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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说，一个故事就包含了一个讲故事的方式，那故事是唯一的，那方式也是唯一的。作为一个有明确追求而且成功的作家，是有理由这么说的。因为唯有这样，故事才以最完美的或是最独特的形式讲述出来。而作为影响叙述方式重要因素的叙事视角自然更值得关注。创作如此，阅读也如此。正如杨义先生所说：“依据文本及叙事视角，进行逆向思维，揣摩作者心灵深处的光斑、情绪和疤痕，乃是进入作品生命本体的重要途径。”换而言之，从叙事视角切入是阅读小说的一把钥匙。
何谓叙事视角？杨义先生说，“叙事视角是一部作品，或一个文本，看世界的特殊眼光和角度”。比如“林黛玉進贾府”一节，作者借初到贾府的黛玉之眼来描写贾家的一干人等与贾府的建筑结构、房屋摆设，人们之间的关系。其中写到王熙凤的出场：一语未了，只听后院中有人笑声，说：“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黛玉纳罕道：“这些人个个皆敛声屏气，恭肃严整如此，这来者系谁，这样放诞无礼？”心下想时，只见一群媳妇丫鬟围拥着一个人从后房门进来。这个人打扮与众姑娘不同，彩绣辉煌，恍若神妃仙子……
假如，这一段文字改成由贾府中的某个人向林黛玉介绍突然出场的王熙凤，那么效果就会不同。由于对王熙凤个性的了解和对她在贾府中地位习以为常，这个叙述者就不会有林黛玉那样的心理体验：“这些人个个皆敛声屏气，恭肃严整如此，这来者系谁，这样放诞无礼？”因此，这个视角下的文本就不能很好地向读者传达出“凤辣子”这个角色的概貌；那种先闻其声后见其人扣人心弦的表现效果也必然无法存在。
也就是说，只有从林黛玉这样的贾府新客的视角落笔，才能增强现场感，从而让读者身临其境，随黛玉之惊讶而惊讶，随黛玉之恍然而恍然。读者也才能因此对凤姐之辣，对黛玉初涉贾府“步步惊心”的谨慎印象鲜明而深刻。
从以上分析中不难发现，不同的叙事视角，往往会产生不同的表现效果和审美效应。因此透过对视角的分析，确实可以更好地进入文本，体会文本的表现力和作者的思想感情。
再从语文教学的角度来说，对叙事视角的分析，也有很大的现实意义。新近修订的《语文课程标准》对语文的核心素养作了明确的界定和说明，它指出“思维的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是语文核心素养的重要构成元素。如何提高学生的思维力和审美力是当前语文教学必须面对而且要付诸实践的关键。而从叙事视角的角度引领学生关注文本可以让学生换一副眼光打量文本，从而有利于锻炼、培养学生的敏锐的文本感受力和思维的深刻性，从而促进学生思维的发展与提升，提高他们的审美鉴赏与创造能力。
下面以鲁迅先生的《孔乙己》为例，尝试从叙述方式的角度对小说叙事视角的表现效果谈一点粗浅认识。当然，叙事视角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话题，限于水平，本文仅从小伙计的身份、地位、作为等三个方面来分析其对文本表现的作用。
一、小伙计是一个地位低下的小伙计，选择小伙计作为叙事角度，能更好地体现创作意图，表现小说主题
关于《孔乙己》主题，研究者大多从控诉封建科举制度这一角度进行阐释，说是“科举制度对读书人的摧残和毒害”“揭示了封建教育和科举制度的吃人本质”。鲁迅好友孙伏园在概括鲁迅当年告诉他喜欢《孔乙己》的意见时说：“《孔乙己》作者的主要用意，是在描写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曾华鹏、范伯群两位鲁迅研究专家也认同这种观点。确实，鲁迅历来重视对国民性问题的关注与探讨，并将“诚与爱”的缺乏视为我们民族的根本弱点。可以说，《孔乙己》是鲁迅先生对国民性的揭示和批判的形象表达，如果我们愿意从小伙计的角度来重读小说，是能充分体味作者笔下那种凉薄的意味的。
