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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未来中国经济能否打破“增长魔咒”，在未来20多年的时间内继续保持快速的增长，看好的人并不多。大多数的人认为，中国经济从2012年开始，已经先于“刘易斯转折点”告别快速增长周期，未来20年，如果中国经济能够维持6%左右的增长，已经相当不易。
学者的乐观
从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职位离任回国的林毅夫先生是少有的对中国经济未来20年依旧保持快速增长保持乐观的人之一。其最近在天津达沃斯夏季论坛更是重申，中国经济还能以8%的速度保持20年的增长。
其实，这不是他的新观点，而是其多年来一直在论证并坚持的观点。林毅夫在其早期的著作中曾经指出：“日本从1960年开始，用28年的时间在1987年人均收入赶上美国。如果中国能够在2030年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五分之一，就意味着中国从现在开始直到2030年每年的经济增长都要维持在9%左右。”
林毅夫先生认为，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比1960年时日本与美国的差距要大，因此中国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借鉴外国技术，充分利用后发优势。
从林毅夫的学术逻辑看，林毅夫一直强调要素禀赋结构是一国产业结构发展的基础，并以此为基点强调中国的后发优势。相信当年他和杨小凯的那场论战，让很多人记住了“后发优势”这个词。当然，更准确一点讲，林毅夫先生所讲的后发优势，主要指“技术创新”层面，而不是制度层面。
林毅夫先生认为，要对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潜力做出判断，最重要的是分析其技术变迁的可能性。持续的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和制度变迁，是现代社会经济长期增长的驱动力。在他看来，一个国家资本积累的速度取决于该国技术变迁的速度，只要维持比较快速的技术变迁，才能在资本积累的同时打破资本回报不断下降的规律。
对于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林毅夫先生一直认为，投资过热是中国经济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他曾经指出：“上世纪90年代中国曾经经历过一段由政府主导的以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但因投资过热导致了大量的产能过剩，引发了其后长达数年的通货紧缩。”
应该肯定，在中国经济学界，林毅夫先生的学术功底应属一流，但其长期以来只强调“技术创新”而不强调“制度创新”的观点也一直为人所诟病。
但就经济增长理论而言，过去30多年的历史也证明，如果中国坚持走技术创新之路，通过产业升级提高资本深化的程度，中国经济在一段时间内是可以实现快速增长的。
但奇怪的是，在达沃斯论坛上，一直认为中国经济“投资过度”的林毅夫先生，却一反常态开出了出台新一轮刺激政策，大搞基建的药方，这是令人吃惊的。林毅夫举例说：“此前一些人不太理解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比如1998年实施了基础设施投资，到2002年，高速公路长度翻了五倍，当时一些人质疑这些高速公路是资源浪费，但如今很多高速公路已经拥挤了。”而这个其赞赏的例子，又恰恰是其以前的著作中一直受人诟病的。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目前之所以陷入增速不可遏制下滑的困境，恰恰是由于多年以来过度依赖出口和政府投资，再加上制度建设的滞后以及关键领域改革的停滞不前，技术进步缓慢，产业低端，一些产业只有产能的扩张而没有技术的进步，导致很多行业的产能过剩，收入分配改革的僵局又导致消费不断萎缩，这是最近10年，学界一直反思的共识，并将改变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作为中国经济未来努力的方向。
基于此，在经济发展战略上，历届中央高层不断强调转变发展方式，推动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摆脱对政府投资和出口的依赖。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情况下，出于救急的需要，中国启动了规模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坦率而言，“4万亿”的刺激计划的确遏制了中国经济增速的下滑，但因执行的偏差和资源分配的问题，“4万亿”的政府投资计划使得一些产能本来已经过剩的行业更加过剩，而一味地强调“保八”又对结构调整和转型形成了明显的挤出效应，2009年和2010年，投资对中国经济的拉动达到了创纪录的70%以上，经济发展结构更加扭曲，政府过度的举债使得地方债务沉重。
由于资源并没有更多地转向真正困难的中小企业，没有转向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因而在经历三年的增长之后，2012年，中国经济由于产能过剩等问题，导致再次出现严重的困难。
“4万亿”遏制了经济增速的下滑，但2012年中国经济面临的很多问题，又和“4万亿”政策本身不无关系。
