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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目海，1915年生，福建惠安人。1929年参加红军，1934年随中央红军长征，任红3军团第10团第4连司号员。曾参加平型关战役。1982年离休。
设伏未果，转为阻击
1935年8月，红军总部把红一、红四方面军混编成右路军和左路军，其时我在右路军红3军团第10团。9月，跟随中央北上的部队改编为红军陕甘支队，红3军团改称陕甘支队第2纵队，第10团则改为第10大队。我们过草地、越高山，来到头道川西面的铁边城一带，下一步准备经吴起镇，向目的地保安进发。据上级通报，保安是陕北苏区的中心，到了那里，长征就胜利结束了。
过了六盘山之后，国民党军的骑兵部队就像尾巴一样跟在我们身后。为了防止他们尾随进入陕北苏区，红军总部决定利用头道川的有利地形打伏击，消灭国民党军骑兵的前卫部队，切掉这条讨厌的尾巴。
一日，天亮不久，我们开始行动。部队在山上行走五六里后，下到一条大沟，沿大沟快速向北行进，两个多小时后进入头道川的沟口。头道川实际上是夹在两道山脉中的川道，沟口有400多米宽，但沿公路向东行走两华里左右，川道就收窄到只有百八十米了；还有一条数丈宽的河流，在川道上的公路旁缓缓流向东边的吴起镇；两旁则尽是高低起伏、纵横交错的山梁。从地形上看，这里不利于骑兵部队机动，是打伏击的理想区域。
我们第2纵队埋伏在沟口东面，分布在川道两边的山梁上。第1纵队是此战主力，他们在我们到达之前就已进入阵地，埋伏在我们后面。我们第2纵队的任务是待国民党军骑兵前卫部队进入设伏区域后，立刻封锁道路，阻击国民党军的后续部队。第1纵队消灭被包围的敌军后，再来协助我们。
我们趴在山梁上足足等了两个多小时，也没发现国民党军骑兵的踪影。快到中午的时候，才看到国民党军骑兵大约一个排的侦察兵从沟口西面的大路上奔了过来——他们跟在第1纵队负责诱敌的一支小部队后面。
可能是为了刺激敌军快点儿进入埋伏区域，第1纵队的这支小部队突然停下，一下子打下好几个国民党军骑兵。没想到，这支侦察排挨打后立刻逃了回去，跟在后面的部队也不走了。他们在沟口展开约一个连的警戒部队，其余主力快速登上头道川南面的山梁。
陕甘一带的山势多由西北向东南倾斜，这股国民党军骑兵登上的山梁明显比我们这边高，虽然中间隔了条大沟，但由于没有高大树木作掩护，埋伏在头道川和二道川之间山梁上的红军马上就要暴露了。
一看伏击打不成，总部首长当机立断，命令第1纵队撤出埋伏，马上向东面的吴起镇进发。为了加快行进速度，同时命令中央纵队翻到下面（南面）的二道川，在第2纵队第11大队掩护下，沿二道川的大路向吴起镇行进；第2纵队第10大队和第12大队担负在头道川阻击国民党军骑兵的任务，掩护大部队行进。
经过长期征战，此时我所在的第10大队只有四个步兵连和一个重机枪连，作战人员加在一起不到600人，估计第12大队的情况也不比我们强多少。由于重机枪连行军不便，所以担负阻击任务的主要是两个大队的八个步兵连。
根据过草地前训练打骑兵时的战术要求和头道川的地形特点，我们以步兵连为基本单位，沿川道设置了八道阻击阵地。考虑到骑兵在公路上跑起来比较快，所以每道阻击阵地之间的距离原则上不超过300米。如果超过这个距离，部队后撤时就难以得到及时掩护。
