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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你们太有意思了，居然把姚景源的这句话写上来了。”王国刚翻看着记者递上的《经济》2014年2月刊，指着那句“小狗也能当银行行长”笑道。这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看完稿子后笑着说道：“其他媒体都曲解他的意思了，幸好你们给了他一个解释的机会，就像你们写的，他是指现在的银行应该向市场开放，而不是搞垄断。”
在北京中冶大厦见到王国刚时，“爽朗”、“随和”是他留给记者的第一印象。刚走进办公室的时候，记者还有些局促，不知该从何谈起。王国刚的“哈哈”笑声让记者彻底放松下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奇特”经历。
两个故事 影响一生
王国刚告诉《经济》记者，有两个故事，影响他的一生。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1971年4月19日，我从福州启程，坐火车去福建的龙岩。那时候，福建有一个生产建设兵团，这个兵团办了一个钢厂，叫福建龙岩特钢厂。我到那地方是20日，随后交报到证、开会，4月21日便开始了我的工作生涯。”彼时，王国刚还不足16岁。
“不足16岁的我并没有受过多少教育，还正是向老师学习的年纪。但当时的口号是‘知识分子要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于是在4月21日穿上工作服之后，领导郑重地对我们说，‘你们现在是工人阶级一份子了，你们要去教育别人。’当时我就糊涂了，直到现在我都没搞清楚应该谁教育谁。”说到这里，王国刚不禁大笑起来。“由此我明白了一件事，这件事呢，用俗话说叫‘屁股指挥脑袋’，说得正式点叫‘岗位决定思想’。所以在为人处世的时候，千万不要认为自己坐在某个位置就高人一等，也千万不要因为地位去把人划分成三六九等。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只是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不同罢了。”
“第二个故事则决定了我未来的发展道路。”王国刚起身倒了一杯茶，娓娓道来。
“1975年的时候，福建师范大学派了一批师生去到龙岩特钢厂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实践。当时特钢厂的政工处和这批福建师大的师生一起召开了一个大会，大会主题是批判“十七年”修正主义路线（1949年～1966年）。参加会议的有三组人，一组是工厂政工处人员，一组是福建师大的师生，第三组就是以我为首的工人理论队伍。会议开始进行得很热烈，福建师大的师生们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政工部的干部批判修正主义工业路线，等到我发言的时候，我提了三个问题。”王国刚回忆起当时提的问题，脸上仍掩不住自信。
“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到处都在批判这17年的修正主义路线，党和中央难道就真的无所作为吗？第二个问题是，这17年间是谁领导中国取得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和社会进步，从而初步改变了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第三个问题则与商品经济有关，计划固然是从事经济活动的一种手段，但是如果没有商品、货币，将如何进行经济活动？”
在王国刚提出这三个问题后，会议的格局发生了改变，大家开始纷纷讲述17年来的成就和成功经验。这件事也让他给福建师大的校领导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年后，便被点名过去上学，生活也从此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这个故事告诉我，做人一定要实事求是，讲实话，不要讲虚话。这也是我恪守一生的人生信条。”
两个故事虽然短小，却清晰生动地勾画出了王国刚治学严谨的学者形象。
背书——学习最聪明的途径
在和记者交谈的过程中，王国刚对三四十年前的事情都如数家珍，甚至连具体的时间地点都还大致记得。对于这一好记性的由来，王国刚解释道，“这与我的学习方法有关。”
上世纪70年代初在特钢厂工作的那几年中，王国刚通读了马列主义7本书，但是用他的话说，当时读得懵懵懂懂。“什么阶级和阶层的关系、什么政治和政权的关系、什么布尔什维克、托洛斯基等，一概读不懂，也分不清。”王国刚笑称。
从科学社会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一直学习到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王国刚的经济学求学之旅由此开始。
1972年，他开始读《资本论》的简装本，“这不是因为兴趣，只是因为觉得马克思主义以经济学为基础，所以，先从基础开始学习。”王国刚坦言道，尽管把《资本论》翻来覆去通读了好几遍，但还是有很多概念都搞不太清楚。而到了1973年，他开始在工人夜校教列宁的《帝国主义论》，1974年教《资本论》。
