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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6月24日，夜色深沉，苏式122毫米榴炮、75毫米大炮和自行火炮已经部署在三八线。150辆苏制T-34坦克和9万人的部队小心翼翼地向前运动，进入最后的攻击阵地。这些部队都是经过苏联军事顾问训练而成。朝鲜人民军摆好突袭南朝鲜的阵势。
三八线另外一端，韩国只有四个兵员不足的师和一个团。尽管总有警告会有大规模战火，但没人在意。“狼来”的喊声太过经常。
战争爆发的前夜，三八线附近暴雨如注。炮声在凌晨4点响起，此后三年，朝鲜半岛硝烟再没停止过。
美国在五天内决定参战。
这一决定，对美国而言，也是极为仓促、混乱的。决策之前没有大规模召集会议进行辩论以及通过立法程序慎重决定是否批准。
1950年9月15日，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局势进一步恶化。苏联派出由苏联红军副总参谋长扎哈罗夫率领的代表团，建议金日成向中国请求援助，并将失去战斗力的部队转移到中国东北整编。随后，苏联又直接向中国提出了这一建议。
周恩来当年10月就此问题跟斯大林进行磋商。
中国面对的选择是，要么出兵朝鲜与美国打一场国门之外的战争，要么让北朝鲜参与部队撤退进入中国境内，重新整编和装备后再返回朝鲜。选择后者，给美国以追赶败军为名入侵中国东北的可能性和危险性会大大加强。尽管中国战术上，习惯诱敌深入，朝鲜多山，不利作战。但是，一旦美国跨入中国境内，苏联便极有可能派10万远东军进入，战胜后也会面对如何让苏联撤军的麻烦。于是，出兵朝鲜，几成必然。
这场战争看上去是在各方都未准备好的形势下就突然爆发，但在更大的格局上看，战争又似乎不可避免。
朝鲜战争爆发前的几个月，发生了三件事——苏联成功试爆原子弹、共产党在中国取得最后的胜利，以及新中国与苏联签订《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三件事直接影响了中美苏之间的三角关系、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以及中美苏在朝鲜军事冲突中可能采取的态度。
曾经有人说，朝鲜战争是“一种奇怪的战争现象：它名为局部战争，实为局部化的世界大战”。
朝鲜战争最深刻的起因在于战后形成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及其所控制的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格局。
美国凭借其军事实力和经济援助，完全控制着南韩的大政方针，比如在对北朝鲜采取防御还是进攻、是否越过三八线、何时和怎样进行停火谈判等重大问题上，李承晚尽管满腹牢骚和极度不满，但也无可奈何。
苏联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朝鲜战争，但实际上北朝鲜从策划到进攻，从装备到训练，乃至撤退和重新整编，每一个步骤都是请示过苏联的，甚至金日成想求中国支援他1500名司机这样的小事，都要报经斯大林批准。同样，中国参战的前后包括最后停战谈判也都是经苏联同意后进行的。
听着杜鲁门总统鼓动为了帮助“亚洲人民实现自由而参战”的美国大兵们，很快就知道这场战争对美国毫无益处。中国参战后，美国攻破朝鲜全境的可能性遥不可及。美国军中因此有句谑语——“为平局而死”(Die for a Tie)。而后来华盛顿的朝鲜战争纪念碑上则写着：“自由不是没有代价的”(Freedomis not free)。
玩笑成了现实。朝鲜战争三年，围绕三八线展开了令人疲惫而又惨困的拉锯战和消耗战，以及差不多同步进行的旷日持久的停战谈判。武力较量和唇枪舌剑的最终结局是双方又回到了三八线——战争的起点。当然，签署停战协定时，双方都宣称自己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但朝鲜半岛局势又回到了战前。
美国的军事历史学家马歇尔把这场战争称之为“20世纪最令人难以忍受的局部战争”。在战争结束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说，“无论是从政治角度还是从军事角度讲，如果让全世界最为高明的专家找出一处糟糕的战争最不应该发生的地方。那么，他们一定会异口同声地说，这个地方就是朝鲜。”
历史学家莫里斯·艾泽曼在他《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一书里写道，“所有的战争，无一例外都会给人类带来灾难，但极少出现损失如此之大，而收获如此之小的情况。”战争结束后，金日成仍然掌权北朝鲜，李承晚依然还是南朝鲜的领导人，美国人继续放任他无节制地践踏民主，直到上世纪60年代才被学生起义推翻。