未来的选择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事实证明，中国经济如果不坚持转变发展模式，不坚持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不坚持改革开放，不坚持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的发挥，仅仅依靠政府短期投资，除了可以获得短期的“漂亮数据”之外，不仅无助于中国夯实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反而会一再贻误中国经济转型的时机。
基于此，包括笔者在内的人一直呼吁放弃“瘸腿”的增长，下决心放弃对政府投资拉动和出口增长的依赖，推动中国经济的转型。
这种观点，也和林毅夫先生一直强调的技术创新并不矛盾。2012年中国经济的所处的困境是结构性的，而不是周期性的，是长期以来关键领域改革滞后和转型停滞的必然结果。
林毅夫总是说，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和1951年的日本、1967年的新加坡、1975年的台湾以及1977年的韩国较为类似，他据此判断中国未来能继续以8%的速度持续增长20年。
这只是一种时间方面的简单类比，但林毅夫先生列举的每一个实现快速增长的经济体，究竟做了什么，通过什么战略实现了经济的腾飞，这恐怕才是最重要的。
众所周知，日本从1955年以来，经济开始走上腾飞之路，但日本经济的腾飞恰恰是一直在放弃对出口导向的依赖，通过政府强有力推动的产业政策和收入倍增计划，实现经济的成功转型，而不是一味靠投资和出口赶上了美国。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创新步伐开始放慢，过度依赖房地产拉动经济，伤害了日本经济发展之魂，因而经历了惨痛的“失去的二十年”。
其实，中国经济能否突破“增长魔咒”，这已经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未来20年即使增速达到6%，2030年，中国经济从规模上也会超过美国成为第一经济大国。
然而，比速度更重要的是，中国能否改变目前经济规模全球第二，但却没有任何一个产业具有国际竞争力，没有任何一个企业是真正意义上的跨国公司的尴尬局面。
摆脱这样的尴尬，不靠产业升级，不靠改革开放，不靠制度创新，而仅仅靠投资拉动，不要说走不出“增长魔咒”，恐怕会使中国陷入长期的难以走出的“陷阱”。
1928年，当美国总统柯立芝在国情咨文里对美国经济的未来表示乐观的时候，一些有识之士已经看到了美国经济繁荣10年之后蕴藏的巨大结构风险。
1928年之前的10年，美国经济经历了真正的黄金10年，然而，贫富分化的差距，使得“富人致富的速度远远快于穷人脱贫的速度”。另外，佛罗里达半岛人为炒作的房地产泡沫，让很多美国人都暴露出渴望以最小的努力为代价，迅速发财致富的心态。但不到一年，美国经济就遭遇了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10年。
我们可以憧憬日本1955年以后的快速增长，但我们又怎能忘记，1928年柯立芝总统盲目乐观之后10年的大衰退？（编辑/张本科）
学者的乐观
从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职位离任回国的林毅夫先生是少有的对中国经济未来20年依旧保持快速增长保持乐观的人之一。其最近在天津达沃斯夏季论坛更是重申，中国经济还能以8%的速度保持20年的增长。
其实，这不是他的新观点，而是其多年来一直在论证并坚持的观点。林毅夫在其早期的著作中曾经指出：“日本从1960年开始，用28年的时间在1987年人均收入赶上美国。如果中国能够在2030年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五分之一，就意味着中国从现在开始直到2030年每年的经济增长都要维持在9%左右。”
林毅夫先生认为，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比1960年时日本与美国的差距要大，因此中国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借鉴外国技术，充分利用后发优势。
从林毅夫的学术逻辑看，林毅夫一直强调要素禀赋结构是一国产业结构发展的基础，并以此为基点强调中国的后发优势。相信当年他和杨小凯的那场论战，让很多人记住了“后发优势”这个词。当然，更准确一点讲，林毅夫先生所讲的后发优势，主要指“技术创新”层面，而不是制度层面。
林毅夫先生认为，要对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潜力做出判断，最重要的是分析其技术变迁的可能性。持续的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和制度变迁，是现代社会经济长期增长的驱动力。在他看来，一个国家资本积累的速度取决于该国技术变迁的速度，只要维持比较快速的技术变迁，才能在资本积累的同时打破资本回报不断下降的规律。
对于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林毅夫先生一直认为，投资过热是中国经济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他曾经指出：“上世纪90年代中国曾经经历过一段由政府主导的以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但因投资过热导致了大量的产能过剩，引发了其后长达数年的通货紧缩。”
应该肯定，在中国经济学界，林毅夫先生的学术功底应属一流，但其长期以来只强调“技术创新”而不强调“制度创新”的观点也一直为人所诟病。
但就经济增长理论而言，过去30多年的历史也证明，如果中国坚持走技术创新之路，通过产业升级提高资本深化的程度，中国经济在一段时间内是可以实现快速增长的。
