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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时曾参观南开大学《百年校史主题展》，他在记载爱国故事的老照片前驻足端详，动情地说：“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心、民族魂，南开大学具有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这是南开的魂。”这组照片中有几幅为民族复兴而牺牲的英烈肖像，其中“南开大学创立以后第一位为国捐躯的革命烈士”就是于方舟。
“爱国演说血满腔”是于方舟所写《五四竹枝词》中的诗句。在100年前的五四运动中，身为天津省立一中的学生，于方舟不仅记录周恩来等“十五代表被过捕，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斗争，传扬邓颖超率女界演讲团“爱国演说血满腔，不买日货救国家”的事迹，讴歌天津工人首次以独立姿态登上政治舞台“罢工工人桥上走”“六大纱厂罢了工”的历史，更以探索精神和切身奋斗，成为“天津五四运动的杰出领导者”。
于方舟1900年农历八月出生在直隶省宁河县（今天津市宁河区）俵口村。时逢八国联军入侵，家乡被践踏，亲人遭劫难，外侮之辱催生他强烈的爱国之心。他1917年考入天津省立一中后，创作了鞭挞帝国主义侵略、抨击北洋军阀政府黑暗统治的小说《庚子燹余记》和诗歌《租界竹枝词》《贫苦农家》《水灾杂诗》等，疾呼“大好河山似锦，军阀混战乾坤”“神州破碎金瓯损”“遍地疮痍谁问”？
五四运动中，“爱国演说血满腔”的诗句不仅是他对那场运动的记录，也是他的心声。5月5日在报端得知北京事态后，于方舟立即动员同学一致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为奋起救国“宁为玉碎，勿为瓦全”。5月6日他组织成立省立一中学生救国团，被推举为团长。5月7日，天津十几个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举行国耻日反帝示威集会，于方舟担任游行总指挥，被同学赞为天津学生运动的“四大金刚”之一。5月14日，他代表省立一中当选天津学生联合会评议委员，并代表学联参加天津各界联合会。为声援北京学生“五一九”二次罢课，于方舟在天津学联参与筹划并组织实施了轰动全国的“五二三”万人大罢课。为唤起民众的觉醒，于方舟率省立一中学生救国团于5月26日创办发行了《醒》报，在他亲自撰写的《本报宣言》中指出，北洋军阀政府“卖国的卖国，争权的争权，一定要将我们四万万的好同胞必弄到万劫不复的地位”，中国已到“千钧一发，危险达到极点的时候”。他还将自己的演说词《振聋发聩》署名“芳洲”刊发在第一版，发出“快醒醒，振作救国的精神”的呼唤。如今，这张报纸还展览于天津觉悟社纪念馆中。
于方舟
6月3日，北京170余名学生再遭抓捕，天津学联突破军警的重重戒严于6月9日召开公民大会，声援北京学生，要求商会罢市。但天津总商会慑于警察厅长“你们罢市，我就罢警”的威胁，唯恐罢市导致社会治安失控。于方舟当即提出用童子军代替警察维持秩序，促成次日大罢市并致电北京政府要求罢免卖国贼。这次罢市对取得五四运动阶段性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评述：“天津总商会致电北京政府指出：‘查栖息于津埠之劳动者数十万众，现已发生不稳之象，倘牵延不决，演成实事，其危厄之局，痛苦有过于罢市者，恐市面欲收拾而不能矣。’北京政府慑于人民群众的愤怒和威力，于6月7日被迫释放被捕学生，10日罢免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这是五四爱国运动的一个胜利。”
电影《建党伟业》在表现1920年1月周恩来和于方舟领导轰动全国的“一·二九”斗争被捕后同拘一室的情节时，曾将写有于方舟诗句“爱国不怕进狱门”的稿笺推成特写镜头。实际上，这已是于方舟第二次被捕入狱了。1919年8月23日为声援山东爱国群众，正在街头演讲的于方舟就曾被警察厅逮捕羁押两周。出狱后他非但没有屈服于北洋军阀政府，反而爱国意志愈坚，奋斗精神愈强。得知周恩来、邓颖超等已于9月16日成立了爱国进步团体“觉悟社”，他也迅速联系本校和直隶女师同学成立“新生社”，在翌年的“一·二九”斗争中同“觉悟社”并肩战斗。两团体负责人同时被捕后，共同领导了长达半年的狱中斗争，于方舟并写下了“爱国不怕进狱门”的诗句。
