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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圈子里的人总是和自己年龄差异不大，隔代的圈子，通常很难进入，而我机缘巧合，进入过不同的代的圈子，受到颇多影响。
我们这批人是“文革”结束后进入大学、研究院的。学文科的这批人中，有不少和1930、40年代出国留学之后回国的那一批学者非常接近，有种断层接代的情况。那批早年留学回国的文科学者，解放后三十多年都处在政治运动中，所学无所用。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们这一批比较成熟的学生入学，他们向我们传授的知识体系、治学方法都是30、40年代欧美的套路。而解放后进入大学的那一批老师，大多和1950年代院校大调整、政治运动、调干、工农兵学员背景有密切关系，基本没有得到这批学者的真传，因而与上一代出现了断层的情况，反而是我们这批人接上了。
最近看见有好几个人在不同的文章、讲话中提出和我这个看法相似的说法，查建英编的《八十年代》这本书里，甘阳说他在1982年到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读研究生的时候，几位先生都是1930年代在外国学习回国的一批专家，同一本书里，阿城也提到自己的知识结构和30年代的那一批一样，反而和解放后历次洗脑运动中企图建构的那一套完全没有关系。
我自己的整个知识结构、文化结构确实受到1930、40年代知识分子很大的影响，从文化来说，我受父亲王义平（1919—1999）影响最大，他是中国最早学习交响乐配器法的音乐家，师从留学法国的音乐家郑志声（1903—1941），在家里经常见到的人有马思聪、严良、徐迟、关山月等。在美术上我受影响最大的是舅舅周令钊（1919—），他是中央美术学院最年轻的教授，现在依然健在，他的圈子是国内美术界的精英群体。而我读研究生时期对我影响最大的三位老师，都是1930-40年代出国留学的学术大师：刘绪贻、吴于廑、韩德培，他们从美国留学回来之后就遭遇从1950、60、70年代的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到1977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恢复招考研究生的时候，才一展身手，倾心教育，直接受益的就是我们几个“老三届”的研究生。
1979年的秋天，我到武汉大学历史系报到，见到了几位导师，负责美国现代史研究室工作的刘绪贻先生，讲一口带湖北黄陂口音的普通话，温和但是相当严谨，他安排了我第一年和第二年的学习工作，精读、泛读、参与美国史的研究课题，主要是参与对“新政”以来美国政体调整的研究，我则在第二年选择了中美关系作为课题，其间刘先生安排我们和几个美国来访的历史学家交流，包括美国黑人运动史权威约翰·佛兰克林、因“水门事件”官司名声大振的历史学家斯坦利·库特勒。
在那个环境中，刘先生掌握了一整套历史的研究方法，形成了严谨的治学风格。他对我们的要求也非常严格，我跟随他翻译美国现代史、撰写中国大百科全书有关美国问题的条目、撰写战后美国史，三项工作他都严格把关，连错别字都不放过。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对于历史的严谨、研究的方法、语言的准确特别注意，并且很强调学术框架、结构的建立。
吴于廑先生 （1913—1993）给我们的则是历史学的宽阔视野和国际对比研究眼界。吴先生是武汉大学最著名的学者之一，并且以“武大三张半嘴”中的一张著称，美国学者杨联升题诗说他“思能通贯学能副，舌有风雷笔有神，同辈贤豪虽不少，如君才调恐无伦”。我读武大时，吴先生已经是副校长了，给我们上的西方史学史，真是茅塞顿开的大课。我们学会用大历史观、国际历史观来看具体的历史现象，也学会了横向比较，而国内通常的历史学系则很少有人这样教法。
第三位对我影响很大的老师是韩德培先生（（1911—2009），因为他的长子韩铁是我同专业同班同学，私下接触颇多，无论学术、工作、文化的问题都经常讨教于他。韩先生思维缜密、治学严谨、为人正直和谦虚，对学生爱护有加，他博学精深，并且记忆力惊人，这些都令我们非常景仰。韩先生仪表堂堂、衣冠整洁，待人接物很有风度，亦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我在武汉大学的时候因为从事美国问题的研究，因此和外语系的几位美国教授关系很好。其中一位叫做安德鲁·霍维茨，波士顿大学的教授，研究美国文学史；另一位叫做吉姆·盖茨，是堪萨斯大学语言学教授，都是美国体系培养出来的专家。我和这些外国学者打交道，在学术体系方面并没有多少隔阂，沟通交流相当平顺，大概应该归功于几位老师的教导和影响吧。
