书局，1986.
[5]洪本健编.欧阳修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95.
关键词：欧阳修；“简而有法”
一、何谓“简而有法”
“简而有法”一词，始见于欧阳修为尹洙写的墓志铭《尹师鲁墓志铭》，他称赞尹洙的文章的时候，只用一句“师鲁为文章，简而有法”。这引起亲友们的不满，大多指责他，既与尹洙为友，为何吝惜至此，不肯多给一句赞赏之辞？为此，欧阳修特作《论尹师鲁墓志》回应。
《志》言天下之人识与不识，皆知师鲁文学、议论、材能。则文学之长，议论之高，材能之美，不言可知。又恐太略，故条析其事。再述于后。
述其文，则曰简而有法。此一句，在孔子六经惟《春秋》可当之，其他经非孔子自作文章，故虽有法而不简也。修于师鲁之文不薄矣，而世之无识者，不考文之轻重，但责言之多少，云师鲁文章不合祗著一句道了。
这段话表达的意思有二，首先解释墓志铭中第一段已经强调尹师鲁的文学、议论、才能为世人所知，足够证明尹洙文章之高明，再阐释简而有法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欧阳修是一代大儒，可是在他看来，六经也只有孔子亲作的《春秋》符合简而有法的标准。所以这样称赞尹洙的文章，实在待他不薄。批驳世人只看言之多少，不考文之轻重的不良风气。
那么何谓“简而有法”呢？在《论尹师鲁墓志》中欧阳修道：“……师鲁之志用意特深而语简，盖为师鲁文简而意深。”说明尹洙的“简而有法”是“用意深而语简”，为他写的墓志铭也仿效此点。又说在六经中，唯《春秋》可当“简而有法”一词，考《六经简要说》一书，欧阳修曾评论：“妙论精言，不以多为贵，而人非聪明，不能达其义，余尝听人读佛书，其数十万言，谓可数谈而尽，而溺其说者以谓欲晓愚下人，故如此尔。然则六经简要，愚下人独不得晓邪。”像佛书那样洋洋洒洒数言谈尽的是为了让愚笨的人明白，而精言，非有才智不能达意的才是高妙的文论，又云“孔子之文章，《易》、《春秋》是已。其言愈简，其义愈深”，说明简而有法，不止于简，而是有技巧的简洁，达到“意深”的境界。
《尹师鲁墓志铭》既是仿尹洙“简而有法”的风格写的，因而仔细分析此文和《论尹师鲁墓志》便可探出欧阳修对“简而有法”定义，而与欧阳修其他文章比较可知，“简而有法”实则也是欧阳修散文创作的理论核心。
首先，欧阳修的“简”， 不是简略的一笔带过，而是简以制繁，对材料进行精择，只选取典型独有的事件去表现人物。在写尹洙的墓志铭时，只记叙了“上书范公而自请同贬”和“临死而语不及私”两件事，以见尹洙平生忠义与临穷达祸福之不愧古人的大节，相比之下，才学议论只能算是小节，既是小节，何必赞言赘述？在《与杜?论祁公墓志书》、《再与杜?论祁公墓志书》两封书信中欧阳修表达了自己这种写作的倾向，“修文字简略，止记大节，期于久远”、“然所纪事，皆录实，有稽据，皆大节与人之所难者。其他常人所能者，在他人更无巨美，不可不书，于公为可略者，皆不暇书”。又如《张子野墓志铭》中，只写了与子野等贤豪相聚取乐和其虽为贵仕，而“被服操履，甚于寒儒”，以证其为人高洁，谦退柔和，所交甚良。
其次，文意避免重复。回应世人所谓称赞太少时，欧阳修说：“《志》言天下之人识与不识，皆知师鲁文学、议论、材能。则文学之长，议论之高，材能之美，不言可知。又恐太略，故条析其事。再述于后。”欧阳修简写是为了不想与前文重复。不仅仅避免上下文中重复，也尽量避免与其他作品和他所知的作品的重复，写尹师鲁墓志时，因为范仲淹曾经写过《祭尹师鲁舍人书》一文，其中对尹师鲁的古文创作情况进行展述。所以欧阳修也没有详写。这种手法类似于司马迁作《史记》时的互见法，写克宁这个人时，在《唐太祖家人传·克宁传》中详述其事本末，所以在《庄宗本纪》中，仅仅用几句话带过：“叔父克宁杀都虞侯李存质，幸臣史敬镕告克宁谋反，二月，执而杀之。”
第三，直书其事，意在言外。在《尹师鲁墓志铭》中，欧阳修没有直接评论其大节，而是直言为仇人论告以贬死的事实，没有写如何为尹洙感到悲痛、同情，而是直言死后其一家的惨状。虽没有表达自己的议论、感叹，但却无不尽寄托在文内，像朱熹所说“欧公不尽说，含蓄无尽，意又好”。
第四，用字简洁。文中，欧阳修只用三言两语便概括出尹洙贬死的原因，“遇事无难易而用于敢为，其所以见称于世者，亦所以取嫉妒于人，故卒卑穷以死”，欧公语言上的简单是雕琢字句，用词精简的笔法。“文中用字，在当不在奇”，一则逸闻趣事载欧阳修和几人正谈论修辞，这时有一匹马飞奔过来，把一条躺着的狗踏死了。一人写下“有犬卧通衢，逸马踏而过之”，还没有写出犬被马踩死的情节，欧阳修只六字“逸马毙犬于道”便道出事件因果始末，堪称精、简、准。
综上四点，欧阳修的“简而有法”涵盖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在内容上要求所记之事的典型性、重要性，且避免文意重复；在形式上要求简明扼要的叙述和深远含蓄的寄托，也就是言尽而意深，并且用字追求简练独到。“简而有法”也不仅仅是欧阳修对尹洙的评价，更是他对于自己作文的要求。
二、欧阳修“简而有法”思想的形成
（一）《春秋》、《易》的影响
在第一节有阐述，说六经之内唯有《春秋》当得上“简而有法”，且“孔子之文章，《易》、《春秋》是已。其言愈简，其义愈深”，欧阳修尚简的追求受到《易》、《春秋》的影响。