周恩来的《警厅拘留记》和《检厅日录》两本书详细记载了狱中斗争经历。其中写到司法科提審时，反被于方舟质问何以拘留学生;司法科长只好说省长让抓，我们总要顾及省长的人格;于方舟反问：外交失败，千钧一发，你们独不顾及我们国家的国格吗？面对于方舟的“国格之问”，司法科长理屈词穷，不得不高挂免战牌，取消了当天对所有被捕学生的提审。
“爱国不怕进狱门”，于方舟以狱门之内的高昂斗志践行着自己爱国的誓言。半年后，在记者云集的审判庭，于方舟听到自己和周恩来被判定“骚扰罪”后，反而向审判长“宣判”——“试问省长是中国行政长官，学生是中国学生，以中国学生请愿于中国行政长官，何得谓之触犯法律？倘省长为日本省长，学生为中国学生，加以骚扰罪名，或可有之云云。”
为了学习知识和本领，以便将来能够实现报效祖国的志向，于方舟在长达半年的炼狱生活中，与周恩来、马千里共同负责铁窗读书团的组织工作，商定“公共读书法”和“研究社会问题方法”。他们不仅研读经典，请周恩来连续数日宣讲马克思学说和马克思传记;还补习文化，内容涉及英文、历史、数学、中文、地理、日文、经济学、心理学、世界工业革命史、世界政治革命史。他们不仅探究社会，涉及社会的根本改造、平民运动与教育、社会服务和社会组织、人类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商业社会与法制社会，以及捍卫国家主权的意义;还砥砺志向，以对五一劳动节、五四纪念日、五七国耻日、巴黎和会对青岛归属表决日的纪念与反思，回击牢狱内外对他们的“洗脑”。他们不仅修身养德，如于方舟担任为大家服务的“庶务员”，与“新生社”社员李培良共同办起“洗衣部”，“专管同拘的人衣物洗濯的事，亦借此尝试劳动的生活”;还陶冶情操，规定每日起居工作时间，定时锻炼身体、读书学习、研究社会，不定期地表演文艺节目，如周恩来的南开新剧《一元钱》、马骏的关东大鼓、于方舟的滑稽新剧等。他们将牢房作为书舍与课堂，丰富精神追求，锻造信念信仰。
1919 年5 月26 日，担任省立一中学生救国团团长的于方舟主办的《醒》报出版 
1920 年，被拘代表出狱后合影。第四排右一为于方舟，第四排右二为周恩来
2019年1月16日，“中国氢弹之父”于敏辞世，三天后天津《今晚报》发表的追忆文章中提到：“于敏，本名于慜，1926年8月16日生于宁河县（今宁河区）芦台镇。祖父于绍舟与中国共产党天津党团组织重要领导人于方舟为堂兄弟。”而于方舟1922年考入南开大学时，用的正是于敏叔祖父的名字“于绍舜”。那么，于方舟为什么要冒名顶替考南开呢？
南开大学档案馆中，两册90多年前的特别历史档案能够作出回答。其中一册为《中华民国十一年秋季南开同学录》，落款题词人为“梁启超”，并盖有印章。据这本《南开同学录》显示，“于绍舜”的字为“方周”。于方舟本名“于兰渚”、字“芳洲”，后自行改名为“于方舟”。由此看来，“方周”应为“芳洲”的谐音，“于绍舜”名下的学生就是于方舟。《南开同学录》显示的籍贯为“直隶宁河俵口村”，这是于绍舜、于绍舟共同的籍贯。对照另一本学生成绩册，更能证实“于绍舜”即為于方舟，因为在“家长”一栏，填写的姓名是“于际刚”，这是于方舟父亲的真姓实名，“关系”一栏也的确填写为“父”;入学时间为“民国十一年九月入校”，即1922年9月入学;注册号为“384”。值得注意的是，在“以前经过学校”一栏填写的并非于方舟的母校“直隶省立第一中学”，而是于绍舜的母校“宁河中学”;年龄也非于方舟当时的22岁，而是于绍舜的“26岁”。可见，这是一份万般无奈之下填报的入学资料，他之所以冒名顶替成为一名秘密学生，是因参与领导天津的五四运动而与周恩来、马骏等共同被当局开除学籍。
尽管被剥夺了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权利，但于方舟深知，要实现民族复兴的抱负，必须习得丰富的学养，练就过硬的本领，所以还是下定决心进入高等学府深造。南开大学档案馆至今仍保留着于方舟化名于绍舜的《入学成绩单》，从中即可体验入学考试的难度之大。首先，考试科目多达10门，即：国文、英文、代数、平面几何、中国历史、中国地理、世界历史、世界地理、政治、经济，每一门皆单独计算成绩。其次，淘汰率亦不低，与他同页的入学成绩单上，计有16名学生，其中7名因成绩不够而未被录取，比例高达44%。于方舟不仅顺利通过考试，被南开大学录取，且成绩亦属优异。在此页成绩单被录取的九名考生中，他的“代数”和“中国地理”两科成绩均列第一位。
在南开大学勤奋读书的同时，于方舟恢复建立了业已瘫痪的天津学联，由他起草的《天津学生联合会宣言》刊登在1923年3月28日的天津《益世报》上，他在其中提出了“爱国不忘求学，求学不忘爱国”的口号，动员大家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行动起来，继承五四运动不畏牺牲的传统，再次唤醒国人的爱国热情，抗议日本帝国主义拒不履行《朴茨茅斯和约》规定1923年3月26日将旅顺口和大连归还中国的恶行。他代表天津学联接待慰问“留日学生收回旅大请愿团”，组织召开天津市民大会。对此，天津《华北新闻》曾以《撼山震海之雪耻游行》为题进行报道。