这得先从小伙计的身份地位说起。小伙计是一个地位低下的小伙计，明确这一点非常重要。从文本可知，小说虽题为“孔乙己”，但作者却仍花了不少笔墨对作为酒店小伙计的“我”的处境和地位作了明确的界定，尽力强调他地位的低下。小说是这样说的：
我从十二岁起，便在镇口的咸亨酒店里当伙计，掌柜说，样子太傻，怕侍候不了长衫主顾，就在外面做点事罢。外面的短衣主顾，虽然容易说话，但唠唠叨叨缠夹不清的也很不少。他们往往要亲眼看着黄酒从坛子里舀出，看过壶子底里有水没有，又亲看将壶子放在热水里，然后放心：在这严重监督下，羼水也很为难。所以过了几天，掌柜又说我干不了这事。幸亏荐头的情面大，辞退不得，便改为专管温酒的一种无聊职务了。
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1.小伙计和掌柜的关系不好，掌柜是看不起他的——样子太傻，又不会按掌柜的要求弄虚作假，欺骗顾客。掌柜看不上他，碍于荐举的情面没有辞退他……
“掌柜是一副凶脸孔……”“在这些时候，我可以附和着笑，掌柜是决不责备的”，可见平时稍有轻举妄动，掌柜是要责备的。
2.酒客也不把他当回事：主顾也没有好声气……
3.小伙计所从事的工作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专管温酒的一种无聊职务了。
综上可知，小伙计是一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人。能力低下，是一个没有什么地位的低级服务员。他被众人疏离，是一个相对孤独、倍受压抑而快活不起来的人。
按常理，这样一个可怜人，见到受损害受侮辱的孔乙己，应该有一种同病相怜的反应。但是事实完全相反，小伙计眼中的孔乙己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所以至今还记得。”而当孔乙己想教“我”茴字的写法时，“我想，讨饭一样的人，也配考我么？便回过脸去，不再理会”，对孔乙己的恳切是觉得“又好笑，又不耐烦，懒懒的答他”。孔乙己要教他回字的四样写法时，“我愈不耐烦了，努着嘴走远”。
这些文字充分说明，孔乙己在小伙计眼里也只不过是一个看着好笑的人而已，他对孔是极端鄙视和不屑的。
这样，作者就用一个地位十分低下的“小伙计”，更加有力地突出了孔乙己的地位更为低下的现实。小伙计如此待他，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一言以蔽之，孔乙己是人人得而侮之的人。事实也正是如此，没有人对孔乙己表示一点点同情。 二、小伙计是酒店中的小伙计，选择他来叙述孔乙己的生平遭际比用其他人有更为得天独厚的优势
不妨设想，如果用作品中的其他人作为叙事视角会有什么局限呢？他们能说什么又不能说什么？且以文本呈现的内容为例作一简要说明。
丁举人：在看他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前，我们先回顾一下《范进中举》中，范进中了秀才后，胡屠户教训他的一番话：“中了相公，凡事要立起个体统来。比如我这行事里都是些正经有脸面的人，又是你的长亲，你怎敢在我们跟前装大？若是家门口这些做田的，扒粪的，不过是平头百姓，你若同他拱手作揖，平起平坐，这就是坏了学校规矩，连我脸上都无光了。”
在讲究尊卑有序的旧社会，范进中了个秀才，就是老爷了，胡屠户就如此严格做人原则，那么比范秀才地位更高的丁举人怎么能时常混迹酒店呢？所以丁举人不大可能讲述在酒店里的事。他是举人，他有他的社交圈子，不可能轻易碰到孔乙己，他更不可能讲述掌柜反复念叨着的孔乙己欠他十九个钱的细节。
再如掌柜，他能说什么呢？他至多说：孔乙己好久不来了，他还欠我十九个钱呢。欠十九个钱的细节也可能就此一笔带过，而不能像小伙计一样记得那么清那么牢，否则是十分滑稽的事。
酒客呢？酒客们哪怕是老主顾也不可能如小伙计一样全面了解掌柜对孔乙己的一言一行：
自此以后，又长久没有看见孔乙己。到了年关，掌柜取下粉板说，“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到第二年的端午，又说“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到中秋可是没有说，再到年关也没有看见他。