首先进行狙击的是我们第10大队。按照正常顺序，我所在的第4连位于全大队最后，三个排沿道路左右错开。第1排的阵地设置在川道左侧的山丘处，第2排的阵地位于右后侧几十米远的小山包上，第3排的阵地则在后面转弯处正对公路的山梁上。
我们第4连是由两个方面军的同志组成的，因为之前打会理时伤亡惨重，指导员、通讯员和连长先后牺牲，全连只剩下50来人，部队到达芦花（今黑水城）以后，红四方面军的杨国夫带着红30军第90师政卫连的60多个同志补充到连里。在杨国夫连长带领下，大家团结互助，过草地时仅牺牲了一名同志。后来红一方面军单独北上时，红四方面军的同志被拖回去十个，杨连长也被调到第2连。
撤退途中，遭遇损失
构筑完简单的阻击阵地后，我们注视着前方，静静地等候敌人到来。但令人不解的是，前面迟迟没有传来枪响。后来才知道，最先追上来的敌军是马鸿宾的骑兵团，这股敌人十分狡猾，又熟悉地形，躲在梁上不肯下来，把道路“让”给了后面的东北军骑兵部队。
过了一个多小时，前面传来枪声，很快就变得激烈起来。半个多小时后，第1连快步从山下的川道跑了过去。又过了二十几分钟，第2连也跑了过去。看到前面第3连的同志开始往回跑时，我们立刻紧张起来。
由于之前从红四方面军补充过来的通讯员被拖走，所以我既是司号员又是通讯员。连长的指挥位置设在中间的第2排，离第1排的阵地不到50米。为防止骑兵沿公路冲上来，我们在这里布置了两挺轻机枪。
由于长期骑马的缘故，下马进攻的骑兵跑起来很笨拙，像鸭子一样左右摇摆。我们的任务是迟滞敌军，因而在其尖兵离阵地还有100米时，就开始用步枪瞄准射击。不过，敌人的正面进攻并不積极，似乎在等候迂回部队包抄。我们设在侧后的阵地既可以对前面阵地进行火力支援，又可以用火力封锁路面，所以敌人只能从川道外面的山梁上迂回。这一带的山光秃秃的，敌人迂回部队的行踪，我们的监视哨看得清清楚楚，一旦看到尖兵爬到侧后的梁上，我们便立刻撤出阵地往回跑。国民党追击部队也不傻，在进攻部队的后面预备了一支骑兵，只要看到我们后撤，就立刻超越进攻部队，驱马追杀。
骑兵最怕的就是扫射，马跑得再快也快不过子弹，一旦马被打中，他们也就没戏可唱了。我们第4连共有四挺轻机枪，除了第2排阵地的两挺外，余下两挺被部署在后面的第3排，目的是抑制敌军骑兵的快速冲锋。只要我们跑过二三百米，就能得到后面阻击部队的火力掩护，国民党军骑兵也就无法再追了。意外的是，这次后撤使我们第4连遭受了重大损失。 我们原来以为第12大队的第一道阵地会设在我们身后约300米一个转弯处的山包上。不知什么原因，他们却将阵地设在下一个转角。当我们跑到第一个转弯处的时候，没有及时得到火力支援。我们第2排刚跑到这里，敌人的骑兵就追上来了。听到后面第3排同志被骑兵砍杀的惨叫声，连长抢过一挺机枪就向后射击。在几挺机枪轮番射击的掩护下，第3排剩下的同志勉强跑过来，转过山脚，才得到后面部队的支援。
撤到安全地带后，停下来清点人数。第3排排长报告，损失了一半（记不清是15个人还是16个人）。连长听完铁青着脸，一个字也没说，闷着头一个劲儿向后走，越过第3连的阻击阵地，找团长和政委“说理”，说着说着，眼泪就流了下来……
危急时刻，跳下山坡
傍晚，国民党军骑兵停止进攻时，我们连又成了最后面的部队，晚上还得坚持放哨。更可气的是，当晚，保卫部门的人来“肃反”，调查我们连被骑兵追杀时有个战士喊“投降”的事。牺牲了十几个战友，大家心里本来就很难过，看到连长受到保卫人员严厉诘问，我们深受刺激、非常反感。
