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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17日，《领导干部外事用语丛书》首发式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江泽民为新书写序，勉励领导干部需要努力学习外语。其实，这已经不是中央第一次强调领导人学外语的重要性了。
高层再掀外语热
“我们要了解和借鉴各国人民创造的文明成果，促进和加强同各国人民的交流交往。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努力学习外语……我们应该积极向世界介绍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精神，让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和理解有一个更为广阔深厚的基础。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努力学习外语……我衷心希望，我们的领导干部都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出发，认真学习外语，努力运用外语，掌握沟通技巧，积极开展工作……”江泽民在《领导干部一定要努力学习外语》的序言中这样写道。
其实，这已经不是中央第一次强调领导人学外语的重要性了。
早在2001年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上，时为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就用英语主持会议。
中国最高领袖用英语主持大型国际会议，这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头一回。
在APEC会议结束时，时任新加坡总理的吴作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以往中国官员召开会议时总是用中文，但这一次会议用的都是英语。他非常佩服75岁的江先生能用这样的语言在领导人高峰会上发表讲话。这既为中国领导干部树立了一个极好的榜样，也显示了学外语已经成了中国人的普遍愿望。
在江泽民的这次英文讲话后，当时的中央高层立刻就刮起了一阵组织学外语的热潮。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发起举办了第一期省部级干部英语强化班。
在这个外语强化班里，学员都是省部级以上干部，包括各省的省长、书记，中央党校校长以及国字头单位的一把手等，其平均年龄都在50岁左右。老师则是来自中国外语最高学府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中外教师，学习模式采用的是“浸泡式教学”，除正规授课外，在每日三餐、宴会和各种文化活动中都得使用英语，平均每天学习的英语时间达15个小时，每期为期3个月。
在李岚清退休之后，这一外语学习班并没有中断，而是由现任中组部部长李源潮继续推进，到2011年为止，已经开展到第五期了。
而此次，就在《领导干部外事用语丛书》首发后的第二天，中组部又立即组织领导干部进行外语学习。在加强领导干部外语学习座谈会上，李源潮与省部级干部英语强化班学员展开交流。李源潮表示，外语“学”与“不学”不一样，“认真学”与“一般学”也不一样。领导干部一定要把学习外语作为终身学习的重要任务，要坚持以用为本、为用而学、边学边用，在实践中逐步学习。
被抢白的翻译官
其实，中国历届领导人的外语水平都是很厉害的。
南开大学的毕业生周恩来不仅通晓流利的俄语和法语，日常德语和英语也不在话下。
曾在法国勤工俭学多年的邓小平，法语溜得很。朱德曾在德国学军事，还与德国教官讨论过游击战问题，他的德语讲得相当流畅。
而一直主张领导人要学外语的江泽民，在私下交谈中，跟普京用俄语、布什用英语、小泉用日语，此外，他还精通罗马尼亚文、法文等。
曾有媒体报道，江泽民平时看的两份外语报纸是《华盛顿邮报》和俄罗斯的《真理报》。
据《平民领袖》一书介绍，有次他在上海与大学生对话，有学生大谈美国的《独立宣言》如何如何，江泽民说：“你仔细读懂《独立宣言》没有？我倒是可以用英语把它背出来。”
由于领导层的外语都不弱，在外交过程中，还曾发生过翻译官因翻译失常被领导人“抢白”的插曲。
据媒体报道，在新加坡的一次演讲中，有人向朱镕基反映在中国打官司时遇到的困难，朱镕基回答：“你反映的问题，我会告诉法院，由他们处理。”