這样一个富有表现力的细节，不与掌柜朝夕相处的短衣帮是无论如何说不出来的。
那么，能让孔乙己来叙述自己的故事吗？能，但是肯定不好。
让孔乙己自己讲自己的故事，会有很多尴尬，比如“连人带书玩失踪”的情节，“窃书不算偷”的高论，断腿的真实原因，他就很难表达。
尤其是失联二十年后，小伙计的猜测“大约的确死了”，让孔乙己如何能说出口呢？而这些不能说的话，无一不是极富表现力的。
总而言之，由于上述角色的身份特点，决定了他们视角的狭窄，如果让他们充当叙述者，要让他们如小伙计一样叙述丰富，必然显得为难而笨拙。丁举人他们只能叙述其中的一小部分，要作全景式的叙述还得靠小伙计。小伙计的这种叙述优势全是因为他是酒店中的小伙计。这一角色定位，是进行全方位叙述的前提。也就是说，只有酒店中这个小伙计，才有可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以他的所见所闻拼接成孔乙己零碎而又完整的一生。
再来看看这间酒店。
表面上看，酒店也是一个非常有限的空间，这似乎是叙事的一种局限，然而酒店是一个公共空间，是长衫客短衣帮喝酒的地方，是信息的集散地。小伙计有这样的地理优势。再说，前面提到过，小伙计能力有限，他整天站在柜台那儿负责温酒，于是有足够的时间来看和听。也就是说，鲁迅先生“安排”小伙计温酒绝非是可有可无的。
于是，一切尽收小伙计眼底、耳畔了。他看得更多，听得更多，便能写出那些人与孔乙己之间的关系了。鲁迅先生正是借助他，写出了别人对孔乙己的作为和态度，可以尽最大可能地在别人的行为和态度中展现孔乙己作为笑料的存在，尴尬的存在，可悲的存在。
不是吗？公开嘲弄孔乙己的短衣帮；嘲弄并只惦记孔乙己欠十九个钱的掌柜；隐在短衣帮、掌柜言谈中的对孔乙己直接施暴的何家和丁举人；赶来看热闹的、眼睛里只有茴香豆的孩子们。自然还有“我”这个对孔乙己不屑一顾的小伙计。
这一干人组成了一张网，不断地围追堵截孔乙己，给予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打击，孔乙己成了无法破网而出的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一个。这种视角的设计，能充分展示孔乙己的生命尴尬和人生悲剧。不管是穷人还是有钱人，都在压迫着孔乙己的生存空间，于是在充满凉意的他人快意的笑声中，孔乙己艰难地走出了人们的视线，走向了自己的生命末路。“一般社会对苦人的凉薄”也因此能在这种病态的人际关系中得到充分展现。
顺便再说一下小说的主题。如果说作品旨在批判科举制度，那么有一个问题恐怕难以得到合理的解释。难道仅仅是因为孔乙己没有进学，连半个秀才也没捞到，人们就可以如此作践、糟蹋他，于是戏弄孔乙己就是戏弄科举制吗？如果是这样，鲁迅先生也难免肤浅。因为，如果孔乙己科举成功了呢？人们还会把他当笑料吗？如果能否定一个科举成功的孔乙己不是更能表现对科举制的批判吗？要知道，“笑贫不笑娼”曾是旧社会的普遍现象，同一个人，若科举失败，众人奚落；一旦成功，则万人羡慕。这样的世态炎凉，这样的民族劣根性，想来都让人不寒而栗。而且，在小说中，我们也不难读到这一层意思：孔乙己虽然没有翻身，但他并不会因科举失败而饿死：“幸而写得一笔好字，便替人家钞钞书，换一碗饭吃。”“可惜他又有一样坏脾气，便是好喝懒做。”说到底，他的悲剧，主要是“坏脾气”造成的，而不是科举。当然，这个形象因科举而有所“变形”，这也是客观事实，所以说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科举制对人性的戕害是可以接受的，但这不应是鲁迅的主要目的。
话说回来，读者一般都把孔乙己当成小说的中心人物，但综观全文，其实也不妨认为作者是借孔乙己来写众生相。贫贱的读书人孔乙己是一面镜子，人们争相出现在这面镜子前，作者便以此照出了众人的笑面与冷肠，照出了社会对苦人的凉薄。因此，中心人物，其实何尝不是何家人、丁举人、长衫主顾、短衣帮、掌柜和小伙计。甚至那些缠着孔乙己专要茴香豆的孩子，他们幼小而本该纯洁的心灵中又何曾闪现过一丝同情？谁能保证他们不是未来的丁举人、掌柜，不是小伙计，或者不是短衣帮中的一员呢？这些地位不一、身份各异的人正构成了中国旧社会中的人的现实，人心的现实。
