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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曼哈顿的华尔街铜牛，已被世界各地游客的“热情之手”摸得铮亮。
6年了，时间过得很快。华尔街依然是世界金融中心，华尔街铜牛依然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但此时的华尔街、此时的世界经济、此时的中国经济，跟6年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有些记忆已经被永远定格。
2008年9月15日，拥有150多年历史的美国投行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产，这是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的标志性事件。
仿佛就在一夜间，华尔街的信心崩溃了。金融资产遭受大量抛售和大幅度减值，美国几大投行相继倒闭或被接管，信贷紧缩，股市崩盘，企业投资大量减少，经济明显下滑。从1894年即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经济“老大”的美国，其经济的急剧下滑迅速向全球扩散，进而引爆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美欧危机共振，导致世界经济全面下跌，没有一个地区或国家能独善其身。国际金融危机演变为了一次世界经济的深度衰退。
国际金融危机就这样伴随着我们走过了6个年头。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再次审视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因为，世界经济仍处于“后危机时代”，复苏缓慢。要观察和理解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出现的新特征、新常态，必然要联系到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入研究。
我们走访了经济学家，我们也回访了经历过2008年以来金融动荡的银行界人士，我们还特意到浙江义乌，跟那些直接触摸市场的企业界人士进行交流。
我们试图深入探究，世界经济出现了哪些变化？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哪些影响？
我们试图深入分析，国际金融危机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启示？
我们认为，世界经济及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有这样三个特征。
特征一，世界经济不再是单一引擎而是双引擎，全球治理结构受到明显冲击。
2008年世界经济的排名是：美国，139800亿美元；日本，52900亿美元；中国，33700亿美元；德国，32800亿美元。
2013年世界经济的排名是：美国，167997亿美元；中国，91814亿美元；日本，49015亿美元；德国，36360亿美元。
简单分析这些数据可以看出：一、美国仍然毫无争议是世界第一，但领先第二位已不是以往的两倍以上，而是不到一倍了；二、中国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两者之间的差距在扩大，这一格局很难再改变；三、6年间，美国保持了低增速，日本、德国经济增长相当缓慢，而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中高速增长，对世界经济的贡献逐渐加大。
由此可见，6年来，各个国家的实力此消彼长，发达国家占世界经济比重下降，新兴市场国家的比重开始上升，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增加。全球经济引擎原来是美国，现在美国和新兴市场国家一起，成为了世界经济双引擎，形成了新的经济格局。
今年的情况更加印证了以上的判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14年全球经济将增长3.7%，2015年增长3.9%，金砖国家将继续引领全球增长。目前来看，世界经济整体上还处在危机后的修复阶段。美国经济一季度受气候影响出现下降，二季度以来就业、制造业和房地产市场回暖，经济增长加快；日本经济一季度出现了6.1%的增势，但二季度完全逆转，骤降6.8%，成为2011年3月大地震和海啸以来最大季度跌幅，大大超出预期。经济发展不稳定；欧洲经济进入弱复苏状态，德国二季度GDP下跌0.2%，预计全年增长1.8%，而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则仍处于艰难回升阶段；新兴经济体在经历年初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引发的金融动荡后逐步回稳，预计经济可能好转。中国经济一季度增长7.4%，二季度增长7.5%，继续领跑世界经济，保持了总体平稳。
随着发达经济体的相对衰落和新兴国家的相对崛起，新兴国家的国际地位及其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随之上升，对全球治理结构形成了明显冲击。发达国家无力独立应对金融危机，包括10个新兴国家的G20组织代替了G7，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首要平台。中国是G20成员中经济体量连续多年增长最快的国家，