但实际上，朝鲜战争的影响，又远非重回三八线这么简单。
对于亚洲国家和诸多政治势力而言：中国参战，自己领土安危得以保全，也取得苏联信任，苏联对中国的援建也在朝鲜战争之后展开；李承晚政府得救，并以军事现代化带动了教育等其他领域的现代化，一批受训的美式青年精英，此后推动了经济发展，又在政治上反噬了威权统治；蒋介石政府也得到一些好处；日本没有参战，但它是另一个胜利者——作为美军和联合国军队服务、供应和娱乐基地，日本积累了许多财富，并因为战争生产武器而加速了经济复兴。
苏联远观了这场战争，看着美国把兵力集中在东方而非欧洲，坐收渔翁之利。他们没出一兵一卒，但直接扼杀了当时美国和中国大陆之间建立任何友好关系的可能性。
对美国的影响更大。“二战”后已经被削减得只剩下一付骨架的美国军事力量，因为这场战争的刺激，战后在国会长期获得充足的资金支持。尽管美国民众从来就不喜欢这场战争，但有观点认为战争刺激了国家经济，使美国的繁荣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这场战争创造出了一个泛美组织，使得北约从一支停留在纸上的力量变成一个真正的势力。到1955年，美国在36个国家建立了450处军事基地。并且在拉丁美洲之外大约20个国家签订了政治和军事条约。到上世纪70年代初，美国在30个国家驻军100万人。如美国外交家查尔斯·波伦所言：“是朝鲜战争，而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把美国变成了一个世界范围的军事一政治大国”。
但朝鲜战争，也是美国从未遇到的危机。终于让他们意识到，全面战争再无可能。但美国并没有吸取这个教训，这也让他们在越南付出了更大的代价。
朝鲜战争，也把朝鲜这个“晨曦清亮之国”变成废墟。至今都无法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在这场战争中丧生。多方的统计数字常有矛盾。
美国人对这场战争不忍言说。在中国，“抗美援朝”也作为一个时代印迹，渐行渐远。对于那些在战争中逝去的人，那些尽管幸存却因为身体、心灵创伤终生无法摆脱战争阴影的人，我们感知他们的方式，往往是通过各种各样一知半解的碎片——而这些碎片，既因为时代话题的变迁逐渐淡出视野，也因为僵化的宏大叙事而未得到足够的呈现。
未尽真相的表彰，有时也是遗忘。
三八线另外一端，韩国只有四个兵员不足的师和一个团。尽管总有警告会有大规模战火，但没人在意。“狼来”的喊声太过经常。
战争爆发的前夜，三八线附近暴雨如注。炮声在凌晨4点响起，此后三年，朝鲜半岛硝烟再没停止过。
美国在五天内决定参战。
这一决定，对美国而言，也是极为仓促、混乱的。决策之前没有大规模召集会议进行辩论以及通过立法程序慎重决定是否批准。
1950年9月15日，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局势进一步恶化。苏联派出由苏联红军副总参谋长扎哈罗夫率领的代表团，建议金日成向中国请求援助，并将失去战斗力的部队转移到中国东北整编。随后，苏联又直接向中国提出了这一建议。
周恩来当年10月就此问题跟斯大林进行磋商。
中国面对的选择是，要么出兵朝鲜与美国打一场国门之外的战争，要么让北朝鲜参与部队撤退进入中国境内，重新整编和装备后再返回朝鲜。选择后者，给美国以追赶败军为名入侵中国东北的可能性和危险性会大大加强。尽管中国战术上，习惯诱敌深入，朝鲜多山，不利作战。但是，一旦美国跨入中国境内，苏联便极有可能派10万远东军进入，战胜后也会面对如何让苏联撤军的麻烦。于是，出兵朝鲜，几成必然。
这场战争看上去是在各方都未准备好的形势下就突然爆发，但在更大的格局上看，战争又似乎不可避免。
朝鲜战争爆发前的几个月，发生了三件事——苏联成功试爆原子弹、共产党在中国取得最后的胜利，以及新中国与苏联签订《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三件事直接影响了中美苏之间的三角关系、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以及中美苏在朝鲜军事冲突中可能采取的态度。
曾经有人说，朝鲜战争是“一种奇怪的战争现象：它名为局部战争，实为局部化的世界大战”。
朝鲜战争最深刻的起因在于战后形成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及其所控制的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格局。