要而言之，鲁迅先生是通过酒店中小伙计这个视角“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内，为读者呈现了一个残酷的深广的社会现实，揭示一个苦人的悲惨遭遇，从而体现了作者对民族性充满悲愤、失望的忧思。 三、小伙计是一个冷静的小伙计，这种零度叙事的策略使小说更添寒意，增强了凉薄的意味
如果我们将孔乙己中的“我”与《一件小事》中的“我”、《故乡》中的“我”比较一番，作者把小伙计写得更冷静。
《一件小事》中，“我”在结尾时这样说：“独有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在我眼前，有时反更分明，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
而《故乡》中的“我”于过去有太多甜蜜的回忆，于现在有重逢的失落和对闰土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
这些，都可说是作品中的亮色或说是暖色。《孔乙己》中的“我”则不同，除了他附和着笑和在孔乙己试图教他茴字时明显流露出鄙薄这种比较强烈的感情外，他一直是冷静而克制的叙述者。他不发任何议论，对所见所闻不作任何评判。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不能忘了“我”叙述故事的时间跨度。小说中写道：“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我从十二岁起，便在镇口的咸亨酒店里当伙计。”也就是说，“小伙计”讲的是20多年前的事。他说：“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所以至今还记得。”
20多年过去了，“小伙计”记得孔乙己的理由仅仅是因为他能给“我”带来笑声。这是多么可怖的事。
在孔乙己坐着来到酒店买酒喝时，小伙计是“温了酒，端出去，放在门槛上”，他没有递到孔乙己手里，虽然只是举手之劳。
小说结尾时写道：“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
这个失联了20多年的孔乙己究竟活着与否，没人关心。“大约的确”，意味着孔乙己到底有没有死，不知道。不知道背后，其实就是冷漠，没有人過问、打听孔乙己的死活。这就是再一次印证前文所说的，“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
这些叙述，可以说是不动声色，冷静之至，让人感到一种弥天塞地的绝望。
文中最具冷意的笔墨是掌柜念叨三次的“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这一细节，常会让人想到《论语》中的一则故事：“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对此，朱熹注曰：“非不爱马，然恐伤人之意多，故未暇问。盖贵人贱畜，理当如此。”
咸亨酒店的掌柜呢？“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掌柜问钱不问人，是贵钱而贱人也，凉薄之意由此再次冷冷递出，岂不令人痛心哉？
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孔乙己》的艺术高度之所以广被认可，怕与鲁迅先生独具慧眼地选择小伙计作为叙事视角分不开。以上粗浅的分析，或许也多少能说明一点叙事视角之于文本的表现力。于此切入小说阅读，应该是值得尝试的。