2013年9月，习近平作为中国国家主席首次出席G20峰会，站在推动全球经济更加平衡及可持续增长的高度，提出发展创新、增长联动、利益融合等一系列新理念。中方的很多观点和建议均被纳入峰会宣言，提高了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
不过，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发达国家，并不愿意看到一个并非由自己主导的秩序崛起。寻求世界经济新秩序的道路注定不会平坦。
特征二，世界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依然较多。
今年年初，美联储加大了减债规模，结果导致巴西、印度、南非等新兴市场外资大规模撤离，股票和债券市场损失惨重，汇率大幅下挫。阿根廷比索甚至在一周内跌去15%。新兴市场的金融动荡，再次显示，世界经济复苏之路依然曲折，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依然较多。
国际金融危机6年，世界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直接影响着复苏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一，过去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积极促进产业转移，现在则出现了“去全球化”的思潮和行为，提出“再工业化”，要将转移出去的产业再拉回来。发达国家积极扶持实体经济。美国特别提出要重塑制造业，鼓励制造业回流，德国、日本和韩国等也重新规划了相应的产业调整战略，目的是留住高端核心制造业，维持强势竞争力。
二、过去高举自由贸易大旗，现在则是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美国不遗余力地谋划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想让TPP规则成为超越WTO的新规则，以此改造世界贸易格局，而中国没能参加这个谈判。
三、美国量化宽松政策退出可能带来风险和影响。为应对金融危机，各国猛印钞票大量“放水”，利率降至几近于零，全球流动性过剩，致使投机资金大量进入新兴市场国家，推高新兴市场国家的顺差和外汇储备，导致本币升值，通胀压力增大，外汇储备大幅缩水。尽管发达国家货币政策转向中性迟早要发生，但如果退出过早、力度过大，有可能引发新兴市场国家资本外流，也可能引起欧债利率上升，拖累世界经济复苏。如果退出过迟、力度过轻，则有可能吹大全球资产价格泡沫，继续加大新兴市场国家的通胀压力。 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道路漫长且存在较多不确定性。虽然国际社会对美元的信心下降，但尚无哪国货币能与美元匹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政府最终承担起国际责任，维持了人民币币值的稳定；在本次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当冰岛主要银行面临崩溃，又是中国央行首先伸出援手，和冰岛央行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从2008年底至2013年，中国央行先后与24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人民币国际化步伐加快。今年7月中旬，中国、巴西、俄罗斯等签署协议，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并建立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此举不仅有助于金砖国家的经济发展，也给人民币国际化带来了新的机会。
五、各国各地区结构性改革进展缓慢。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标志着以美国过度消费为引擎的世界经济增长模式走到尽头。世界主要经济体纷纷进入经济再平衡的艰难调整期，通过结构性改革，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目前来看，实体经济发展仍面临诸多困难，主要原因就是结构性改革进展缓慢，比如，美国社会改革滞后、收入不平等扩大；欧洲财政金融、劳动力市场改革等受制于成员国多元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阻力等，这些问题都不可避免地影响世界经济复苏的内生动力。
特征三，中国经济呈现趋势性、不可逆的新常态，中高速、优结构、新动力、多挑战。
从2008年到2013年，中国经济增速分别为9.0%、9.2%、10.3%、9.3%、7.8%、7.7%，2014年上半年是7.4%。由此可见，最近两三年中国经济增速在回落，从前30年平均10%左右的连续高增长，下了一个台阶，基本稳定在7.5%左右中高速增长。
国际金融危机六年来，各方对中国经济增速换挡的共识不断增加。全国大多数省份调低了2014年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
随着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出现了明显不同于以往的许多新特征，不仅表现为经济增速的放缓，更表现为增长动力的转换、经济结构的再平衡，也意味着改革开放进入一个全新阶段。