于方舟在一首“亢歌数句，聊用自警”的《方舟歌》中相继为自己提了两个问题：“入世之初，已遭颠扑。方舟卷入漩涡中，探得世路不着行。瞻望前途，如何自奋？”“苍茫大海中，方舟一叶如萍梗。帆樯了不具，问君何以济群生？”如诗所写，怎样实现自我奋斗，怎样才能找到一条真正可以救国救民、振兴中华的道路，是于方舟投入五四运动后一直苦苦思索的问题。
就在于方舟为“何以济群生”求索之际，李大钊及其在北京大学创建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给他送来了答案。“新生社”成立之初就曾引起李大钊的关注，不仅因为该社成员于方舟等都是五四运动的骨干（后来，七名男社员均于大革命失败后为革命献出生命），更因社刊《新生》被当时媒体评述为较之一些进步期刊更具社会主义色彩。为此，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后立即吸收他们为会员。在罗章龙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人及部分会员名录》中即有于方舟等四名“新生社”成员。尤其在天津“觉悟社”骨干周恩来、郭隆真、刘清扬、张若名1920年11月赴法勤工俭学后，李大钊与“新生社”联系得更为紧密。经他指导，于方舟将“新生社”改组为天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在1923年1月5日的《新民意报》上刊发宣言：“我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实在是改造社会的良剂，所以我们打算本着马克思的精神来解决社会问题”;“我们不愿说些空话，所以打算多就社会上的事实来批评”;“我们不愿只我们几个人来说，我们更希望外人的帮助”。此后，于方舟便在该报开设专刊，定期发表天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研究成果，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天津的传播。从“问君何以济群生”的上下求索，到对“改造社会良剂”的真理选择，马克思主义以其科学性和革命性，召唤着在救亡图存之路上探索的青年于方舟。在李大钊的亲自指导下，于方舟终于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南开大学入学成绩单，显示于方舟化名为“于绍舜”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一届二次会议与会代表合影。第二排左七为于方舟
同样，李大钊的教诲还让于方舟进一步认识到，要实现民族复兴“济群生”的宏愿，不仅须以先进理论作为指导思想，还须有先进政党作为领导核心。于是，1923年初，考入南开大学不久的于方舟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正如邓颖超在1959年所忆：“于方舟是新生社中心领导人之一，他经过五四新思潮的影响，便成为我们那批人当中入党最早的一个，是天津党组织最早的成员之一。”这一年的暑假，于方舟赴南京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那里结识了瞿秋白、邓中夏、恽代英等人，这些团中央的负责同志很快便成为他直接的上级领导。自宁返津后，于方舟根据李大钊的指示，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全部转为青年团员。不久，经李大钊介绍，于方舟又以共产党员身份加入了中国国民党。这一年年底，李大钊到天津参加母校法政专门学校校庆，并于12月23日到两个月前于方舟创建的“天津学术演讲会”作了《历史与人生观》的演讲，更为重要的是召集于方舟等讨论了国共合作问题，确定了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代表人选。一周后，李大钊即写信给正在筹备国民党一大的张继和汪精卫：“溥泉、精卫先生：京、津代表经已选出。京为张国焘、谭克敏、许宝驹。津为韩麟符、于方舟，余一人不计其名。拟于4日离京，5日由津起程赴沪。”