保卫部门的人走了不久，大队来人传达新的命令：坚决阻住头道川敌人的进攻，为战役准备赢得时间。
第二天早上8点刚过，前面就传来警戒哨告警的枪声。我们在把守的塬上看到大批国民党军骑兵沿着川道向吴起镇方向开来，其先头部队在离我们前哨阵地约400米处停下，开始在路边的制高点架起重机枪，看样子是要先进行火力压制，再开始发动进攻。连长命令我跑步通知前面的警戒哨，立即撤回来。
这天的阻击与以前不同，我们大队沿川道两边，在每一道山梁都设置了阻击阵地。我们的警戒哨撤回来没一会儿，敌人的数挺重机枪就开始射击。十几分钟后，约一个连兵力的敌军徒步发起进攻，很快登上了先前放哨的阵地。他们没想到的是，我军占据的山梁比他们高，塬上又缺乏可供隐蔽的场所，所以被打得趴在地上抬不起头。国民党军只好从后面调来几门迫击炮。敌军进行试射的时候，连长下令从第一道阵地后撤。
我们身后的沟很深，部队得顺小路下到沟底才能再爬到后面的塬上。连长看到小路很窄，队伍后撤时只能排成一路纵队，如果敌人爬上梁，我们还没撤到塬上，就会遭到敌人火力打击。为了减少伤亡，连长命令其他人员全部后撤，他和我两个人留下来在后面掩护。把我留下，是因为我手中拿的也是短枪，这是打会理时老连长牺牲前交给我的。
我和连长一边向敌人开枪，一边不时回头观察部队向后面山梁行进的情况。就在准备后撤时，一扭头发现有几个骑兵从侧面爬了上来。连长把手榴弹往外一丢，大喊一声“快跑”！我俩撒腿顺着小路往沟底下跑。
塬上的小路是顺着缓坡盘旋而下的，连长在前面，我跟在后面，但每到转弯的地方，连长的速度就会慢下来，如此一来，后面的敌人就越追越近。跟在我身后最近的那个敌人，一边“咿咿呀呀”地怪叫着，一边挥舞着手中的马刀乱砍。当我的脖子感到马刀激起的凉风时，我顾不得山坡高矮，一咬牙就跳了下去。
我跳下去的地方虽然比较陡，但多少还有些坡度。跳的时候我就想好了，紧贴着山坡尽量侧身后仰，将左胳膊拖在身后延缓往下滑的速度。快滑到坡底时，巨大的惯性把我翻转了过来，滚了两个跟头。我被摔得晕晕乎乎，在地上躺了一会儿才坐起来，动弹了几下腰、腿和手，还好没有受伤。这时，我听到梁上的同志大声叫喊，定了定神，爬起来就沿上坡的小路向垭口跑去。坡上下来两个同志，用力把我拉了上去。回头一看，我刚才跳下的那个斜坡竟然足有20米高！
当我大口喘着粗气的时候，看到连长刚刚下到沟底，后面还有几个敌人紧追不舍。随着连里同志的几声枪响，跑在最前面的那个敌人被放倒了，其余的伏在地上不敢再追。在同志们的呐喊声中，连长终于有惊无险地跑了回来。
这一天，国民党军虽然进攻得很猛，却只向前推进了六七华里。傍晚时分，双方在杨城子西边一个叫水井子沟的地方停了下来。为了防止我们夜袭，国民党军骑兵主力向后退了十几里地，前面只留下一个连警戒。双方警戒哨之间只隔了几百米，夜深人静的时候，敌军换岗哨时喝问口令的声音，我們都能隐约听到。
新仇旧恨，一并清算
次日上午，国民党军骑兵部队继续发起进攻，全然没有觉察到红军已作好歼灭他们的准备。
敌人的先头团攻过来的时候，我们没有像前一天那样顽强抵抗，坚持了不长时间，便放弃阵地往后撤。就这样，国民党军前面这个骑兵团一步一步被引入杨城子后面的沟里。他们走了大约两华里，迎头遭到第11大队强有力的阻击。我军第10大队和第12大队早已占据两边的山梁，在三面火力的打击下，国民党军这个骑兵团被压在川道上进退两难。