是的，如果我们读小说不千篇一律地从人物、情节、环境入手，而试着从叙事视角入手并带动人物形象等其他因素的分析，是不是会有别样的收获呢？或者说，如果我们能突破视野的局限，多吸纳些有关小说创作的先进理论，换一种眼光来审视文本，会不会有更多新的体认与发现呢？胡适有言，自古成功在尝试。想来，这种阅读尝试对培养学生综合的语文素养应该不无裨益吧。
（作者单位：苏州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何谓叙事视角？杨义先生说，“叙事视角是一部作品，或一个文本，看世界的特殊眼光和角度”。比如“林黛玉進贾府”一节，作者借初到贾府的黛玉之眼来描写贾家的一干人等与贾府的建筑结构、房屋摆设，人们之间的关系。其中写到王熙凤的出场：一语未了，只听后院中有人笑声，说：“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黛玉纳罕道：“这些人个个皆敛声屏气，恭肃严整如此，这来者系谁，这样放诞无礼？”心下想时，只见一群媳妇丫鬟围拥着一个人从后房门进来。这个人打扮与众姑娘不同，彩绣辉煌，恍若神妃仙子……
假如，这一段文字改成由贾府中的某个人向林黛玉介绍突然出场的王熙凤，那么效果就会不同。由于对王熙凤个性的了解和对她在贾府中地位习以为常，这个叙述者就不会有林黛玉那样的心理体验：“这些人个个皆敛声屏气，恭肃严整如此，这来者系谁，这样放诞无礼？”因此，这个视角下的文本就不能很好地向读者传达出“凤辣子”这个角色的概貌；那种先闻其声后见其人扣人心弦的表现效果也必然无法存在。
也就是说，只有从林黛玉这样的贾府新客的视角落笔，才能增强现场感，从而让读者身临其境，随黛玉之惊讶而惊讶，随黛玉之恍然而恍然。读者也才能因此对凤姐之辣，对黛玉初涉贾府“步步惊心”的谨慎印象鲜明而深刻。
从以上分析中不难发现，不同的叙事视角，往往会产生不同的表现效果和审美效应。因此透过对视角的分析，确实可以更好地进入文本，体会文本的表现力和作者的思想感情。
再从语文教学的角度来说，对叙事视角的分析，也有很大的现实意义。新近修订的《语文课程标准》对语文的核心素养作了明确的界定和说明，它指出“思维的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是语文核心素养的重要构成元素。如何提高学生的思维力和审美力是当前语文教学必须面对而且要付诸实践的关键。而从叙事视角的角度引领学生关注文本可以让学生换一副眼光打量文本，从而有利于锻炼、培养学生的敏锐的文本感受力和思维的深刻性，从而促进学生思维的发展与提升，提高他们的审美鉴赏与创造能力。
下面以鲁迅先生的《孔乙己》为例，尝试从叙述方式的角度对小说叙事视角的表现效果谈一点粗浅认识。当然，叙事视角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话题，限于水平，本文仅从小伙计的身份、地位、作为等三个方面来分析其对文本表现的作用。
一、小伙计是一个地位低下的小伙计，选择小伙计作为叙事角度，能更好地体现创作意图，表现小说主题
关于《孔乙己》主题，研究者大多从控诉封建科举制度这一角度进行阐释，说是“科举制度对读书人的摧残和毒害”“揭示了封建教育和科举制度的吃人本质”。鲁迅好友孙伏园在概括鲁迅当年告诉他喜欢《孔乙己》的意见时说：“《孔乙己》作者的主要用意，是在描写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曾华鹏、范伯群两位鲁迅研究专家也认同这种观点。确实，鲁迅历来重视对国民性问题的关注与探讨，并将“诚与爱”的缺乏视为我们民族的根本弱点。可以说，《孔乙己》是鲁迅先生对国民性的揭示和批判的形象表达，如果我们愿意从小伙计的角度来重读小说，是能充分体味作者笔下那种凉薄的意味的。
这得先从小伙计的身份地位说起。小伙计是一个地位低下的小伙计，明确这一点非常重要。从文本可知，小说虽题为“孔乙己”，但作者却仍花了不少笔墨对作为酒店小伙计的“我”的处境和地位作了明确的界定，尽力强调他地位的低下。小说是这样说的：
