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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山东海防是中国蓝色国土防御的重要一环。随着1840年6月，鸦片战争的爆发，山东海疆陷入危机。时任山东巡抚的托浑布坐镇登州，筹办山东海防，采取怀柔避战、修筑沙堤、添铸火炮、增兵登州和编练乡勇等举措，以期确保山东海疆“海不扬波”。但作为封建高级官员的托浑布，并未亲身体验过近代化军事战争的残酷性，对处在时代变革的世界缺乏清醒的认识，他采取的海防政策严重脱离实际，并未真正增强登州海防实力。在鸦片战争后的半个世纪中，登州海防要塞地位也逐渐没落。
【关键词】：托浑布;登州;海防;山东海防
1840年6月，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响彻在中国东部沿海的上空。作为中国蓝色国土防御的重要一环，山东海防陷入危机。时任山东巡抚的托浑布坐镇登州，积极筹办山东海防事宜。本文拟系统梳理托浑布登州海防各项政策，并尝试评价其海防政策。
一、登州历史发展概况
蓬莱，古时称登州，位于胶东半岛最北端，濒临黄、渤二海，北由庙岛群岛与辽东半岛相连接，形成京津锁钥之势，东与朝鲜半岛、日本群岛隔海相望，其地理位置极其重要。隋唐时期，登州港坐拥“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之先天区位优势，逐渐成为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出海口。北宋庆历二年（1042），朝廷依托丹崖山修建“刀鱼水寨”，以抵御辽军从海上袭扰。“刀鱼寨”因港内停泊的一种外形酷似刀鱼的浅海巡逻船而得名。洪武八年（1375），在北宋“刀鱼寨”的基础上环小海筑土城，改建通海孔道，万历二十四年（1596）于土城外侧甃砖，改画河河道绕城南、城东入海，形成护城河。清朝前期推行裁卫设县，瓦解登州卫所制度，仅有9营绿营兵驻防登州镇。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烟台取代登州被开辟为对外通商口岸，1881年清政府裁减山东登荣水师，仅留4艘旧式艇船巡防浅滩险港，随着北洋海军成军以及威海、旅顺两大军港的完工，登州港的海防要塞地位完全被烟台和威海取代。
二、托浑布登州海防政策
托浑布（1799—1843），博尔吉特氏，字安顿，号爱山，蒙古世族正蓝旗子弟。嘉庆二十四年（1819）高中三甲第八十三名进士，历任湖南安化湘潭知县，福州、漳州知府。因平定台湾张丙之乱有功，被晋升为广西左江兵备道，后改补福建督粮道。道光十七年（1837）升为直隶按察使，翌年改迁布政使，道光十九年（1839）任山东巡抚。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托浑布坐镇登州筹办山东海防。
第一，怀柔避战，化解危机。1840年9月16日，五艘英国军舰闯进登州外海域，以寻求物资补给。当时的登州海防力量极其薄弱，诚如湖广道监察御史焦友麟在道光二十年七月十二日上奏道光帝的奏折所言：“登州沿海炮台不下百余处，日久残圮，并不认真修筑，不过外加涂饰，适观而已。更有镇海炮位旧台，据水城之北，正当海口要害，土人呼曰‘望海楼’，近已渐就湮灭，移炮于府城北门，竟置于无用之地，亦不思修筑，以镇岩疆。”[1]此外，道光皇帝在鸦片战争初期曾提出“抚夷”之略，并宣谕托浑布：“倘该夷船驶至登郡，情词恭顺，即不必先开枪炮。”[2]希望尽快止息干戈。经再三权衡，托浑布遂选择怀柔之术，满足了英军补给要求。9月23日，英舰驶离登州洋面，登州暂时转危为安。
第二，修建海岸防御工事。托浑布命人在水城以东沿海滩涂地带修筑土城，以增强海岸防卫能力。他派人购买麻袋40000条运至登州，并以麻袋贮沙土，间段排练列，筑成沙堆，并于其间段空阔之处安放炮位。短期内建成了“大小沙堤共长二千二百三十二丈，高者三丈五尺，根宽六丈，顶宽八尺有奇;低者一、二丈不等，根宽三丈，顶宽五尺。”[3] 此外，基于“登州府城北面及附郭之水城东面女墙垛口较多，天桥口闸门、蓬莱阁檐头较高，恐沙堆不能偏护”[4]的现状，托浑布命人“发价购买棉被数千条运往登郡于沙堆所不及之处，障以棉被以遮炮击。”[5]
第三、添设海防火炮。鸦片战争前夕，登州沿海炮台废弛已极。因此，加固登州海防炮台，添铸火炮刻不容缓。一方面，整修旧有火炮，从山东各地搜集旧有火炮，挑选出仍能射击的火炮运抵登州以充实海岸防御力量，例如分别从济南调来1300斤、1000斤大炮各一门、车炮4门、隋车炮及耳炮8门、170余斤威远炮79门，自诸城调来600斤铜炮3门、400斤铜炮2门，自济宁调来180余斤威远炮33门[6]。另一方面，添铸新火炮。托浑布向道光皇帝奏准从正黄旗汉军炮营中选择深谙炮手兵6人前往山东教授铸造新式炮车;他派人去福建招募铸炮工匠赶赴登州指导并参与铸造重型火炮;他命人从山东各地购得生铁二十万斤，运往登州，征集工匠，开设铸造局，铸造重型铁炮，终于在1841年秋铸造出8000斤大炮6门、6000斤大炮10门、2000斤大炮23门[7]。