杨城子后面这个山口有近百米宽，另一个跟在后面的国民党军骑兵团来到后，就向两边梁上的红军发起进攻。我们第4连把守在南面的塬上，居高临下，敌人很难攻上来。为了解救里面的骑兵团，国民党军又派了一个骑兵团，企图从侧面的山梁上迂回。正当我们打得起劲的时候，突然在侧后方的梁上响起了密集的机枪声，原来国民党军骑兵迂回部队的前锋已爬到我们侧后的塬上。由于他们占据的那个塬更高，密集的子弹压得我们抬不起头来。其中一发子弹穿过两个同志的身体后，又射中我的左大腿根，弹头没劲了，只钻进一多半，弹尾露在外边，我把它抠出来，随手就扔掉了。
危急时刻，大队调过来两挺重机枪，架设在我们后面的山梁上，这才将敌人火力压制下去。我们牺牲了好几位同志，还有不少同志负了伤。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既要阻击和封锁山口的敌人，还要密切监视侧面的敌人，而我们第2纵队满打满算不到2000兵力。
正当我们咬着牙同时对付两个方向敌人的时候，第1纵队突然从二道川那面的梁上直插过来，把敌人的队伍冲了个七零八落，溃散的敌兵转身就往左面的头道川逃跑。他们这一跑，立刻冲乱了头道川里的敌人。山口外面的敌兵骑上马往回跑，里面的也爬起身拼命往沟外跑。我们立刻冲了下去，接着对面山上的第12大队也开始往下冲。
兵败如山倒的国民党军骑兵，不管是骑马的还是步行的，都沿着头道川大路朝着来的方向跑。他们没跑多远就遭到打击，第1纵队早已将其后路截断。前后溃逃的敌人一齐涌向一条向北的路，这条路虽然没有红军把守，但这里是上坡路，道路十分狭窄，国民党军骑兵为了逃命争先恐后，人和马匹很快挤成一团。我们追的那一路敌军，不少是骑马的，他们看到前面的路口被塞住后，就下到路旁的沟里，想顺着沟底向前跑一段，绕过挤在一起的人，再驱马冲到路上逃跑。
我们一看就急了，如果他们冲上路就追不上了！这一路上我们吃骑兵的亏最多，最后的阻击又打得很苦，新仇旧恨一齐涌上心头，于是大家咬紧牙关、不管不顾地狠命往前追。幸好沟里坑坑洼洼，马跑不快，我们赶到时，多数敌兵还在沟里。“射人先射马”，我们集中火力先向前面往坡上冲的马匹射击，好几匹马被射中，纷纷从坡上滚下，又将后面的马撞到沟底。这样一来，沟里的骑兵人仰马翻，被毙伤、摔伤的马有近百匹。不少来不及下马的骑兵被压在马下，疼得乱叫唤。我们喊着“缴枪不杀”，冲到沟里，对那些挣扎起来还想逃跑的，一枪托一个，狠狠击倒，然后奋力冲上坡去，沿路继续向前追击。一路上，那些徒步逃跑的骑兵大部分都被我们俘虏了。我们一口气追出十几里地，直到骑马的敌人跑远了才停下。
这一仗打得痛快，把一路上受国民党军骑兵的气全都发泄出来了！返回川道把俘虏交出去后，我们又回到先前把守的那个塬上，去清扫战场。上去的时候，发现负伤的同志已被担架队抬进吴起镇。我们在几个老乡帮助下，掩埋了牺牲的同志。最后站队清点人数，除去被收容的伤员外，全连只剩下二十一二人。
我们第4连是全军最后一个进入吴起镇的连队，进镇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大队为我们准备好了晚饭。这是自从出六盘山以来，我们吃到的第一顿热乎饭，大家狼吞虎咽，几口就吃进肚子里了。第二天早饭后，大队领导宣布解散第4连，除连长和个别同志外，大多数同志被补充到第3连。
在吴起镇休整了几天后，部队继续向陕北前进，最后在富县的象鼻子湾附近同红25军、红26军胜利会师，结束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编辑 叶松）