一、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增速换挡回落，从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为7%—8%的中高速增长，这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征之一。一方面从客观经济规律来看，经济增长具有周期性，没有哪个经济体能一直保持高增长。受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等因素决定，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是个不争的事实；另一方面国内外经济形势错综复杂，不确定的国际经济环境拖累了外需，而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国实施了力度空前的经济刺激政策。任何刺激政策不可能只有产出没有投入、只有利处而无弊处，中国保住了速度、保住了就业，也必须为刺激政策的弊处买单，如高房价、高流动性、高地方债等，这些都会影响经济增速。
二、从结构不合理转向结构优化。与增长速度放缓相适应，中国的经济结构已经或正在发生转折性变化。中国经济通常被认为是投资为主、工业为主、出口导向型的结构。经济增速的放缓，以及国际金融危机的长期化、各国应对危机加快结构调整的积极成效，增强了我们用市场机制倒逼经济结构调整的紧迫感。近年来，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突出表现为：一，生产结构中的农业和制造业比重明显下降，服务业比重明显上升，服务业取代工业成为经济增长主要动力；二，需求结构中的投资率明显下降，消费率明显上升，消费成为需求增长的主体；三，收入结构中的企业收入占比明显下降，居民收入占比明显上升。
三、从要素投入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创新驱动乃大势所趋、形势所迫、强国所需。我国有13亿多人，如果继续延续拼投资、拼资源、拼环境的办法和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的路子，那全球现有资源都给我们也不够用！老路走不通，新路在哪里？就在创新上，就在加快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发展为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的转变上。近来，我国在通信、高性能计算机、数字电视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技术突破，与此同时，网络经济等新兴业态、新商业模式也蓬勃发展，并广泛渗透到生产、流通、消费等各个领域，成为经济发展中的新增长点。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以及管理创新的不断突破，给各行各业带来了活力。
四、从隐含风险转向面临多种挑战。从国际经验来看，在潜在增长率回落、增长动力转换过程中，充满了风险和不确定性，一旦处理不好，就容易出现过大的波动。当前我国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突出风险主要有流动性风险、房地产风险、地方债务风险和产能过剩问题，这些风险矛盾交织、隐患显现，必须统筹解决，协同推进公共财政、税制、金融、土地、房地产、行政管理等多方面改革。
新常态之“新”，意味着不同以往；新常态之“常”，意味着相对稳定。科学认识新常态，积极应对新常态，学会适应新常态，经济工作才有了方向，有了抓手。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国际金融危机的6年，世界经济整体上仍处在危机后的修复阶段和发展方式的转换阶段。近一段时期，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伊拉克内战等热点问题接二连三，全球地缘政治形势更趋复杂，直接影响到地区投资和贸易环境，以及大宗商品市场的价格。可见，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具有复杂性、长期性的特点。分析六年来国内外的深刻变化，我们认为，国际金融危机给我们带来了三点启示。
第一点启示，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讨论，从国外到国内经久不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也是我们深化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过程。
这场危机对西方国家的思想理论和发展模式产生了巨大冲击。6年来，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反思一直没有停止过。国际社会逐渐形成的共识表明，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在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西方模式的发展神话已难自圆其说。
第一，主张“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流水落花春去也”。各方普遍认为，国际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是发达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不当、虚拟经济过度扩张、政府监管缺失造成的。新自由主义泛滥，经济全球化和美元霸权使世界经济积累了严重的结构性矛盾。 第二，主张“政府干预经济波动是一种‘常态’”的凯恩斯主义也难以妙手回春。危机之后，各国普遍增加了对宏观经济的干预和对市场的监管，凯恩斯学说渐渐被各国接受，但不理想的结果有目共睹。“单向托市”的结果是，经济运行中的结构问题得不到既是调整和纠正，风险得不到及时释放，最后导致“滞胀”或长期停滞。
