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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手翻翻鲁迅日记，忽然发现，“一元”是鲁迅日常花销中频次极高的一个数量词。如：1913年5月18日，午后往琉璃厂买《七家后汉书补逸》一部六册，一元。1915年2月28日，唐端午镜一枚，一元。1920年3月17日，孙冠华嫁妹，送礼一元。1924年1月17日，往鼎香村买茶叶二斤，每斤一元。1924年8月8日，午抵潼关，买酱莴笋十斤，泉一元……
在上世纪上半叶，一元并非可忽略不计的小数额。当时的消费水平和今天没有可比性，但也能大约评估出其使用价值，可相当于当今人民币三四十元。根据上述所列，鲁迅时代的一元钱，可以买到一筐水果或一斤茶叶，可以去小市淘得一部古书或一面古镜或几枚古钱，可以去稻香村、晋和祥等店选购几包饼饵、肴馔。一元钱，对鲁迅来说，或许还是同事朋友家结婚做寿的礼金，是去外地带给亲友的一份地方土产的花费，是买给海婴的一件小玩具的价格，是付给家里一个佣人两天的工钱。
1912年8月22日，“晚钱稻孙来，同季市饮于广和居，每人均出资一元。”1926年10月，鲁迅在厦门大学任教，一次大家集资60元请来放电影的，鲁迅在信中告诉许广平：“我出一元，可坐特别席。”
一元钱，若是赠给生活在贫困线下的人们，就如同雪中送炭——
1912年10月24日，捐贫儿院银一元。1915年11月4日，出江西赈捐一元……
1914年8月11日，佣剃去辫发，与银一元令买帽。
1916年5月17日，下午自部归，券夹落车中，车夫以还，与之一元。
这一元钱，是爱心，是关怀，是感谢，代表着鲁迅一份真挚的心意。鲁迅在1936年，还写过一篇《我要骗人》。那天他在电影院门口遇到一个为水灾劝募的小女孩，因手头并无零钱，小女孩便流露出深深的失望。鲁迅特意在破开整钱后拿了一元钱捐出去。“而其实，一块来钱，是连给水利局的老爷买一天的烟卷也不够的。”这一元钱，也根本不可能落到灾民手里。然而面对着这个热情、天真的女孩，鲁迅又不能直言相告，唯一能做的就是善意的欺骗。
鲁迅人生的后三十年，其收入来源主要有三项，即薪水、版税和稿费，粗略统计每月少则三四百元，多则达八九百元。这个收入水平比照当时物价，应属于高薪阶层。但是，鲁迅养家开销甚大，在北京期间，他所任职的教育部经常克扣薪水；定居上海后，仅以卖文为生，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鲁迅和家人的生活很难说有什么保障，因此鲁迅从不小视一元钱的收支。
在一元钱的交往上，即使是亲兄弟、好朋友，鲁迅也会把账算清楚。1935年1月10日，“夜蕴如及三弟来并为买得《饮膳正要》一部三本，价一元。”次日，“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须藤医院诊，并以《饮膳正要》卖与须藤先生，得泉一元……”日本医生须藤一直为鲁迅及家人治病，关系密切，素有互赠，但这部书既是转卖，鲁迅也就按实收钱，决不为虚文浮礼所累。
还有一件小事。1932年秋，一个叫阿累的青年工人到内山书店避雨时翻看到鲁迅翻译的《毁灭》，他很想买，可是身上的钱不够——只有一块多，而且那是他和一个失业工友几天的饭钱。鲁迅其时正巧也在店里，略知原委后，便将那本《毁灭》免费相赠，同时向阿累推荐了曹靖华翻译的《铁流》，原价一元八角也仅收了一元钱成本。鲁迅的关怀使阿累更加坚强起来，在被人随意辱骂、踢打的时候，阿累总是昂着头对自己说：“鲁迅先生是同我们一起的！”鲁迅逝世后，阿累在悲痛中以《一面》为题，记下了这次感人至深的邂逅。
在上世纪上半叶，一元并非可忽略不计的小数额。当时的消费水平和今天没有可比性，但也能大约评估出其使用价值，可相当于当今人民币三四十元。根据上述所列，鲁迅时代的一元钱，可以买到一筐水果或一斤茶叶，可以去小市淘得一部古书或一面古镜或几枚古钱，可以去稻香村、晋和祥等店选购几包饼饵、肴馔。一元钱，对鲁迅来说，或许还是同事朋友家结婚做寿的礼金，是去外地带给亲友的一份地方土产的花费，是买给海婴的一件小玩具的价格，是付给家里一个佣人两天的工钱。
1912年8月22日，“晚钱稻孙来，同季市饮于广和居，每人均出资一元。”1926年10月，鲁迅在厦门大学任教，一次大家集资60元请来放电影的，鲁迅在信中告诉许广平：“我出一元，可坐特别席。”
一元钱，若是赠给生活在贫困线下的人们，就如同雪中送炭——
1912年10月24日，捐贫儿院银一元。1915年11月4日，出江西赈捐一元……
1914年8月11日，佣剃去辫发，与银一元令买帽。
1916年5月17日，下午自部归，券夹落车中，车夫以还，与之一元。
这一元钱，是爱心，是关怀，是感谢，代表着鲁迅一份真挚的心意。鲁迅在1936年，还写过一篇《我要骗人》。那天他在电影院门口遇到一个为水灾劝募的小女孩，因手头并无零钱，小女孩便流露出深深的失望。鲁迅特意在破开整钱后拿了一元钱捐出去。“而其实，一块来钱，是连给水利局的老爷买一天的烟卷也不够的。”这一元钱，也根本不可能落到灾民手里。然而面对着这个热情、天真的女孩，鲁迅又不能直言相告，唯一能做的就是善意的欺骗。
鲁迅人生的后三十年，其收入来源主要有三项，即薪水、版税和稿费，粗略统计每月少则三四百元，多则达八九百元。这个收入水平比照当时物价，应属于高薪阶层。但是，鲁迅养家开销甚大，在北京期间，他所任职的教育部经常克扣薪水；定居上海后，仅以卖文为生，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鲁迅和家人的生活很难说有什么保障，因此鲁迅从不小视一元钱的收支。
在一元钱的交往上，即使是亲兄弟、好朋友，鲁迅也会把账算清楚。1935年1月10日，“夜蕴如及三弟来并为买得《饮膳正要》一部三本，价一元。”次日，“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须藤医院诊，并以《饮膳正要》卖与须藤先生，得泉一元……”日本医生须藤一直为鲁迅及家人治病，关系密切，素有互赠，但这部书既是转卖，鲁迅也就按实收钱，决不为虚文浮礼所累。
还有一件小事。1932年秋，一个叫阿累的青年工人到内山书店避雨时翻看到鲁迅翻译的《毁灭》，他很想买，可是身上的钱不够——只有一块多，而且那是他和一个失业工友几天的饭钱。鲁迅其时正巧也在店里，略知原委后，便将那本《毁灭》免费相赠，同时向阿累推荐了曹靖华翻译的《铁流》，原价一元八角也仅收了一元钱成本。鲁迅的关怀使阿累更加坚强起来，在被人随意辱骂、踢打的时候，阿累总是昂着头对自己说：“鲁迅先生是同我们一起的！”鲁迅逝世后，阿累在悲痛中以《一面》为题，记下了这次感人至深的邂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