我从十二岁起，便在镇口的咸亨酒店里当伙计，掌柜说，样子太傻，怕侍候不了长衫主顾，就在外面做点事罢。外面的短衣主顾，虽然容易说话，但唠唠叨叨缠夹不清的也很不少。他们往往要亲眼看着黄酒从坛子里舀出，看过壶子底里有水没有，又亲看将壶子放在热水里，然后放心：在这严重监督下，羼水也很为难。所以过了几天，掌柜又说我干不了这事。幸亏荐头的情面大，辞退不得，便改为专管温酒的一种无聊职务了。
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1.小伙计和掌柜的关系不好，掌柜是看不起他的——样子太傻，又不会按掌柜的要求弄虚作假，欺骗顾客。掌柜看不上他，碍于荐举的情面没有辞退他……
“掌柜是一副凶脸孔……”“在这些时候，我可以附和着笑，掌柜是决不责备的”，可见平时稍有轻举妄动，掌柜是要责备的。
2.酒客也不把他当回事：主顾也没有好声气……
3.小伙计所从事的工作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专管温酒的一种无聊职务了。
综上可知，小伙计是一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人。能力低下，是一个没有什么地位的低级服务员。他被众人疏离，是一个相对孤独、倍受压抑而快活不起来的人。
按常理，这样一个可怜人，见到受损害受侮辱的孔乙己，应该有一种同病相怜的反应。但是事实完全相反，小伙计眼中的孔乙己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所以至今还记得。”而当孔乙己想教“我”茴字的写法时，“我想，讨饭一样的人，也配考我么？便回过脸去，不再理会”，对孔乙己的恳切是觉得“又好笑，又不耐烦，懒懒的答他”。孔乙己要教他回字的四样写法时，“我愈不耐烦了，努着嘴走远”。
这些文字充分说明，孔乙己在小伙计眼里也只不过是一个看着好笑的人而已，他对孔是极端鄙视和不屑的。
这样，作者就用一个地位十分低下的“小伙计”，更加有力地突出了孔乙己的地位更为低下的现实。小伙计如此待他，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一言以蔽之，孔乙己是人人得而侮之的人。事实也正是如此，没有人对孔乙己表示一点点同情。 二、小伙计是酒店中的小伙计，选择他来叙述孔乙己的生平遭际比用其他人有更为得天独厚的优势
不妨设想，如果用作品中的其他人作为叙事视角会有什么局限呢？他们能说什么又不能说什么？且以文本呈现的内容为例作一简要说明。
丁举人：在看他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前，我们先回顾一下《范进中举》中，范进中了秀才后，胡屠户教训他的一番话：“中了相公，凡事要立起个体统来。比如我这行事里都是些正经有脸面的人，又是你的长亲，你怎敢在我们跟前装大？若是家门口这些做田的，扒粪的，不过是平头百姓，你若同他拱手作揖，平起平坐，这就是坏了学校规矩，连我脸上都无光了。”
在讲究尊卑有序的旧社会，范进中了个秀才，就是老爷了，胡屠户就如此严格做人原则，那么比范秀才地位更高的丁举人怎么能时常混迹酒店呢？所以丁举人不大可能讲述在酒店里的事。他是举人，他有他的社交圈子，不可能轻易碰到孔乙己，他更不可能讲述掌柜反复念叨着的孔乙己欠他十九个钱的细节。
再如掌柜，他能说什么呢？他至多说：孔乙己好久不来了，他还欠我十九个钱呢。欠十九个钱的细节也可能就此一笔带过，而不能像小伙计一样记得那么清那么牢，否则是十分滑稽的事。
酒客呢？酒客们哪怕是老主顾也不可能如小伙计一样全面了解掌柜对孔乙己的一言一行：
自此以后，又长久没有看见孔乙己。到了年关，掌柜取下粉板说，“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到第二年的端午，又说“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到中秋可是没有说，再到年关也没有看见他。
這样一个富有表现力的细节，不与掌柜朝夕相处的短衣帮是无论如何说不出来的。
那么，能让孔乙己来叙述自己的故事吗？能，但是肯定不好。
让孔乙己自己讲自己的故事，会有很多尴尬，比如“连人带书玩失踪”的情节，“窃书不算偷”的高论，断腿的真实原因，他就很难表达。