整理者：青岛海关退休干部
设伏未果，转为阻击
1935年8月，红军总部把红一、红四方面军混编成右路军和左路军，其时我在右路军红3军团第10团。9月，跟随中央北上的部队改编为红军陕甘支队，红3军团改称陕甘支队第2纵队，第10团则改为第10大队。我们过草地、越高山，来到头道川西面的铁边城一带，下一步准备经吴起镇，向目的地保安进发。据上级通报，保安是陕北苏区的中心，到了那里，长征就胜利结束了。
过了六盘山之后，国民党军的骑兵部队就像尾巴一样跟在我们身后。为了防止他们尾随进入陕北苏区，红军总部决定利用头道川的有利地形打伏击，消灭国民党军骑兵的前卫部队，切掉这条讨厌的尾巴。
一日，天亮不久，我们开始行动。部队在山上行走五六里后，下到一条大沟，沿大沟快速向北行进，两个多小时后进入头道川的沟口。头道川实际上是夹在两道山脉中的川道，沟口有400多米宽，但沿公路向东行走两华里左右，川道就收窄到只有百八十米了；还有一条数丈宽的河流，在川道上的公路旁缓缓流向东边的吴起镇；两旁则尽是高低起伏、纵横交错的山梁。从地形上看，这里不利于骑兵部队机动，是打伏击的理想区域。
我们第2纵队埋伏在沟口东面，分布在川道两边的山梁上。第1纵队是此战主力，他们在我们到达之前就已进入阵地，埋伏在我们后面。我们第2纵队的任务是待国民党军骑兵前卫部队进入设伏区域后，立刻封锁道路，阻击国民党军的后续部队。第1纵队消灭被包围的敌军后，再来协助我们。
我们趴在山梁上足足等了两个多小时，也没发现国民党军骑兵的踪影。快到中午的时候，才看到国民党军骑兵大约一个排的侦察兵从沟口西面的大路上奔了过来——他们跟在第1纵队负责诱敌的一支小部队后面。
可能是为了刺激敌军快点儿进入埋伏区域，第1纵队的这支小部队突然停下，一下子打下好几个国民党军骑兵。没想到，这支侦察排挨打后立刻逃了回去，跟在后面的部队也不走了。他们在沟口展开约一个连的警戒部队，其余主力快速登上头道川南面的山梁。
陕甘一带的山势多由西北向东南倾斜，这股国民党军骑兵登上的山梁明显比我们这边高，虽然中间隔了条大沟，但由于没有高大树木作掩护，埋伏在头道川和二道川之间山梁上的红军马上就要暴露了。
一看伏击打不成，总部首长当机立断，命令第1纵队撤出埋伏，马上向东面的吴起镇进发。为了加快行进速度，同时命令中央纵队翻到下面（南面）的二道川，在第2纵队第11大队掩护下，沿二道川的大路向吴起镇行进；第2纵队第10大队和第12大队担负在头道川阻击国民党军骑兵的任务，掩护大部队行进。
经过长期征战，此时我所在的第10大队只有四个步兵连和一个重机枪连，作战人员加在一起不到600人，估计第12大队的情况也不比我们强多少。由于重机枪连行军不便，所以担负阻击任务的主要是两个大队的八个步兵连。
根据过草地前训练打骑兵时的战术要求和头道川的地形特点，我们以步兵连为基本单位，沿川道设置了八道阻击阵地。考虑到骑兵在公路上跑起来比较快，所以每道阻击阵地之间的距离原则上不超过300米。如果超过这个距离，部队后撤时就难以得到及时掩护。
首先进行狙击的是我们第10大队。按照正常顺序，我所在的第4连位于全大队最后，三个排沿道路左右错开。第1排的阵地设置在川道左侧的山丘处，第2排的阵地位于右后侧几十米远的小山包上，第3排的阵地则在后面转弯处正对公路的山梁上。