国际金融危机告诉我们，一方面，我们要相信市场，凡是市场能做到的，就尽量让市场去做。只有市场做不了、做不好的，才由政府来做。另一方面，我们要承认市场是有缺陷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仅仅靠市场投资者的自律是不哦股的，还需要有来自政府的监管。
结合中国的实际，对于脱身于计划经济体制的中国来说，当前面临的最主要问题不是市场的“缺陷”，而是市场的“缺失”。
所以，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方向的改革，决不能把市场与政府对立起来，要针对当前“市场缺失”这一最主要问题，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第二点启示：正确处理金融发展和实体经济的关系。
金融危机不是天灾是人祸。
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加强金融监管的呼声遭到冷遇。在这种背景下，金融创新盛行，金融衍生品层出不穷，大量资金被高回报吸引到金融市场之中，甚至脱离了实体经济的真实需求而自我繁殖、自我复制、自我循环，这种“金融过度”的直接结果，就是系统性风险不断累积，导致了这场信贷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国际金融危机提醒我们，金融风险不可小觑，要协调好经济增长与金融改革发展、经济增长与金融风险防范的关系，一方面，经济决定金融，经济发展水平和质量从根本上决定着金融发展水平和质量。实体经济发展不好，风险最终会集中反映在金融体系中；另一方面，金融反作用于经济，金融的健康发展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如果金融部门存在缺陷，金融发展严重脱离实体经济，则会加大经济运行风险，甚至以爆发金融危机的重创实体经济。
有人说，中国的金融管得太死，容易出现“金融压制”，从而导致金融发展滞后，并制约实体经济的发展。实际上，金融体制改革步伐很快，不出几年，几大国有银行都进入了世界500强。一些金融机构频频推出金融衍生产品，一些企业脱“实”就“虚”，盲目进入，导致“鸡飞蛋打”的事也不是没有。
这几年，一直有机构发表言论，表示担心中国的金融风险，如游离于监管之外的影子银行，以及信托的兑付危机等。这些“另类”金融创新，一方面的确满足了一部分实体经济对金融中介服务的需要；但另一方面，大量的融资服务游离在正规金融体系之外，加大了监管难度，弱化了货币政策的效果，也增加了金融体系的风险。
我们认为，尽管影子银行在可控范围，但也不能掉以轻心。金融发展必须合理适度，必须适应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必须与实体经济的发展阶段和实际水平相适应。“金融压制”不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同样，“金融过度”也会破坏实体经济的发展。
还有一点经验教训是，金融监管必须与时俱进，关注金融创新和监管领域出现的空白，保证监管资源的充足和监管手段的灵活，防止缺乏监管的过度炒作和投机。
第三点启示：正确处理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国际金融危机6年，让标榜为福利社会的美国、英国、希腊、西班牙、冰岛等国，开始反思其福利主义制度的可持续性，各国社保制度改革风起云涌。
当次贷危机爆发时，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已经比较完善，建立了一整套以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为主的社会保障体系，人们在养老、医疗、失业、生育等各个方面都能够得到良好保障。同时，美国此时的消费金融也比较发达，美国公众的借贷消费理念不断高涨。很多人通过次级抵押贷款来实现“居者有其屋”，结果导致了房地产泡沫，进而导致了次贷危机。因此，此次危机时呈现的是消费过度和生产相对不足。
欧债危机的爆发为欧洲福利国家敲响了警钟。在此次欧债危机中，包括养老金制度在内的福利制度是其重要诱因之一。慷慨的社会保障使福利国家不堪重负。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保障体系具有能上不能下的刚性特征，当政府财力支撑不了过高的社保水平而试图向下调整时，就会遭遇强烈的社会抵抗。英国出现大规模城市骚乱，希腊、西班牙出现大规模反政府游行示威，都是因为这些国家在债务危机的重压下试图压缩社保支出。
这些事实给我们的启示是，社会保障既不能缺失，也不能过度。社会保障缺失会导致收入差距扩大、消费不足，从而造成生产相对过剩，影响社会稳定。但是，如果社会保障过度又容易导致过度消费、经济失衡，最终造成政府的债务负担过重。
因此，我国提出“建机制、补短板、兜底线”，不断健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这实际上是对社会保障福利的一种合乎规律的制度安排，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把不断改善民生建立在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之上。这样才是可持续的福利。
国际金融危机的六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中国经济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成绩实属不易。在国际金融危机等一系列重大挑战面前，我们的发展道路经受了考验，我们的社会制度展现了优势，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显示了威力。应对危机的实践和成效，进一步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优势与活力，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和凝聚力。
