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著名经济学家张曙光总结60年来中国土地变迁的道路，认为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即改革开放前的合作化时期，改革开放以后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大概从90年代开始的土地规模流转时期。最后这个阶段，现在正在进行。
第一个阶段：合作化时期
解放前的中国，基本上实施的是土地私有制度。解放以后经过了土地改革，但仍然是建立在土地的私有制之上的土地制度，后来经过初级社，土地仍然是可以入股分红，大型的农业资料也要作价补偿，所以农民对土地仍然保留一定的产权。
后来发展到高级社，土地归大队所有，农民失去了土地产权。公社化以后，由于政权和产权的合一，土地从有限的公有产权变成无限的公有产权，而且政府的统治一直从最高层到基层，甚至控制了农民的生活决策，办起公共食堂。但是由于公社化不符合客观规律，为机会主义创造了条件，造成了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出现了三年经济危机，土地制度不得不退回到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于是有了“60条”（指1962年《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但60条规定农民的自留地、宅基地、坟地也是集体的。从此开始，农村的全部土地都变成了公有财产。
由于这种制度安排给机会主义行为创造了条件，虽然口头上讲“入社自愿，退社自由”，但是你要退社，就会进行批斗，所以农民是没有公开退出权的，而退出权是个人自由的很重要的制度保障。没有公开的退出，就会有隐蔽的退出，于是磨洋工，出工不出力的现象层出不穷，从而导致农业效益的普遍低下，搞了几十年，农民还吃不饱肚子。
共产党搞农业合作化的本意，是想通过这样一种制度安排为工业化积累资金。当然，政社合一和剪刀差是为工业化积累资金的一种最简便的方法，但是由于农业效率的低下，农业收入很少，所以积累的资金也终究有限。虽然建立了所谓完整的工业体系，但在改革开放以后，很多工业都纷纷垮台。总之，这种制度的安排不但没有解决农业的问题，反而陷入了“贫困陷阱”。
第二个阶段：联产承包责任制
公社化的失败更加促进了农民对经济自由和生活富裕的追求。慢慢地改革开始深入农村。党的发展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些开明的地方官员也看到农村的破败景象，农民生活的贫困状况，因而支持农民的创新。安徽小岗村开创了包产到户的先例，农民按血手印进行包产到户，地方官员也非常支持农民的创新行为。但是当时中央的政策对于包产到户还是不承认的，只是到了1981年中央工作会议上，在各个地方官员的强烈要求下，中央才不得已承认了承包制。到了1983年，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地方在全国超过了90%。这种方式之所以能够解决问题，就在于农民在所承包的那一块土地的使用与其收益之间，建立了直接和稳定的联系，农民成为承包地的承租人和剩余索取者。当时流行的一句话就是“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很好的描述了当时的状况，说明这样一个制度安排达到了国家、集体、农民三者之间的均衡。也正因为如此，再加上1979年开始连续几年的农产品提价，一下子解决了中国的农业问题。
然而，联产承包制仍然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虽然这些变化解决了吃饭的问题，但仍然解决不了农民的富裕问题。而且，由于一家一户只有十来亩地，这些地是按成员权分配的，每个人都要分，所以都细碎化了，分成很多小块，限制了农业的发展，结果农村经济出现了波动。1985年农业出现了低潮。
第三个阶段：土地规模流转
家庭联产承包解决了温饱问题，于是很多人开始从事非农产业，特别是80年代中后期沿海地区工业的发展。很多人进城打工，就业结构发生了变化，因而带来了农村土地制度的变化。有些从事第二、三产业或进城打工的人把土地转包给别人。开始是自发的进行，到了1993年，中央正式出台文件，允许农民进行土地流转，也开始在农村实验区搞土地规模经营试验。
这个阶段的土地流转状况有明显的地域差别。在内地农区，大部分都是自发的流转。由于当时还有农业税，与农业税一起的还有“三提五统”【指村级三项提留（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和乡级五项统筹（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修建乡村道路等民办公助事业的款项）】等农村的各种各样的收费，流转合约往往是流转人把地转包给别人，由别人来承担这些农业的负担。但是流转人还要给他一定的补贴。还有一种方式，村集体将闲置的土地收回来重新包出去，由新的承包户向集体缴纳各种各样的税费。
到了本世纪初，农地流转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中央出台了关于推动土地流转的18号文件，2002年又出台了《土地承包法》。土地流转进入了规范发展阶段。这时有两件事情更为重要：第一是《物权法》的通过。在《物权法》里明确规定，土地的承包权是一种用益物权，这就使得原来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土地的债权性质转变为物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第二，2003年政府减免了农业税，和农业税一起征收的“三提五统”也跟着取消，于是种地的成本收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时候土地流转和约就和以前不同了，把土地转包给别人的人，不仅不给他补贴，而且还要向他收取一定的地租。