“当时可真是不清不楚。工人学员们提的问题不仅解答不上来，甚至连解答的头绪都没有。下了课之后便四处问人，但周围也没多少人懂。”提起尴尬往事，王国刚爽快一笑，“但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了学习的一个最佳途径就是背书。当时我熟背了‘老三篇’（《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除此之外还背了一大堆马列的书。”王国刚认为，人脑如电脑。电脑之所以能迅速处理程序，是因为电脑中储存着足够多的软硬件，而人脑也只有在储存了足够多的知识之后才能处理好相关问题。所谓，熟能生巧。背书不仅能够让大脑迅速充实起来，其最大的好处是让人在空闲的时候忍不住在头脑里琢磨书中的字句，而一些晦涩难懂的语句则会在反复研读之下突然“柳暗花明又一村”。
在南京大学教学的时候，王国刚说，他当时做了一个“实验”以印证自己的这个体会。“当时我先后教了12门课，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必修课是闭卷考试，而选修课是开卷考试，有的选修课甚至只需要交一篇论文即可。每当一学期结束之后，到了下学期伊始，我便会随机挑选几名同学问问上学期考过的教科书内容。”王国刚认为“实验”结果与自己的体会正相符。“对于背诵记忆过的必修课，大多数学生都还能记得这门学科的主要概念；而对于开卷的选修课来说，别提解释概念了，有的学生甚至连课程名称都不记得了。所以我们现在不管是讲应试教育还是素质教育，首当其冲的都是要把头脑充实起来。学工科的要多做实验，学理科的要多做题，而文科则需要多背书。背概念、背原理、背常识，等到背熟了之后，你就会发现，每一门学科的逻辑都是通过基本概念推导的，只要将基本概念了熟于心，这门学科便不再晦涩，进而就可以通读百家。”大量文献资料的记忆不仅造就了王国刚令人羡叹的好记性，同时也印证了那句古语，“凡有建树者，无不成功于勤”。
实践——“寻道者”的本分
俗话说：人有三宝“精、气、神”。王国刚始终坚持科研应贯穿三大逻辑，实践逻辑永远是第一位，理论逻辑和技术逻辑必须服从于实践逻辑。
“金融乃致用之学。不知天下之事，何以坐而论道？何为‘道’？道乃规律、机制之理和行为方向。要想避免南辕北辙，做到事倍功半，就要识‘道’。由此，就有了寻道人和论道人，我们就是这些人的一份子。作为寻道人，以中国实践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学者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推进金融理论的中国化则是我们的历史革命。服务于实践、创造中国金融理论、‘做好思想库智囊团’，这就是我们经济学者的追求、我们的精神。”王国刚告诉记者，金融所在2013年以前的办公地点是当年的海军司令部。2003年在修缮时，有意保留了一块“作战指挥室”的玻璃。多年来，“白手起家”、“艰苦奋斗”、“由弱到强”谱写了中国海军走向现代化的诗篇，也映照着社科院金融所的成长之路。
“寻道者犹如夜行者，既有在黑暗中前行的辛劳，也有论道以启发乃至教诲他人的本分。毕竟，行道者不是一人，而是众生。要令众人达成共识是困难的，要将这些共识转变为制度、体制、机制和共同的行动更加困难。”提及作为学者的责任，王国刚一改先前的随和，表情变得认真起来。
“寻道者要持扎实演进的态度。浅尝辄止、感情用事、哗众取宠、人云亦云均不可取。抄袭剽窃他人成果更是在禁止之列。”“甘于寂寞、不慕虚荣、埋头苦干、不急于求功”是历史上众多大师所具有的基本品质，也正是王国刚毕生所倡导的人生价值的体现。
在北京中冶大厦见到王国刚时，“爽朗”、“随和”是他留给记者的第一印象。刚走进办公室的时候，记者还有些局促，不知该从何谈起。王国刚的“哈哈”笑声让记者彻底放松下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奇特”经历。
两个故事 影响一生
王国刚告诉《经济》记者，有两个故事，影响他的一生。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1971年4月19日，我从福州启程，坐火车去福建的龙岩。那时候，福建有一个生产建设兵团，这个兵团办了一个钢厂，叫福建龙岩特钢厂。我到那地方是20日，随后交报到证、开会，4月21日便开始了我的工作生涯。”彼时，王国刚还不足16岁。
“不足16岁的我并没有受过多少教育，还正是向老师学习的年纪。但当时的口号是‘知识分子要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于是在4月21日穿上工作服之后，领导郑重地对我们说，‘你们现在是工人阶级一份子了，你们要去教育别人。’当时我就糊涂了，直到现在我都没搞清楚应该谁教育谁。”说到这里，王国刚不禁大笑起来。“由此我明白了一件事，这件事呢，用俗话说叫‘屁股指挥脑袋’，说得正式点叫‘岗位决定思想’。所以在为人处世的时候，千万不要认为自己坐在某个位置就高人一等，也千万不要因为地位去把人划分成三六九等。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只是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不同罢了。”
“第二个故事则决定了我未来的发展道路。”王国刚起身倒了一杯茶，娓娓道来。
“1975年的时候，福建师范大学派了一批师生去到龙岩特钢厂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实践。当时特钢厂的政工处和这批福建师大的师生一起召开了一个大会，大会主题是批判“十七年”修正主义路线（1949年～1966年）。参加会议的有三组人，一组是工厂政工处人员，一组是福建师大的师生，第三组就是以我为首的工人理论队伍。会议开始进行得很热烈，福建师大的师生们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政工部的干部批判修正主义工业路线，等到我发言的时候，我提了三个问题。”王国刚回忆起当时提的问题，脸上仍掩不住自信。