尤其是失联二十年后，小伙计的猜测“大约的确死了”，让孔乙己如何能说出口呢？而这些不能说的话，无一不是极富表现力的。
总而言之，由于上述角色的身份特点，决定了他们视角的狭窄，如果让他们充当叙述者，要让他们如小伙计一样叙述丰富，必然显得为难而笨拙。丁举人他们只能叙述其中的一小部分，要作全景式的叙述还得靠小伙计。小伙计的这种叙述优势全是因为他是酒店中的小伙计。这一角色定位，是进行全方位叙述的前提。也就是说，只有酒店中这个小伙计，才有可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以他的所见所闻拼接成孔乙己零碎而又完整的一生。
再来看看这间酒店。
表面上看，酒店也是一个非常有限的空间，这似乎是叙事的一种局限，然而酒店是一个公共空间，是长衫客短衣帮喝酒的地方，是信息的集散地。小伙计有这样的地理优势。再说，前面提到过，小伙计能力有限，他整天站在柜台那儿负责温酒，于是有足够的时间来看和听。也就是说，鲁迅先生“安排”小伙计温酒绝非是可有可无的。
于是，一切尽收小伙计眼底、耳畔了。他看得更多，听得更多，便能写出那些人与孔乙己之间的关系了。鲁迅先生正是借助他，写出了别人对孔乙己的作为和态度，可以尽最大可能地在别人的行为和态度中展现孔乙己作为笑料的存在，尴尬的存在，可悲的存在。
不是吗？公开嘲弄孔乙己的短衣帮；嘲弄并只惦记孔乙己欠十九个钱的掌柜；隐在短衣帮、掌柜言谈中的对孔乙己直接施暴的何家和丁举人；赶来看热闹的、眼睛里只有茴香豆的孩子们。自然还有“我”这个对孔乙己不屑一顾的小伙计。
这一干人组成了一张网，不断地围追堵截孔乙己，给予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打击，孔乙己成了无法破网而出的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一个。这种视角的设计，能充分展示孔乙己的生命尴尬和人生悲剧。不管是穷人还是有钱人，都在压迫着孔乙己的生存空间，于是在充满凉意的他人快意的笑声中，孔乙己艰难地走出了人们的视线，走向了自己的生命末路。“一般社会对苦人的凉薄”也因此能在这种病态的人际关系中得到充分展现。
顺便再说一下小说的主题。如果说作品旨在批判科举制度，那么有一个问题恐怕难以得到合理的解释。难道仅仅是因为孔乙己没有进学，连半个秀才也没捞到，人们就可以如此作践、糟蹋他，于是戏弄孔乙己就是戏弄科举制吗？如果是这样，鲁迅先生也难免肤浅。因为，如果孔乙己科举成功了呢？人们还会把他当笑料吗？如果能否定一个科举成功的孔乙己不是更能表现对科举制的批判吗？要知道，“笑贫不笑娼”曾是旧社会的普遍现象，同一个人，若科举失败，众人奚落；一旦成功，则万人羡慕。这样的世态炎凉，这样的民族劣根性，想来都让人不寒而栗。而且，在小说中，我们也不难读到这一层意思：孔乙己虽然没有翻身，但他并不会因科举失败而饿死：“幸而写得一笔好字，便替人家钞钞书，换一碗饭吃。”“可惜他又有一样坏脾气，便是好喝懒做。”说到底，他的悲剧，主要是“坏脾气”造成的，而不是科举。当然，这个形象因科举而有所“变形”，这也是客观事实，所以说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科举制对人性的戕害是可以接受的，但这不应是鲁迅的主要目的。
话说回来，读者一般都把孔乙己当成小说的中心人物，但综观全文，其实也不妨认为作者是借孔乙己来写众生相。贫贱的读书人孔乙己是一面镜子，人们争相出现在这面镜子前，作者便以此照出了众人的笑面与冷肠，照出了社会对苦人的凉薄。因此，中心人物，其实何尝不是何家人、丁举人、长衫主顾、短衣帮、掌柜和小伙计。甚至那些缠着孔乙己专要茴香豆的孩子，他们幼小而本该纯洁的心灵中又何曾闪现过一丝同情？谁能保证他们不是未来的丁举人、掌柜，不是小伙计，或者不是短衣帮中的一员呢？这些地位不一、身份各异的人正构成了中国旧社会中的人的现实，人心的现实。