土地的规模流转推动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政府在这个时候规范土地流转，土地流转要自愿、有偿，承包户是流转的主体，任何人不能强迫承包户进行土地流转或者采取什么方式流转。这样，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双层经营责任制，就成为我国农业的基本制度。在1993年第一次承包到期以后，延长了承包期，从原来的15年延长到30年。到了2008年又把它变成永久的。这对于巩固和发展土地的流转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农地产权变革带来的巨大变化
首先是产权细分。按土地的自然属性来看，可分为种地、修路、盖房，有地上权利和地下权利。从它的社会属性来考察，有所有权、处置权、使用权、经营权、收益权。最重要的可能是所有权、经营权和收益权。
在第一个阶段合作化的时候，土地的所有权、经营权和收益权是合一的，都归集体，不归农户。农户表面上是一个名义上的所有者，实际上不是一个所有者。经营的决策是集体做的，不是由农户做的。这个时候，农户也没有收益的索取权，只是有劳动权和取得劳动收入的权利，因为农户的收益是从劳动评工计分得来的。这种产权的形态，可以说是一种古典的形态，虽然规模做大了，但其本身的产权结构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所以这种结构不可能改变农业生产经营的方式。不仅如此，由于它给机会主义打开了方便之门，造成了农业生产的破坏。 第二个阶段和第一个阶段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发生了第一次产权分割，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了。所有权依然是集体的，经营权给了农户。农户有了经营决策权，有了劳动权，劳动和经营决策是合在一起的，劳动收入和经营收入也是合在一起的。正因为农户有了决策权，有了比较充分的激励，因而调动了农户经营的积极性，才使得农业生产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发展，出现了上世纪80年代的繁荣，一举解决了温饱问题。
第三个阶段发生了产权的第二次分割，所有权仍然是集体的，但是承包经营权发生了分化。承包权和经营权分开了，承包权依然是农户的，而经营权转给了新的主体——农业大户、农业合作组织、进入农村的涉农企业。这里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土地流转的过程中，原来政府是不提倡反租倒包的，但是在90年代，反租倒包是主要的形式。到了本世纪，政府又不提倡农业企业到农村大规模的包地，但是农业企业进入农村包几百亩、几千亩地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经营，又成为主要的方式。所以，这个时候农村经营的主体已经变成了农业企业、农业合作社和大户。
这样一个变化使得三权分离，所有权是集体的，承包权是承包户的，但是经营权发生了转移，出现了新的经营主体。由于合作组织和涉农企业的进入，使得大规模的现代化的农业经营开始出现。
第二个变化就是农村的经济主体的地位和身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随着产权的细分，农村的经济主体发生了变化，一个是农户，一个是农业的经营主体。农户在合作社的时候只是一个劳动者，不是经营者，也不是所有者。到了第二个阶段，农户的地位发生了变化，既是劳动者又是经营者。农业的经营主体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由于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很多年轻人都进城了，所以农村的经营主体就是大家过去说的所谓“3860”部队：老人和妇女。由于妇女和老人不管是能力、信息都受到很多限制，所以对于农业经营来说也是不利的。
到了第三个阶段，农户既是劳动者，也是所有者。因为这个时候承包权物权化了，物权是财产权。农户在这个时候把土地转包以后是要收租的，租金就是土地财产的收入，因此农户变成了财产的所有者。这个时候的经营主体发生了很重要的变化，变成了大户、合作社和涉农企业，一家一户的小经济就减少了。所以农村的经营主体也发生了很重要的变化。而这些新的经营主体比原来旧的经营主体有更多的优势。
第三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农户收入出现了明显增长。在第一个阶段，农户的收入只有劳动收入，由于评工计分，人七劳三，搞平均主义，激励不足，效率低下，所以工分值很低，有的是几分钱，有的是几毛钱。有的农民辛辛苦苦劳动了一年，最终年终分配时发现还欠合作社的。
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户的收入不仅有劳动收入，而且有经营收入。首先粮食问题解决了，吃饱了，还有了余粮，有的外出打工还可以挣到钱，所以农户的收入增加了。到了第三个阶段，农户的收入又有了新的变化，一部分是劳动收入，一部分是财产收入，承包地流转以后要收取租金，如果是合作社土地入股分红，还会有分红收入，收入普遍增加。