6年了，时间过得很快。华尔街依然是世界金融中心，华尔街铜牛依然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但此时的华尔街、此时的世界经济、此时的中国经济，跟6年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有些记忆已经被永远定格。
2008年9月15日，拥有150多年历史的美国投行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产，这是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的标志性事件。
仿佛就在一夜间，华尔街的信心崩溃了。金融资产遭受大量抛售和大幅度减值，美国几大投行相继倒闭或被接管，信贷紧缩，股市崩盘，企业投资大量减少，经济明显下滑。从1894年即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经济“老大”的美国，其经济的急剧下滑迅速向全球扩散，进而引爆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美欧危机共振，导致世界经济全面下跌，没有一个地区或国家能独善其身。国际金融危机演变为了一次世界经济的深度衰退。
国际金融危机就这样伴随着我们走过了6个年头。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再次审视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因为，世界经济仍处于“后危机时代”，复苏缓慢。要观察和理解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出现的新特征、新常态，必然要联系到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入研究。
我们走访了经济学家，我们也回访了经历过2008年以来金融动荡的银行界人士，我们还特意到浙江义乌，跟那些直接触摸市场的企业界人士进行交流。
我们试图深入探究，世界经济出现了哪些变化？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哪些影响？
我们试图深入分析，国际金融危机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启示？
我们认为，世界经济及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有这样三个特征。
特征一，世界经济不再是单一引擎而是双引擎，全球治理结构受到明显冲击。
2008年世界经济的排名是：美国，139800亿美元；日本，52900亿美元；中国，33700亿美元；德国，32800亿美元。
2013年世界经济的排名是：美国，167997亿美元；中国，91814亿美元；日本，49015亿美元；德国，36360亿美元。
简单分析这些数据可以看出：一、美国仍然毫无争议是世界第一，但领先第二位已不是以往的两倍以上，而是不到一倍了；二、中国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两者之间的差距在扩大，这一格局很难再改变；三、6年间，美国保持了低增速，日本、德国经济增长相当缓慢，而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中高速增长，对世界经济的贡献逐渐加大。
由此可见，6年来，各个国家的实力此消彼长，发达国家占世界经济比重下降，新兴市场国家的比重开始上升，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增加。全球经济引擎原来是美国，现在美国和新兴市场国家一起，成为了世界经济双引擎，形成了新的经济格局。
今年的情况更加印证了以上的判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14年全球经济将增长3.7%，2015年增长3.9%，金砖国家将继续引领全球增长。目前来看，世界经济整体上还处在危机后的修复阶段。美国经济一季度受气候影响出现下降，二季度以来就业、制造业和房地产市场回暖，经济增长加快；日本经济一季度出现了6.1%的增势，但二季度完全逆转，骤降6.8%，成为2011年3月大地震和海啸以来最大季度跌幅，大大超出预期。经济发展不稳定；欧洲经济进入弱复苏状态，德国二季度GDP下跌0.2%，预计全年增长1.8%，而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则仍处于艰难回升阶段；新兴经济体在经历年初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引发的金融动荡后逐步回稳，预计经济可能好转。中国经济一季度增长7.4%，二季度增长7.5%，继续领跑世界经济，保持了总体平稳。
随着发达经济体的相对衰落和新兴国家的相对崛起，新兴国家的国际地位及其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随之上升，对全球治理结构形成了明显冲击。发达国家无力独立应对金融危机，包括10个新兴国家的G20组织代替了G7，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首要平台。中国是G20成员中经济体量连续多年增长最快的国家，
2013年9月，习近平作为中国国家主席首次出席G20峰会，站在推动全球经济更加平衡及可持续增长的高度，提出发展创新、增长联动、利益融合等一系列新理念。中方的很多观点和建议均被纳入峰会宣言，提高了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