第四，不断增置登州海防兵力。抵御外敌入侵，保卫山东海疆需要一支强大而又训练有素的军队。鸦片战争前期，山东海防兵力非常薄弱，因此，托浑布曾三次从山东腹地抽调陆军绿营兵力增援登州海防，择地守备。例如，当1840年7月定海陷落后，道光皇帝要求加强沿海防御力量，托浑布亲率内陆1000名陆军绿营兵赶赴登州，扩大海防兵力。
第五，利用民间力量加固海防。托浑布认为当地渔民世居海滨，早已适应气象多变得海滨环境，将他们募集起来加以训练以充实海防力量，不失为可行之策。因此，托浑布要求沿海各地方官组织团练募勇，以民众力量保卫海疆。例如在海防重镇的登州府：“分守城垣海岸，募雇乡勇一千六百名;巡哨洋面，募雇水勇三百名，渔筏一百只。”[8]托浑布派专人训练乡勇，并发给武器以增强他们的战斗能力，此外，托浑布对团练募勇实行一定的奖励政策，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凿沉一只三板赏银三百两，烧毁大夷船一只，赏银八百两……”[9]
三、托浑布登州海防政策评价
鸦片战争期间，托浑布在登州采取一系列海防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登州旧有海防体系，鼓舞了登州守军士气。但作为封建高级官员的托浑布，并未亲身体验过近代化军事战争的残酷性，对处在时代变革的世界缺乏清醒的认识。托浑布深受“陆防重于海防”消极军事思想影响，采取的怀柔避战、修筑沙堤、添铸火炮、增兵登州以及编练水勇等措施也只是对登州旧式海防体系的修补，不可能真正发挥出强大的海防功能。伴随着中国近代化的历程，登州海防要塞地位逐渐衰落。
参考文献：
[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鸦片战争第一历史史料Ⅱ[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2]清宣宗实录（卷337）[M]，北京：中华书局，1986。
[3]关康己，平夷录（卷二）[M]，节选自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十七辑[M]，台湾：文海出版社，1986。
[4]、[5]同[3]。
[6]、[7]山东省蓬莱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蓬莱市志（上册·第七编·军事）[M]，北京：方志出版社，2013。
[8] 、[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鸦片战争档案史料Ⅲ[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关键词】：托浑布;登州;海防;山东海防
1840年6月，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响彻在中国东部沿海的上空。作为中国蓝色国土防御的重要一环，山东海防陷入危机。时任山东巡抚的托浑布坐镇登州，积极筹办山东海防事宜。本文拟系统梳理托浑布登州海防各项政策，并尝试评价其海防政策。
一、登州历史发展概况
蓬莱，古时称登州，位于胶东半岛最北端，濒临黄、渤二海，北由庙岛群岛与辽东半岛相连接，形成京津锁钥之势，东与朝鲜半岛、日本群岛隔海相望，其地理位置极其重要。隋唐时期，登州港坐拥“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之先天区位优势，逐渐成为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出海口。北宋庆历二年（1042），朝廷依托丹崖山修建“刀鱼水寨”，以抵御辽军从海上袭扰。“刀鱼寨”因港内停泊的一种外形酷似刀鱼的浅海巡逻船而得名。洪武八年（1375），在北宋“刀鱼寨”的基础上环小海筑土城，改建通海孔道，万历二十四年（1596）于土城外侧甃砖，改画河河道绕城南、城东入海，形成护城河。清朝前期推行裁卫设县，瓦解登州卫所制度，仅有9营绿营兵驻防登州镇。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烟台取代登州被开辟为对外通商口岸，1881年清政府裁减山东登荣水师，仅留4艘旧式艇船巡防浅滩险港，随着北洋海军成军以及威海、旅顺两大军港的完工，登州港的海防要塞地位完全被烟台和威海取代。
二、托浑布登州海防政策
托浑布（1799—1843），博尔吉特氏，字安顿，号爱山，蒙古世族正蓝旗子弟。嘉庆二十四年（1819）高中三甲第八十三名进士，历任湖南安化湘潭知县，福州、漳州知府。因平定台湾张丙之乱有功，被晋升为广西左江兵备道，后改补福建督粮道。道光十七年（1837）升为直隶按察使，翌年改迁布政使，道光十九年（1839）任山东巡抚。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托浑布坐镇登州筹办山东海防。