与《易》的渊源。欧阳修《易童子问》中有相关论述。“《系辞》曰：‘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其言天地之道、乾坤之用、圣人所以成其德业者，可谓详而备矣，故曰‘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者，是其义尽于此矣。”可见欧阳修“文字简略，止记大节，期于久远”的思想收到周易“简则易、易则亲而有功、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的启发。又在《易或问》中说“大义简而要，故其辞易而明”，大义的精简重要，只有文字简洁平易才能表达，故欧阳修的文章追求简明平易，反对怪奇，正所谓“正途趋简易，慎勿事岖崎”。 与《春秋》的联系。《春秋》对“简而有法”的影响首先从史学方面，再延及文学，欧阳修十分尊奉《春秋》，编纂史籍多取《春秋》之法，欧阳修奉命修《新唐书》、《五代史记》，与《旧唐书》、《旧五代史》对比可知，后者叙述冗长散漫，而前者文字简洁。欧阳修正是采用《春秋》的书写风格，微言大义，春秋笔法。其本质特征是尚简用晦。欧阳修称赞尹洙文章与《春秋》想媲美，同为简而有法，反映其以经史论文的思维方式。
（二）文道观
欧阳修认为文章功用在于述道。反对“吾文士也，职于文而已”的创作态度。认为为文而文的文学作品不能传之久远，在《送徐无党南归序》说：“予读班固《艺文志》、唐《四库书目》，见其所列自三代秦汉以来著书之士，多者至百余篇，少者三四十篇，其人不可胜数。而散亡磨灭，百不一二存焉。予窃悲其人，文章丽矣，言语工矣，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予固亦喜为文辞者，亦因以自警焉。”过去语丽精工者，大多散佚，盖仅文辞不足以文章传远。在《与张秀才第二书》中写道：“君子之于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君子于学不仅职于文，更应该务为道，为了传达“道“而作出的文章，才能取信于后世。
在《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中更直接提出文以载道，且欧阳修修正了韩愈理论和实践上的偏颇，将文、道放在平等的位置，强调道非空洞之道，而是体现在作家的修养和文章的实用性上；文辞方面，欧阳修抛弃了韩愈古文奇险深奥的倾向，而继承其文从字顺的一面。所以欧阳修更加注重文章的实用性而非空洞的审美性，道也非虚幻缥缈的道，而是有充实的内容。欧阳修的神道碑铭、墓志铭、墓表这类作品时发现，这类作品都贯彻了纪述墓主生平事实，不夸张不溢美，纪述其功业大者的原则，目的为了传之久远。
所以，在欧阳修看来，文章于社会是“经国之大业”，于个人是“不朽之盛事”；文章需要蕴意深远，为文有法，而且“简而有法”。
三、与其他古文大家的比较
欧阳修的“简而有法”使得他的文章更具有特色与自己的风格，欧公文章的“简”在唐宋八大家之中也是独树一帜。
陆钢《碧川文选跋》云：“韩愈氏承曹魏萎茶，以古文为诸儒倡，有摧陷廓清之功；宋欧阳修氏承五季卑弱，为文简明信通，使天下争自灌磨，以通经学古为高。”
韩愈文章尚奇，一贯好奇求新也，“以体制言，碑志之发议论，设对话 以及杂记之以感慨成文，皆自创格调，开后世新路，已见韩愈求奇之意；以形式言，各体一贯之重首尾，多突转，句法参差交错又多排比，益见韩愈务去陈言之心也，故韩文特有雄伟波澜诡变奇崛之貌。”
而欧阳修文章尚简，前文已经详述。
苏轼文章重在才思灵动，潇洒肆意。明代学者指出苏轼文章句法之灵活，字法之流转生动"苏轼文章句法灵活多变，长短、散对、轻重、反正、虚实相生，错综变化，用字确、新、活、亮、健。苏轼的文章尊崇《庄子》，神思浩渺，自由恣肆，王守谦评论苏轼文章“如晴空鸟迹，水面风痕”正写了苏轼文章这种特点。
柳宗元的散文典雅厚重，幽深明净，与柳宗元写作文章要有严肃认真的态度有关，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一文中柳宗元说，“故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票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堰赛而骄也”故柳宗元的散文追求的是庄重、谨严、明确、有理。
相较可知，在唐宋八大家内，欧阳修是最崇尚“简”的。也是欧公文章一个独特的标志，在欧阳修散文创作理论中占据重要地位。
注释：
欧阳修.欧阳修全集（第三册）[M].李逸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1.1045.
李之亮.欧阳修集编年笺注（第七册）[M].成都：巴蜀书社，2007.534.
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三九） [M].北京：中华书局，1986.3310.
李之亮.欧阳修集编年笺注（第四册）[M].成都：巴蜀书社，2007.534.
欧阳修.欧阳修全集（第二册）[M].李逸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1.631.
洪本健编.欧阳修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95.539.
何寄澎.唐宋古文新探[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67.
参考文献：
[1]欧阳修.欧阳修全集[M].李逸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1.
[2]李之亮.欧阳修集编年笺注（第七册）[M].成都：巴蜀书社，2007.
[3]何寄澎.唐宋古文新探[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4]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三九）[M].北京：中华书局，1986.
[5]洪本健编.欧阳修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