于方舟随李大钊经沪抵穗后，首先参与了被孙中山视为“精神生命”的国民党一大宣言的讨论修改。几次讨论会均在第三国际驻华代表、苏联驻广东革命政府代表、国民党政治顾问鲍罗廷的住所召开，李大钊、廖仲恺、谭平山、毛泽东、瞿秋白、戴季陶、林伯渠等与会。从国民党一大会场的座签可以得知，于方舟坐主席台下左侧一排右一，毛泽东坐三排右一，两人同时当选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并参加了中执委一届一次会议。
会议期间，李大钊指示于方舟回津后立即着手建立国共两党和青年团的地方组织。据此，于方舟于1924年2月在天津建立了国民党直隶省临时党部并兼任宣传部长，邓颖超担任妇女部长，天津和直隶全省开始迎接大革命的到来。1924年3月又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并当选委员长（书记），邓颖超为团地委候补委员，天津的青年运动随之迎来新的高潮。一个月后，蔡和森代表中共北方区委到津与于方舟接洽，共商中共天津地委的筹建工作。8月15日至9月1日，于方舟在广州参加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一届二次会议，配合瞿秋白与国民党右派展开斗争。回津当月，便促成了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的建立，并当选为委员长（书记）。正如于方舟在《方舟歌》中的自警自励：“努力壮而神，努力壮而舵，方舟负任一何重，何愁沧海阔”，由此，他开始了新的奋斗。
1926年秋，于方舟送别战友辛璞田赴家乡安新县端村（今属雄安新区）开展农运工作时曾赋诗《送璞田赴端村》，最后一句与战友共勉：“要凭双手扭乾坤”。中共天津地委建立之后，于方舟和他的战友们每一天都是在探索与实践中度过的。
天津是华北地区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是一项尚无前例的事业。中共天津地委成立伊始，于方舟就把工作重点投向了工人运动。1925年1月，中共四大召开，大会《对于职工运动之决议案》强调了天津工运的重要性：“上海、汉口、天津市新式工业最发达的区域，我们对于这几区的工人，能完全组织在本党指挥之下，则本党职工运动的基础更稳固了。”为打开天津工人运动的突破口，于方舟在几大纱厂开设了工人夜校，亲自编写教材，派地委农工部正副部长分驻两大纱厂的工人夜校，由此发展了工人党员，在工厂建起党支部。
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旧址——天津滨江道普爱里21 号（已拆除） 
玉田農民起义纪念碑
“觉悟社”骨干郭隆真也从苏联学习归国，来到天津协助地委开展纱厂女工运动。这一时期建立发展的党的基层组织在后来的五卅运动中发挥了主力军作用。为及时报道和交流工运动态，于方舟还同高君宇、缪伯英、杨明斋、黄日葵等相继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刊物《工人周刊》的“劳动通讯社”编委，在为《工人周刊》供稿的同时，还向北京《晨报》、上海《申报》等全国大报发稿，主动把握舆论导向和话语权。在发动工人的初始阶段，于方舟还充分利用“新媒体”，以当时并不常见的留声机吸引工人群众，为大家播放孙中山先生的讲话录音。
后来，于方舟又将这台留声机从工厂搬到了农村。1925年夏，在容城县（今属雄安新区）的白龙村小学和东牛村小学，于方舟为聚集而来的农民播放孙中山宣讲《建国方略》的录音。离开容城时，他已帮助建起了中共容城县特别支部。此前，他已于3月亲赴正定，在那里成立了中共正定特别支部。又于4月赴邢台发展建立了党的组织。在他亲力亲为的同时，又派出四位农运特派员，分赴冀东、冀南、保定、津南四个农民运动工作区，建立党的组织，发展农村党员，兴办农民协会，领导农民开展抗捐、抗税、抗租、抗债斗争。
于方舟还于1924年底与邓颖超共同接待了北上莅津27天的孙中山先生，发起推动了天津的国民会议运动，又共同前往北京协助筹备并参加了全国国民会议。1925年，于方舟还推动天津第一次公开纪念国际妇女节和国际劳动节，实现了天津与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接轨。他还推荐了大批优秀青年前往黄埔军校、农民运动讲习所、苏联东方劳动大学学习，筹划建立了天津第一支工人武装队伍。