我们这批人是“文革”结束后进入大学、研究院的。学文科的这批人中，有不少和1930、40年代出国留学之后回国的那一批学者非常接近，有种断层接代的情况。那批早年留学回国的文科学者，解放后三十多年都处在政治运动中，所学无所用。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们这一批比较成熟的学生入学，他们向我们传授的知识体系、治学方法都是30、40年代欧美的套路。而解放后进入大学的那一批老师，大多和1950年代院校大调整、政治运动、调干、工农兵学员背景有密切关系，基本没有得到这批学者的真传，因而与上一代出现了断层的情况，反而是我们这批人接上了。
最近看见有好几个人在不同的文章、讲话中提出和我这个看法相似的说法，查建英编的《八十年代》这本书里，甘阳说他在1982年到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读研究生的时候，几位先生都是1930年代在外国学习回国的一批专家，同一本书里，阿城也提到自己的知识结构和30年代的那一批一样，反而和解放后历次洗脑运动中企图建构的那一套完全没有关系。
我自己的整个知识结构、文化结构确实受到1930、40年代知识分子很大的影响，从文化来说，我受父亲王义平（1919—1999）影响最大，他是中国最早学习交响乐配器法的音乐家，师从留学法国的音乐家郑志声（1903—1941），在家里经常见到的人有马思聪、严良、徐迟、关山月等。在美术上我受影响最大的是舅舅周令钊（1919—），他是中央美术学院最年轻的教授，现在依然健在，他的圈子是国内美术界的精英群体。而我读研究生时期对我影响最大的三位老师，都是1930-40年代出国留学的学术大师：刘绪贻、吴于廑、韩德培，他们从美国留学回来之后就遭遇从1950、60、70年代的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到1977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恢复招考研究生的时候，才一展身手，倾心教育，直接受益的就是我们几个“老三届”的研究生。
1979年的秋天，我到武汉大学历史系报到，见到了几位导师，负责美国现代史研究室工作的刘绪贻先生，讲一口带湖北黄陂口音的普通话，温和但是相当严谨，他安排了我第一年和第二年的学习工作，精读、泛读、参与美国史的研究课题，主要是参与对“新政”以来美国政体调整的研究，我则在第二年选择了中美关系作为课题，其间刘先生安排我们和几个美国来访的历史学家交流，包括美国黑人运动史权威约翰·佛兰克林、因“水门事件”官司名声大振的历史学家斯坦利·库特勒。
在那个环境中，刘先生掌握了一整套历史的研究方法，形成了严谨的治学风格。他对我们的要求也非常严格，我跟随他翻译美国现代史、撰写中国大百科全书有关美国问题的条目、撰写战后美国史，三项工作他都严格把关，连错别字都不放过。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对于历史的严谨、研究的方法、语言的准确特别注意，并且很强调学术框架、结构的建立。
吴于廑先生 （1913—1993）给我们的则是历史学的宽阔视野和国际对比研究眼界。吴先生是武汉大学最著名的学者之一，并且以“武大三张半嘴”中的一张著称，美国学者杨联升题诗说他“思能通贯学能副，舌有风雷笔有神，同辈贤豪虽不少，如君才调恐无伦”。我读武大时，吴先生已经是副校长了，给我们上的西方史学史，真是茅塞顿开的大课。我们学会用大历史观、国际历史观来看具体的历史现象，也学会了横向比较，而国内通常的历史学系则很少有人这样教法。
第三位对我影响很大的老师是韩德培先生（（1911—2009），因为他的长子韩铁是我同专业同班同学，私下接触颇多，无论学术、工作、文化的问题都经常讨教于他。韩先生思维缜密、治学严谨、为人正直和谦虚，对学生爱护有加，他博学精深，并且记忆力惊人，这些都令我们非常景仰。韩先生仪表堂堂、衣冠整洁，待人接物很有风度，亦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我在武汉大学的时候因为从事美国问题的研究，因此和外语系的几位美国教授关系很好。其中一位叫做安德鲁·霍维茨，波士顿大学的教授，研究美国文学史；另一位叫做吉姆·盖茨，是堪萨斯大学语言学教授，都是美国体系培养出来的专家。我和这些外国学者打交道，在学术体系方面并没有多少隔阂，沟通交流相当平顺，大概应该归功于几位老师的教导和影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