当时的翻译官张建敏将此句译为“I will instruct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to handle it”（我会指示高级人民法院处理此事）。话音未落，就被朱镕基纠正：“I cannot instruct the court.They are independent.”（我不能指导法院。他们是独立办案的）。
国家场合的礼仪与姿态
在媒体报道中，中国现任国家领导人的外语水平也都不是盖的。
在翻译官张维为的观察中，“现在中国领导人与外宾见面寒暄时，都用英文了”。
据张维为说，他与同事孙继文曾随国家领导人出访喀麦隆，由于喀麦隆的官方语言是英语和法语，而此前已确定双方会见时使用英语，因而，作为法语翻译的孙继文回去休息了。但没多久，突然一个电话让孙继文马上到总统府——会谈改用法语。原来喀麦隆总理的母语是英语，但秘书却讲法语，秘书准备的会谈文件也都是法文。等孙继文奔进总统府，发现双方领导人在等候翻译时，一直在用英文“寒暄”。
而拥有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国家副总理李克强，在2011年8月18日出席香港大学百年校庆的时候，更是用一口流利的英语做了即兴演讲。
港媒对此指出：“这三天短短的52小时，骤然间拉近了港人与他的距离。可以说，他充分利用短暂的时间，最大限度地了解香港，感受香港。在李克强感知香港的同时，这位年轻副总理的形象，也在港人面前变得清晰了。他亲民的作风、朴实的谈吐，对经贸金融领域的熟悉，乃至潇洒的举止和流利的英语，处处表现出极大的亲和力，让港人感受到一份信任、一腔坦诚，还有一种能够鼓舞人的力量。”
虽然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外语水平都不错，但在国际会议的重要场合，他们却很少使用外语，基本都是由外交部指派的翻译完成相互的交流。
因为在国与国之间的界限还存在的今天，语言不仅是一种交流工具，同时也是一国文明的象征和传承工具，世界各国都很重视本国语言的普及和维护。因此，在外界眼中，一个国家领导人在什么场合下不使用母语，而使用外语，不仅关乎礼节和立场，更代表了某种特殊的政治含义。
曾有媒体指出，作为中共第二代领导人的邓小平虽接受过不少欧美记者采访，但他没流露过一句外语，也没穿西装出过镜。这在当时被看作是一种维护国家尊严和主权的象征。
国家总理温家宝在外交场合也从来不使用英语，而只一贯的地使用汉语。有评论指出，温家宝不哗众取宠的务实精神，体现出他作为泱泱大国总理对中国文化的自信。
高层再掀外语热
“我们要了解和借鉴各国人民创造的文明成果，促进和加强同各国人民的交流交往。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努力学习外语……我们应该积极向世界介绍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精神，让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和理解有一个更为广阔深厚的基础。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努力学习外语……我衷心希望，我们的领导干部都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出发，认真学习外语，努力运用外语，掌握沟通技巧，积极开展工作……”江泽民在《领导干部一定要努力学习外语》的序言中这样写道。
其实，这已经不是中央第一次强调领导人学外语的重要性了。
早在2001年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上，时为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就用英语主持会议。
中国最高领袖用英语主持大型国际会议，这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头一回。
在APEC会议结束时，时任新加坡总理的吴作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以往中国官员召开会议时总是用中文，但这一次会议用的都是英语。他非常佩服75岁的江先生能用这样的语言在领导人高峰会上发表讲话。这既为中国领导干部树立了一个极好的榜样，也显示了学外语已经成了中国人的普遍愿望。
在江泽民的这次英文讲话后，当时的中央高层立刻就刮起了一阵组织学外语的热潮。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发起举办了第一期省部级干部英语强化班。