大革命失败后，王荷波、蔡和森抵达天津传达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指示于方舟筹备顺直省委改组会议。此次会议上，于方舟当选为顺直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会后，中共北方局书记王荷波亲赴玉田，部署冀东农民大暴动。然而，未等起义实施，王荷波便被捕牺牲。为完成先烈的未竟事业和执行中共北方局的武装暴动计划，于方舟抱定“要凭双手扭乾坤”的奋斗决心，重返冀东领导玉田农民起义，终因敌强我弱而被捕牺牲，时年27岁。
（编辑 黄艳）
作者：于方舟曾外孙女，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学系博士生
“爱国演说血满腔”
“爱国演说血满腔”是于方舟所写《五四竹枝词》中的诗句。在100年前的五四运动中，身为天津省立一中的学生，于方舟不仅记录周恩来等“十五代表被过捕，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斗争，传扬邓颖超率女界演讲团“爱国演说血满腔，不买日货救国家”的事迹，讴歌天津工人首次以独立姿态登上政治舞台“罢工工人桥上走”“六大纱厂罢了工”的历史，更以探索精神和切身奋斗，成为“天津五四运动的杰出领导者”。
于方舟1900年农历八月出生在直隶省宁河县（今天津市宁河区）俵口村。时逢八国联军入侵，家乡被践踏，亲人遭劫难，外侮之辱催生他强烈的爱国之心。他1917年考入天津省立一中后，创作了鞭挞帝国主义侵略、抨击北洋军阀政府黑暗统治的小说《庚子燹余记》和诗歌《租界竹枝词》《贫苦农家》《水灾杂诗》等，疾呼“大好河山似锦，军阀混战乾坤”“神州破碎金瓯损”“遍地疮痍谁问”？
五四运动中，“爱国演说血满腔”的诗句不仅是他对那场运动的记录，也是他的心声。5月5日在报端得知北京事态后，于方舟立即动员同学一致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为奋起救国“宁为玉碎，勿为瓦全”。5月6日他组织成立省立一中学生救国团，被推举为团长。5月7日，天津十几个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举行国耻日反帝示威集会，于方舟担任游行总指挥，被同学赞为天津学生运动的“四大金刚”之一。5月14日，他代表省立一中当选天津学生联合会评议委员，并代表学联参加天津各界联合会。为声援北京学生“五一九”二次罢课，于方舟在天津学联参与筹划并组织实施了轰动全国的“五二三”万人大罢课。为唤起民众的觉醒，于方舟率省立一中学生救国团于5月26日创办发行了《醒》报，在他亲自撰写的《本报宣言》中指出，北洋军阀政府“卖国的卖国，争权的争权，一定要将我们四万万的好同胞必弄到万劫不复的地位”，中国已到“千钧一发，危险达到极点的时候”。他还将自己的演说词《振聋发聩》署名“芳洲”刊发在第一版，发出“快醒醒，振作救国的精神”的呼唤。如今，这张报纸还展览于天津觉悟社纪念馆中。
6月3日，北京170余名学生再遭抓捕，天津学联突破军警的重重戒严于6月9日召开公民大会，声援北京学生，要求商会罢市。但天津总商会慑于警察厅长“你们罢市，我就罢警”的威胁，唯恐罢市导致社会治安失控。于方舟当即提出用童子军代替警察维持秩序，促成次日大罢市并致电北京政府要求罢免卖国贼。这次罢市对取得五四运动阶段性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评述：“天津总商会致电北京政府指出：‘查栖息于津埠之劳动者数十万众，现已发生不稳之象，倘牵延不决，演成实事，其危厄之局，痛苦有过于罢市者，恐市面欲收拾而不能矣。’北京政府慑于人民群众的愤怒和威力，于6月7日被迫释放被捕学生，10日罢免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这是五四爱国运动的一个胜利。”
“爱国不怕进狱门”
电影《建党伟业》在表现1920年1月周恩来和于方舟领导轰动全国的“一·二九”斗争被捕后同拘一室的情节时，曾将写有于方舟诗句“爱国不怕进狱门”的稿笺推成特写镜头。实际上，这已是于方舟第二次被捕入狱了。1919年8月23日为声援山东爱国群众，正在街头演讲的于方舟就曾被警察厅逮捕羁押两周。出狱后他非但没有屈服于北洋军阀政府，反而爱国意志愈坚，奋斗精神愈强。得知周恩来、邓颖超等已于9月16日成立了爱国进步团体“觉悟社”，他也迅速联系本校和直隶女师同学成立“新生社”，在翌年的“一·二九”斗争中同“觉悟社”并肩战斗。两团体负责人同时被捕后，共同领导了长达半年的狱中斗争，于方舟并写下了“爱国不怕进狱门”的诗句。
周恩来的《警厅拘留记》和《检厅日录》两本书详细记载了狱中斗争经历。其中写到司法科提審时，反被于方舟质问何以拘留学生;司法科长只好说省长让抓，我们总要顾及省长的人格;于方舟反问：外交失败，千钧一发，你们独不顾及我们国家的国格吗？面对于方舟的“国格之问”，司法科长理屈词穷，不得不高挂免战牌，取消了当天对所有被捕学生的提审。