我们第4连是由两个方面军的同志组成的，因为之前打会理时伤亡惨重，指导员、通讯员和连长先后牺牲，全连只剩下50来人，部队到达芦花（今黑水城）以后，红四方面军的杨国夫带着红30军第90师政卫连的60多个同志补充到连里。在杨国夫连长带领下，大家团结互助，过草地时仅牺牲了一名同志。后来红一方面军单独北上时，红四方面军的同志被拖回去十个，杨连长也被调到第2连。
撤退途中，遭遇损失
构筑完简单的阻击阵地后，我们注视着前方，静静地等候敌人到来。但令人不解的是，前面迟迟没有传来枪响。后来才知道，最先追上来的敌军是马鸿宾的骑兵团，这股敌人十分狡猾，又熟悉地形，躲在梁上不肯下来，把道路“让”给了后面的东北军骑兵部队。
过了一个多小时，前面传来枪声，很快就变得激烈起来。半个多小时后，第1连快步从山下的川道跑了过去。又过了二十几分钟，第2连也跑了过去。看到前面第3连的同志开始往回跑时，我们立刻紧张起来。
由于之前从红四方面军补充过来的通讯员被拖走，所以我既是司号员又是通讯员。连长的指挥位置设在中间的第2排，离第1排的阵地不到50米。为防止骑兵沿公路冲上来，我们在这里布置了两挺轻机枪。
由于长期骑马的缘故，下马进攻的骑兵跑起来很笨拙，像鸭子一样左右摇摆。我们的任务是迟滞敌军，因而在其尖兵离阵地还有100米时，就开始用步枪瞄准射击。不过，敌人的正面进攻并不積极，似乎在等候迂回部队包抄。我们设在侧后的阵地既可以对前面阵地进行火力支援，又可以用火力封锁路面，所以敌人只能从川道外面的山梁上迂回。这一带的山光秃秃的，敌人迂回部队的行踪，我们的监视哨看得清清楚楚，一旦看到尖兵爬到侧后的梁上，我们便立刻撤出阵地往回跑。国民党追击部队也不傻，在进攻部队的后面预备了一支骑兵，只要看到我们后撤，就立刻超越进攻部队，驱马追杀。
骑兵最怕的就是扫射，马跑得再快也快不过子弹，一旦马被打中，他们也就没戏可唱了。我们第4连共有四挺轻机枪，除了第2排阵地的两挺外，余下两挺被部署在后面的第3排，目的是抑制敌军骑兵的快速冲锋。只要我们跑过二三百米，就能得到后面阻击部队的火力掩护，国民党军骑兵也就无法再追了。意外的是，这次后撤使我们第4连遭受了重大损失。 我们原来以为第12大队的第一道阵地会设在我们身后约300米一个转弯处的山包上。不知什么原因，他们却将阵地设在下一个转角。当我们跑到第一个转弯处的时候，没有及时得到火力支援。我们第2排刚跑到这里，敌人的骑兵就追上来了。听到后面第3排同志被骑兵砍杀的惨叫声，连长抢过一挺机枪就向后射击。在几挺机枪轮番射击的掩护下，第3排剩下的同志勉强跑过来，转过山脚，才得到后面部队的支援。
撤到安全地带后，停下来清点人数。第3排排长报告，损失了一半（记不清是15个人还是16个人）。连长听完铁青着脸，一个字也没说，闷着头一个劲儿向后走，越过第3连的阻击阵地，找团长和政委“说理”，说着说着，眼泪就流了下来……
危急时刻，跳下山坡
傍晚，国民党军骑兵停止进攻时，我们连又成了最后面的部队，晚上还得坚持放哨。更可气的是，当晚，保卫部门的人来“肃反”，调查我们连被骑兵追杀时有个战士喊“投降”的事。牺牲了十几个战友，大家心里本来就很难过，看到连长受到保卫人员严厉诘问，我们深受刺激、非常反感。
保卫部门的人走了不久，大队来人传达新的命令：坚决阻住头道川敌人的进攻，为战役准备赢得时间。