在这个外语强化班里，学员都是省部级以上干部，包括各省的省长、书记，中央党校校长以及国字头单位的一把手等，其平均年龄都在50岁左右。老师则是来自中国外语最高学府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中外教师，学习模式采用的是“浸泡式教学”，除正规授课外，在每日三餐、宴会和各种文化活动中都得使用英语，平均每天学习的英语时间达15个小时，每期为期3个月。
在李岚清退休之后，这一外语学习班并没有中断，而是由现任中组部部长李源潮继续推进，到2011年为止，已经开展到第五期了。
而此次，就在《领导干部外事用语丛书》首发后的第二天，中组部又立即组织领导干部进行外语学习。在加强领导干部外语学习座谈会上，李源潮与省部级干部英语强化班学员展开交流。李源潮表示，外语“学”与“不学”不一样，“认真学”与“一般学”也不一样。领导干部一定要把学习外语作为终身学习的重要任务，要坚持以用为本、为用而学、边学边用，在实践中逐步学习。
被抢白的翻译官
其实，中国历届领导人的外语水平都是很厉害的。
南开大学的毕业生周恩来不仅通晓流利的俄语和法语，日常德语和英语也不在话下。
曾在法国勤工俭学多年的邓小平，法语溜得很。朱德曾在德国学军事，还与德国教官讨论过游击战问题，他的德语讲得相当流畅。
而一直主张领导人要学外语的江泽民，在私下交谈中，跟普京用俄语、布什用英语、小泉用日语，此外，他还精通罗马尼亚文、法文等。
曾有媒体报道，江泽民平时看的两份外语报纸是《华盛顿邮报》和俄罗斯的《真理报》。
据《平民领袖》一书介绍，有次他在上海与大学生对话，有学生大谈美国的《独立宣言》如何如何，江泽民说：“你仔细读懂《独立宣言》没有？我倒是可以用英语把它背出来。”
由于领导层的外语都不弱，在外交过程中，还曾发生过翻译官因翻译失常被领导人“抢白”的插曲。
据媒体报道，在新加坡的一次演讲中，有人向朱镕基反映在中国打官司时遇到的困难，朱镕基回答：“你反映的问题，我会告诉法院，由他们处理。”
当时的翻译官张建敏将此句译为“I will instruct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to handle it”（我会指示高级人民法院处理此事）。话音未落，就被朱镕基纠正：“I cannot instruct the court.They are independent.”（我不能指导法院。他们是独立办案的）。
国家场合的礼仪与姿态
在媒体报道中，中国现任国家领导人的外语水平也都不是盖的。
在翻译官张维为的观察中，“现在中国领导人与外宾见面寒暄时，都用英文了”。
据张维为说，他与同事孙继文曾随国家领导人出访喀麦隆，由于喀麦隆的官方语言是英语和法语，而此前已确定双方会见时使用英语，因而，作为法语翻译的孙继文回去休息了。但没多久，突然一个电话让孙继文马上到总统府——会谈改用法语。原来喀麦隆总理的母语是英语，但秘书却讲法语，秘书准备的会谈文件也都是法文。等孙继文奔进总统府，发现双方领导人在等候翻译时，一直在用英文“寒暄”。
而拥有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国家副总理李克强，在2011年8月18日出席香港大学百年校庆的时候，更是用一口流利的英语做了即兴演讲。
港媒对此指出：“这三天短短的52小时，骤然间拉近了港人与他的距离。可以说，他充分利用短暂的时间，最大限度地了解香港，感受香港。在李克强感知香港的同时，这位年轻副总理的形象，也在港人面前变得清晰了。他亲民的作风、朴实的谈吐，对经贸金融领域的熟悉，乃至潇洒的举止和流利的英语，处处表现出极大的亲和力，让港人感受到一份信任、一腔坦诚，还有一种能够鼓舞人的力量。”
虽然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外语水平都不错，但在国际会议的重要场合，他们却很少使用外语，基本都是由外交部指派的翻译完成相互的交流。
因为在国与国之间的界限还存在的今天，语言不仅是一种交流工具，同时也是一国文明的象征和传承工具，世界各国都很重视本国语言的普及和维护。因此，在外界眼中，一个国家领导人在什么场合下不使用母语，而使用外语，不仅关乎礼节和立场，更代表了某种特殊的政治含义。
曾有媒体指出，作为中共第二代领导人的邓小平虽接受过不少欧美记者采访，但他没流露过一句外语，也没穿西装出过镜。这在当时被看作是一种维护国家尊严和主权的象征。
国家总理温家宝在外交场合也从来不使用英语，而只一贯的地使用汉语。有评论指出，温家宝不哗众取宠的务实精神，体现出他作为泱泱大国总理对中国文化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