“爱国不怕进狱门”，于方舟以狱门之内的高昂斗志践行着自己爱国的誓言。半年后，在记者云集的审判庭，于方舟听到自己和周恩来被判定“骚扰罪”后，反而向审判长“宣判”——“试问省长是中国行政长官，学生是中国学生，以中国学生请愿于中国行政长官，何得谓之触犯法律？倘省长为日本省长，学生为中国学生，加以骚扰罪名，或可有之云云。”
为了学习知识和本领，以便将来能够实现报效祖国的志向，于方舟在长达半年的炼狱生活中，与周恩来、马千里共同负责铁窗读书团的组织工作，商定“公共读书法”和“研究社会问题方法”。他们不仅研读经典，请周恩来连续数日宣讲马克思学说和马克思传记;还补习文化，内容涉及英文、历史、数学、中文、地理、日文、经济学、心理学、世界工业革命史、世界政治革命史。他们不仅探究社会，涉及社会的根本改造、平民运动与教育、社会服务和社会组织、人类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商业社会与法制社会，以及捍卫国家主权的意义;还砥砺志向，以对五一劳动节、五四纪念日、五七国耻日、巴黎和会对青岛归属表决日的纪念与反思，回击牢狱内外对他们的“洗脑”。他们不仅修身养德，如于方舟担任为大家服务的“庶务员”，与“新生社”社员李培良共同办起“洗衣部”，“专管同拘的人衣物洗濯的事，亦借此尝试劳动的生活”;还陶冶情操，规定每日起居工作时间，定时锻炼身体、读书学习、研究社会，不定期地表演文艺节目，如周恩来的南开新剧《一元钱》、马骏的关东大鼓、于方舟的滑稽新剧等。他们将牢房作为书舍与课堂，丰富精神追求，锻造信念信仰。
“爱国不忘求学，求学不忘爱国”
2019年1月16日，“中国氢弹之父”于敏辞世，三天后天津《今晚报》发表的追忆文章中提到：“于敏，本名于慜，1926年8月16日生于宁河县（今宁河区）芦台镇。祖父于绍舟与中国共产党天津党团组织重要领导人于方舟为堂兄弟。”而于方舟1922年考入南开大学时，用的正是于敏叔祖父的名字“于绍舜”。那么，于方舟为什么要冒名顶替考南开呢？
南开大学档案馆中，两册90多年前的特别历史档案能够作出回答。其中一册为《中华民国十一年秋季南开同学录》，落款题词人为“梁启超”，并盖有印章。据这本《南开同学录》显示，“于绍舜”的字为“方周”。于方舟本名“于兰渚”、字“芳洲”，后自行改名为“于方舟”。由此看来，“方周”应为“芳洲”的谐音，“于绍舜”名下的学生就是于方舟。《南开同学录》显示的籍贯为“直隶宁河俵口村”，这是于绍舜、于绍舟共同的籍贯。对照另一本学生成绩册，更能证实“于绍舜”即為于方舟，因为在“家长”一栏，填写的姓名是“于际刚”，这是于方舟父亲的真姓实名，“关系”一栏也的确填写为“父”;入学时间为“民国十一年九月入校”，即1922年9月入学;注册号为“384”。值得注意的是，在“以前经过学校”一栏填写的并非于方舟的母校“直隶省立第一中学”，而是于绍舜的母校“宁河中学”;年龄也非于方舟当时的22岁，而是于绍舜的“26岁”。可见，这是一份万般无奈之下填报的入学资料，他之所以冒名顶替成为一名秘密学生，是因参与领导天津的五四运动而与周恩来、马骏等共同被当局开除学籍。
尽管被剥夺了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权利，但于方舟深知，要实现民族复兴的抱负，必须习得丰富的学养，练就过硬的本领，所以还是下定决心进入高等学府深造。南开大学档案馆至今仍保留着于方舟化名于绍舜的《入学成绩单》，从中即可体验入学考试的难度之大。首先，考试科目多达10门，即：国文、英文、代数、平面几何、中国历史、中国地理、世界历史、世界地理、政治、经济，每一门皆单独计算成绩。其次，淘汰率亦不低，与他同页的入学成绩单上，计有16名学生，其中7名因成绩不够而未被录取，比例高达44%。于方舟不仅顺利通过考试，被南开大学录取，且成绩亦属优异。在此页成绩单被录取的九名考生中，他的“代数”和“中国地理”两科成绩均列第一位。
在南开大学勤奋读书的同时，于方舟恢复建立了业已瘫痪的天津学联，由他起草的《天津学生联合会宣言》刊登在1923年3月28日的天津《益世报》上，他在其中提出了“爱国不忘求学，求学不忘爱国”的口号，动员大家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行动起来，继承五四运动不畏牺牲的传统，再次唤醒国人的爱国热情，抗议日本帝国主义拒不履行《朴茨茅斯和约》规定1923年3月26日将旅顺口和大连归还中国的恶行。他代表天津学联接待慰问“留日学生收回旅大请愿团”，组织召开天津市民大会。对此，天津《华北新闻》曾以《撼山震海之雪耻游行》为题进行报道。