第二天早上8点刚过，前面就传来警戒哨告警的枪声。我们在把守的塬上看到大批国民党军骑兵沿着川道向吴起镇方向开来，其先头部队在离我们前哨阵地约400米处停下，开始在路边的制高点架起重机枪，看样子是要先进行火力压制，再开始发动进攻。连长命令我跑步通知前面的警戒哨，立即撤回来。
这天的阻击与以前不同，我们大队沿川道两边，在每一道山梁都设置了阻击阵地。我们的警戒哨撤回来没一会儿，敌人的数挺重机枪就开始射击。十几分钟后，约一个连兵力的敌军徒步发起进攻，很快登上了先前放哨的阵地。他们没想到的是，我军占据的山梁比他们高，塬上又缺乏可供隐蔽的场所，所以被打得趴在地上抬不起头。国民党军只好从后面调来几门迫击炮。敌军进行试射的时候，连长下令从第一道阵地后撤。
我们身后的沟很深，部队得顺小路下到沟底才能再爬到后面的塬上。连长看到小路很窄，队伍后撤时只能排成一路纵队，如果敌人爬上梁，我们还没撤到塬上，就会遭到敌人火力打击。为了减少伤亡，连长命令其他人员全部后撤，他和我两个人留下来在后面掩护。把我留下，是因为我手中拿的也是短枪，这是打会理时老连长牺牲前交给我的。
我和连长一边向敌人开枪，一边不时回头观察部队向后面山梁行进的情况。就在准备后撤时，一扭头发现有几个骑兵从侧面爬了上来。连长把手榴弹往外一丢，大喊一声“快跑”！我俩撒腿顺着小路往沟底下跑。
塬上的小路是顺着缓坡盘旋而下的，连长在前面，我跟在后面，但每到转弯的地方，连长的速度就会慢下来，如此一来，后面的敌人就越追越近。跟在我身后最近的那个敌人，一边“咿咿呀呀”地怪叫着，一边挥舞着手中的马刀乱砍。当我的脖子感到马刀激起的凉风时，我顾不得山坡高矮，一咬牙就跳了下去。
我跳下去的地方虽然比较陡，但多少还有些坡度。跳的时候我就想好了，紧贴着山坡尽量侧身后仰，将左胳膊拖在身后延缓往下滑的速度。快滑到坡底时，巨大的惯性把我翻转了过来，滚了两个跟头。我被摔得晕晕乎乎，在地上躺了一会儿才坐起来，动弹了几下腰、腿和手，还好没有受伤。这时，我听到梁上的同志大声叫喊，定了定神，爬起来就沿上坡的小路向垭口跑去。坡上下来两个同志，用力把我拉了上去。回头一看，我刚才跳下的那个斜坡竟然足有20米高！
当我大口喘着粗气的时候，看到连长刚刚下到沟底，后面还有几个敌人紧追不舍。随着连里同志的几声枪响，跑在最前面的那个敌人被放倒了，其余的伏在地上不敢再追。在同志们的呐喊声中，连长终于有惊无险地跑了回来。
这一天，国民党军虽然进攻得很猛，却只向前推进了六七华里。傍晚时分，双方在杨城子西边一个叫水井子沟的地方停了下来。为了防止我们夜袭，国民党军骑兵主力向后退了十几里地，前面只留下一个连警戒。双方警戒哨之间只隔了几百米，夜深人静的时候，敌军换岗哨时喝问口令的声音，我們都能隐约听到。
新仇旧恨，一并清算
次日上午，国民党军骑兵部队继续发起进攻，全然没有觉察到红军已作好歼灭他们的准备。
敌人的先头团攻过来的时候，我们没有像前一天那样顽强抵抗，坚持了不长时间，便放弃阵地往后撤。就这样，国民党军前面这个骑兵团一步一步被引入杨城子后面的沟里。他们走了大约两华里，迎头遭到第11大队强有力的阻击。我军第10大队和第12大队早已占据两边的山梁，在三面火力的打击下，国民党军这个骑兵团被压在川道上进退两难。
杨城子后面这个山口有近百米宽，另一个跟在后面的国民党军骑兵团来到后，就向两边梁上的红军发起进攻。我们第4连把守在南面的塬上，居高临下，敌人很难攻上来。为了解救里面的骑兵团，国民党军又派了一个骑兵团，企图从侧面的山梁上迂回。正当我们打得起劲的时候，突然在侧后方的梁上响起了密集的机枪声，原来国民党军骑兵迂回部队的前锋已爬到我们侧后的塬上。由于他们占据的那个塬更高，密集的子弹压得我们抬不起头来。其中一发子弹穿过两个同志的身体后，又射中我的左大腿根，弹头没劲了，只钻进一多半，弹尾露在外边，我把它抠出来，随手就扔掉了。