从农村60年土地制度变迁中可以看出，土地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它折射出各个方面的关系，折射出各个方面的利益，需要我们很好研究。
第一个阶段：合作化时期
解放前的中国，基本上实施的是土地私有制度。解放以后经过了土地改革，但仍然是建立在土地的私有制之上的土地制度，后来经过初级社，土地仍然是可以入股分红，大型的农业资料也要作价补偿，所以农民对土地仍然保留一定的产权。
后来发展到高级社，土地归大队所有，农民失去了土地产权。公社化以后，由于政权和产权的合一，土地从有限的公有产权变成无限的公有产权，而且政府的统治一直从最高层到基层，甚至控制了农民的生活决策，办起公共食堂。但是由于公社化不符合客观规律，为机会主义创造了条件，造成了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出现了三年经济危机，土地制度不得不退回到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于是有了“60条”（指1962年《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但60条规定农民的自留地、宅基地、坟地也是集体的。从此开始，农村的全部土地都变成了公有财产。
由于这种制度安排给机会主义行为创造了条件，虽然口头上讲“入社自愿，退社自由”，但是你要退社，就会进行批斗，所以农民是没有公开退出权的，而退出权是个人自由的很重要的制度保障。没有公开的退出，就会有隐蔽的退出，于是磨洋工，出工不出力的现象层出不穷，从而导致农业效益的普遍低下，搞了几十年，农民还吃不饱肚子。
共产党搞农业合作化的本意，是想通过这样一种制度安排为工业化积累资金。当然，政社合一和剪刀差是为工业化积累资金的一种最简便的方法，但是由于农业效率的低下，农业收入很少，所以积累的资金也终究有限。虽然建立了所谓完整的工业体系，但在改革开放以后，很多工业都纷纷垮台。总之，这种制度的安排不但没有解决农业的问题，反而陷入了“贫困陷阱”。
第二个阶段：联产承包责任制
公社化的失败更加促进了农民对经济自由和生活富裕的追求。慢慢地改革开始深入农村。党的发展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些开明的地方官员也看到农村的破败景象，农民生活的贫困状况，因而支持农民的创新。安徽小岗村开创了包产到户的先例，农民按血手印进行包产到户，地方官员也非常支持农民的创新行为。但是当时中央的政策对于包产到户还是不承认的，只是到了1981年中央工作会议上，在各个地方官员的强烈要求下，中央才不得已承认了承包制。到了1983年，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地方在全国超过了90%。这种方式之所以能够解决问题，就在于农民在所承包的那一块土地的使用与其收益之间，建立了直接和稳定的联系，农民成为承包地的承租人和剩余索取者。当时流行的一句话就是“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很好的描述了当时的状况，说明这样一个制度安排达到了国家、集体、农民三者之间的均衡。也正因为如此，再加上1979年开始连续几年的农产品提价，一下子解决了中国的农业问题。
然而，联产承包制仍然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虽然这些变化解决了吃饭的问题，但仍然解决不了农民的富裕问题。而且，由于一家一户只有十来亩地，这些地是按成员权分配的，每个人都要分，所以都细碎化了，分成很多小块，限制了农业的发展，结果农村经济出现了波动。1985年农业出现了低潮。
第三个阶段：土地规模流转
家庭联产承包解决了温饱问题，于是很多人开始从事非农产业，特别是80年代中后期沿海地区工业的发展。很多人进城打工，就业结构发生了变化，因而带来了农村土地制度的变化。有些从事第二、三产业或进城打工的人把土地转包给别人。开始是自发的进行，到了1993年，中央正式出台文件，允许农民进行土地流转，也开始在农村实验区搞土地规模经营试验。
这个阶段的土地流转状况有明显的地域差别。在内地农区，大部分都是自发的流转。由于当时还有农业税，与农业税一起的还有“三提五统”【指村级三项提留（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和乡级五项统筹（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修建乡村道路等民办公助事业的款项）】等农村的各种各样的收费，流转合约往往是流转人把地转包给别人，由别人来承担这些农业的负担。但是流转人还要给他一定的补贴。还有一种方式，村集体将闲置的土地收回来重新包出去，由新的承包户向集体缴纳各种各样的税费。
到了本世纪初，农地流转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中央出台了关于推动土地流转的18号文件，2002年又出台了《土地承包法》。土地流转进入了规范发展阶段。这时有两件事情更为重要：第一是《物权法》的通过。在《物权法》里明确规定，土地的承包权是一种用益物权，这就使得原来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土地的债权性质转变为物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第二，2003年政府减免了农业税，和农业税一起征收的“三提五统”也跟着取消，于是种地的成本收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时候土地流转和约就和以前不同了，把土地转包给别人的人，不仅不给他补贴，而且还要向他收取一定的地租。