美国凭借其军事实力和经济援助，完全控制着南韩的大政方针，比如在对北朝鲜采取防御还是进攻、是否越过三八线、何时和怎样进行停火谈判等重大问题上，李承晚尽管满腹牢骚和极度不满，但也无可奈何。
苏联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朝鲜战争，但实际上北朝鲜从策划到进攻，从装备到训练，乃至撤退和重新整编，每一个步骤都是请示过苏联的，甚至金日成想求中国支援他1500名司机这样的小事，都要报经斯大林批准。同样，中国参战的前后包括最后停战谈判也都是经苏联同意后进行的。
听着杜鲁门总统鼓动为了帮助“亚洲人民实现自由而参战”的美国大兵们，很快就知道这场战争对美国毫无益处。中国参战后，美国攻破朝鲜全境的可能性遥不可及。美国军中因此有句谑语——“为平局而死”(Die for a Tie)。而后来华盛顿的朝鲜战争纪念碑上则写着：“自由不是没有代价的”(Freedomis not free)。
玩笑成了现实。朝鲜战争三年，围绕三八线展开了令人疲惫而又惨困的拉锯战和消耗战，以及差不多同步进行的旷日持久的停战谈判。武力较量和唇枪舌剑的最终结局是双方又回到了三八线——战争的起点。当然，签署停战协定时，双方都宣称自己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但朝鲜半岛局势又回到了战前。
美国的军事历史学家马歇尔把这场战争称之为“20世纪最令人难以忍受的局部战争”。在战争结束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说，“无论是从政治角度还是从军事角度讲，如果让全世界最为高明的专家找出一处糟糕的战争最不应该发生的地方。那么，他们一定会异口同声地说，这个地方就是朝鲜。”
历史学家莫里斯·艾泽曼在他《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一书里写道，“所有的战争，无一例外都会给人类带来灾难，但极少出现损失如此之大，而收获如此之小的情况。”战争结束后，金日成仍然掌权北朝鲜，李承晚依然还是南朝鲜的领导人，美国人继续放任他无节制地践踏民主，直到上世纪60年代才被学生起义推翻。
但实际上，朝鲜战争的影响，又远非重回三八线这么简单。
对于亚洲国家和诸多政治势力而言：中国参战，自己领土安危得以保全，也取得苏联信任，苏联对中国的援建也在朝鲜战争之后展开；李承晚政府得救，并以军事现代化带动了教育等其他领域的现代化，一批受训的美式青年精英，此后推动了经济发展，又在政治上反噬了威权统治；蒋介石政府也得到一些好处；日本没有参战，但它是另一个胜利者——作为美军和联合国军队服务、供应和娱乐基地，日本积累了许多财富，并因为战争生产武器而加速了经济复兴。
苏联远观了这场战争，看着美国把兵力集中在东方而非欧洲，坐收渔翁之利。他们没出一兵一卒，但直接扼杀了当时美国和中国大陆之间建立任何友好关系的可能性。
对美国的影响更大。“二战”后已经被削减得只剩下一付骨架的美国军事力量，因为这场战争的刺激，战后在国会长期获得充足的资金支持。尽管美国民众从来就不喜欢这场战争，但有观点认为战争刺激了国家经济，使美国的繁荣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这场战争创造出了一个泛美组织，使得北约从一支停留在纸上的力量变成一个真正的势力。到1955年，美国在36个国家建立了450处军事基地。并且在拉丁美洲之外大约20个国家签订了政治和军事条约。到上世纪70年代初，美国在30个国家驻军100万人。如美国外交家查尔斯·波伦所言：“是朝鲜战争，而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把美国变成了一个世界范围的军事一政治大国”。
但朝鲜战争，也是美国从未遇到的危机。终于让他们意识到，全面战争再无可能。但美国并没有吸取这个教训，这也让他们在越南付出了更大的代价。
朝鲜战争，也把朝鲜这个“晨曦清亮之国”变成废墟。至今都无法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在这场战争中丧生。多方的统计数字常有矛盾。
美国人对这场战争不忍言说。在中国，“抗美援朝”也作为一个时代印迹，渐行渐远。对于那些在战争中逝去的人，那些尽管幸存却因为身体、心灵创伤终生无法摆脱战争阴影的人，我们感知他们的方式，往往是通过各种各样一知半解的碎片——而这些碎片，既因为时代话题的变迁逐渐淡出视野，也因为僵化的宏大叙事而未得到足够的呈现。
未尽真相的表彰，有时也是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