危急时刻，大队调过来两挺重机枪，架设在我们后面的山梁上，这才将敌人火力压制下去。我们牺牲了好几位同志，还有不少同志负了伤。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既要阻击和封锁山口的敌人，还要密切监视侧面的敌人，而我们第2纵队满打满算不到2000兵力。
正当我们咬着牙同时对付两个方向敌人的时候，第1纵队突然从二道川那面的梁上直插过来，把敌人的队伍冲了个七零八落，溃散的敌兵转身就往左面的头道川逃跑。他们这一跑，立刻冲乱了头道川里的敌人。山口外面的敌兵骑上马往回跑，里面的也爬起身拼命往沟外跑。我们立刻冲了下去，接着对面山上的第12大队也开始往下冲。
兵败如山倒的国民党军骑兵，不管是骑马的还是步行的，都沿着头道川大路朝着来的方向跑。他们没跑多远就遭到打击，第1纵队早已将其后路截断。前后溃逃的敌人一齐涌向一条向北的路，这条路虽然没有红军把守，但这里是上坡路，道路十分狭窄，国民党军骑兵为了逃命争先恐后，人和马匹很快挤成一团。我们追的那一路敌军，不少是骑马的，他们看到前面的路口被塞住后，就下到路旁的沟里，想顺着沟底向前跑一段，绕过挤在一起的人，再驱马冲到路上逃跑。
我们一看就急了，如果他们冲上路就追不上了！这一路上我们吃骑兵的亏最多，最后的阻击又打得很苦，新仇旧恨一齐涌上心头，于是大家咬紧牙关、不管不顾地狠命往前追。幸好沟里坑坑洼洼，马跑不快，我们赶到时，多数敌兵还在沟里。“射人先射马”，我们集中火力先向前面往坡上冲的马匹射击，好几匹马被射中，纷纷从坡上滚下，又将后面的马撞到沟底。这样一来，沟里的骑兵人仰马翻，被毙伤、摔伤的马有近百匹。不少来不及下马的骑兵被压在马下，疼得乱叫唤。我们喊着“缴枪不杀”，冲到沟里，对那些挣扎起来还想逃跑的，一枪托一个，狠狠击倒，然后奋力冲上坡去，沿路继续向前追击。一路上，那些徒步逃跑的骑兵大部分都被我们俘虏了。我们一口气追出十几里地，直到骑马的敌人跑远了才停下。
这一仗打得痛快，把一路上受国民党军骑兵的气全都发泄出来了！返回川道把俘虏交出去后，我们又回到先前把守的那个塬上，去清扫战场。上去的时候，发现负伤的同志已被担架队抬进吴起镇。我们在几个老乡帮助下，掩埋了牺牲的同志。最后站队清点人数，除去被收容的伤员外，全连只剩下二十一二人。
我们第4连是全军最后一个进入吴起镇的连队，进镇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大队为我们准备好了晚饭。这是自从出六盘山以来，我们吃到的第一顿热乎饭，大家狼吞虎咽，几口就吃进肚子里了。第二天早饭后，大队领导宣布解散第4连，除连长和个别同志外，大多数同志被补充到第3连。
在吴起镇休整了几天后，部队继续向陕北前进，最后在富县的象鼻子湾附近同红25军、红26军胜利会师，结束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编辑 叶松）
整理者：青岛海关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