但奇怪的是，在达沃斯论坛上，一直认为中国经济“投资过度”的林毅夫先生，却一反常态开出了出台新一轮刺激政策，大搞基建的药方，这是令人吃惊的。林毅夫举例说：“此前一些人不太理解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比如1998年实施了基础设施投资，到2002年，高速公路长度翻了五倍，当时一些人质疑这些高速公路是资源浪费，但如今很多高速公路已经拥挤了。”而这个其赞赏的例子，又恰恰是其以前的著作中一直受人诟病的。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目前之所以陷入增速不可遏制下滑的困境，恰恰是由于多年以来过度依赖出口和政府投资，再加上制度建设的滞后以及关键领域改革的停滞不前，技术进步缓慢，产业低端，一些产业只有产能的扩张而没有技术的进步，导致很多行业的产能过剩，收入分配改革的僵局又导致消费不断萎缩，这是最近10年，学界一直反思的共识，并将改变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作为中国经济未来努力的方向。
基于此，在经济发展战略上，历届中央高层不断强调转变发展方式，推动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摆脱对政府投资和出口的依赖。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情况下，出于救急的需要，中国启动了规模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坦率而言，“4万亿”的刺激计划的确遏制了中国经济增速的下滑，但因执行的偏差和资源分配的问题，“4万亿”的政府投资计划使得一些产能本来已经过剩的行业更加过剩，而一味地强调“保八”又对结构调整和转型形成了明显的挤出效应，2009年和2010年，投资对中国经济的拉动达到了创纪录的70%以上，经济发展结构更加扭曲，政府过度的举债使得地方债务沉重。
由于资源并没有更多地转向真正困难的中小企业，没有转向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因而在经历三年的增长之后，2012年，中国经济由于产能过剩等问题，导致再次出现严重的困难。
“4万亿”遏制了经济增速的下滑，但2012年中国经济面临的很多问题，又和“4万亿”政策本身不无关系。
未来的选择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事实证明，中国经济如果不坚持转变发展模式，不坚持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不坚持改革开放，不坚持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的发挥，仅仅依靠政府短期投资，除了可以获得短期的“漂亮数据”之外，不仅无助于中国夯实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反而会一再贻误中国经济转型的时机。
基于此，包括笔者在内的人一直呼吁放弃“瘸腿”的增长，下决心放弃对政府投资拉动和出口增长的依赖，推动中国经济的转型。
这种观点，也和林毅夫先生一直强调的技术创新并不矛盾。2012年中国经济的所处的困境是结构性的，而不是周期性的，是长期以来关键领域改革滞后和转型停滞的必然结果。
林毅夫总是说，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和1951年的日本、1967年的新加坡、1975年的台湾以及1977年的韩国较为类似，他据此判断中国未来能继续以8%的速度持续增长20年。
这只是一种时间方面的简单类比，但林毅夫先生列举的每一个实现快速增长的经济体，究竟做了什么，通过什么战略实现了经济的腾飞，这恐怕才是最重要的。
众所周知，日本从1955年以来，经济开始走上腾飞之路，但日本经济的腾飞恰恰是一直在放弃对出口导向的依赖，通过政府强有力推动的产业政策和收入倍增计划，实现经济的成功转型，而不是一味靠投资和出口赶上了美国。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创新步伐开始放慢，过度依赖房地产拉动经济，伤害了日本经济发展之魂，因而经历了惨痛的“失去的二十年”。
其实，中国经济能否突破“增长魔咒”，这已经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未来20年即使增速达到6%，2030年，中国经济从规模上也会超过美国成为第一经济大国。
然而，比速度更重要的是，中国能否改变目前经济规模全球第二，但却没有任何一个产业具有国际竞争力，没有任何一个企业是真正意义上的跨国公司的尴尬局面。
摆脱这样的尴尬，不靠产业升级，不靠改革开放，不靠制度创新，而仅仅靠投资拉动，不要说走不出“增长魔咒”，恐怕会使中国陷入长期的难以走出的“陷阱”。
1928年，当美国总统柯立芝在国情咨文里对美国经济的未来表示乐观的时候，一些有识之士已经看到了美国经济繁荣10年之后蕴藏的巨大结构风险。
1928年之前的10年，美国经济经历了真正的黄金10年，然而，贫富分化的差距，使得“富人致富的速度远远快于穷人脱贫的速度”。另外，佛罗里达半岛人为炒作的房地产泡沫，让很多美国人都暴露出渴望以最小的努力为代价，迅速发财致富的心态。但不到一年，美国经济就遭遇了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10年。
我们可以憧憬日本1955年以后的快速增长，但我们又怎能忘记，1928年柯立芝总统盲目乐观之后10年的大衰退？（编辑/张本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