要而言之，鲁迅先生是通过酒店中小伙计这个视角“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内，为读者呈现了一个残酷的深广的社会现实，揭示一个苦人的悲惨遭遇，从而体现了作者对民族性充满悲愤、失望的忧思。 三、小伙计是一个冷静的小伙计，这种零度叙事的策略使小说更添寒意，增强了凉薄的意味
如果我们将孔乙己中的“我”与《一件小事》中的“我”、《故乡》中的“我”比较一番，作者把小伙计写得更冷静。
《一件小事》中，“我”在结尾时这样说：“独有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在我眼前，有时反更分明，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
而《故乡》中的“我”于过去有太多甜蜜的回忆，于现在有重逢的失落和对闰土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
这些，都可说是作品中的亮色或说是暖色。《孔乙己》中的“我”则不同，除了他附和着笑和在孔乙己试图教他茴字时明显流露出鄙薄这种比较强烈的感情外，他一直是冷静而克制的叙述者。他不发任何议论，对所见所闻不作任何评判。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不能忘了“我”叙述故事的时间跨度。小说中写道：“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我从十二岁起，便在镇口的咸亨酒店里当伙计。”也就是说，“小伙计”讲的是20多年前的事。他说：“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所以至今还记得。”
20多年过去了，“小伙计”记得孔乙己的理由仅仅是因为他能给“我”带来笑声。这是多么可怖的事。
在孔乙己坐着来到酒店买酒喝时，小伙计是“温了酒，端出去，放在门槛上”，他没有递到孔乙己手里，虽然只是举手之劳。
小说结尾时写道：“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
这个失联了20多年的孔乙己究竟活着与否，没人关心。“大约的确”，意味着孔乙己到底有没有死，不知道。不知道背后，其实就是冷漠，没有人過问、打听孔乙己的死活。这就是再一次印证前文所说的，“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
这些叙述，可以说是不动声色，冷静之至，让人感到一种弥天塞地的绝望。
文中最具冷意的笔墨是掌柜念叨三次的“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这一细节，常会让人想到《论语》中的一则故事：“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对此，朱熹注曰：“非不爱马，然恐伤人之意多，故未暇问。盖贵人贱畜，理当如此。”
咸亨酒店的掌柜呢？“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掌柜问钱不问人，是贵钱而贱人也，凉薄之意由此再次冷冷递出，岂不令人痛心哉？
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孔乙己》的艺术高度之所以广被认可，怕与鲁迅先生独具慧眼地选择小伙计作为叙事视角分不开。以上粗浅的分析，或许也多少能说明一点叙事视角之于文本的表现力。于此切入小说阅读，应该是值得尝试的。
是的，如果我们读小说不千篇一律地从人物、情节、环境入手，而试着从叙事视角入手并带动人物形象等其他因素的分析，是不是会有别样的收获呢？或者说，如果我们能突破视野的局限，多吸纳些有关小说创作的先进理论，换一种眼光来审视文本，会不会有更多新的体认与发现呢？胡适有言，自古成功在尝试。想来，这种阅读尝试对培养学生综合的语文素养应该不无裨益吧。
（作者单位：苏州市教育科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