“问君何以济群生”
于方舟在一首“亢歌数句，聊用自警”的《方舟歌》中相继为自己提了两个问题：“入世之初，已遭颠扑。方舟卷入漩涡中，探得世路不着行。瞻望前途，如何自奋？”“苍茫大海中，方舟一叶如萍梗。帆樯了不具，问君何以济群生？”如诗所写，怎样实现自我奋斗，怎样才能找到一条真正可以救国救民、振兴中华的道路，是于方舟投入五四运动后一直苦苦思索的问题。
就在于方舟为“何以济群生”求索之际，李大钊及其在北京大学创建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给他送来了答案。“新生社”成立之初就曾引起李大钊的关注，不仅因为该社成员于方舟等都是五四运动的骨干（后来，七名男社员均于大革命失败后为革命献出生命），更因社刊《新生》被当时媒体评述为较之一些进步期刊更具社会主义色彩。为此，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后立即吸收他们为会员。在罗章龙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人及部分会员名录》中即有于方舟等四名“新生社”成员。尤其在天津“觉悟社”骨干周恩来、郭隆真、刘清扬、张若名1920年11月赴法勤工俭学后，李大钊与“新生社”联系得更为紧密。经他指导，于方舟将“新生社”改组为天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在1923年1月5日的《新民意报》上刊发宣言：“我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实在是改造社会的良剂，所以我们打算本着马克思的精神来解决社会问题”;“我们不愿说些空话，所以打算多就社会上的事实来批评”;“我们不愿只我们几个人来说，我们更希望外人的帮助”。此后，于方舟便在该报开设专刊，定期发表天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研究成果，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天津的传播。从“问君何以济群生”的上下求索，到对“改造社会良剂”的真理选择，马克思主义以其科学性和革命性，召唤着在救亡图存之路上探索的青年于方舟。在李大钊的亲自指导下，于方舟终于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同样，李大钊的教诲还让于方舟进一步认识到，要实现民族复兴“济群生”的宏愿，不仅须以先进理论作为指导思想，还须有先进政党作为领导核心。于是，1923年初，考入南开大学不久的于方舟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正如邓颖超在1959年所忆：“于方舟是新生社中心领导人之一，他经过五四新思潮的影响，便成为我们那批人当中入党最早的一个，是天津党组织最早的成员之一。”这一年的暑假，于方舟赴南京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那里结识了瞿秋白、邓中夏、恽代英等人，这些团中央的负责同志很快便成为他直接的上级领导。自宁返津后，于方舟根据李大钊的指示，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全部转为青年团员。不久，经李大钊介绍，于方舟又以共产党员身份加入了中国国民党。这一年年底，李大钊到天津参加母校法政专门学校校庆，并于12月23日到两个月前于方舟创建的“天津学术演讲会”作了《历史与人生观》的演讲，更为重要的是召集于方舟等讨论了国共合作问题，确定了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代表人选。一周后，李大钊即写信给正在筹备国民党一大的张继和汪精卫：“溥泉、精卫先生：京、津代表经已选出。京为张国焘、谭克敏、许宝驹。津为韩麟符、于方舟，余一人不计其名。拟于4日离京，5日由津起程赴沪。”
于方舟随李大钊经沪抵穗后，首先参与了被孙中山视为“精神生命”的国民党一大宣言的讨论修改。几次讨论会均在第三国际驻华代表、苏联驻广东革命政府代表、国民党政治顾问鲍罗廷的住所召开，李大钊、廖仲恺、谭平山、毛泽东、瞿秋白、戴季陶、林伯渠等与会。从国民党一大会场的座签可以得知，于方舟坐主席台下左侧一排右一，毛泽东坐三排右一，两人同时当选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并参加了中执委一届一次会议。