土地的规模流转推动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政府在这个时候规范土地流转，土地流转要自愿、有偿，承包户是流转的主体，任何人不能强迫承包户进行土地流转或者采取什么方式流转。这样，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双层经营责任制，就成为我国农业的基本制度。在1993年第一次承包到期以后，延长了承包期，从原来的15年延长到30年。到了2008年又把它变成永久的。这对于巩固和发展土地的流转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农地产权变革带来的巨大变化
首先是产权细分。按土地的自然属性来看，可分为种地、修路、盖房，有地上权利和地下权利。从它的社会属性来考察，有所有权、处置权、使用权、经营权、收益权。最重要的可能是所有权、经营权和收益权。
在第一个阶段合作化的时候，土地的所有权、经营权和收益权是合一的，都归集体，不归农户。农户表面上是一个名义上的所有者，实际上不是一个所有者。经营的决策是集体做的，不是由农户做的。这个时候，农户也没有收益的索取权，只是有劳动权和取得劳动收入的权利，因为农户的收益是从劳动评工计分得来的。这种产权的形态，可以说是一种古典的形态，虽然规模做大了，但其本身的产权结构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所以这种结构不可能改变农业生产经营的方式。不仅如此，由于它给机会主义打开了方便之门，造成了农业生产的破坏。 第二个阶段和第一个阶段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发生了第一次产权分割，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了。所有权依然是集体的，经营权给了农户。农户有了经营决策权，有了劳动权，劳动和经营决策是合在一起的，劳动收入和经营收入也是合在一起的。正因为农户有了决策权，有了比较充分的激励，因而调动了农户经营的积极性，才使得农业生产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发展，出现了上世纪80年代的繁荣，一举解决了温饱问题。
第三个阶段发生了产权的第二次分割，所有权仍然是集体的，但是承包经营权发生了分化。承包权和经营权分开了，承包权依然是农户的，而经营权转给了新的主体——农业大户、农业合作组织、进入农村的涉农企业。这里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土地流转的过程中，原来政府是不提倡反租倒包的，但是在90年代，反租倒包是主要的形式。到了本世纪，政府又不提倡农业企业到农村大规模的包地，但是农业企业进入农村包几百亩、几千亩地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经营，又成为主要的方式。所以，这个时候农村经营的主体已经变成了农业企业、农业合作社和大户。
这样一个变化使得三权分离，所有权是集体的，承包权是承包户的，但是经营权发生了转移，出现了新的经营主体。由于合作组织和涉农企业的进入，使得大规模的现代化的农业经营开始出现。
第二个变化就是农村的经济主体的地位和身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随着产权的细分，农村的经济主体发生了变化，一个是农户，一个是农业的经营主体。农户在合作社的时候只是一个劳动者，不是经营者，也不是所有者。到了第二个阶段，农户的地位发生了变化，既是劳动者又是经营者。农业的经营主体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由于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很多年轻人都进城了，所以农村的经营主体就是大家过去说的所谓“3860”部队：老人和妇女。由于妇女和老人不管是能力、信息都受到很多限制，所以对于农业经营来说也是不利的。
到了第三个阶段，农户既是劳动者，也是所有者。因为这个时候承包权物权化了，物权是财产权。农户在这个时候把土地转包以后是要收租的，租金就是土地财产的收入，因此农户变成了财产的所有者。这个时候的经营主体发生了很重要的变化，变成了大户、合作社和涉农企业，一家一户的小经济就减少了。所以农村的经营主体也发生了很重要的变化。而这些新的经营主体比原来旧的经营主体有更多的优势。
第三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农户收入出现了明显增长。在第一个阶段，农户的收入只有劳动收入，由于评工计分，人七劳三，搞平均主义，激励不足，效率低下，所以工分值很低，有的是几分钱，有的是几毛钱。有的农民辛辛苦苦劳动了一年，最终年终分配时发现还欠合作社的。
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户的收入不仅有劳动收入，而且有经营收入。首先粮食问题解决了，吃饱了，还有了余粮，有的外出打工还可以挣到钱，所以农户的收入增加了。到了第三个阶段，农户的收入又有了新的变化，一部分是劳动收入，一部分是财产收入，承包地流转以后要收取租金，如果是合作社土地入股分红，还会有分红收入，收入普遍增加。
从农村60年土地制度变迁中可以看出，土地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它折射出各个方面的关系，折射出各个方面的利益，需要我们很好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