不过，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发达国家，并不愿意看到一个并非由自己主导的秩序崛起。寻求世界经济新秩序的道路注定不会平坦。
特征二，世界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依然较多。
今年年初，美联储加大了减债规模，结果导致巴西、印度、南非等新兴市场外资大规模撤离，股票和债券市场损失惨重，汇率大幅下挫。阿根廷比索甚至在一周内跌去15%。新兴市场的金融动荡，再次显示，世界经济复苏之路依然曲折，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依然较多。
国际金融危机6年，世界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直接影响着复苏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一，过去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积极促进产业转移，现在则出现了“去全球化”的思潮和行为，提出“再工业化”，要将转移出去的产业再拉回来。发达国家积极扶持实体经济。美国特别提出要重塑制造业，鼓励制造业回流，德国、日本和韩国等也重新规划了相应的产业调整战略，目的是留住高端核心制造业，维持强势竞争力。
二、过去高举自由贸易大旗，现在则是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美国不遗余力地谋划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想让TPP规则成为超越WTO的新规则，以此改造世界贸易格局，而中国没能参加这个谈判。
三、美国量化宽松政策退出可能带来风险和影响。为应对金融危机，各国猛印钞票大量“放水”，利率降至几近于零，全球流动性过剩，致使投机资金大量进入新兴市场国家，推高新兴市场国家的顺差和外汇储备，导致本币升值，通胀压力增大，外汇储备大幅缩水。尽管发达国家货币政策转向中性迟早要发生，但如果退出过早、力度过大，有可能引发新兴市场国家资本外流，也可能引起欧债利率上升，拖累世界经济复苏。如果退出过迟、力度过轻，则有可能吹大全球资产价格泡沫，继续加大新兴市场国家的通胀压力。 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道路漫长且存在较多不确定性。虽然国际社会对美元的信心下降，但尚无哪国货币能与美元匹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政府最终承担起国际责任，维持了人民币币值的稳定；在本次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当冰岛主要银行面临崩溃，又是中国央行首先伸出援手，和冰岛央行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从2008年底至2013年，中国央行先后与24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人民币国际化步伐加快。今年7月中旬，中国、巴西、俄罗斯等签署协议，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并建立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此举不仅有助于金砖国家的经济发展，也给人民币国际化带来了新的机会。
五、各国各地区结构性改革进展缓慢。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标志着以美国过度消费为引擎的世界经济增长模式走到尽头。世界主要经济体纷纷进入经济再平衡的艰难调整期，通过结构性改革，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目前来看，实体经济发展仍面临诸多困难，主要原因就是结构性改革进展缓慢，比如，美国社会改革滞后、收入不平等扩大；欧洲财政金融、劳动力市场改革等受制于成员国多元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阻力等，这些问题都不可避免地影响世界经济复苏的内生动力。
特征三，中国经济呈现趋势性、不可逆的新常态，中高速、优结构、新动力、多挑战。
从2008年到2013年，中国经济增速分别为9.0%、9.2%、10.3%、9.3%、7.8%、7.7%，2014年上半年是7.4%。由此可见，最近两三年中国经济增速在回落，从前30年平均10%左右的连续高增长，下了一个台阶，基本稳定在7.5%左右中高速增长。
国际金融危机六年来，各方对中国经济增速换挡的共识不断增加。全国大多数省份调低了2014年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
随着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出现了明显不同于以往的许多新特征，不仅表现为经济增速的放缓，更表现为增长动力的转换、经济结构的再平衡，也意味着改革开放进入一个全新阶段。
一、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增速换挡回落，从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为7%—8%的中高速增长，这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征之一。一方面从客观经济规律来看，经济增长具有周期性，没有哪个经济体能一直保持高增长。受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等因素决定，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是个不争的事实；另一方面国内外经济形势错综复杂，不确定的国际经济环境拖累了外需，而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国实施了力度空前的经济刺激政策。任何刺激政策不可能只有产出没有投入、只有利处而无弊处，中国保住了速度、保住了就业，也必须为刺激政策的弊处买单，如高房价、高流动性、高地方债等，这些都会影响经济增速。