第一，怀柔避战，化解危机。1840年9月16日，五艘英国军舰闯进登州外海域，以寻求物资补给。当时的登州海防力量极其薄弱，诚如湖广道监察御史焦友麟在道光二十年七月十二日上奏道光帝的奏折所言：“登州沿海炮台不下百余处，日久残圮，并不认真修筑，不过外加涂饰，适观而已。更有镇海炮位旧台，据水城之北，正当海口要害，土人呼曰‘望海楼’，近已渐就湮灭，移炮于府城北门，竟置于无用之地，亦不思修筑，以镇岩疆。”[1]此外，道光皇帝在鸦片战争初期曾提出“抚夷”之略，并宣谕托浑布：“倘该夷船驶至登郡，情词恭顺，即不必先开枪炮。”[2]希望尽快止息干戈。经再三权衡，托浑布遂选择怀柔之术，满足了英军补给要求。9月23日，英舰驶离登州洋面，登州暂时转危为安。
第二，修建海岸防御工事。托浑布命人在水城以东沿海滩涂地带修筑土城，以增强海岸防卫能力。他派人购买麻袋40000条运至登州，并以麻袋贮沙土，间段排练列，筑成沙堆，并于其间段空阔之处安放炮位。短期内建成了“大小沙堤共长二千二百三十二丈，高者三丈五尺，根宽六丈，顶宽八尺有奇;低者一、二丈不等，根宽三丈，顶宽五尺。”[3] 此外，基于“登州府城北面及附郭之水城东面女墙垛口较多，天桥口闸门、蓬莱阁檐头较高，恐沙堆不能偏护”[4]的现状，托浑布命人“发价购买棉被数千条运往登郡于沙堆所不及之处，障以棉被以遮炮击。”[5]
第三、添设海防火炮。鸦片战争前夕，登州沿海炮台废弛已极。因此，加固登州海防炮台，添铸火炮刻不容缓。一方面，整修旧有火炮，从山东各地搜集旧有火炮，挑选出仍能射击的火炮运抵登州以充实海岸防御力量，例如分别从济南调来1300斤、1000斤大炮各一门、车炮4门、隋车炮及耳炮8门、170余斤威远炮79门，自诸城调来600斤铜炮3门、400斤铜炮2门，自济宁调来180余斤威远炮33门[6]。另一方面，添铸新火炮。托浑布向道光皇帝奏准从正黄旗汉军炮营中选择深谙炮手兵6人前往山东教授铸造新式炮车;他派人去福建招募铸炮工匠赶赴登州指导并参与铸造重型火炮;他命人从山东各地购得生铁二十万斤，运往登州，征集工匠，开设铸造局，铸造重型铁炮，终于在1841年秋铸造出8000斤大炮6门、6000斤大炮10门、2000斤大炮23门[7]。
第四，不断增置登州海防兵力。抵御外敌入侵，保卫山东海疆需要一支强大而又训练有素的军队。鸦片战争前期，山东海防兵力非常薄弱，因此，托浑布曾三次从山东腹地抽调陆军绿营兵力增援登州海防，择地守备。例如，当1840年7月定海陷落后，道光皇帝要求加强沿海防御力量，托浑布亲率内陆1000名陆军绿营兵赶赴登州，扩大海防兵力。
第五，利用民间力量加固海防。托浑布认为当地渔民世居海滨，早已适应气象多变得海滨环境，将他们募集起来加以训练以充实海防力量，不失为可行之策。因此，托浑布要求沿海各地方官组织团练募勇，以民众力量保卫海疆。例如在海防重镇的登州府：“分守城垣海岸，募雇乡勇一千六百名;巡哨洋面，募雇水勇三百名，渔筏一百只。”[8]托浑布派专人训练乡勇，并发给武器以增强他们的战斗能力，此外，托浑布对团练募勇实行一定的奖励政策，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凿沉一只三板赏银三百两，烧毁大夷船一只，赏银八百两……”[9]
三、托浑布登州海防政策评价
鸦片战争期间，托浑布在登州采取一系列海防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登州旧有海防体系，鼓舞了登州守军士气。但作为封建高级官员的托浑布，并未亲身体验过近代化军事战争的残酷性，对处在时代变革的世界缺乏清醒的认识。托浑布深受“陆防重于海防”消极军事思想影响，采取的怀柔避战、修筑沙堤、添铸火炮、增兵登州以及编练水勇等措施也只是对登州旧式海防体系的修补，不可能真正发挥出强大的海防功能。伴随着中国近代化的历程，登州海防要塞地位逐渐衰落。
参考文献：
[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鸦片战争第一历史史料Ⅱ[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2]清宣宗实录（卷337）[M]，北京：中华书局，1986。
[3]关康己，平夷录（卷二）[M]，节选自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十七辑[M]，台湾：文海出版社，1986。
[4]、[5]同[3]。
[6]、[7]山东省蓬莱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蓬莱市志（上册·第七编·军事）[M]，北京：方志出版社，2013。
[8] 、[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鸦片战争档案史料Ⅲ[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