“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到处都在批判这17年的修正主义路线，党和中央难道就真的无所作为吗？第二个问题是，这17年间是谁领导中国取得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和社会进步，从而初步改变了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第三个问题则与商品经济有关，计划固然是从事经济活动的一种手段，但是如果没有商品、货币，将如何进行经济活动？”
在王国刚提出这三个问题后，会议的格局发生了改变，大家开始纷纷讲述17年来的成就和成功经验。这件事也让他给福建师大的校领导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年后，便被点名过去上学，生活也从此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这个故事告诉我，做人一定要实事求是，讲实话，不要讲虚话。这也是我恪守一生的人生信条。”
两个故事虽然短小，却清晰生动地勾画出了王国刚治学严谨的学者形象。
背书——学习最聪明的途径
在和记者交谈的过程中，王国刚对三四十年前的事情都如数家珍，甚至连具体的时间地点都还大致记得。对于这一好记性的由来，王国刚解释道，“这与我的学习方法有关。”
上世纪70年代初在特钢厂工作的那几年中，王国刚通读了马列主义7本书，但是用他的话说，当时读得懵懵懂懂。“什么阶级和阶层的关系、什么政治和政权的关系、什么布尔什维克、托洛斯基等，一概读不懂，也分不清。”王国刚笑称。
从科学社会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一直学习到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王国刚的经济学求学之旅由此开始。
1972年，他开始读《资本论》的简装本，“这不是因为兴趣，只是因为觉得马克思主义以经济学为基础，所以，先从基础开始学习。”王国刚坦言道，尽管把《资本论》翻来覆去通读了好几遍，但还是有很多概念都搞不太清楚。而到了1973年，他开始在工人夜校教列宁的《帝国主义论》，1974年教《资本论》。
“当时可真是不清不楚。工人学员们提的问题不仅解答不上来，甚至连解答的头绪都没有。下了课之后便四处问人，但周围也没多少人懂。”提起尴尬往事，王国刚爽快一笑，“但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了学习的一个最佳途径就是背书。当时我熟背了‘老三篇’（《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除此之外还背了一大堆马列的书。”王国刚认为，人脑如电脑。电脑之所以能迅速处理程序，是因为电脑中储存着足够多的软硬件，而人脑也只有在储存了足够多的知识之后才能处理好相关问题。所谓，熟能生巧。背书不仅能够让大脑迅速充实起来，其最大的好处是让人在空闲的时候忍不住在头脑里琢磨书中的字句，而一些晦涩难懂的语句则会在反复研读之下突然“柳暗花明又一村”。
在南京大学教学的时候，王国刚说，他当时做了一个“实验”以印证自己的这个体会。“当时我先后教了12门课，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必修课是闭卷考试，而选修课是开卷考试，有的选修课甚至只需要交一篇论文即可。每当一学期结束之后，到了下学期伊始，我便会随机挑选几名同学问问上学期考过的教科书内容。”王国刚认为“实验”结果与自己的体会正相符。“对于背诵记忆过的必修课，大多数学生都还能记得这门学科的主要概念；而对于开卷的选修课来说，别提解释概念了，有的学生甚至连课程名称都不记得了。所以我们现在不管是讲应试教育还是素质教育，首当其冲的都是要把头脑充实起来。学工科的要多做实验，学理科的要多做题，而文科则需要多背书。背概念、背原理、背常识，等到背熟了之后，你就会发现，每一门学科的逻辑都是通过基本概念推导的，只要将基本概念了熟于心，这门学科便不再晦涩，进而就可以通读百家。”大量文献资料的记忆不仅造就了王国刚令人羡叹的好记性，同时也印证了那句古语，“凡有建树者，无不成功于勤”。
实践——“寻道者”的本分
俗话说：人有三宝“精、气、神”。王国刚始终坚持科研应贯穿三大逻辑，实践逻辑永远是第一位，理论逻辑和技术逻辑必须服从于实践逻辑。
“金融乃致用之学。不知天下之事，何以坐而论道？何为‘道’？道乃规律、机制之理和行为方向。要想避免南辕北辙，做到事倍功半，就要识‘道’。由此，就有了寻道人和论道人，我们就是这些人的一份子。作为寻道人，以中国实践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学者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推进金融理论的中国化则是我们的历史革命。服务于实践、创造中国金融理论、‘做好思想库智囊团’，这就是我们经济学者的追求、我们的精神。”王国刚告诉记者，金融所在2013年以前的办公地点是当年的海军司令部。2003年在修缮时，有意保留了一块“作战指挥室”的玻璃。多年来，“白手起家”、“艰苦奋斗”、“由弱到强”谱写了中国海军走向现代化的诗篇，也映照着社科院金融所的成长之路。
“寻道者犹如夜行者，既有在黑暗中前行的辛劳，也有论道以启发乃至教诲他人的本分。毕竟，行道者不是一人，而是众生。要令众人达成共识是困难的，要将这些共识转变为制度、体制、机制和共同的行动更加困难。”提及作为学者的责任，王国刚一改先前的随和，表情变得认真起来。
“寻道者要持扎实演进的态度。浅尝辄止、感情用事、哗众取宠、人云亦云均不可取。抄袭剽窃他人成果更是在禁止之列。”“甘于寂寞、不慕虚荣、埋头苦干、不急于求功”是历史上众多大师所具有的基本品质，也正是王国刚毕生所倡导的人生价值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