二、从结构不合理转向结构优化。与增长速度放缓相适应，中国的经济结构已经或正在发生转折性变化。中国经济通常被认为是投资为主、工业为主、出口导向型的结构。经济增速的放缓，以及国际金融危机的长期化、各国应对危机加快结构调整的积极成效，增强了我们用市场机制倒逼经济结构调整的紧迫感。近年来，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突出表现为：一，生产结构中的农业和制造业比重明显下降，服务业比重明显上升，服务业取代工业成为经济增长主要动力；二，需求结构中的投资率明显下降，消费率明显上升，消费成为需求增长的主体；三，收入结构中的企业收入占比明显下降，居民收入占比明显上升。
三、从要素投入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创新驱动乃大势所趋、形势所迫、强国所需。我国有13亿多人，如果继续延续拼投资、拼资源、拼环境的办法和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的路子，那全球现有资源都给我们也不够用！老路走不通，新路在哪里？就在创新上，就在加快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发展为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的转变上。近来，我国在通信、高性能计算机、数字电视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技术突破，与此同时，网络经济等新兴业态、新商业模式也蓬勃发展，并广泛渗透到生产、流通、消费等各个领域，成为经济发展中的新增长点。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以及管理创新的不断突破，给各行各业带来了活力。
四、从隐含风险转向面临多种挑战。从国际经验来看，在潜在增长率回落、增长动力转换过程中，充满了风险和不确定性，一旦处理不好，就容易出现过大的波动。当前我国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突出风险主要有流动性风险、房地产风险、地方债务风险和产能过剩问题，这些风险矛盾交织、隐患显现，必须统筹解决，协同推进公共财政、税制、金融、土地、房地产、行政管理等多方面改革。
新常态之“新”，意味着不同以往；新常态之“常”，意味着相对稳定。科学认识新常态，积极应对新常态，学会适应新常态，经济工作才有了方向，有了抓手。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国际金融危机的6年，世界经济整体上仍处在危机后的修复阶段和发展方式的转换阶段。近一段时期，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伊拉克内战等热点问题接二连三，全球地缘政治形势更趋复杂，直接影响到地区投资和贸易环境，以及大宗商品市场的价格。可见，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具有复杂性、长期性的特点。分析六年来国内外的深刻变化，我们认为，国际金融危机给我们带来了三点启示。
第一点启示，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讨论，从国外到国内经久不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也是我们深化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过程。
这场危机对西方国家的思想理论和发展模式产生了巨大冲击。6年来，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反思一直没有停止过。国际社会逐渐形成的共识表明，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在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西方模式的发展神话已难自圆其说。
第一，主张“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流水落花春去也”。各方普遍认为，国际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是发达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不当、虚拟经济过度扩张、政府监管缺失造成的。新自由主义泛滥，经济全球化和美元霸权使世界经济积累了严重的结构性矛盾。 第二，主张“政府干预经济波动是一种‘常态’”的凯恩斯主义也难以妙手回春。危机之后，各国普遍增加了对宏观经济的干预和对市场的监管，凯恩斯学说渐渐被各国接受，但不理想的结果有目共睹。“单向托市”的结果是，经济运行中的结构问题得不到既是调整和纠正，风险得不到及时释放，最后导致“滞胀”或长期停滞。
国际金融危机告诉我们，一方面，我们要相信市场，凡是市场能做到的，就尽量让市场去做。只有市场做不了、做不好的，才由政府来做。另一方面，我们要承认市场是有缺陷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仅仅靠市场投资者的自律是不哦股的，还需要有来自政府的监管。
