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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被毛泽东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是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其72年的人生历程，先后经历了清政府时代、南京临时政府时代、北洋政府时代和国民党政府时代，一路经历风雨，始终信守爱国和民主的政治理念，致力于废除封建主义的教育制度，是20世纪初中国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开创者。他支持新文化运动，提倡学术研究，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他明确提出废止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封建教育宗旨。倡导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为急务，以道德教育为中心，以世界观教育为终极目的，以美育为桥梁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提出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高深学问。他提倡学术自由，科学民主，主张学与术分校，文与理通科。将“学年制”改为“学分制”，实行“选科制”，积极改进教学方法，精简课程，力主自学，校内实行学生自治，教授治校。他的这些主张和措施，在北京大学推行之后，影响全国，以至有人称他为自由主义教育家。
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这样一个努力废除旧教育制度的人，并不是因为深受旧制度之害才对其深恶痛绝的，相反的是，他自己是旧制度的受益者，是封建科举制度的成功者。他在27岁的年纪，就一路顺风，到达了封建科举的最高点了。
蔡元培家学渊源，有着极其深厚的私塾功底。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秋天，他参加乡试，一举考中举人，浙江省中举者共有155人，蔡元培名列第23名。21岁的年龄就踏上了科举制度的快车道。
乡试的第二年举行恩科会试，蔡元培接着在1890年春天进京赶考，又顺利考中贡生。
考中贡生后，要经过殿试才能成为进士。蔡元培考中贡生后，因殿试朝考的名次均以字为标准，他自认为写得不好，主动要求留待下一科殿试再考，而后回家刻苦练习书法。
1892年春，蔡元培自我感觉可以了，赴京参加殿试，一举获二甲第34名，被选为庶吉士。
清制规定，选为庶吉士后再经过一次散馆考试，优等者授翰林院编修，其余则授各地知县及其他官职。
1894年春，蔡元培赴京应散馆考试，又以优异成绩由庶吉士而授翰林院编修。至此，蔡元培在27岁时就到抵达了科举之路的巅峰，蔡家门上随即被挂上了红底金字的“翰林第”匾额。翰林的功名在科举时代是读书人的至高荣誉，“点翰林”之后，不仅很容易晋升高官，而且一般来说都可飞黄腾达。
在封建科举制度上的一路顺风，恰恰可以看出蔡元培27岁之前青少年时代付出的寒窗辛苦，他自然也深深了解科举制度的利弊。因此，当新文化运动的潮流涌起之时，他毅然站在了新潮流的一边，并且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主将。
他认为大学应当成为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这是蔡元培办学的指导思想，也是他大学教育思想的出发点。早在1912年5月16日，他以教育总长身份出席北京大学的开学典礼，在演说中就提出“大学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更是反复申述这一思想。1917年1月9日，他在就任校长的演说中，明确向学生说明：“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蔡元培如此强调大学性质在于研究高深学问，在当时是为了扭转学生上大学为做官的陈腐“科举”观念。当时学生入学仍抱科举时代思想，以大学为取得官吏资格之机关，而对于学问则没有什么兴趣。蔡元培指出，这是北大“著名腐败的总因”。因此，他认为要改革旧北大，“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他还提出，大学不能只是从事教学，还必须开展科学研究。他要求大学教员不是灌输固定知识，而是对学问有浓厚的研究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大学生也不是死记硬背教员的讲义，而是在教员的指导下自动地研究学问。为了使大学能承担起教学、科研双重任务，他极力主张“凡大学必有各种科学的研究所”。
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改革，不仅使自身改变了面貌，也成为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不仅包容不同的学术和学说流派，不同的人物和主张，也包容资产阶级乃至于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人物，北大因此成为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心、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其影响远远超出了教育领域。
（编辑 文 墨）
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这样一个努力废除旧教育制度的人，并不是因为深受旧制度之害才对其深恶痛绝的，相反的是，他自己是旧制度的受益者，是封建科举制度的成功者。他在27岁的年纪，就一路顺风，到达了封建科举的最高点了。
蔡元培家学渊源，有着极其深厚的私塾功底。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秋天，他参加乡试，一举考中举人，浙江省中举者共有155人，蔡元培名列第23名。21岁的年龄就踏上了科举制度的快车道。
乡试的第二年举行恩科会试，蔡元培接着在1890年春天进京赶考，又顺利考中贡生。
考中贡生后，要经过殿试才能成为进士。蔡元培考中贡生后，因殿试朝考的名次均以字为标准，他自认为写得不好，主动要求留待下一科殿试再考，而后回家刻苦练习书法。
1892年春，蔡元培自我感觉可以了，赴京参加殿试，一举获二甲第34名，被选为庶吉士。
清制规定，选为庶吉士后再经过一次散馆考试，优等者授翰林院编修，其余则授各地知县及其他官职。
1894年春，蔡元培赴京应散馆考试，又以优异成绩由庶吉士而授翰林院编修。至此，蔡元培在27岁时就到抵达了科举之路的巅峰，蔡家门上随即被挂上了红底金字的“翰林第”匾额。翰林的功名在科举时代是读书人的至高荣誉，“点翰林”之后，不仅很容易晋升高官，而且一般来说都可飞黄腾达。
在封建科举制度上的一路顺风，恰恰可以看出蔡元培27岁之前青少年时代付出的寒窗辛苦，他自然也深深了解科举制度的利弊。因此，当新文化运动的潮流涌起之时，他毅然站在了新潮流的一边，并且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主将。
他认为大学应当成为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这是蔡元培办学的指导思想，也是他大学教育思想的出发点。早在1912年5月16日，他以教育总长身份出席北京大学的开学典礼，在演说中就提出“大学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更是反复申述这一思想。1917年1月9日，他在就任校长的演说中，明确向学生说明：“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蔡元培如此强调大学性质在于研究高深学问，在当时是为了扭转学生上大学为做官的陈腐“科举”观念。当时学生入学仍抱科举时代思想，以大学为取得官吏资格之机关，而对于学问则没有什么兴趣。蔡元培指出，这是北大“著名腐败的总因”。因此，他认为要改革旧北大，“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他还提出，大学不能只是从事教学，还必须开展科学研究。他要求大学教员不是灌输固定知识，而是对学问有浓厚的研究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大学生也不是死记硬背教员的讲义，而是在教员的指导下自动地研究学问。为了使大学能承担起教学、科研双重任务，他极力主张“凡大学必有各种科学的研究所”。
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改革，不仅使自身改变了面貌，也成为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不仅包容不同的学术和学说流派，不同的人物和主张，也包容资产阶级乃至于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人物，北大因此成为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心、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其影响远远超出了教育领域。
（编辑 文 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