会议期间，李大钊指示于方舟回津后立即着手建立国共两党和青年团的地方组织。据此，于方舟于1924年2月在天津建立了国民党直隶省临时党部并兼任宣传部长，邓颖超担任妇女部长，天津和直隶全省开始迎接大革命的到来。1924年3月又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并当选委员长（书记），邓颖超为团地委候补委员，天津的青年运动随之迎来新的高潮。一个月后，蔡和森代表中共北方区委到津与于方舟接洽，共商中共天津地委的筹建工作。8月15日至9月1日，于方舟在广州参加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一届二次会议，配合瞿秋白与国民党右派展开斗争。回津当月，便促成了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的建立，并当选为委员长（书记）。正如于方舟在《方舟歌》中的自警自励：“努力壮而神，努力壮而舵，方舟负任一何重，何愁沧海阔”，由此，他开始了新的奋斗。
“要凭双手扭乾坤”
1926年秋，于方舟送别战友辛璞田赴家乡安新县端村（今属雄安新区）开展农运工作时曾赋诗《送璞田赴端村》，最后一句与战友共勉：“要凭双手扭乾坤”。中共天津地委建立之后，于方舟和他的战友们每一天都是在探索与实践中度过的。
天津是华北地区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是一项尚无前例的事业。中共天津地委成立伊始，于方舟就把工作重点投向了工人运动。1925年1月，中共四大召开，大会《对于职工运动之决议案》强调了天津工运的重要性：“上海、汉口、天津市新式工业最发达的区域，我们对于这几区的工人，能完全组织在本党指挥之下，则本党职工运动的基础更稳固了。”为打开天津工人运动的突破口，于方舟在几大纱厂开设了工人夜校，亲自编写教材，派地委农工部正副部长分驻两大纱厂的工人夜校，由此发展了工人党员，在工厂建起党支部。
“觉悟社”骨干郭隆真也从苏联学习归国，来到天津协助地委开展纱厂女工运动。这一时期建立发展的党的基层组织在后来的五卅运动中发挥了主力军作用。为及时报道和交流工运动态，于方舟还同高君宇、缪伯英、杨明斋、黄日葵等相继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刊物《工人周刊》的“劳动通讯社”编委，在为《工人周刊》供稿的同时，还向北京《晨报》、上海《申报》等全国大报发稿，主动把握舆论导向和话语权。在发动工人的初始阶段，于方舟还充分利用“新媒体”，以当时并不常见的留声机吸引工人群众，为大家播放孙中山先生的讲话录音。
后来，于方舟又将这台留声机从工厂搬到了农村。1925年夏，在容城县（今属雄安新区）的白龙村小学和东牛村小学，于方舟为聚集而来的农民播放孙中山宣讲《建国方略》的录音。离开容城时，他已帮助建起了中共容城县特别支部。此前，他已于3月亲赴正定，在那里成立了中共正定特别支部。又于4月赴邢台发展建立了党的组织。在他亲力亲为的同时，又派出四位农运特派员，分赴冀东、冀南、保定、津南四个农民运动工作区，建立党的组织，发展农村党员，兴办农民协会，领导农民开展抗捐、抗税、抗租、抗债斗争。
于方舟还于1924年底与邓颖超共同接待了北上莅津27天的孙中山先生，发起推动了天津的国民会议运动，又共同前往北京协助筹备并参加了全国国民会议。1925年，于方舟还推动天津第一次公开纪念国际妇女节和国际劳动节，实现了天津与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接轨。他还推荐了大批优秀青年前往黄埔军校、农民运动讲习所、苏联东方劳动大学学习，筹划建立了天津第一支工人武装队伍。
大革命失败后，王荷波、蔡和森抵达天津传达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指示于方舟筹备顺直省委改组会议。此次会议上，于方舟当选为顺直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会后，中共北方局书记王荷波亲赴玉田，部署冀东农民大暴动。然而，未等起义实施，王荷波便被捕牺牲。为完成先烈的未竟事业和执行中共北方局的武装暴动计划，于方舟抱定“要凭双手扭乾坤”的奋斗决心，重返冀东领导玉田农民起义，终因敌强我弱而被捕牺牲，时年27岁。
（编辑 黄艳）
作者：于方舟曾外孙女，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学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