结合中国的实际，对于脱身于计划经济体制的中国来说，当前面临的最主要问题不是市场的“缺陷”，而是市场的“缺失”。
所以，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方向的改革，决不能把市场与政府对立起来，要针对当前“市场缺失”这一最主要问题，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第二点启示：正确处理金融发展和实体经济的关系。
金融危机不是天灾是人祸。
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加强金融监管的呼声遭到冷遇。在这种背景下，金融创新盛行，金融衍生品层出不穷，大量资金被高回报吸引到金融市场之中，甚至脱离了实体经济的真实需求而自我繁殖、自我复制、自我循环，这种“金融过度”的直接结果，就是系统性风险不断累积，导致了这场信贷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国际金融危机提醒我们，金融风险不可小觑，要协调好经济增长与金融改革发展、经济增长与金融风险防范的关系，一方面，经济决定金融，经济发展水平和质量从根本上决定着金融发展水平和质量。实体经济发展不好，风险最终会集中反映在金融体系中；另一方面，金融反作用于经济，金融的健康发展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如果金融部门存在缺陷，金融发展严重脱离实体经济，则会加大经济运行风险，甚至以爆发金融危机的重创实体经济。
有人说，中国的金融管得太死，容易出现“金融压制”，从而导致金融发展滞后，并制约实体经济的发展。实际上，金融体制改革步伐很快，不出几年，几大国有银行都进入了世界500强。一些金融机构频频推出金融衍生产品，一些企业脱“实”就“虚”，盲目进入，导致“鸡飞蛋打”的事也不是没有。
这几年，一直有机构发表言论，表示担心中国的金融风险，如游离于监管之外的影子银行，以及信托的兑付危机等。这些“另类”金融创新，一方面的确满足了一部分实体经济对金融中介服务的需要；但另一方面，大量的融资服务游离在正规金融体系之外，加大了监管难度，弱化了货币政策的效果，也增加了金融体系的风险。
我们认为，尽管影子银行在可控范围，但也不能掉以轻心。金融发展必须合理适度，必须适应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必须与实体经济的发展阶段和实际水平相适应。“金融压制”不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同样，“金融过度”也会破坏实体经济的发展。
还有一点经验教训是，金融监管必须与时俱进，关注金融创新和监管领域出现的空白，保证监管资源的充足和监管手段的灵活，防止缺乏监管的过度炒作和投机。
第三点启示：正确处理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国际金融危机6年，让标榜为福利社会的美国、英国、希腊、西班牙、冰岛等国，开始反思其福利主义制度的可持续性，各国社保制度改革风起云涌。
当次贷危机爆发时，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已经比较完善，建立了一整套以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为主的社会保障体系，人们在养老、医疗、失业、生育等各个方面都能够得到良好保障。同时，美国此时的消费金融也比较发达，美国公众的借贷消费理念不断高涨。很多人通过次级抵押贷款来实现“居者有其屋”，结果导致了房地产泡沫，进而导致了次贷危机。因此，此次危机时呈现的是消费过度和生产相对不足。
欧债危机的爆发为欧洲福利国家敲响了警钟。在此次欧债危机中，包括养老金制度在内的福利制度是其重要诱因之一。慷慨的社会保障使福利国家不堪重负。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保障体系具有能上不能下的刚性特征，当政府财力支撑不了过高的社保水平而试图向下调整时，就会遭遇强烈的社会抵抗。英国出现大规模城市骚乱，希腊、西班牙出现大规模反政府游行示威，都是因为这些国家在债务危机的重压下试图压缩社保支出。
这些事实给我们的启示是，社会保障既不能缺失，也不能过度。社会保障缺失会导致收入差距扩大、消费不足，从而造成生产相对过剩，影响社会稳定。但是，如果社会保障过度又容易导致过度消费、经济失衡，最终造成政府的债务负担过重。
因此，我国提出“建机制、补短板、兜底线”，不断健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这实际上是对社会保障福利的一种合乎规律的制度安排，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把不断改善民生建立在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之上。这样才是可持续的福利。
国际金融危机的六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中国经济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成绩实属不易。在国际金融危机等一系列重大挑战面前，我们的发展道路经受了考验，我们的社会制度展现了优势，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显示了威力。应对危机的实践和成效，进一步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优势与活力，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和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